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词典》初探
张西平
明清之际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学习汉语，这是当时以拉丁语为代表的欧洲语言系统与以汉字为代表的汉语语言系统的首次相遇，学术界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已经展开了初步的研究，1本文将对清初来华的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词典》一书做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万济国其人
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1627年10月4日生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1642年10月7日进入家乡的修道院。万济国的时代正是西方各国向东方扩张的时代，在这种扩张中，天主教的各个修会分别派传教士前来中国，1582年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ggieri, 1543-1607）进入中国内地肇庆，1579年西班牙藉的方济格会（Franciscan Order）传教士阿尔法罗（Petrus de Alfaro）到达广州；1586年道明会（Dominican Order）的传教士高琦（Angelo Cocchi）进入福建福安地区；1575年奥斯定（Augustinia Order）的传教士拉达（Martin Rada）和马里诺（Jerónie Marino）因配合明朝剿匪而进入中国。
“1632年（崇祯五年）在中国传教的西班牙传教士科齐（Angelus Cocchi）
1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卷），1930年；尹斌庸《<；西字奇迹>考》，《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第2期；尹斌庸《利玛窦等创造汉语拼写方案考证》，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一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姚小平《<；汉语经纬>与<；马氏文通>》，《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2期；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班立华执笔的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上下），大百科出版社，2003年；（西）弗郎西斯科·瓦罗着，姚小平、马又清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马西尼《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所编撰的汉语字典》，载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第334－348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姚小平《西方早期汉语研究再认识——17-19世纪西方汉语研究史简述》，载《21世纪中国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徐文堪《谈早期传教士与辞书编写》，《辞书研究》，2004年第5期；张西平等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理工学院，2005年；李真《<；汉语扎记>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贡献》，载《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第4期；龚缨晏等着《西人东来之后》（董海婴执笔的第2章），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杨慧玲《叶尊孝的<；汉字西译>与马礼逊的<；汉英词典>》，载《辞书研究》，2007年第1期；姚小平《早期汉外字典：梵蒂冈馆
2神父突然致函马尼拉，谓他唯一助手和同伴斯埃拉（Thomas Sierra）神父去世，急需人员前往中国
协助传教。”3 这样方济会的神父利安当（Antonio Caballero 或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又称“李安堂”）和道明会的黎玉范（Juan Bautista Morales）从菲律宾的马尼拉被派到了中国的福建。正是黎玉范在后来从中国返回罗马时4，回到了西班牙，将万济国招到了自己组织的到中国的传教团中。
万济国在福建的居留在清史文献中有记载，“康熙十年九月，礼部题称，准两广总督金光祖咨称，看得西洋任栗安当等，准部文，查内有通晓历法，起送来京，其不晓历法，即令各归本省本堂，除查将通晓历法之恩理格（日耳曼国人）、闵明我（意大理国人）二名送京，不晓历法之汪汝望（法兰西国人）等十九名送各本堂讫。又西洋人万济国（西班牙人）一名，系康熙十年三月内，准福建督臣刘斗咨，从福建驿送广州安置之人，不在栗安当等人数之内。据西洋人何大化（葡萄牙国人）具呈，随伊归福建省堂，应否令归该堂，相应请旨定夺者也等语到部。臣等查康熙九年内，据浙闽督臣刘兆麟，将流行西洋人万济国从福建福宁州地方盘获具题，臣部题复，驿送广州总督安置，其万济国原非福建居住之人，不便与何大化同归福建省堂，万济国应仍留香山墺可也。奉旨：何大化既愿带万济国住福建居住，准其住福建居住。钦此。”5
万济国在中国传教中明确地站在道明会和方济格会的反对耶稣会传教路线的立场上，他写下了著名的《辨斋》一书，此书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被在福州传教的耶稣会士李西满看到，李西满认为方济各会士万济国轻率地把中国天主教徒“祀孔祭祖”斥为“异端”，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的不尊重，这
样的看法一定会严重危害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于是，他自己写下了《辨斋参评》，在书中逐条反驳万济国。同时，李西满也发动福州士大夫教徒批判该书。先是参与校辑《口铎日抄》一书的福清教徒李九功的儿子李良爵作《〈辩祭〉参评》，对《辩祭》一书曲解“祀孔祭祖”的观点提出质疑。教徒严谟则是点名批评万济国，
2这里的“科齐”即上面讲的“高琦”。
3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中华书局，2006年，第113页。
4“当南明政权与清军载福安地区展开争斗时，福安的老传教士黎玉范已经从罗马返回马尼拉。他载马尼拉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准备返回福安。计划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另外三位多明我会传教士万济国、窦迪莫、马玛诺及一些方济格会士。”参阅张先清博士论文抽样本《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
“万老师摘《礼记》、《诗经》十数条，以证祭祖有来享，有求福。愚为考辨其原意不于求福之事……”6
1684年罗马教宗委派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陆方济任中国南区主教，随同带来了以后对中国“礼仪之争”产生重要影响的阎当。在福安地区陆方济收到了万济国等多明我会在福安的传教士的接待，1684年陆方济在福安的穆洋病故，万济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7
不久，礼仪之争在中国愈演愈烈，在杨光先教案期间传教士被集中到广州，1687年万济国病逝于广州。
二、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词典》简介
来华传教士最早开始编写字典的是罗明坚（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 ）合作而成的《葡汉辞典》，这部字典1588年11月被罗明坚带回罗马，1934年被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Pasquale D’Elia）所发现，2001年澳门基金会重新影印了这部字典的手稿。8此后不久，从太平洋进入中国南部的西班牙道明我会传教士在菲律宾和中国福建一带也编写了一些词典。9
春天诗句万济国在福建传教期间开始编写《华语官话词典》，1670年基本完成了这部词典的编撰，他自己在书的前言中说，他在编写《华语官话词典》时每天不离手的工具书就是《葡汉辞典》，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词典》并未出版，只是以手稿形式保留了下来。根据柯蔚南（W. South Coblin）的研究，万济国《华语官话词典》的手稿主要藏在四个图书馆：第一份手稿藏在柏林国家图书馆，编号：Libr. Sin. 29，这部手稿没有日期，手稿中夹有一些小的纸片，从纸片的手记来看是西班牙文，手稿共228页，手稿标题为：V ocabalario da Lengoa Mandarina。
第二份手稿藏在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为：Sol Sloan 3419。这份手稿上显示的日期是1695年，并注明《华语官话词典》被一名叫Thomas Hortiz（即
6严谟《辨斋》（早期抄本），载钟明旦、杜鼎克主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明清天主教文献》，第十一册，台湾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第46页。
7参阅张先清博士论文抽样本《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第62页。
8 Michel Ruggieri，Matteo Ricci，John W Witek，S.J.编《葡汉辞典》，澳门基金会，2001年。参阅杨福绵《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
9参阅马西尼《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所编撰的汉语字典》，载《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业主制
Tomás Ortiz, 1668-1742，OESA）的人所使用，Tomás Ortiz是1695－1708年在中国传教。这部手稿也没有序言，手稿共184张，标题是：V ocabalario da Lengoa Mandarina。
第三份手稿藏在梵蒂冈图书馆，藏书号：Borgia Cine 420。这份手稿有一个序言，时间表明是1670年，并说明是万济国所著，手稿共211页，在手稿的132页后有法文词汇，这说明这份手稿几易其手。
第四份手稿藏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馆（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编号：AMEP vol.1084，这份手稿有三页的西班牙文的改写本，也有一个序言。
《华语官话辞典》的基本结构是：全书的顺序按照从A-Z来排列；每一个词条是：西班牙语词汇罗马字母的中文发音注音，每个注音上都标出音调；在词条后列出数量不等的同义词词汇，或反义词词汇，或例句。例如，以Interjeccion （呀）开头的词条包括：
西班牙语罗马注音（含音调）汉语
奥巴马几岁了Interjeccion iā呀
a ñor iā gu chú’ 呀吾主
第三方评估este mas usa para escritura que para hablar（这是万济国对这个词汇做的一个说明，意思为：这样的用法在书面语中比在口语使用更多)珍禽异兽
万济国在序言中说“这里所收录的词语虽然都是口语的，但有的书面色彩也较浓，普通百姓、民间口语用词不是很多，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使用的。这类词下面都会划线做以标注。”10这样，万济国的这部辞典主要是书面语的官话辞典，这是这部字典的重要的特点，柯蔚南在他整理的序言中注意到了这点，他举例说明万济国的这样的编排思路。例如
合理的：hǒlì合理/lì chī tāng jěn理所当然/iùng tāng永当/tāng kǐkò当其可/lì chī sò ì理之所以。
柯蔚南认为“合理的”是书面语，在口语中就是“能站住脚的”，但万济国没有使用“能站住脚的”。这说明这部辞典主要是书面语的辞典。
在发音上，万济国明确地说“需要说明的是，在任何地方、任何人，没有谁能够说一口完全标准的官话，都或多或少地夹杂了本地的词汇和发音方法，即所
10W. South Coblin, Francisco Varo’s Glossary of the Mandrin Languag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Sankt
谓的‘乡谈’。为了方便那些从其它地方来的人，这里就不再修改一些词的发音了，因为这些词的发音都是选自中国的字典，根据南京话的发音的。”“为了说好汉语，我们应该留意中国人的发音。我在中国学说汉语期间，学习和模仿南京话讲得好的博学之才，因为南京话是官话，是中国其他语言的母语。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他们说官话，这并不代表他们都是有学识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来自南京、赣州或信丰，这些地方都是以南京话作为本土话的。北京话、山东话和标准的官话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这部辞典严格按照南京话编写。”11
在发音上，万济国大量引用了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体系。柯蔚南根据辞典对他所采用的语音系统做了很好的归纳：“以下音标是万济国编写的，括号中的部分有很高的语音学价值：
首字母中的辅音：
p[p] p’[p’] m[m] f[f] v[v]
t[t] t’[t’] n[n] l[l]
ch[ts] ch’[ts’] s,c[s]
ch[ts] ch’[ts’] x[s] j[z]
三线城市有哪些
k[k] k’[k’] g[ɡ] h[x] or[h]
go[vw] or[w]
最后的音节：
a[a] ia[ia] ua,oa[ua] ai[ai] iai[iai] uai,oai[uai] ao[au] iao,eao[iau] an[an] uan,oan[uan] ang[aɡ] iang,eang[iaɡ] uang,oang[uaɡ] ǎ[a?] iǎ[ia?] uǎ[ua?] i[i] in[in] ing[iɡ]
亲嘴u[u] ui[ui] un[yn,un] ung[uɡ] iung[iuɡ] ǔ[u?]
ul[e]
iü[y] iǚ[y?] ü[u]
打板球
e[e] ie[ie] iue[ye] uei,oei[uei] eu[eu] ieu[ieu] en[en] ien[ien] uen,oen[uen] iuen[yen] eng[eɡ] ě[e?] iě[ie?] uě,oě[ue?] iuě[ye?]
ě[e?] iě[ie?]
o[o] uo[uo] uon[uon] ǒ[o?] iǒ[io?]
11W. South Coblin, Francisco Varo’s Glossary of the Mandrin Languag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Sank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