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西书之于日本江户兰学的借鉴意义
□ 徐克伟
摘 要：江户中后期，日本学界兴起了一场借助荷兰语吸收西方科技知识文化的学术运动，即兰学。不少兰学作品，特别是幕府主导的翻译事业《厚生新编》，数次言及明清两代的汉译西书。本文以该作品为中心，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探讨汉译西书之于日本兰学的借鉴意义，以展现中日欧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汉译西书 兰学 《厚生新编》 翻译研究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313.36 doi: 10.19326/jki.2095-9257.2021.01.018
(1) 受篇幅所限，简要例举几份最具代表性且于后文未直接引述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国方面，如方豪、吴永贵等氏对汉译西书之于日本的历史作用或相关文献传播情况的把握，方豪：《中国在日欧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方豪六十自定集》（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123—146页；吴永贵、褚继红：《近世汉译西书在日本的流传》，《津图学刊》1996年第3期，第123—131页；日本方面的研究颇多且更为具体，集中在地理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前者有荒川清秀（Arakawa Kiyohide ）的梳理可供检阅（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东京：白帝社，1997年，
第23—38页），后者可参阅小林氏的研究成果（小林龙彦[Kobayashi Tatsuhiko]著，董杰等译：《德川日本对汉译西洋历算书的受容》，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欧美学界的相关探讨如坂西志保（Shio Sakanishi ，1896—1976）、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 ，1922—2019）等对汉译西书在日遭禁、政令缓解的论文和专著：Shio Sakanishi, “Prohibition of Import of Certain Chine Books and the Policy of the Edo Govern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7. 3 (1937): 290—303; Donald Keene, The Japane Discovery of Europe, 1720—183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56—172.
(2) 中山茂：《关于耶稣会士贡献的评价》，伊东俊太郎（Itō Shuntarō）、村上阳一郎（Murakami Yōichirō）编《讲座科学史4：日本科学史的射程》，东京：培风社，1989年，第213页。
(3) G. B. Sans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A Study in the Interaction of European and Asiatic Cultures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 pp. 203—204.引 言关于汉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海内外学界早有探讨，且成果丰硕。(1)大体如中山茂（Nakayama Shigeru ，1928—2014）所指出的那样，江户中后期的兰学——借助荷兰语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学术运动——勃兴之前，日本学人对西方知识的摄取主要是通过耶稣会士的汉文著述及其衍生作品实现的。(2)不过，亦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汉译西书阻碍了日本学者对西文原典的涉猎。(3)涉猎原典更多受文献流通、外语水平等因素制约，实在难以开罪于汉译西书，但我们还是不禁要问：汉译西书在日本的广泛阅读，
只是因为当时的学者无法直接阅读西语文献，还是有别的原因？如果说汉译西书曾是其获取西方信息的主要渠道，那么随着兰学的展开，江户学者接触并逐渐译介西语文献，是否就不再需要汉译西书所承载的相关知识？倘若需要，具体参考利用的是哪些内容？如果不再需要，究竟又发生了怎样的历史变化？诸如此类颇具学术价值的基础问题，很有必要予以深入探究。
如果将1774年问世的《解体新书》看作兰学成熟的起点，或不难理解其中对汉译西书相关作
品的参考：(1)起始阶段，或可以简单归因为学术习惯所致。但是随着兰学的深入展开，乃至幕府组织翻译的百科全书《厚生新编》（1811—1845）仍有对汉译西书名著《职方外纪》的“引用参看”，研究者慨叹内容“丰富多彩”之余，也为我们留
下了继续挖掘并深入探讨的空间。(2)
作为官方翻译事业的《厚生新编》，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兰学家十余名，历时三十余载，完成译稿达百卷，可谓明治前日本西书翻译的集大成之作。(3)虽然该翻译事业最终未能完成，在当时亦(1) 杉本孜（Sugimoto Tsutomu ）：《近代日中言语交渉史序说：以方以智〈物理小识〉为中心》，《国文学解释与鉴赏》1991年第56卷第1号，第186—204页；陶惠宁：《论〈重订解体新书〉所引〈物理小识〉》，《日本医史学杂志》2001年第
47卷3 号，第508—509页；陶惠宁：《〈重订解体新书〉所引中国书籍之研究：〈医学原始〉与〈物理小识〉》，《日本医史学会》2002年第48号，第155—174页。
(2) 杉本孜：《江户时代西洋百科事典：〈厚生新编〉研究》，东京：雄山阁出版，1998年，第73页。
(3) 板泽武雄（Itazawa Takeo ）：《厚生新编译述考》，《史学杂志》1932年第43卷第8号，第949页。
(4) 木村阳二郎（Kimura Yōjirō）：《生物学史论集》，东京：八坂书房，1987年，第141—142页。(5) 1828年，马礼逊所纂《华英字典》传入日本，很快便进入宇田川榕庵等译者的视野中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学界在这方面已有颇多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有国内学者邢鑫的梳理与探讨可供参考；邢鑫：《多识草木：日本
近世博物学传统及其转化》，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哲学系，2017年，第130—134页。另外，《厚生新编》中还参考了汉译西书影响下中国学者所撰著述，如《物理小识》（1664）等西学作品，即衍生品，亦可视为广义上的汉译西书，受篇幅所限，只得割爱，未纳入本次考察范围。
未获出版，但相关知识确已通过抄本与主力译校者的作品流传开来。(4)本文以该作品为中心，调研汉译西书相关典籍的具体使用状况，以窥其在日本江户兰学展开之际具有的借鉴意义。
一、参考概况
在《厚生新编》译稿中，计有“龙脑”“椰子”等七项词条明确言及汉译西书相关内容。为方便论述，特制表1如下：
表1 《厚生新编》所参引汉译西书相关知识简表
词 条卷 次译校者参引作品
西洋绵纸抄造法23大槻玄泽（Ōstuki Gentaku ，1757—1827）、宇田川玄真（Utagawa
Genshin ，1769—1834）译校《职方外纪·欧罗巴总说》龙脑25同上《职方外纪·渤泥》椰子27同上《职方外纪·印弟亚》元行37同上《空际格致·元行》脑筋急转弯及答案
猫41宇田川榕庵（Utagawa Yōan ，1798—1846）译、宇田川玄真校《职方外纪·利未亚总说》吐绶鸡43同上《坤舆图说·亚墨利加州
白露国》
诸药蒸馏法续稿10大槻玄泽、宇田川玄真译校《泰西水法·药露》
注： 译稿今藏于日本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葵文库（江户幕府藏书，该稿本网络链接syokan.pref.shizuoka.jp/
digital-library/detail?tilcod=0000000031-SZK0000088，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0月19日），经后人整理分别于1937年、1978年出版了活字本一册（70卷）、影印本五册（前四册计70卷，第五册为后发现的32卷，被编作续稿）。本表即据稿本、活字本、影印本制作而成，具体页码及出版信息详见后文具体论述部分。
据表1不难发现，共言及《职方外纪》等作品四部，相关知识点七处，涵盖地理、化学、生物学等方面，所涉作品均出自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之手，未涉及清末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等汉译作品。(5)就译校者而言，虽然仅有大槻玄泽、宇田川玄真、宇田川
榕庵等三人，但是均系《厚生新编》翻译事业乃至兰学发展史各阶段的主导力量与核心人物。(1)下文将按照所涉文献及其性质，具体考察相关知识的参考情况，以思考其作用或局限。二、《职方外纪》与《坤舆图说》在《厚生新编》中，被言及最多的汉译西书为地理学著作《职方外纪》（1623），共四处。《职方外纪》系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在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及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 ，1575— 1620）著述基础上编译，杨廷筠（1562—1627）润色而成。其中，第一处见于“西洋绵纸抄造法”的按语中。顾名思义，译文主要为造
生日邀请短信纸术相关内容，据荷兰语本词条“PAPIJER ”译出。(2)其中关于西方造纸问题，译者有如下按语：西洋纸利诺云云，偶见于《职方外记》。原书之全文，“欧罗巴总论”有云：“有苎蔴之类，名利诺者，为布。绝细而坚，轻而滑，大胜棉布，敝则可捣为纸。极坚韧，今西洋纸率此物。”按“利诺”者，“lin ī”之音译字也。自此取丝作布，彼曰“linen ”又“linen jute ”即棉布也。西方以敝布作棉纸事，明季(1) 《江户时代西洋百科事典：〈厚生新编〉研究》，第92—96页。
(2) 日译所据荷兰语底本问世于1778年，译稿有1937年活字本和1978年影印本，Noel Chomel & De Chalmot, Algemeen Huishoudelijk, Natuur, Zedekundig, en Konst Woordenboek , V ol. 5. Leyden & Leeuwarden: Joh. Le Mair & De Chalmot, 1778, pp. 2580—2588；贞松修藏（Sadamatsu ）编：《厚生新编》，静冈：厚生新编刊行会，1937年，第279—284页；肖梅尔（Noel Chomel ）著，马场贞由（Baba Sadayoshi ）、大槻玄泽等译：《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2册），东京：恒和出版，1978年，第109—126页。
(3) 原文为日语，笔者自译，以下皆然。原文作“西洋帋利諾云々こは職方外記にて偶々見たりと覺ゆ。原書の全文は歐羅
巴總論云。有苧麻之類。名利諾者。為布。絶細而堅。軽而滑。大勝綿布。敝則可搗為帋。極堅韌。今西洋帋。率此物とあり、按に利諾は「リニー」の音譯字也。これより取りたる糸にて布を作りし
を「リンネン」又「リンネグート」と彼にいふ卽ち棉布也。西方敝布をもて作れる棉の帋こと既に明季に傳訳あり。”《厚生新编》，第281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2册），第116页。
(4) 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7—68页。(5) Chomel & Chalmot, op.cit., V ol. 1, p. 265；《厚生新编》，第319—324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2册），第250—264页。
(6) 原文作“されは明末清初漢人の譯書中にも渤泥出片腦極て佳なりといひ。又清人の一譯書に龍腦産地數名を擧るの中
に溺泥を以て其第一とも見へたり。これらに由つて是を考れは羯婆羅は渤泥嶋呼ふ所の原名なるへく（中略）乃ち近世明人坤輿総界の諸譯書中にもいふ所の渤泥と同しかるへく、唯其譯字を異にするのみなり。”《厚生新编》，第322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2册），第259页。
芹菜炒肉丝的做法(7) 《职方外纪校释》，第62页。
石斛花功效既有传译。(3)
因为译文内容论及西方造纸，所以译者引用了《职方外记（纪）·欧罗巴总论（说）》（卷二）以破布造纸的论述，(4)并指出所谓“利诺”即“linī”
之音译，明末已有译介。
第二处见于“龙脑”（CAMFER ）：(5)
又明末清初汉人译书中亦曰“渤泥出片脑极佳”。又清人一译书举龙脑产地数名，以渤泥为第一。由此等考之，羯婆罗应为渤泥岛原名……与近世明人坤舆总界之诸译书中言之渤泥相同，唯其译字异也。(6)龙脑，在传统本草学中名为“羯婆罗香”（Camphora ）。为探明龙脑产地，先是引“明末清
初汉人之译书亦曰‘渤泥出片脑极佳’”，即艾氏于卷一“渤泥”中所论：“渤泥岛在赤道下。出片脑极佳”；(7)又引列举龙脑产地数种且以渤泥为首的“清人之一译书”。遗憾的是，这里所指具体
何书，尚难以确定；“羯婆罗”［婆罗］即“渤泥”（Borneo ）原名。至于文末所谓“明人坤舆总界之诸译书”，因未言明，难以判定都有哪些作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所指应为于明末绘制完成并传入日本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坤舆万国全图》（1602）及此处业已确认的《职方外纪》等地理学作品中所载世界地图。
后两处的引用则较为简短。其中，第三处见于“椰子”（COCOS-NOOT ）。(1)仅在译文中论及椰树造
福印度民众时，引述卷一“印弟亚”部分关于椰树在印度的利用情况：“种一木而一室之利毕赖［之］焉［矣］”(2)。第四处见于“猫”（KATTEN ），(3)译者引卷三“利未亚总说”中“利［未］亚国百兽相合辄产奇怪”，以印证译文所言两头八足的猫崽。(4)
另一部地理学作品《坤舆图说》（1674），由明末清初在华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处女男和金牛女
Verbiest ，1623—1688）撰述，所论地理知识“大致与艾儒略《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亦时有详略异同”(5)。该书相关内容的引述见于词条“吐绶鸡”（KALKOEN ）。(6)对于译文所论吐绶鸡不易饲养，因原产热带，雏鸡容易冻伤，译者言道：“榕按，《坤舆外记》云‘生子之后，不甚爱养，须人照管方得存活，是也’”。(7)榕，即译者宇田川榕庵，所谓《坤舆外记》为南怀仁另一地理学作品，但从所引内容来看，应出自《坤舆图说》卷下“异物图”中“吐绶鸡”的文字说明“亚墨利加州白露国产吐绶鸡……方得存活”。(8)或因两作品名称、内容相似，以致产生了混淆。这种混淆却也反映出宇田川榕庵对这两种作品均有所了解。无论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还是南怀仁的(1) Chomel & Chalmot, op.cit., V ol. 1, pp. 397—398；《厚生新编》，第348—350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2册），第349—352页。(2) 《厚生新编》，第349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2册），第352页；《职方外纪校释》，第40页。
(3) Chomel & Chalmot, op.cit., V ol. 3, pp. 1455—1459；《厚生新编》，第512—513页；《静冈县立
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3册），第152—157页。(4) 《厚生新编》，第512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3册），第155页；《职方外纪校释》，第40页。(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坤舆图说二卷》，见南怀仁著，王云五主编《坤舆图说及其他一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
77777(6) Chomel & Chalmot, op.cit., V ol. 1, pp. 397—398；《厚生新编》，第528— 530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
3册），第226—234页。(7) 原文作“榕按に坤輿外记に生子之後不甚愛養須人照管方得存活と云是なり。”《厚生新编》，第529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3册），第229页。
(8) 《坤舆图说及其他一种》
，第198页。(9) 鲇泽信太郎（Ayusawa Shintarō）：《论江户时代世界地理学史上的〈职方外纪〉》，《地球》1935年第24卷第2号，第117—134页；鲇泽信太郎：《论南怀仁〈坤舆图说〉与〈坤舆外记〉：特别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地球》1937年第27卷第6号，第426—433页。
(10) Chomel & Chalmot, op.cit., V ol. 1, pp. 617—619；《厚生新编》，第454—456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2册），第789—795页。《坤舆图说》《坤舆外记》很早便传入日本，
并对当时的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此，学界早有考证，无需多言。(9)但值得注意的是，译者的参考方式呈现一定的变化。虽然四则内容均系对译文内容的辨析，但前两条所言及的西方造纸术、龙脑产地辨析，均或多或少涉及传统知识，后两条则仅仅为佐证译文内容而只言片语地引用相关内容。三、《空际格致》
对《空际格致》的参考见于译自“ELEMENTEN ”之“元行”译文前的按语中：(10)
按汉土振古有五行之目，西域从古论立四元行……西洋欧罗巴地方古来亦同。尝入汉地名高一志之人格致书四元行论之“行之名义”曰：行者，纯体也，乃所分不成他品之物，惟能生成杂物之诸品也。所谓纯体者，何也？谓一性之体，无他行之杂也。盖天下万物，有纯杂之别。纯者，即土、水、气、火四行也。杂者有五品云云。自此逐条《行之数》《金木不得为元行》《行之序》《行之形》《行之厚》等极详密尽辨。本条载所定此四行，余渐渐举分数行诸说，读之先辨振古
以来之四元行论。其细分之理义难得辨，本
说之始附高氏译言尔。(1)明末，西方的四元素概念（土、水、气、火）随来华传教士流入中国，被译作“元行”。其中，以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一名王丰肃，Alfonso Vagnoni ，1566—1640）所著《空际格致》（1624—1638年间某一时期）最为精详。“元行”的译名及其相关论述亦在《厚生新编》中得到了继承。从上述的引文不难看出，译者在简要叙述了中国的“五行”说（木、火、土、金、水）与印
度的“四大”说（地、水、火、风）后，便详细引用了《空际格致》中的“元行”概念（卷上之“行之名义”），并历数该书后文内容，《行之数》《问金木为元行否》《行之序》《行之形》《行之厚》等章节目录。译者认为，高一志的论说极其详密，希望读者借此明确西方自古以来的四元素说，以便理解元素概念的发展变化。元素说的近代化问题，可参阅相关学者的考察，(2)而《空际格致》在日本的传播，学界亦有探讨，无须赘言。(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译者这里的引用并非简单的原文照抄，而是既有对原文的引用，亦有对整体内容的归纳概括。四、《泰西水法》《泰西水法》（1612）是明末的西方水利学(1) 原文作“按漢土振古五行の目あり。西域は従古論を四行に立つ。（中略）西洋歐邏巴地方古來亦同じ。嘗て漢地に入枕头枕芯
りし高一志と云ふ。人の格知書四元行論行之名義曰。行者純體也。乃所分不成他品之物惟能生成雜物之諸品也。所謂純體者何也。謂一性之體無他行之雜也。葢天下萬物有純雜之別。純者卽土水氣火四行也。雜者有五品云云。自此逐條行之數。金木不得爲元行。行之序。行之形。行之厚。等極て詳密に辨じ盡せり。本條載する所はこの四行に定めたるの餘漸々數行に分ちたる諸説を擧て讀むもの先づ振古以來の四元行の論を辨へずしては其細分の理義は得辨へがたしと。本説のはじめに此高氏譯言を附すると爾り。”《厚生新编》，第455页；《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2册），第789页。
(2) 吉野政治（Yoshino Masaharu ）：《“元素”一词：从东洋自然哲学到西洋近代科学》，《社
作文写一种小动物女子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纪要》2013年第30卷，第182—194页。
(3) 陈广宏著，伴俊典译：《关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空际格致〉》，《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8卷，第1—23页。(4) 鲇泽信太郎（Ayusawa Shintarō）：《熊三拔〈泰西水法〉及其传来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编《东洋史学论集》（第3册），东京：不昧堂书店，1954年，第1—12页；铃木武雄（Suzuki Takeo ）：《锁国下基督教禁书〈泰
西水法〉传来与流布》，《数理解析研究所讲究录》2012年第1787卷，第116—126页。
(5) Chomel & Chalmot, op.cit., V ol. 1, pp. 495—516；《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5册），第257—281页。从内容关联性上来看，续稿卷10（诸药蒸馏法）、续稿卷11（之二）即前70卷中的欠本第31、32卷，与第33卷（之三、四、
五）均译自“DISTILLATIE ”。
(6) 《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5册），第258页；熊三拔撰说，徐光启笔记，席世臣校正：《泰西水法·序》（卷4），上海：扫叶山房（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1612年，第4b 页。
(7) 《静冈县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厚生新编》（第5册），第258—262页；《泰西水法》，卷4，第4b —7a 页；卷6，第10a 页。著作，由耶稣会士熊三拔口述、徐光启（1562—1633）笔录、席世臣（生卒
年不详）校订，后收录在《天学初函》（1628年刊行）以及《农政全书》（1638年刊，第19卷）中。关于该书在日本的传播，学界已多有讨论，不复赘言。(4)而相关内容出现于“DISTILLATIE ”译出的续稿卷十“诸药蒸馏法”。(5)与以上各处明显不同的是，按语不但首尾皆有，而且引文篇幅较长。
在译文前的按语中，译者介绍了传入日本的蒸馏法。我们据此了解到，蒸馏法在当时的日本俗称“蒸露罐法式”，即根据蒸馏时所使用的器皿命名；而关于这种器皿，《泰西水法》等译作“牟”或“蒸镏（馏）”，并引“药露”之定义“凡诸药草木果蓏谷菜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鲜物料，依法蒸馏得水，名之为露”释说“此唯蒸馏具有水性诸药草木果瓜，得露水之法也。”(6)
玄泽、玄真发现，其所生活的时代距《泰西水法》问世已有210余年，蒸馏法于西方世界的成熟完善可想而知，故又大篇幅地全文抄引其卷四所论“以水治病其法有二：第一温泉，第二药露”之“第二药露”所论以及蒸馏器皿的图画
“药露诸器图”。(7)对此，译者解释道：
是于明季传其法一端也。其传法可谓颇
译得。但说消化、饮食、传变之理，译者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