【教育资料】白居易与元白诗派学习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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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

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

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

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

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卷四）表面

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

趋则同。

第一节 唐代中期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诗歌创作

杜甫写实倾向的承传与时代风尚及民歌的影响张籍、王建的

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元稹的诗歌创作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

化的新思潮，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

乐府民歌那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

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杜甫晚年饱经战

乱，深入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苦难的优

秀篇什，如有名的 “三吏”、“三别”、《兵车行》、《彭衙

行》、《悲陈陶》、《哀江头》等即是。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

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

真实时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

力求通俗浅显。杜甫入蜀以后，这种倾向更得到新的发展，

有时直以方言俚语作诗，“朴野气象如画”（王嗣奭《杜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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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明人胡震亨引焦竑批评杜诗说：“杜公往往要到真

处、尽处，所以失之。”“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唐

音癸签》卷六）这些批评，正好反证了杜甫在打破精雅的古

典诗歌传统，将诗歌引向通俗、写实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杜甫诗中的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在与他同时或稍后的元

结、顾况、戴叔伦等人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和继承，

而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则有了强烈的回响。元稹、白居易

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白居易说得更为具体：“杜

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

《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

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这里，白居易将其全部注

意力都投向了杜甫的写实讽时之作，对于杜的其他作品以及

“不逮杜”的作家作品，则评价偏低，说明白居易继承杜甫

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除了注目于杜甫的诗歌

内容，还对杜诗的通俗化倾向寄予一瓣心香：“怜渠直道当

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当

时语”即当时民间的俗语言。在诗中使用“当时语”，既然

有老杜在前导源，则后继者便有了坚实的依据。于是，张籍、

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起而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

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白居易作诗甚至要求老妪能解

（释惠洪《冷斋夜话》），一时间蔚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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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王、元、白等人还自觉地

向民歌学习，写下了不少颇具民歌风味的歌诗。如张籍的《白

鼍鸣》、《云童行》、《春别曲》，王建的《神树词》、《古谣》、

《祝鹊》，白居易的《竹枝》、《杨柳枝》、《何满子》等，都

平实浅易，自然明快，充满乡土市井气息。白居易《杨柳枝

二十韵》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说明他是在

依当时新的曲调填词；《听弹湘妃怨》“似道萧萧郎不归”

句下自注：“江南新词云：‘暮雨萧萧郎不归’，

几乎是不加变动地将民歌原辞纳入诗中。此外，他们的乐府

诗创作，也受到来自民歌的不小影响，陈寅恪指出：“乐天

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

进当时民间之歌谣。……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

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

府》）这样一种接近民间取法民歌的群体性努力，反映了此

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而当这种自觉追求与

他们对杜诗写实倾向的自觉承传聚合一途，并受到尚俗时风

的强烈鼓荡时，自然而然便会迅猛发展，在诗坛形成轩然大

波。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有云：“诗到元

和体变新。”李肇《国史补·叙时文所尚》指出：元

和以后，诗章则“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由此

看来，诗歌的通俗化实在已是当时众人所趋的时代风尚了。

张籍、王建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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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王”。张籍（７６６？～８３０？），字文昌，苏州人。

贞元十五年（７９９）登进士第，曾任太常太祝，久未升迁，

长庆初，因韩愈推荐而为国子博士，后转水部员外郎、国子

司业，人称张水部或张司业。有《张司业集》，存诗四百馀

首。

张籍一生交游甚广，与同时诗人如王建、孟郊、韩愈、白居

易、元稹、刘禹锡等人都有交往，就在与韩愈关系最为密切。

但从性格上讲，张籍更近于白居易的平易通脱，而不同于韩

愈的激切峻刻。韩愈和白居易都有论张籍诗风的诗，韩称其

“古淡”（《醉赠张秘书》），白则称赏其讽谏之义：“尤工

乐府诗，举代少其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

张籍古乐府》）

张籍有乐府诗９０首，有古题，也有新题，取材非常广泛，

农民、樵夫、牧童、织妇、船工、兵士，都成了表现对象；

商人的奢侈牟利、官府的横征暴敛、战争的残酷破坏、边将

的邀宠无能，在诗中也有真切反映；但张籍乐府中写得最集

中、最深刻的，还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如《野老歌》：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

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牧橡实。西江贾客

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诗简略地勾勒了老农一年的苦辛，语极平实，却字字血泪。

官府的残酷、老农的凄苦、社会的不公，都从“化为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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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和“船中养犬长食肉”的对比中自然传达出来，不着意于

讽谕而讽谕之义已见。这正是张籍乐府之一特色。

张籍的乐府诗一般选题不大，都是些“俗人俗事”，但挖掘

甚深，往往由一人一事一语见出社会的缩影。如其《牧童词》

共十句，前八句写牧牛情景，盎然如画，末两句以牧童喝牛

之语说道：“牛牛食草莫相顾，官家截尔头上角！”平淡随

意中传达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官家对农民欺压掠

夺，连牛角都不放过；而牧童动辄用“官家”吓嘘牛，正说

明百姓们对统治者已是何等的恐畏和反感。又如《征妇怨》

借“夫死战场子在腹”来表现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促

促词》通过“家中姑老子复小，自执吴绡输税钱”的情景反

映农妇的艰辛及其对远行丈夫的思念，都是似浅实深的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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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

行人临发又开封。

一个“又开封”，与前句的“复恐”紧相关合，将“万重”

意绪无从表达又恐表达不尽的复杂心态婉转表现出来，耐人

寻味。宋人张戒说张藉诗“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思

深而语精”（《岁寒堂诗话》卷上），王安石评价张诗 “看

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都很

有见地。张籍的不少优秀诗作表面看来非常平易、本色，无

丝毫雕琢痕迹，但其中又确确实实融入了作者在布局造语上

的大量心血。只是所有这些功夫，在诗成之后都已浑化无迹

了。

王建（７６６？～？），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市）人。

出身寒微，初为官时已近五十。曾任县丞、太府寺丞等小官、

闲官，大和年间，官终陕州司马。有《王司马集》，存诗五

百馀首。

王建与张籍有同窗之谊，诗风也近似，所作古题乐府约三十

首，新题乐府１７５首，其中有不少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

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浓厚，如《田家行》：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

索索缲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

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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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写收获季节的农村场景和农家心境，极平和恬淡，洋溢着

一种愉悦气息。比起张籍《野老歌》中的“老农”来，这里

的农民生活要相对好一些，因为遇到了一个好年景，打下的

粮食、纺织的丝线虽不指望“入口复上身”，但交纳租税却

已足够。“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这就是农

民的唯一要求和希望。王建用质朴自然的诗句将这极微薄的

要求和希望表述出来，同时也将欢乐表层掩抑下的农民的悲

哀和忍耐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

王建与张籍虽都以写实见长，但王建诗往往更含蓄、更隐曲

一些。如《织锦曲》以精细的笔触描写织锦女劳作的艰辛，

结尾写道：“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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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清新可诵的篇章：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

人恨五更风。

王建和张籍的诗歌曾得到后世的广泛好评。明人高棅指出：

“大历以还，古声愈下。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

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

然有古歌谣之遗风。”（《唐音癸签》卷七引）清人翁方纲

也说：“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

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

之。”（《石洲诗话》卷二）可以说，在扭转大历风调，继

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将诗歌创作导向重写实、尚通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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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５３岁得暴疾卒于武昌任所。有

《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馀首。

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但他的“新题乐

府”却直接缘于李绅的启迪。元和四年（８０９），他读了

李绅写的２０首“新题乐府”后，写下１２首和诗。李绅的

原作今已无存，现只能从他的《悯农二首》等诗和元稹的和

作来推测其面目了。元稹的和诗虽都是写实之作，如《上阳

白发人》写宫女的幽禁之苦，《五弦弹》借“弦”与“贤”

的谐音，写任用贤才之事，《法曲》对 “胡音胡骑与胡妆，

五十年来竞纷泊”的习俗表示不满……，但其中不少篇章却

殊少情致，概念化倾向很强，且叙事繁乱，往往“一题涵括

数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题乐府》）。

比起上述新题乐府来，元稹于元和十二年（８１７）与刘猛、

李余相和，所作１９首《乐府古题》要好一些。这些作品或

“虽用古题，全无古意”，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词”，都

是“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乐府古题序》）的讽谕之作。

其中《织妇词》、《田家词》较具代表性。《织妇词》写织妇

为缴纳紧迫的租税而从事艰苦劳动，头白了还不能嫁人，以

至于羡慕檐前蜘蛛“能向虚空织网罗”。《田家词》反映了

农民生活的苦难：“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

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劚。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

足归卖屋。” 结尾更出之以反语：“愿官早胜仇早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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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在这些古题乐府中，

元稹改进了新题乐府的不足，每首只述一意，使得题旨集中

明确，多用三五七言相间杂的句式，甚至以１１字为句（如

《董逃行》“尔独不忆年年取我身上膏”），参差错落，稍

有风致。但就总体水平看，语言仍嫌滞涩，《人道短》诸篇

全出以议论，枯燥乏味。

元稹的代表作是写于元和十三年（８１８）的《连昌宫词》。

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

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诗的前半从“连昌宫中满宫竹，

岁久无人森似束”的荒凉景象写起，引出“宫中老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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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情致宛然，与《连昌宫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一位典型的才子型作家，元稹不仅性敏才高，而且风流

多情。他年轻时曾有过艳遇，创作了《莺莺传》传奇和《会

真诗三十韵》，此后又写下了大量艳情诗，内容多是对自身

经历的追忆，如《春晓》：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猧儿撼起钟声动，二十

年前晓寺情。

又如《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些小诗语言浅易，格调轻快，而又低回缱绻，一往情深。

另外，元稹曾在妻子韦丛死后写下不少悼亡诗，抒发哀思和

怀念，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遣悲怀三首》。这三首诗全是

对亡妻生前身后琐事的描摹，却寄寓着一种人生的至情，其

中一些诗句尤其饱含哀思，动人肺腑。如云：“昔日戏言身

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

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清人蘅塘

退士指出：“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

以浅近忽之。”（《唐诗三百首》）堪称的评。

在中唐诗坛，元稹与白居易交谊最深，二人曾写下了大量唱

和诗作，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我们将在第三节中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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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生平及其诗歌主张 讽谕诗与《新乐府》创作的得

与失

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

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

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

离的生活。贞元十六年（８００）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

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８０６），为应制举，

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

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

歌见解都有关联。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

学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

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

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

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

《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

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８１０），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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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

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

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

心理变化的佐证。元和十年（８１５），白居易回朝任太子

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

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

江西九江市）司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

言喻的。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

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一年，

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

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继位后，

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

（８２２），出刺杭州，此后又历任苏州刺史、秘书监、刑

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武宗会昌二年（８４２），

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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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

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

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

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

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

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

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

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

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

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

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

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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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

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

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

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

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

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

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

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

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

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

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

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

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

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

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

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

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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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

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

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

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

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

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

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百七十馀首，这些诗大都作于贬谪之

前，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

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观刈麦》是元和元年诗人为盩厔尉时写下的一篇较早的作

品，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中段细述农人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和“家田输税尽，拾此

充饥肠”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结束，

于真切自然的描写中见出“田家”的巨大不幸，作者的反躬

自责也显得分外深刻。他如《村民苦寒》前半写“北风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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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作品只是白居易讽谕诗的一小部分，但却大体展示了此

类诗作的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

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

露。这种反映和揭露，是有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中

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

首》其二），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

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

酷剥夺：“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

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

寒”。《歌舞》写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

醉暖脱重裘”的游乐，尾句出之以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

死囚”的激愤之语；《买花》通过一位“田舍翁”偶来买花

处的所见所感，发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痛切针

砭；《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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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宛如天壤之别的阶层：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

另一方则天灾人祸，竞至“人食人”！这鲜明的对比，很容

易使人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

《新乐府》五十首，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七年大体改定。

这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

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到王化、治乱、礼乐、任贤、时风、

边事、宫女诸多方面，但其中写得好而且有价值的，仍然是

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那些篇

章。如果将这些诗作与元稹的“新题乐府”作一对比，则其

成就显然高出许多。首先，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

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红

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秦吉了》，“哀冤民也”；《卖

炭翁》， “苦宫市也”……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

确，避免了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其二，不少篇章形

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以七字句，富有民歌咏叹情

调；在语言运用上，力避典雅的书面语，而用口头语或俗语

穿插其间，如《秦吉了》开篇这样写道：“秦吉了，出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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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安用噪噪闲言语！”用寓言形式进行讽刺批判，含蓄而

切当。其三，一些优秀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

如《上阳白发人》中间一段写那位白头宫女因被妒而“潜配

上阳宫”后的生活：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

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

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

深宫望秋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这段描写与《长恨歌》中唐明皇思念杨妃的一段描述颇为相

近。又如《井底引银瓶》中女主人公对少时生活情景的一段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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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乐府》五十首中，包容以上诸点而取得突出成就的，

应首推那篇批判宫市和宦官、为贫苦百姓鸣不平的《卖炭

翁》。这首诗借卖炭老翁由“伐薪烧炭” 到进城“卖炭”再

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

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

寒”两句尤为精警，先用 “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

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

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诗中未发一句议论，全用形象说话，

却发人沉思。此外，《新丰折臂翁》和《杜陵叟》也是以老

翁为表现对象的诗作，前者写一位６０年前为逃兵役而“偷

将大石捶折臂”的老人的不幸遭遇，借此对不义战争进行了

谴责；后者以沉重的笔触，描写了天灾人祸袭击下农村的凋

敝和农民的惨状，并借诗中人之口痛切呼喊：“剥我身上帛，

夺我口中粟，虐上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声

宏调激，带着强烈的批判。这两首诗就艺术成就来讲虽不及

《卖炭翁》，但在人物描写和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同样具有

不容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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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凑足五十篇之数而作，所以写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

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诗官》等，大都是

议论和说教的堆积。同时，由于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

作者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比起杜甫那

些深切体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蕴丰厚的乐府佳

作来，《新乐府》中不少作品确有一间之隔。其三，在语言

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于直露无隐，有时一件

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致使诗作不够精炼含蕴。

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

以至“时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在后世则

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白居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

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

（《寄唐生》）的勇气，对当时的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

斥和抨击，这一点，是永远值得人们钦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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