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人文社科领域出现了“西学东渐”的热潮，西方各种学术思想理论被引介到中国，甚至在多个社科领域引领了中国的研究思想与方法，其中文化研究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尤为显著，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研究著作的翻译，也出现了大量文化研究的实践。当然，学术翻译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然而翻译存在着诸多问题，辜正坤教授（1998）专门撰文，以十个外来的人文社科术语的误译带给中国学术的各种困扰，指出了术语翻译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笔者在中英文对照着研读西方的文化研究著作时发现，国内近三十年的一个热点术语——
—“大众文化”——
—在英文中居然对应着两个术语，分别是“Mass Culture”(“大众文化”）与“Popular Culture”(本文译为“民众文化”）。事实上，中国的文化研究学者陆扬(2001：1)曾表示，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他编译的《大众文化研究》的译文中没有作出任何区分，二者概念使用上的混淆造成了文化研究上的诸多误解、争论与不便。循此，本着陈民乐先生(1991：22)对学术翻译的期待与要求，即“翻译学术著作，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笔者以这两个术语为焦点，分别从语义与语用，术语出现的语境与立场、理论系脉与演进等面向的对比考量，以说明学术术语的翻译至少应考虑以上多个面向，方可确定其译文，方能避免今后使用与研究中的麻烦。
1.语义与语用面向
语义层面是翻译最基本的层面，通常包括理解上下文以确定词义和选择适当的词来进行表达，字典多是确定语义的主要参考工具。通过查阅字典，我们会发现“mass”与“popular”在语义层面上存在些许交叠与歧出。首先，如果单纯按照英汉字典对这两词的释义，二者语义具有重叠之处。根据国内较有权威的《英汉大字典》，“mass”作为修饰名词的形容词，有以下三种意义：“群众的，民众的，……普通的”、“”大量的，大规模的，大批的”和“整个的，总的”（陆谷孙2001：2023）。同样地，“popular”在该词典中也具有三种意义：“多数人喜爱的，大众化的，通俗的”、“得人心的；广受欢迎的”和“民众的，大众的”（2602）。比较这些释义，两词的意义的确有很多共通之处，均译为“大众的”，似乎也无可厚非。然而英文的释义，还需要查看英英字典，因为汉语的翻译或许会损失一些微妙的内涵意义。按照柯林斯字典的英文释义，当“mass”用作形容词修饰某物，意指“该物涉及到或影响了许多人”（Cobuild1997：480），由此可推导出“mass culture”是指影响到许多人的文化。如果采用翻译的简化原则，将之译为“大众文化”，也没有过错，但这种简化显然遮蔽了该释义中大众的被动性，即大众是被卷入的、被影响的，
学术术语翻译面面观：
以“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为例
张文瑜
黄豆的功效
（新疆工程学院基础部，乌鲁木齐830091）
摘要：文章以国内学术界对“Mass Culture”与“Popular Culture”均翻译为“大众文化”为例，从术语的语义与语用、提出的语境、学术立场，以及术语的相关理论等面向研究阐明：二者，作为学术术语，属于不同的理论脉络，具有不同
的研究重点和价值判断，因而学术术语的翻译本身应当是一种研究，应从以上几个面向考量以确定其译文。
关键词：大众文化；民众文化；语义与语用；语境与立场；理论演进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0823(2018)01-0062-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游记中的新疆形象与书写策略研究”（13XJJCZH002）；新疆工程学院博士启动项目“殖民旅行研究：跨域旅行书写的文化政治”（2016BQJ011812）
作者简介：张文瑜，新疆工程学院基础部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英美文学与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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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会产生此种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误解（国内学界确实存在这种想法）。与之相对照，“popular”一词作为形容词来描述某物时，有多个释义：“受欢迎的”“普通大众的”“普遍的”“（政治活动）民众的”（607），更多强调的是民众的反应、喜好或参与度。如此看来，二者虽然均与大众相关，但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前者中的大众具有有被动的意味，后者则是主动的。
此外，从语用层面上考量这两个词汇，其间的差异更显明确。所谓语用，主要是考察一词会引发的情感上的、文化上或政治上的联想，这与该词语义的演变历史有较大关系。根据著名文化研究者D. Morley（2005：208-09）对“mass”一词词义的历史追溯，该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早期，“只有做礼拜的意思。但在14世纪早期，它有了将各个部件组合在一起之意。到了15世纪，语义变得模糊，既指‘乱七八糟的一大堆东西’，也指‘某种可以被塑行的物体’。在17世纪，它指的是‘人类的大多数；一个国家或种族的主体’，在18世纪，用于指人类，尤其是‘聚集在狭小空间的一大群人’或者是‘丧失了个性特质的一群人’，”由此，这个词语更多地用于指物质实体，但用于指人时，其中心意思是指“个人个性特质的缺失”或人数的简单累加。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者更是将大众人（mass man)特指为“易受强力操控”的人。大众被看成是非理性的、易于控制的、受情感支配的无组织的群众，他们甚至“失去了人的个性和品质，无法言说自我，无法与他人交流，因为他们是零散的、孤独的原子，彼此间没有联系，亦没有差异”（Macdonald1957：69）。从对“大众”一词词义的界定与演进可以看出，大众引发的联想是孤立的个体，无法形成团队或社区，始终是松散的，亦是没有生命主动性的。至此，大众文化的命
名就标识出这一文化生产者的强大控制力，以及这一文化接受者的被动性和可操控性。换言之，大众文化是携带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抹杀民众个性、对民众进行统治的文化。
相较而言，“popular”一词的语义发展也有较长的历史，但其引发的联想没有太大的变化。根据文化研究学者J.Storey(2005：262-64)的考据，该词首先出现在15世纪，是一个法律术语，意为合法的，即人人可为的；16世纪时，具有了“人民”的意思，但主要特指普通大众。17世纪，该词具有了“广受接受或欢迎”之意，由此出现了“popular culture”这一说法，意为“广受人民大众喜爱的文化”。这一词作为学术
术语则出现在18世纪，主要是为了强调普通民众创造的文化，或曰“民间文化”，以强调这种文化源自人民。基于此，“popular culture”主要侧重于民众在这一文化中所扮演的，即使不是主导，也是参与的角色，更加关注普通民众对这种文化的接受程度。
单从语义与语用面向的比较，我们遽发现，两个英文术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有不同的内涵，激发起不同的联想，均译为“大众文化”实有不妥。当然，作为学术术语，我们仍需从它们被提出的语境与理论立场以及理论发展的脉络来考量，方可确定较为贴切的译文。
2.学术术语提出的语境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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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 culture”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文化批判思潮之中进入学术视野的，成为学术术语的，主要用以指商业利益驱动的、以大众娱乐消费为目的的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大众传播的典型产品，诸如电影、广播、电视、广告等。身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Adorno明确将这些特殊的文化商品的生产称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在《文化产业再思考》一文中，Adorno（1991：98)开门见山地指出了用“文化工业”一词的用意：“在《启蒙辩证法》手稿中，我们使用的是mass cul-ture一词，但后来又采用了‘文化工业’，其目的在于从一开始就把那种让文化工业的倡导者们乐于接受的解释排除在外，他们认为这种文化是由群众自发产生的，是通俗艺术的现代形式”。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其实就是“文化工业”，之所以采用后者是为了避免“大众”一词的模糊性，以避免人们产生这样的误解，即这种文化是从大众那里生发出来的。这段文字想要强调的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群众自发产生的文化，也不是当代流行的文化形式，而是资产阶级为大众消费而量身定做并生产出的文化产品。那么，阿多诺为何会批判这一文化呢？在他看来，大众文化的根本危险性在于将分离千年之久的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领域强行合在一起，既毁坏了高雅文化的思索效能，也毁坏了低俗文化的反叛性和抵抗性。由此，大众文化剥夺了民众的思考能力，消解了民众的反抗意识，社会控制得以成为铁板一块，牢不可破。如此看来，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这一术语，是带有激进的社会主义立场，从另一向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进而批判整个社会制度。
在二战中受到重创的英国则出现了与美国不同的学术实践环境，对Adorno所批判的大众文化采用了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因而用“popular”一词替代
领结
早开头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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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mass”，为这种文化赋予了一抹积极的人民的色彩。60年代英国政府极力倡导所谓的“中产阶级化”，即“阶级消失论”，以“富庶”“一致性”和“中产阶级化”为核心的战后新变化有效地遮蔽了战后阶级性问题，没有斗争、没有抵抗和工人阶级的“消失”使得左翼知识分子陷入困境，没有出路。因而以R.Williams和E.P.Thompson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将视野投向了历史书写之外的民众文化，再度打开抵抗和斗争的场域。Williams(2001：49)首先从通俗出版业发展的历史视角区分了“popular”一词互有分歧的三层意义：第一层“有传统的激进的‘为人民’的意义，但在资本化过程中由于经济上的限制和文化上的抑制”，将成千上万潜在读者感兴趣的因素都摒弃了；第二层是“一般化的政治态度和大众喜爱的内容，如犯罪、丑闻、罗曼司和体育运动”；最后，对市场的依赖。虽然这些意义层面使得民众文化与美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一致性：如，低等次的作品和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或是为迎合民众而降低标准以赚取利润，但Williams的界定更多地是从消费民众的视角进行的，不论这种文化是为人民考虑，以博得大众的喜爱，还是商业的考量，人民的反应都被列入首先考量的因素。由此，民众文化研究确定其切入点——
—民众的反应与接受，任何民众文化形式的生成和存在都离不开民众的选择与参与。Williams用popular取代了含有轻蔑之意的mass自有其深意。首先，Williams（1961：350）认为“将普通民众等同于‘mass’的这一说法是精英阶层有意识地、费尽心机创造出来了”。事实上，这种建构原则本身就包
含着权力关系。其次，他重视民众的能动性、价值取向和经历对文化创造的影响。这一民众文化研究的转向确立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基调：民众对文化的创造性和抵抗性，从而开启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新模式。
从语境与立场来看，我们发现“大众文化”所对应的两个英文命名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尽管其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大众文化研究依然是自上而下的研究，主要研究生产者，对大众文化持着否定态度，认为大众文化缺乏审美性，是主导意识形态的提供者，具有道德腐蚀性。这种研究者首先是站在精英的立场，构建了大众，强调了文化工业的收编力量之强大，作为失去了个性，无法构成社区的大众人只能乖乖接受且乐意享受，逃避思考。由此，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悲观无助的境地。而英国文化研究进行的民众文化转向则从民众文化是民众对官方文化的抵抗这一传统视角出发，以民众的个人喜好和价值取向会影响到文化形式的生成与发展为着眼点，将民众文化看作是民众抵抗收编的战场。基于不同语境的两种不同的命名，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切入点和不同的理论立场。
3.理论演进
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大众文化与民众文化分处于不同的理论谱系中，具有不同的发展演进历程，其间的差异尤为鲜明。Adorno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其实是针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方式的。他认为工人的工作时间被严格的时间作息表（timeta-ble)限定和约束，大众文化将工人的业余生活也组织起来，
强权不仅控制操纵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也主导了工人劳动之外的时间，工人阶级就会彻底失去抵抗的能力。此外，工业文化提供的即时快感剥夺了工人对自身社会处境的思考，取消了人们对任何可能替代当前社会现状的方案的思考，从而放弃任何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程式化的文化取代了鲜活的工人阶级生活文化，也消解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性，进而消除反抗力量。借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阿多诺再次批判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但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冷战格局形成，共产主义在美国严重受挫，是以，50年代之后的美国“大众文化”批判减弱了其政治锋芒。这一术语与文化现象30年代起，在美国掀起了长达15年的论辩，这场辩论也使大众文化的本质昭然若揭。辩论的核心人D.MacDonald（1957：59-60）不仅将大众文化定义为是“专供给市场的批发货”，还指出大众文化“像口香糖一样，其典型标志只不过是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的一种商品”。同时，他还就大众文化的本质，指出“大众文化是上面强加的，是商家雇佣技术人员编造的；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仅限于选择买还是不买……[是]利用大众的文化需求牟利或维护他们的阶级统治，[由此，大众文化]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工具”。作为商品的大众文化，会一再下降适应所有人，会朝着更加廉价和标准化的生产发展，最终会破坏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导致一种同质化文化。鉴于此，大多数学者将大众文化看做一场文化的灾难，认为大众文化会将二、三流的审美带入主导文化，由此使美国文化低俗化。虽然美国的大众文化批评者承继了阿多诺对大众文化低俗性的批判，但已然蜕去了后者的政治批判。
歌手李娜60年代，欧陆结构主义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如，法国理论家Roland Barthes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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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以具体的大众文化事例与现象揭示大众文化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工具和迎合大众的本质。他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批评最著名的是对流行杂志的封面画——
—一个黑人士兵对法兰西国旗敬礼所隐藏的意义：法国的威严，他族的臣服。通过列举分析了多种大众文化形式，Barthes（1991：108）强调大众文化在生产时就“预先设定某种表意意识，使得人们可以忽视材料本身而推导出这一意义”，却以自然的方式展现出来，给消费者制造了自我意指的假象。尽管Barthes用意识形态的理论批判了大众文化对人的麻痹和控制，使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再度涂抹上政治的色彩，但他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依然集中在大众文化的生产环节。
与大众文化研究相对照，英国对民众文化的研究则是日益政治化。Williams（1960：58）首先指出了文化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文化是总的生活方式”，“跟生产、做生意、政治、养家糊口一样，它是一种活动”。由此将文化分析和美学问题延伸到了日常生活，打破了文化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论调，更打破了文化是少数人创造的说法，普通民众成为想当然的文化创造者。随后，Stuart Hall在汲取了前者对民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将其作为抵抗与斗争的场域，开辟了青年亚文化研究和大众媒介研究两个研究领域。当Hall发现大众文化的主要接受者是青年时，便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受众群体——
—青少年为何消费？如何消费？他指导下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小组的成果恰恰表明：青年人正是通过对这些文化工业产品的挪用、戏仿、混搭、拼贴和重组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情感，张扬个人的思想的，这种“通过仪式的抵抗”（Hall&Jefferson1975)无疑将民众文化变成了抵抗主导意识形态的斗争场。青年人是通过民众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宣泄自己的感情，借用消费商品世界的物品，赋予它们新的意义，由此，民众文化成为青年抵抗主流文化的场域。
70年代，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更是为文化斗争理论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持，彰显出民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基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Hall撰写《编码与解码》，为大众媒介的受众研究确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Hall（1980：125-26）指出，不论是广播还是电视节目，都必须为某一话语和意义继续编码，而接受者在接受意义进行解码时，可自由选择是与主导-霸权符码相一致的理解，协商型解码，与主导-霸权符码相反的理解。这一编码解码理论赋予受众更多的主动性和抵抗主导意识形态的可能。循此，Morley开始分析观众对新闻节目《举国上下》的理解和反应，从实证的角度证明确实存在以上三种解码方式。这一受众研究展现了个人与文化工业产品的协商、挪用和抵抗，这种民族志的方法证明了强加于普通民众头上的文化产品灌输力量虽然强大，但它们无法控制民众的大脑，这些普通民众接收大众传媒时不是白屏一块，而是各取所需。虽然大众文化这种收编的力量很强大，但普通民众的反抗也是无所不在的。
从大众文化与民众文化的理论演进脉络可以看出，大众文化的研究路径更多地是研究文化工业本身，
冥纸从意识形态批评的视野考量大众文化生产的语言机制，没有深入到消费者的层面。研究者自身就带有伟大传统优于新兴文化的偏见，同时将这种新兴文化看作是统治者欺骗、安抚大众的工具，每一文化产品都浸淫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研究都没有考虑到消费主体或受众者的感受，将民众想当然地看作“空心人”或接收容器，只会毫无保留地吸纳。与之相反，美国学者所称的大众文化在英国迅速发展，英国的学者没有一味地批判这种文化对人的操控性，而是将其命名为“民众文化”，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自下而上进行研究，其立足点始终在于人，在于始终将民众文化看作“包含着抑制与抵抗的双向运动”（Hall1981：228），由此民众文化研究也是摇摆于抑制与反抗这一辩证的两级之间。Williams所开拓的研究疆域和方法在Hall主持工作时期更是硕果累累。也正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民众文化转向，将文化的位置提升到了与政治、经济同等重要要的第三维，凸显了普通民众对文化的能动性，将西方知识分子从精神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民众文化俨然成为文化研究分析各种文化力量之间斗争的重要场域，也成为知识分子对抗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突围。
通过从语义与语用、语境、立场与理论演进这些面向的比较与对照，我们发现，汉语的“大众文化”所对应的两个英文命名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命名的差异展现了不同的立场和研究视角：大众文化研究更多关注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将普通民众定位为被动的消费者，对主导文化全盘接纳的容器；而民众文化研究则聚焦于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认为民众不仅是文化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和公民，更多地强调了民众的参与力量，开启了政治、经济斗争之外的另一抵抗、斗争场域。同时，60年代的民众文化研究转向将民众文化看作斗争的场域，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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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国文化研究者的一次精神突围，更是开辟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研究路径，将民众文化看作一种统治力量与被统治力量的斗争场域，对民众在当今文化政策和公共社会关系所起作用的乐观的肯定。所以，大众文化与民众文化，作为学术术语，出现在不同的学术时代，具有不同的研究重点、价值判断和研究路径，表达了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和研究立场，是不能等同的，通译为“大众文化”既抹除了社会语境的差异，消解了知识分子对这一文化的不同立场，更遮蔽了始终贯彻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斗争传统。因而，学术术语译文的确定本身就应当是一种研究，不仅要考量其语义与语用，更要研究术语提出的语境与立场，以及理论发展，方能方便日后的使用，避免误解与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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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of Academic Term Translation:Focusing on the Translation of
‘Mass Culture’and‘Popular Culture’
ZHANG Wen-yu
（Basic Knowledge Department,Xinjia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Urumqi830091,China)
Absract：Taking the fact that both terms“Mass Culture”and“Popular culture”have been translated as“Da Zhong Wenhua”in Chine for a example,this paper analys their differences in three aspects such as mantic and pragmatic,context and position,theory,to claim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academic terms should be a study itlf and the above-mentioned aspect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ed.
Key words：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mantic and pragmatic；context and position；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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