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21, 11(1), 102-110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1 in Hans. www.hanspub/journal/sd
金字旁的名字男孩doi/10.12677/sd.2021.111012
“一带一路”背景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王学敏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0年12月20日；录用日期：2021年1月19日；发布日期：2021年1月26日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扩大，大量FDI涌入中国，我国的开放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贸易格局多元化、交易规则不断演化的局面，“一带一路”倡议引导促进我国各省市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及进行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本文基于2006年至201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一带一路”政策是否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一带一路”
政策涵盖的17个省份(除西藏)及未涵盖的13个省份(除香港、澳门、台湾)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为正，劳动力成本和城镇化率的影响为负；劳动力成本对沿线省份的负面影响要比未沿线省份的负面作用要大，公路运输效率较铁路运输效率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正面影响程度更大，研究为借助“一带一路”政策吸引高质量外资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FDI，一带一路，沿线省份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Belt and
Road” Policy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温暖的词语Xuemin Wa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Dec. 20th, 2020; accepted: Jan. 19th, 2021; published: Jan. 26th, 2021
王学敏
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economic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influx of FDI into China, China’s opening policy is facing the situation of diversification of trade pattern and the evolution of trade rules while making great achievements. Ba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fr
om 2006 to 2018,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whether the “Belt and Road” policy will affect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and analyzes the “Belt and Road” policy covers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affecting FDI in 17 provinces (except Tibet) and 13 provinces not covered (except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frastructure level and human capital stock, is positive, and the influence of labor cost and urbanization rate is negativ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abor costs on provin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greater than other provinces. The road transport efficiency has a greater positive impact o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an railway transport efficiency. The r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attracting high -quality foreign capital with the help of Belt and Road policy. Keywords
FDI, Belt and Road, Provin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 (CC BY 4.0). creativecommons/licens/by/4.0/
化石汤1. 引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大量FDI 涌入中国。从历史角度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社会的
全球化，世界格局以及各国文化的多样化、社会往来的信息化的演变过程中。而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恐怖组织的频繁活动、经济发展的停滞、环境治理的举步不前等等都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但同时全球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机遇，包括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政策、贸易、人才等方面的深入交流，以及下一步的科技产业革命的来临都将带给各国进一步稳定增长经济、扩大贸易的机会。在全球机遇与挑战并起的今天，各国的应对措施并非是仅凭单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而是应当共同应对当今社会存在的挑战，藉机实现各国利益的共赢，携手共同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是我国提出的为实现以上目标而采取的行动。2013年9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随后的10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也被提出，随后两项倡议合并成为现今的“一带一路”政策。从倡议提出一直到2016年，“一带一路”政策除了给国内带来将要超过3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额的好处外，还给国外带去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总投资额，以及在超过20多个国家的经贸区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及税收收入。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政策对中国及合作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截止到2019年年末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9415亿，已经实现了5.8%的增长，在各国的贸易总额中居于世界前列；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92,690亿元，同比增长10.8%，同时为全国的就业岗位及税收的增长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引资政策、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也为外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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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敏
2. 文献综述
国外对吸引FDI影响因素的理论主要包括区位选择流入的比较优势等方面，而Dunning [1]则提出了对FDI流入时的区位选择的折衷理论，对比较优势进行了一般性的总结，指出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投入品质量、基础设施、政策优惠、规模经济等。且各国学者对吸引FDI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各不相同。Chen [2]的研究发现，市场容量、基础设施水平及区位资源对外资区位分布产生重要影响，而工资水平则对FDI流入的区位选择不产生影响，并将全国分为中、东、西三大板块发现外资倾向于流入有丰富资源的西部区域。Qu & Green [3]基于1985~1993年中国10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市的区位优势及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政策优势等因素均会对外资流入产生正面的影响，而外资来源国与流入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则呈反向变动的关系。Cheng和Leonard [4]研究发现区域市场容量、基础设施、政策优惠对FDI有积极影响而工资成本则会造成负面影响。Martijn等人[5]的实证结果发现市场份额、基础设施等会影响中国大陆FDI空间决定因素而劳动力成本则不会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影响FDI流入的区位选择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投资优惠或阻碍、社会基础设施、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差异、语言或制度差异、规模经济、政府策略、国际形势等等。国内学者鲁明泓[6]研
究发现GDP、市场经济发育水平、交通及服务基础设施、优惠政策等因素与吸引外资的关系显著，随后主要从制度因素中的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企业运行便利性四类因素发现对外资态度、经济自由程度等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7]。魏后凯[8]的研究发现，交易成本与FDI流入规模呈反向变动的关系，呈同向变动关系的影响因素有经济文化环境以及生产投入供应。而沈坤荣等[9]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是影响FDI区域选择和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FDI占GNP的比重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乘积与其也同向变动的关系。朱玉杰、周楠[10]发现政策优惠、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政府消费等对FDI有显著影响。王剑[11]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影响FDI流入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区位优势、市场开放程度及需求。杨莎莉[12]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货币汇率、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开放度、政策与FDI流入的规模大小存在显著关系。魏青山和王任飞[13]的回归结果表明影响FDI流入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有区位优势、基础设施水平、市场需求、政策优势等。刘荣添等学者[14]基于面板数据从劳动力成本、聚集效应、政策优势、基础设施水平各因素对我国FDI流入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黄海南等[15]在面板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FDI集聚程度、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FDI流入的区位选择会产生影响。金相郁等[16]对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除去工资水平，市场容量、教育水平、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及金融规模均会对FDI流入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冼国明、杨长志[17]研究表明，工资水平不利于外资流入，不同的是政策优势、基础设施水平及市场容量等因素均有利于FDI的流入。李杏等[18]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FDI的区位选择有显著性的影响。李汉君[19]
若有所悟
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完备、经济发展快且好、劳动力成本低、沿海的对外开放度高的地区更易吸引规模大的FDI流入。而宋维佳等[20]将影响FDI流入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市场、成本、聚集和制度四大类，结果发现均会对其规模及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吴新生[21]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市场规模、法制环境、政策优势等因素均会对FDI的流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实证还是理论国内外学者对影响FDI流入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都有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且他们分别从各种影响因素出发，分析其如何影响FDI及其影响程度大小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不同国家背景和政策下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甚至得到相矛盾的结论。但结合“一带一路”大背景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所进行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很少，本论文中将
王学敏
结合“一带一路”背景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及非沿线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影响FDI流入进行研究分析，并对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3.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3.1. 指标选取
由于“一带一路”政策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及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正面影响，因此本文将其纳入计量模型之中进行实证研究。“一带一路”于2013年正式提出，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圈定了“一带一路”重点省份为18个省份，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在内的西北六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东北三省，广西、云南、西藏的西南三省，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等沿海五省以及内陆地区的重庆。其中2014年重庆及内蒙古分别出台了《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建设长江经济带的实施意见》、《内蒙古自治区深化与蒙古国全面合作规划纲要》；而2015年四川出台转向政策推动实施一带一路三年行动计划，且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端“6873”交通突破行动实施方案，随后黑龙江、安徽、广东、青海、宁夏、新疆、江西、湖南、辽宁、江苏、广西、河南、陕西、海南各省份分别出台了相应政策；而2016年贵州、福建、云南、山东、山西、天津、河北各省份也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一带一路”实施；而北京、浙江、湖北、上海、吉林等省份则是在2017年年初后才出台相关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是包括资金、生产设备等在内的物质资本的流动，经济发展水平无疑会影响到各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而基础设施也间接影响着外商的投资决策，外商投资的选择考虑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状况、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第三产业占比、政策制度影响等，而且会考虑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包括通讯、运输能力等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否良好。总体而言，FDI对于投资地的选择一般会受
到经济发展状况及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成本、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及未经省份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成本、第三产业占比等均是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劳动力成本越低，吸引外商投资的规模越大。
以下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库，选取的变量及运用的数据如下所述：
1) 外商直接投资(FDI)
被解释变量，选用的是历年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单位：万美元)，根据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后再进行平减处理。
2) 经济发展水平(GDP)
该因素理论上与FDI呈同向变动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资金回报率也就越高，从而对FDI的吸引力就越大。且市场规模和一个地区吸引的FDI规模呈同向变动的关系。而FDI的流入同时会伴随着先进的技术、设备及管理人才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FDI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将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影响FDI流入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同
时会包含市场规模因素，而变量只能两者选一，本文选择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影响地区吸引FDI的变量之一。本文选用人均GDP(单位：元人民币)来表示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使用人均GDP平减指数进行处理。
3) 基础设施水平(TL、GL)
基础设施水平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硬件设施，理论上基础设施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的趋势。一个地区的设施水平会影响企业的运输、通讯能力，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影响巨大，
王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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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外国企业投资活动需要利用公路、铁路等设施，这些可以总结为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包括邮电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等。FDI更倾向流入能源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而发达的交通设施是实现投资过程中人力、财力、物资流通的前提，信息基础设施影响着企业进行信息交流及获取信息的速度。本文选取的是交通基础设施中的铁路及公路设施的运输效率进行实证研究，铁路及公路运输效率分别定义为每年各省的铁路、公路货运量除以铁路、公路里程长度的值。防水工程施工合同
4) 人力资本存量(ZBCL)
人力资本存量理论上是与流入地区FDI规模大小呈正向影响的关系，即外企更愿意在高素质人才聚集的地区进行投资。大部分外国文献选择的是小学入学率来表示人力资本存量，但考虑到外资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及国内各省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所以本文选择就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来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万人)。
5) 劳动力成本(LDCB)
证明信模板劳动力成本是影响FDI流入区位选择差异的影响因素之一，目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结果发现高工资水平与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呈反向变动的关系，且有单位劳动成本与FDI流入区位的规模大小呈反向变动的关系。本文采用各省份平均实际工资水平的高低来表示各省份的劳动力成本大小(单位：元)。
6) 第三产业占比(CYZB)
各地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此变量用来衡量历年各省份流通部门、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发展水平。理论上第三产业占比应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呈正向变动的关系。96年属什么生肖
7) 控制变量(CZHL)
引入城镇化率作为检验“一带一路”对FDI区位选择流入影响的控制变量，城镇化率定义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3.2. 描述性说明
表1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说明，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标准差值达到6,671,055，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人均GDP和实际工资水平标准差也达到了21,312.77、15,815.72，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成本也存在较大差距，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要高于西部地区，而一带一路沿线省份西北地区，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和陕西，在能源开发、物流运输、农产品养殖、旅游和文化交流以及金融产业中各具优势，并利用其在向西开放进程中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我国对中亚各国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了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表1.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FDI 6,267,656 6,671,055 4565.755 30,927,572
GDP 35,076.43 21,312.77 5759.00 122,548.5
TL 3.382991 3.378108 0.471156 23.44903
GL 0.787250 0.609664 0.119280 3.532357
ZBCL 343.2175 260.5913 20.94614 1282.263
LDCB 38,407.94 15,815.72 15,590.00 109,966.0
CYZB 0.618884 0.147056 0.304310 0.9637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