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费斯克“粉丝”的⽂化经济学
“粉丝”的⽂化经济学
约翰·费斯克著，陈荣钢译，
原⽂载于Fiske, J. 1992.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 John Fiske in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edited by Lisa A. Lewis. London: Routledge, pp. 30-49. 有删节
感谢译者授权争吵的英文
2021年7⽉12⽇，著名⽂化研究学者、⼤众⽂化理论家、美国威斯康星⼤学传播学教授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去世，享年81岁。
费斯克出⽣于英国布⾥斯托，在剑桥⼤学深受⽂化研究巨擎威廉姆斯的影响，其代表作有《理解⼤众⽂化》、《解读⼤众⽂化》、《解读电视》、《传播研究导论》、《电视⽂化》、《关键概念：传播与⽂化研究辞典》、《媒介的实质——美国政治中的种族与性别》等。
在⼯业社会中，“粉丝⽂化”（fandom）是流⾏⽂化的普遍特征。
它从⼤规模⽣产和发⾏的娱乐节⽬中选取特定的表演者、叙事或流派，并将其带⼊⼀种⾃我选择的⼈群的⽂化中。随后，它们被重新设计为⼀种⾮常令⼈愉悦的、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流⾏⽂化。这种⽂化与更“正常”（“normal”）的流⾏⽂化类似，却⼜有明显不同。
“粉丝”通常与主流价值体系的⽂化形式⼀脉相承——流⾏⾳乐、⾔情⼩说、漫画、好莱坞式的⼤众明星（体育明星可能
“粉丝”通常与主流价值体系的⽂化形式⼀脉相承——流⾏⾳乐、⾔情⼩说、漫画、好莱坞式的⼤众明星（体育明星可能是个例外，因为他们靠男⼦⽓概吸引⼈）。因此，“粉丝”和⼈的亚⽂化品位相关，尤其是那些被性别、年龄、阶级和种族等等剥夺的⼈。
所有⼤众受众都有不同程度的符号⽣产⼒，产⽣的意义和乐趣都与他们所处社会状况的⽂化产品相关。但是，“粉丝”经常把这种符号化的⽣产⼒转变为某种形式的⽂本⽣成（textual production），使“粉丝”⽂化在“粉丝”群体中传播和定义。
“粉丝”⽤⾃⼰的⽣产和发⾏系统创造出⼀种“粉丝”⽂化，形成我所谓的“影⼦⽂化经济”（“shadow cultural economy”），有⼀些区别于普通流⾏⽂化的特征。
杳渺
在这篇⽂章中，我希望借⽤并发展布尔迪厄（Bourdieu）的隐喻，即将⽂化描述为⼀种⼈们投资、积累资本的经济体。⽂化系统像经济体制⼀样运作，因此资源分配不平等，从⽽能够区分出特权阶层和被剥夺者。
这种⽂化体系促进某些特定⽂化品位和能⼒的发展，并且使之享有特权——尤其通过教育系统和美术馆、⾳乐厅、博物馆、国家对艺术的补贴等机制，来建构⼀种“⾼雅”⽂化，跨越从传统到先锋的区间范围。这种⽂化在社会和制度上都是合法的。我把它称作官⽅⽂化（official culture），区别于缺乏社会正当性和制度⽀持的流⾏⽂化。
“投资”教育，就会在⽂化品位和能⼒⽅⾯获得某种社会“回报”，这样就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以提⾼社会声望，并获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携⼿合作，产⽣出社会特权和差异性。
布尔迪厄详细分析了⽂化品位在社会空间中准确映射到经济地位上的过程。他把我们的社会⽐作⼀幅⼆维图轴。在该图轴上，纵横（或南北）向的轴记录着资本的数量（经济和⽂化资本）；⽔平（或东西）向的轴标记了资本的类型（经济或⽂化资本）。轴左侧的⽂化资本⾼于经济资本（如学者、艺术家），轴右侧的经济资本⾼于⽂化资本（如商⼈、制造商）。
在图轴的顶端，居住着两种资本形式都很富⾜的⼈，如建筑师、医⽣、律师、受过教育且有品位的资
本家等等。在图轴的底端，由那些被剥削的⼈占据着，布尔迪厄称他们为“⽆产阶级”（“the proletariat”）。
两种资本形式都很复杂，不管他们获取的途径是“挣得”还是“继承”。“新钱”和“⽼钱”的差别对于图轴顶端的⼈⽽⾔⾄关重要，尽管这对穷⼈来说⼗分可笑。
同样，在图轴顶端，⽂化资本是“习得”还是“传承”也变得⾄为重要。简⽽⾔之，“习得”的⽂化资本由教育系统产⽣，它包括对⼀套特定⽂本的知识与批判性鉴赏⼒，如⽂学、艺术、⾳乐和⽇益流⾏的电影。“传承”的⽂化资本体现在⽣活⽅式上，⽽不单单是⽂本上的偏好，反映在对时尚、家具和礼仪的理解、餐馆或俱乐部的选择、运动或度假模式的偏好上。
布尔迪厄的经济/⽂化资本模型
这是⼀个富有成效的模型，但它有两个主要弱点。
第⼀，它强调了经济和阶级是社会区分的主要⽅⾯（即使不是唯⼀⽅⾯）。我们需要在布尔迪厄的图轴上补充性别、种族和年龄的区分维度，从⽽理解⽂化如何在社会差异的其它⾯向上的功能。很遗憾我不能集中考量种族维度上，我还没有找到⾮⽩⼈的“粉丝”⽂化研究。到⽬前为⽌，⼤多数研究都强调阶级、性别和年龄，把它们作为社会区分的关键。
布尔迪厄的另⼀个弱点，在于他未能使亚⽂化和主流⽂化⼀样复杂。他将主流⽂化细分为若⼲相互竞争的范畴，形成资产阶级中各具特⾊的社会群体。但是，他把⽆产阶级⽂化和⽆产阶级未加区分地同质化了。这使得布尔迪厄严重低估了流⾏⽂化的创造⼒，以及它在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作⽤。他不允许某些形式的流⾏⽂化资本在官⽅⽂化资本之外⽣产并形成对抗之势。
这两个弱点可以弥补。我认为布尔迪厄提出的“习性”（habitus，“⽣存⼼态”）概念⾮常有⽤。“习性”包括了“习惯”的概念，是栖息者栖息的过程，还包括了惯有的思维⽅式。
“习性”包含我们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活⽅式以及布尔迪厄所说的“性情”（“dispositions”）、⽂化品位及思考和感受事物的⽅式。“习性”拒绝传统的社会和个⼈的区分，重新定义了⽀配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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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布尔迪厄模型的最后⼀点是，“图轴”的概念囊括了“移动”（movement）的概念。社会空间指社会群体和个⼈历时的流动。获得或失去资本都改变了⼀个⼈在图轴上的位置，进⽽改变⼀个⼈的“习性”。
在这篇⽂章中，我将基于对布尔迪厄模型的论述，让新模型把性别和年龄的维度考虑进去，并扩展到包括流⾏⽂化资本形式的从属社会形态。尤其，“粉丝”是这种⽂化资本的活跃⽣产者和使⽤者。
此外，“粉丝团”开始复刻官⽅⽂化机构的对等物。通过本⽂，我⼒图证明“粉丝”⽂化是流⾏⽂化形式之⼀。尽管形式上是流⾏的，并且控制者是⼤众，但它和许多官⽅⽂化机构相呼应。
党员宣言“粉丝”⽂化被视为⼀种⽂化上⽽⾮经济领域的“潜袭”（“moonlighting”）。作为⽂化劳动，它填补了官⽅⽂化留下的空⽩。“粉丝”提供了填补⽂化缺失的⽅法，并为⽂化资本提供了社会声望和⾃尊。与经济资本⼀样，资本的缺乏不能⽤客观⼿段衡量，因为它的数量常低于⼈们期望或认为应得的资本。
1957年，“猫王”演唱会上的狂热歌迷
因此，在学校表现不佳的⼈会失去官⽅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失去⾃尊。⼀些⼈可能会成为“粉丝”，通常是歌⼿或体育明星的“粉丝”。通过“粉丝”的知识与鉴赏⼒，获得⼀种⾮官⽅的⽂化资本，这是同类群体⾃尊⼼的主要来源。
虽然“粉丝”可能是社会和⽂化上典型的被剥夺者，但也不仅限于此。许多年轻的“粉丝”在学校取得成功，并稳步积累⽂化资本，但希望（借“粉丝”⽂化）把⾃⼰和别⼈区分开。
这样的社会区分由年龄⽽不是阶级或性别来定义。通常，这类社会区分通过“粉丝”⽂化和⽇益累积的⾮官⽅、流⾏⽂化资本表达出来，他们的政治⽴场与官⽅的、主导的⽴场相对。
与官⽅⽂化资本不同的是，这种流⾏⽂化资本并不是典型的可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资本。不过，正如下⽂将指出的那样，它也有例外情况。获取这种⽂化资本不会为职业⽣涯带来好处，也不会产⽣向上游阶级流动的投资回报。它的好处在于⼀个⼈的品味，⽽不是社会地位。
“粉丝”是说明布尔迪厄所谓“⾃学者”（“autodidacts”）的绝佳例⼦。“⾃学者”常常使⽤他们⾃⼰习来的知识和品味来弥补实际的、官⽅的⽂化资本与⾃⾝之间的裂隙。
因此，“粉丝”是⼀种特殊的⽂化决定因素。⼀⽅⾯，它是集约化的流⾏⽂化，形成于反抗官⽅⽂化的
外部；另⼀⽅⾯，它剥夺并改造了⾃⾝反对的那种官⽅⽂化的某些价值观和特征。不受尘埃半点侵打一字
我将在以下三个⼩节讨论“粉丝”⽂化的主要特征：偏爱与区分、⽣产⼒与参与度、资本积累。这些都是“粉丝”⽂化的特征，⽽不是某⼀类粉丝或粉丝群体的特征。
偏爱与区分
基本国策有哪些“粉丝”极⼒维护他们内部明显或不明显的界线。⽂化领域的这种偏爱（discrimination）被映射为社会领域的区分（distinction），“粉丝”群体和世界其它部分的界线被同样地标记和侦查。
界线的两侧都在利⽤差异性。普通看客常常避免看到“粉丝”的“污点”——“我当然不是‘粉丝’，不过......”另⼀侧，“粉丝”也争论什么样的⼈才有资格成为⾃⼰的⼀员，他们明确赞成界线的存在。因此，⽂本与社会的偏爱都是同⼀⽂化活动的组成部分。
“粉丝”的偏爱与流⾏⽂化的社会性偏爱，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偏爱都有密切关系。布尔迪厄认为，从属⽂化与主导⽂化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从属⽂化是功能性的，它必须有某种功能性⽬的。
祝福母亲生日的话语《警花拍档》（Cagney & Lacey，1982）的“粉丝”表明他们如何利⽤这部剧和剧中的明星来增强⾃尊，从⽽使他们在社交场合更具表现⼒。“粉丝”表⽰这部剧为他们在社交场合取得更好的表现提振了信⼼。⼀名⼥学⽣说，“粉丝”⽂化使她意识到⾃⼰在学校能和男⽣表现得⼀样好。另⼀位成年⼥性在
看过这部剧后决定冒险创业。
在其它地⽅，我已经向⼤家展⽰了⼀些麦当娜（Madonna）的⼥性“粉丝”如何利⽤⾃⼰的势⼒来为性取向站台，让⾃⼰在⼤街上能够更⾃信地⾏⾛。同样，拉德威（Radway）发现，⾔情⼩说的⼥性“粉丝”通过阅读让她更好地在⽗权婚姻制下维护⾃⼰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