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
原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摘要：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然而翻译主体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长期遭到了遮蔽，出现了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现象。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逐渐走向深入。针对我国目前翻译主体研究的现状，本文提出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问题，并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四个方面，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以期拓展和深化翻译主体研究。
关键词：翻译主体；译者主体性；传统翻译观；主体间性
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ZHA Mingjian TIAN yu
Abstract: The translator is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and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the construction o
蓟县盘山f a national culture. But such translational subjectivity has long been obscured in the Chine cultural polysystem,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marginalized cultur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 With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roper and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ion. Bad on the rearch on translational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addres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and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s of subjectivity in an attempt to further the rearch on translational subjectivity.
Key words: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traditional views on translation;
inter-subjectivity
翻译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建设性意义毋庸赘言。但让人感到不解的是，我们在承认翻译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对翻译文化的创造者——译者却评价甚低，译者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并没有获得他们应有的文化地位，而出现了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现象。如果说“局外人”因对译者的任务和工作性质不够了解，因此对译者的评价容或有偏见，但让人更为困惑的是，翻译界自身对翻译主体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表现就是翻译主体研究的薄弱。本文试图对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现象作一理论分析，以阐扬译者的文化创造者身份及其翻译主体的地位。针对目前翻译主体研究的现状，本文提出了译者主体丰华唱片
维修工程性研究的问题，并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的主体间性四个方面，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以期拓展和深化翻译主体研究。
一、 译者文化地位边缘化的原因
1、中国文化的自我中心意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介绍清明上河图
翻译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和协商。译出语文化和熟人
译入语文化应是两个对等的文化主体。但如果译入语文化只是将译出语文化作为文化利用的“他者”，那么就很难将翻译也看成是自我主体文化建构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探讨中国文化语境中译者文化边缘化的原因。
从世界文化多元系统来看，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大部分时间在区内处于强势地位，一向自给自足，不假外求。历史上，中国文化影响别人多于受别人影响。外来文化很少参与“一级模式”的建构。（张南峰，2001）中国文化的强势地位使它形成了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外来文化翻译高潮，即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近现代的西学翻译。众所周知，这三次翻译高潮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输入都是处于中国文化主体
意识的统摄之下进行的。中国以强烈的文化主体姿态将外来文化作为文化利用的“他者”而加以文化过滤和加工改造（cultural filtering and appropriation）。佛教在进入中国时，中国文化采取“格义”之法，以老庄哲学来诠释佛教义理。经过一系列文化过滤、消化和变形的“中国化”过程，佛教才进入了中国文化体系中。但此时的佛教已不是原初意义上的佛教，而是中国化的佛教。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虽然中国没有相应的科技文化对其“格义”，但古代中国对科技知识和原理并不重视，输入的科技文化知识只是停留在“器用”层面。中国近现代对西学文化的翻译也是如此，其目的是“师夷长技以治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西方文化也只是中国文化“致用”的客体。虽然客观上说，翻译文化确实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主体文化的建构，但过于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中国文化势难将翻译提升到主体文化建构的高度来认识，而译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及其文化创造者的身份，也就难以得到自觉而深刻地认同。
2．传统翻译观对翻译主体的遮蔽
二千多年来，中外出现了诸多关于译者的比喻说法，诸如“舌人”、“媒婆”、“译匠”、“一仆二主”之“仆人”、“叛逆者”、“戴着镣铐的舞者”、“文化搬用工”、“翻译机器”等等，构成了丰富的译者形象谱系。这些关于译者形象的比喻，既在一定程度上喻指了翻译的特点和困难，同时也隐含了对翻译和译者的价值评判。
译者的形象谱系，是传统翻译观的一种反映。这种翻译观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翻译只是语际之间的转换，翻译研究就是探讨怎样译、怎样译得好（谢天振 2002）。如果将翻译只是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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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层面的转换，那么，译者就成了语言转换的“技术工人”、“译匠”，是“翻译机器”和“文化工具”。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
传统翻译观中有诸多关于翻译的理想标准，除了“信达雅”外，影响较大的就是“化境论”，即译作读起来与原作别无二致而达致“化境”，即“不因语言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钱钟书 1981）“化境论”在西方的表述就是译者/译作“隐形论”（invisibility of translator/translated text）。“隐形论”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透明得像一块玻璃，让读者感觉不到他是在读翻译作品。（Venuti 1995:1－42）无论是“化境论”还是“隐形论”，都是译者难以达到的目标，因此，译者就成了求工不得而又欲罢不能的尴尬角色，而译作则被看成当不得真的仿制品和权宜性的替代品。高悬这种难以企及的理想标准来评判译者，任何译者都会被置于尴尬、负疚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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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翻译观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翻译价值低于创作。这种观点认为，翻译就是模仿，译作依赖于原作，缺乏创造性。即使承认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但也只是认为它是“寄生的艺术”（parasitical art），其艺术创造性和文学价值都不能与原作相提并论。多年前曾有人将翻译与创作分别比喻为“媒婆
”和“处子”，而提出“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郭沫若1920）。这种观点正是传统翻译价值观的表现。即使是以“著名翻译家”身份著名于世的林纾，他本人心里对翻译也深不以为然，自认自己诗的成就最高，画次之，其次再是翻译。（钱钟书 1981）林纾有意贬低自己的翻译成就，不是自谦，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翻译价值观。
传统翻译观，一方面认为翻译没有创造性，无法与创作相提并论，而另一方面，又反对提倡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而要求译者顶礼膜拜于原作者，亦步亦趋于原文，对译文中的“创造性叛逆”不加分析地加以贬斥。这种翻译观无形中成了译者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以原著中心论和语言转换观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还导致了文学史著作中对翻译和翻译家的忽视，将翻译文学排斥在文学史叙述之外。20世纪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毋庸置疑，但翻译的实际影响作用是一回事，中国文化主体、主流意识形态是否给予深切的认同是另外一回事。1949年以后，中国的文学史著作甚少提及翻译文学的作用，更没有将翻译文学辟为单独的章节加以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一些著名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等，不仅是著名作家，也是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但当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只评述他们的文学创作，对他们的翻译成就则鲜有论及。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比较文学开始复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课题，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离不开对外国文学译介的探讨。研究者认识到，翻译文学无论是文学观念的变革、文学思潮的兴起，还消灭的近义词
是创作主题、叙事结构、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翻译文学丰富了中国文学系统，并在特定的时代发挥了创作文学所没有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功能，与文学创作呈现出互动、互文的关系。但是，一旦有论者提出“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命题（谢天振 1989），还是引来不少的争议和质疑。之所以不能认同这一命题，关键原因还是囿于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仅是转换了一下语言而已，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本质上还是外国文学作品，不能算是译入语文学作品，自然不能进入译入语文学史中。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翻译观遮蔽了翻译的主体，导致了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也造成了翻译研究中对译者研究的忽视。只有重新认识翻译的性质和文化功能，才能将翻译主体从文化遮蔽状态中彰显出来，才能将翻译主体提到翻译研究的重要日程上来。
我们听到对译作的最高评价，不外是“该译作忠实于原著，做到了‘信达雅’”，或者“该译作生动地再现了原作的意蕴和神韵”。这样的评语一直被看成是对译者的最高评价，能得到这样评价的，也只有朱生豪、傅雷、杨必等少数翻译名家。但我们赞美翻译家译文之忠实、译笔之优美、风格之传神，是否就真的完全彻底地道出了译者的文化功绩？显然不是。传统翻译观一方面要赞美“忠实”，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那些“不忠实”或“不够忠实”译作的价值，如严复、林纾、苏曼殊、伍光建等人的译著（即使是朱生豪、傅雷等翻译名家译本中的“不忠”之处也不难发现）。传统翻译观以“忠实”为评判译作的唯一标准，但又无法否认那些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不忠实”译本的价值。传统翻译观导致的翻译研究中出现的
方枘圆凿现象，正说明传统翻译观所固守的语言学视角无法全面观照所有翻译现象，也无法对翻译涉及的译入语文化问题作出合理的阐释。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以上指出传统翻译观的偏颇，并不是说应一概否定传统翻译观。传统翻译观里也有不少合理的学说，是上千年来翻译智慧的结晶，益人心智，也需在当
代获得新的阐扬。我们只是想说明，仅从语言视角和“忠实”尺度来研究翻译，必然导致翻译主体的遮蔽，无法真正彰显译者的文化创造性。翻译研究必须有不同的研究层面，翻译主体和翻译主体性也需从新的角度来观照。
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文化身份和主体性的彰显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埃文－左哈尔(Itamar Even-Zohar)、图里（Gideon Toury）的多元系统论与描述翻译学理论以及以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 ）、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为代表的“操纵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理论。多元系统理论为面向译入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操纵学派的“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Bassnett 1992：vii；Hermans 1985：11)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翻译的全新视角。翻译研究的译入语文化取向，不可避免要涉及翻译主体问题。因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
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改写”、“操纵”的观点来看待翻译，就更可看出，“翻译从来就不是透明的”，“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所译作品的情况”。（赫曼斯 2000：12－13）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发现了很多在传统翻译观下被“搁置”了的问题，也照现了此前看似语言问题实则是文化问题的翻译现象。从译入语文化角度来研究翻译，过去的一些备受争议的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新的理论阐释。以上文提及的对翻译文学归属的争议为例。当我们将文学翻译纳入到译入语文化语境中来考察，就会发现，文学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文学翻译，无论是选材、翻译方式、翻译策略，还是措辞、格律韵式，都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翻译中的有意误译、删改等“创造性叛逆”现象，往往正是为了适应译入语文化的要求。外国文学作品经过译者的创造性转换，不仅改变了原来的外在形态，也因翻译的文化目的，而打上了译入语文化的烙印，从而成为译入语文化中的一分子，融入到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中。如果从多元系统论角度来看，翻译文学是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元，与创作文学是并存系统（co-systems）关系，自然统属于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
过去，如果有人提出翻译的创造性和译者的主体性，就会被指责是对误译、滥译的怂恿。这实际上是将主体性理解为任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