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都市区就业—居住空间结构及特征研究
刘碧寒1，沈凡卜2
（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518055；2.美国BNIM 建筑事务所，美国堪萨斯市64105）账实核对
A STUDY 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
STRUCTURE IN BEIJING LIU Bi-han 1,SHEN Fan-bu 2
神州11(1.Shenzhen Graduate School,Peking University,Shenzhen 518055,China;
2.BNIM Architects,Kansas 64105,USA)
Abstract:This paper provides a ca study of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locations.With data from the cond national census of basic units of Beijing and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of Beijing,the authors construct geography data ba on the platform of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software so as to reve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employment and living sites.Bad on that,they identify employment centers and living centers,aiming at evaluating the local balance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sites.According to different dividi
ng standards,9high-density employment centers,4employment sub-centers and 6employment intensive areas are identified with tools of grid analysis in GIS.The driving forces of the employment centers are complicated,but urban plan and the allocation of large scale corporations,industrial parks and government offices might exert a tremendous influence.Despite of lack of accurate living sites data,the authors have taken data of streets from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of Beijing instead to identify residential centers.12high-density residential centers in inner city,4residential sub-centers in suburbs and 6residential sub-centers in outer suburbs are picked out respectively.The residen-tial spatial structure is affected greatly by living suburbanization and land transfer market.Conclusion comes that employment centers are more concentrated than residential centers in inner city,and the employment centers are parated from residential centers to a great extent.When coming to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wo functions,the authors adopt index of jobs-housing balance to evaluate the local balance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sites.Jobs are surplus compared to local living workers in inner city and residents are surplus compared with loc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surrounding area.Index of jobs-housing balance goes down along with rising distances away from urban center.Both on district scale and street scale,spatial structures come into imbalance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residential sites,which has been a highlighted fea-ture for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Key words:jobs-housing balance;balance index;employment center;living center
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4-0040-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71076）
作者简介：刘碧寒（1987—），女，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 ：liubihan623@pku.edu 。收稿日期：2010-09-15；修订日期：2011-03-08手机令牌
提要：近二十年来，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国许多大城市的就业—居住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研究以北京都市区为例，建立北京都市区就业—居住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运用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北京就业—居住空间关系进行多尺度分析，在界定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的基础上，
评价北京都市区的就业与居住平衡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就业—居住分离是当今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
关键词：就业—居住平衡；平衡指数；就业中心；居住中心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
2011年第4期总第120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中国许多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位大院的逐渐解体、人口及住宅的不断外迁、产业的转移和置换，都使得城市各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生了转变。在以集聚经济为代表的集聚力和通勤成本为代表的分散力的作用下，城市呈现出单中心或多中心的复杂形态。作为城市功能的基本要素，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成为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就业—居住空间结构的研究回顾
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就从生态学的视角对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得出同心圆模型、扇形模型和多中心模型三种城市空间结构类型，随后的行为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对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大量不同视角的研究。
1.1欧美就业—居住空间结构的研究历程
居住空间分布是反映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形式，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内部人口分布、居住空间的地价竞租、个体迁居行为、居住分异与社会公平等。具有代表性的有克拉克（Clark）的城市内部人口密度模型[1]；布隆梅尔（Brummell）的综合迁居行为模型[2]；阿隆索（Alonso）[3]、姆斯（R Muth）[
4]和米尔斯（Mills）[5]的单中心城市假设下的居住空间决定模型（AMM模型）等。这些模型以不同的视角对城市内部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分析，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城市居住空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机制。
与反映夜间城市人口分布的居住空间不同，就业空间布局能更好地反映城市居民白天的工作活动状况，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就业单中心是许多中小城市的一般空间形态，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就业次中心（Employment Subcenter）”不断涌现，许多大城市朝着“多中心城市（Polycentricity）”的空间形态演变。麦克米伦（McMillen）和麦克唐纳（McDonald）认为，城市就业中心的本质在于它是否是经济活动中各种要素流（特别是信息流）的节点，以及它是否对周边的就业、人口和住房（土地）价格有足够的主导能力[6]。麦克米伦（McMillen）和史密斯（Smith）认为多中心的城市结构融合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优点，就业次中心不仅可以导致次中心当地的人口密度和房地产市场的增长，而且可以为集聚经济提供比CBD更低的薪水和地价[7]。从麦克唐纳（McDonald）[8]开始，学者们利用就业人口的空间数据，从就业密度和就业总量两方面对就业次中心进行判定，界定出亚特兰大、巴尔的摩—华盛顿、休斯敦、波士顿、印第安纳波利斯、洛杉矶[9]等美国许多大都市区的次级就业中心。
虽然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形态各自得到了大量经验和实证的研究，但二者的平衡关系却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才引起学者的注意。随着企业及其提供的就业机会在城市中心区不断集聚、人口及住宅不断外迁，
职住过度分离、长距离通勤和交通拥堵等现象在全球许多大城市内部出现。致力于建设紧凑城市、引导土地混合利用、减少私家车出行的“精明增长”规划理念倡导就业和居住在空间上相互接近，引发了就业—
班级常规管理居住平衡研究的热潮。
职住平衡的基本内涵是指在某一给定的区域范围内，居民中劳动者数量和就业岗位数量大致相等，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通勤交通采用步行、自行车或其他非机动方式，有利于减少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10]。塞维罗（Cervero）认为，在给定的地域范围内，就业岗位的数量与家庭的数量之比在0.8—1.2之间即是平衡的，此为平衡度（Balance）的测量[11]；托马斯（Thomas）修正了塞维罗的单职工家庭假设，采用“独立指数（Independence Index）”，即给定地域内居住并工作的人数与到外部工作的人数之比进行测量，被称为自足性（Self-containment）的测量[12]。虽然对职住平衡是否能够有效减少交通通勤流量的政策效果还存在争议[13-15]，但研究大城市内部是否出现了职住过度分离的现象，及其可能对城市交通造成何种影响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2国内就业—居住平衡研究
相比之下，国内对居住空间布局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就业空间布局及就业—居住空间结构的研究则较少。居住空间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居住用地扩展[16]、居住空间分异[17]、住宅郊区化[18]、迁
居及住房选择偏好[19]等。以此为基础，学者们开始探索城市内部的就业与居住平衡关系。周一星，吴国兵等人从郊区化的视角，认为就业和居住在市场作用下开始分离并向新的空间结构发展。许多大城市开始进入郊区化的发展阶段，人口与产业的郊区化现象成为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最新特征[20,21]。郑思齐等基于就业与居住空间关系的城市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了城市发展中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匹配问题，并结合中国现状提出研究前景和方向[22]。宋金平等人认为产业郊区化与居住郊区化并不同步，职住分离造成了就业空间错位[23]。周素红、闫小培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24]。
国内学者研究就业—居住空间关系的难点在于就业数据的获取，通常采用的数据获取方法有两种：利用区县尺度的就业数据进行职住平衡分析，反映人口通勤的宏观流向趋势；发放调查问卷，进行微观个体研究，反映某一区域内就业居住的空间关系。区县尺度的就业数据虽可以反映城市宏观情况，但精度较差，很难突出职住平衡有特色的街道；调查问卷在反映城市整体的职住平衡关系上还有欠缺。本研究基于北京市2001年单位普查的数据，全面掌握北京12个区县242个街道的就业和居住空间数据，在甄别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的基础上研究职住平衡关系，在反映城市整体就业—居住平衡趋势的同时确保研究的精度，突出职住特色鲜明的街道和地区。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全面地了解北京都市区就业中心与居住中心的空间分布以及各个尺度上的就业和居住平衡状况，从而对北京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有一个比较准确地把握。
2北京都市区的就业中心
本文研究的北京都市区范围为除平谷、怀柔、延庆、密云以外的12个区县，即通常意义上的最远可达通勤圈，总面积90,723km2。其中新东城、新西城（区划调整前的东城、
刘碧寒，沈凡卜：北京都市区就业—居住空间结构及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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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崇文、宣武四区）为中心区，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为近郊区，中心区与近郊区组成传统意义上的城八区，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为远郊区（图1）。
图1北京都市区空间范围界定
Fig.1The Scope of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数据来源为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主要采用GIS 的网格法和空间分析的方法对来源数据进行分析。就业中心的识别采用ArcGIS中的GRID模块，将都市区划分为9517个1×1km的网格，计算每个网格内2001年的就业岗位数和单位个数，并用克里格差值模拟就业岗位密度等密度线和趋势面，得到北京都市区的就业空间分布形态。
2.1就业中心识别
2001年北京都市区有单位244,615个，就业人口9,850,744人，岗位密度1,073人/km2，平均单位规模40人。其中中心区的就业密度最大，为27,466人/km2，近郊区以4,086人/km2的岗位密度次之，远郊区最少，就业密度仅为245人/km2。
依据GIS的网格分析结果，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及北京实际情况，选取5,000人/km2等值线为就业密集地区的基准线，基准外直至就业密度为零的等值线以内为该密集地区的影响范围。在北京都市区中心内，有一块大面积、高密度的就业密集连绵区，将其定义为就业主中心。由于在主中心内出现了一些密度地区的分化，所以在主中心内将就业密度大于8,000人/km2、就业总量大于100,000人的地区进一步界定为就业高密度地区。在主中心外，依据就业总量是否大于80,000人分别界定出就业次中心和就业密集地区。依据以上三种不同的划定标准，分别界定出高密度就业中心、就业次中心和就业密集地区三种就业中心类型（表1）。头像女生简单气质
从北京市2001就业密度等高线分布图中可以看出，北京市都市区就业主中心的空间范围边界大约在四环左右，处于向五环扩张的过程中，其中北部、东部的扩展突破了五环的界线。就业次中心和就业密集的地区沿交通轴线分布的现状较明显，分布的方向主要为北部、东北、东部、西部和西南，主要是八达岭高速、北苑路、京顺路、京通快速路、京沈高速、京石高速。
图2北京都市区就业趋势面
Fig.2Employment Density Trend Surface in Beijing MA
2.2高密度就业中心特征分析
2001年，北京城八区内的就业主中心存在9个明显分化的高密度就业中心，分别为建国门、中关村、阜外、广安门、太平桥、卢沟桥、和平街、酒仙桥①，它们的面积占就业主中心的69.3%，而岗位数量占到就业主中心的近80%。
从就业密度来看，建国门、广安门、阜外、太平桥的就业密度均比较高，有单位面积岗位数量超两万的就业密集区出现，其中除太平桥外其余三个均是中心城区的传统就业中心；北四环附近的中关村和和平街的就业密度也比较大；近郊区内沿的丰台、卢沟桥和酒仙桥密度相对较低。从就业总量看，二环附近的建国门、阜外—广安门的就业呈现高密度、大面积的特点，不仅就业密度高，而且就业总量也比较大；中关村、和平街的就业规模较为可观，约占整个就业主中心就业规模的22%左右。此外，从单位规模的数据来看，
表1北京市就业中心的划分
Tab.1Types of Employment Centers and the Major Streets in Beijing MA
太平桥、卢沟桥和酒仙桥地区单位规模较大，都在50人以上。阜成门、丰台的单位规模其次，在40人小光圈
以上，中关村、和平街的单位规模普遍在30人左右，相对较小（表2）。
冬天的英文怎么写表2北京高密度就业中心空间特征
氹氹转
Tab.2The Spatial Feature of High-Density Employment
Centers in Beijing MA
探析这些高密度就业中心的空间布局成因，早期城市规划的路径依赖及近期的产业推动演变及土地出让等政策都可能是影响主城区内高密度就业中心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早在建国初期，北京第一个城市规划草案中，朝阳区的建国门—大望路区域就被划分为工业建设用地，成为就业高度集中的地区之一。在经历了文革动荡及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性增长期后，1993年北京首次提出构建城市CBD的设想，一大批涉外写字楼和饭店在此兴起，建国门—大望路区域不仅成为北京最早的对外开放窗口，也成为时至今日人气最旺、总部经济最集聚的地区之一。随着1988年“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成立，全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里成立并日趋昌盛，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强力科技支撑，使得这里成了北京高智力人才就业最密集的地区。除此以外，阜外—广安门片区的金融街，太平桥附近的交通枢纽就业区，酒仙桥电子工业园等多有政府引导规划建设的作用所在。
2.3就业次中心及就业密集区分析
北京的就业次中心和就业密集地区分布在北京的近郊区和远郊区，整体规模相对较小，一般不超过8万人，就业次中心的总就业规模占北京都市区总量的8.21%，就业密集地区仅占5.85%，但个别就业密集地区的就业密度可能很高。
就业次中心分别为首钢、上地、永顺街区和龙泉镇。从就业总量上来看，首钢比重最大，其规模是其它三个次级中心的两倍左右，其次是永顺街区、龙泉镇，而起步时间较晚的上地次级中心略小。从就业密度来看，首钢的岗位密度最高，其次分别是上地、永顺街区，龙泉镇较其它三个次级中心而言相对较低，低于8000人/km2。从单位规模来看，首钢的单位规模大大超出其它三个中心，而单位密度低于其它中心，可以推测首钢大型单位的存在导致了这个结果。从影响力指数②来看，永顺街区的影响能力较大，而首钢地区的影响能力较弱（表3）。
就业密集地区的就业总量占整个都市区的比重都在1%以下，面积都在10km2以下。其中首都机场、燕山地区的单位规模很大，但单位密度非常低，这类似于首钢次级中心的情况：大型单位的存在导致某地区的就业规模和密度都很大，但对区域的带动能力有限（影响力指数较低）。仁和街区、黄村、亦庄的单位密度和就业密度都远远高于其它就业密集区、甚至高于其它就业次中心，同时影响力指数相当高，反映了与上述大单位带动截然不同的影响效果（表4）。
表3北京都市区就业次中心空间特征
Tab.3The Spatial Features of Employment Sub-centers in
Beijing MA
表4北京都市区就业密集地区空间特征
Tab.4The Spatial Features of Employment Intensive Area in
Beijing MA
研究就业次中心和就业密集区发现，远离就业主中心的就业区的形成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①大型单位带动型，如航空产业带动下的首都机场、燕山石化所在的燕山地区等，这一类型的地区单位规模大、单位密度低、影响力指数低；
②区首府型：昌平区首府所在的昌平街区、通州区首府所在的永顺街区、顺义区首府所在的仁和街区以及大兴区首府所在的黄村，其中历史较悠久的的永顺街区和昌平街区面积和就业总量较大，较新的仁和街区和黄村面积和总量虽小，但岗位和单位密度非常高，并且影响范围大；③开发区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的亦庄、信息产业基地所在的上地，其中开发已经较为成熟的上地的面积和就业总量较大，而较新的亦庄地区面积和总量虽小，但岗位和单位密度极高，并且影响范围极大。
3北京都市区的居住中心
北京都市区居住中心识别的数据来源为2000年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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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北京居住中心的划分
Tab.5Types of Residential Centers and Major Streets in Beijing MA
表6主中心居住密度12000人/km 2以上街道信息
Tab.6The Information of Streets over 12000People/km 2in Inner City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就业数据不同，居住数据不能够划分出9517个1×1km 的网格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因此仅采用242个街道的几何中心点作为空间属性点，运用克里格差值模拟居住密度等密度线和趋势面，并依据区域划分标准界定出高密度居住中心、近郊居住次中心和远郊居住次中心（表5）。3.1居住中心识别
2000年，北京常住在业人口6,320,432人，平均在业人口密度为687人/km 2，在业人口密度最大的地
区是在中心城区，主要集中在西城、东城和宣武三个区，崇文区的外围地区居住密度较低。根据等高线的闭合情况判断居住中心的位置，针对中心内城区和近郊区、远郊区分别设定4,000人/km 2和800人/km 2作为不同的密度临界值标准，并将主中心内密度大于12,000人/km 2的街道划为高密度居住中心。从识别的结果看，北京都市区同样存在一个边界在四环左右的大面积高密度的居住主中心，其中居住密度最大的“双峰”位于北三环至北四环之间。居住主中心突破四环的界限向东扩展的迹象较为明显。近郊及远郊的居住次中心分化不显著，除垡头、管庄两个距离主中心较近的次中心外，其余次中心均不能从趋势面图上直接看出（表6）。3.2居住主中心特征分析
北京都市区的居住主中心总在业人口为259.4万，占整个北京都市区的40.9%，覆盖面积281.4km 2，平均人口密度9,217人/km 2（图3）
。空间分布上，主中心内部呈现出多个分化明显的高密度居住中心。居住密度最高的“双峰”分别是德外居住中心和
阜外居住中心。德外居住中心位于北二环至北四环之间，囊括包括德外、安贞、北太平庄、花园路和双榆树在内的多个街道。东北二环和东北四环之间的香河园、和平街、左家庄等也是人口密集区。西二环边上的阜外、丰盛和月坛，及东二环边上的景山、朝阳门、东四，居住同样较为密集。中心区南部居住密度总体较低，但大栅栏和崇外居住相对密集。数量特征上，居住密度最高的为海淀的八里庄
街道，居住人口密度26,405人/km 2，阜外的居住密度21,689人/km 2，排名次之。居住人口总量规模最大的为德外，居住面积18.69km 2，居住人口达25万。阜外和香河园的居住规模也相对较高（表6）。总体来说，2000年北京市在业人口的居住空间格局呈现北重南轻的态势，景山以北、四环线以南是北京市在业人口居住的重心所在，南三环以南密集居住区明显偏少。这不仅反映了传统的“北部上风上水”对北京人购房决策的影响，更反映了在过去十年土地出让和住宅供应市场运作下的城市居住空间新格局。3.3居住次中心分析
近郊居住次中心和远郊居住次中心的划分由所处功能区的不同而定义，两者之间的居住密度存在显著差异，近郊次中心的平均居住密度在每平方千米8,000左右，而远郊的次中心只有不到2,000人，随着距离中心城区距离的增加，居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反映出北京都市区在业人口距离中心区远近呈梯度递减的空间规律。
北京都市区的近郊居住次中心有四个，分别是垡头、管庄、东高地和聂各庄，在业人口总量占总人口的4.33%。其中朝阳区的垡头和管庄密度较大，分别为11,784人/km 2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