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国家新加坡的建国之路
自 1960 年代起，新加坡现代化的一个特点，是没有否定英治时期的一切，甚至继承了好些发展策略、制度与政策。这当中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新加坡先建国，然后「新加坡人」才被建构，这既颇有「存在先于本质」的况味，亦反映对开国精英而言，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是「人工国家」（artificial state）。
安全案例分析正如李光耀在 1961 年所说，新加坡的人，「没有共同的种族、语言、历史与政治制度……独立先于建国所需要元素的生成」。这是新加坡建国重要的前设──正因为新加坡是人工国家，它既因为欠缺稳固基础而显得脆弱，亦说明对建国精英而言，新加坡要自立于世上，急需满足国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1961 年国庆节，李光耀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在此当中，人们会因工厂制造愈来愈多便利生活的东西，而日子过得更好……谂诗写作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元素，但同样重要的，是螺丝与车床的转动，它们能够起动我们的现代世界。」这种物质生活先于一切的想法，形塑了新加坡的 5C 文化（1. Cash ; 2. Car ; 3. Credit Card ; 4. Condominium ; 5. Country Club，这都反映物质与消费至上的世界观），到今天，这仍然是新加坡实用主义重
尿素氮偏低是什么原因
要的前提。新加坡国父们，不少都曾在英国接受教育，例如李光耀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在伦敦国王学院修读法律，吴庆瑞（Goh Keng Swee）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三人的共通点，在于他们都视英国制度为现代化楷模。按 C. J. Wee Wan-ling 的说法，李光耀着眼于上述「机械」与「工业」的现代化，其一大目标是赶上甚至超越白人水平。
星、马分家之后的 1966 年，吴庆瑞在演说中指，英国殖民统治者为马来群岛开展了初段现代化，令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得以走过当中的阵痛。拉惹勒南则在 1972 年演说中解释，新加坡没有走上灭亡之路的原因，是得力于执政党着眼未来的政策、「将新加坡转化成一种新型城市──环球城市（Global City）……拥抱世界（world-embracing）的城市」。这种视世界为腹地的国家发展方针，一直沿用至今。
现代化史观的政治计算
新加坡国父们建国阶段先着眼未来，是因为顾虑新加坡多种族的背景，故此他们希望以共有的现代物质生活、现代化进程中的平等机会，淡化种族差异，建构「新加坡人」意识。有历史学家留意到，拉惹勒南视莱佛士到来新加坡、开放港口、吸引移民为新加坡历史的
开端，并视之为「历史的正确使用方法」（proper u of history），其一大用意是令民众聚焦自殖民时代开展的转口港经济发展，避免探讨各族群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触发新加坡内外潜在与充满血腥的种族冲突。
事实上，拉惹勒南曾以香港为例，解释人民行动党为何视莱佛士为国家记忆一部分、不随便拒绝承认过去。对他而言，以「一国两制」方式移交主权的香港，是「务实政治」的参考案例，因为这表明，邓小平与其同僚已离弃对「帝国主义过去」「充满孩子气的口号」（infantile slogans），转而更成熟地「运用想象力与具智慧地利用殖民地的过去」（Learn to u the imperial past wily and imaginatively）。
这种经小心政治计算与剪裁的新加坡现代化史观，可见于新加坡政府出版的刊物《事实与数据》（Facts and Figures ）。星、马分家前的 1964年，刊物仅列出新加坡历史中的大事回顾，且从 1819 年莱佛士开埠新加坡开始举列；在此之后的大事，焦点都放在新加坡治理架构的转变，例如 1826 年与槟城、马六甲合并成为海峡殖民地、1867 年海峡殖民地归由英国殖民地部管理。
分家后的 1967 年，新加坡的历史书写变得更详细，不再限于大事年纪形式。内文提到，
「现代新加坡」诞生于 1819 年。新加坡的战略位置、自由港政策与生产，令其经济与贸易得以在开埠后头 40 年极速增长。20 世纪初，新加坡已成区域金融、市场推广与经济活动组织中心。这里所描绘英属新加坡身分，都只集中于经济而非文化层面，这与新加坡建国精英立国初期的未来发展愿景很一致。
那好差不多十年后的 1976 年，刊物如此陈述新加坡的历史：「因着政治与劳动力的稳定，新加坡的力量与影响力范围持续增长。她在商业、通讯与金融的领先地位得到巩固，她的制品也令人印象深刻地进入了世界市场。就如 1823 年莱佛士所预期那样，新加坡成为东方的商业中心与骄傲。」
延续英殖政策 推动现代化
换句话说，从官方论述看，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其实是透过延续英帝国时代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政策连接世界，而莱佛士就是这些政策的始创与奠基者。是以，今天新加坡的国家历史教科书书写英治时代时，都着重两点：新加坡的经济贸易如何因而蓬勃、使之繁荣、吸引移民到来谋生，以及新加坡如何面向与连结世界。〔⋯⋯〕
在这个经济发展方针下，强有力的政府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温斯敏博士（Dr. Albert Winmius）认为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控制工资、善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吴庆瑞在 1967 年说，政府需要强势、有效率才能达致政治稳定。新加坡政府建立强势领导的方法，包括：1966 年法案规定，如未经既定程序，罢工即属违法；1968 年法案针对先导工业，规定头五年运作内，工会集体谈判权被废除；1966 年的收回土地法（Land Acquisition Act），令政府得以透过低于市价收回土地，发展合乎「公众利益」的项目。
强势政府治理之下，新加坡的空间规划与发展，从两方面配合其现代化蓝图：第一、采用西方规划，方便外国企业投资；第二、使全国城市面貌整齐划一，令各族群更易有共同生活经历与记忆，这既有标准化财政森林外貌、方便管理的意味，也多少解释了为何新加坡的组屋都以数字标示。
发展初期，新加坡也有寻求联合国的城市规划支持。在 1963 年联合国报告《新加坡城市更新与成长》（Growth and Urban Renewal in Singapore ）的基础上，新加坡政府的规划重点，并非放在保育、保存过去文化与痕迹，而是着眼未来、大胆进行现代化更新、作为新加坡的新开始。用荷兰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话说，「整个新加坡变成了一
个新市镇」。 库哈斯总结新加坡的规划思维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权力」（authority）与「工具思维」（instrumental vision）。这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很有第三章所说的柯比意（Le Corbusier）风格──城市迈向现代化所面对的问题，都能够靠规划精英的技术解决。
年夜饭的来历
为了确保新加坡更能迎合世界需要、成为国际大都会，新加坡政府放弃使用英国人 1955 年城乡二分的殖民地规划，而使用 1963 年联合国更接近美国城市更新思维的规划建议。2001 年，文化评论人沙达（Ziauddin Sardar）到访新加坡之后，有这种观感：「成功意味移植全球化（在新加坡这似乎是指美国化）的处事方式、规矩与价值……结果，内化环球身分，意味原本存在的事物都需被移走……新加坡文化必须成为代用品，就好像那些被翻新过的店屋（shophou）那样。本地建筑就如古色古香的背景板。当你全球化所有事物，你得到的，就是新加坡」。
C. J. Wee Wan-ling 提出颇为有趣的一点：在往后的官方新加坡故事中，新加坡民众都是被动的配角，焦点都放在执政党政府如何带领新加坡步向成功。外国学者曾问，为何新加坡学者乃至新加坡人，都如此着迷于强势国家（strong state）？事实上，至 1970 年代，新加坡执政党以「社会民主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政治理念自居、在 1966 年受
邀加入「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以确立政治认受性、防止左翼政党社阵东山再起。子攻父爱
但因为政府过于强势，1976 年，荷兰工党建议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逐出「社会主义国际」，理由是新加坡虽然实现了经济奇迹，但政府采用的是极权手法，包括不经聆讯的拘留（detention without trial）、一党专政、镇压工会运动、控制媒体等；有见于「新加坡人民被迫为人民行动党的经济政策付出代价，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不能接受」，故此人民行动党「没有资格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荷兰工党亦有批评人民行动党压制南洋大学学生运动，下文语言与族群政治部分，会提及更多这段历史。
「再地域化」 转投亚洲价值
荷兰工党的举动，是令新加坡政府感到西方不可靠、需要另觅政权认受性，因而转向重视亚洲价值的原因。其他因素还包括：第一、新加坡认为西方文化价值在瓦解传统家庭价值观，形同增加国民福利需求、管治成本；第二、从 1970 年代中起，新加坡工资成本上涨，新加坡的跨国企业开始另觅其他生产地；第三、1970 年代中的石油危机，令环球经济不稳、为新加坡经济带来压力，这令新加坡意识到单靠西方并非万全之策；第四、1970 年
代末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第五、美国哈佛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在 1979 年出版畅销著作 Japan as Number One，这有助破除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想象。
海内网
这些因素驱使新加坡强化与亚洲腹地的连系，以及确立自身身分，同时应付经济外交与内政的需要。在这段时期，新加坡不再只专注迎合世界而忘记自我，故此可以「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形容──具体而言，政府不再只以「未来」的经济「物质生活」、营造各族群的共同体意识。「过去」、「传统」与「文化」重上政治议程，各族群的身分认同重新有更清晰轮廓。
弟弟大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新加坡国父们已担心西方文化的影响。吴庆瑞认为，新加坡人自力更生的传统价值观，是国家成为大都会的关键基础；李光耀则说：「如果我们好像某些社会，只讲混杂英语，盲目模仿美国或英国人、同时缺乏自己的基本价值与文化，老实说，我不相信这是值得建设与守护的社会。」前教育部长 Lee Chiaw Meng 曾言，「对保存我们的道德价值与文化传统而言，对母语的掌握──不论是华语、坦米尔语还是马来语，都极为必要。」〔⋯⋯〕
不过，拉惹勒南曾对亚洲价值的转向表示怀疑，1990 年他在《海峡时报》发表文章，说在
此文化政策下，新加坡国民会重新强调他们各自的族群身分，例如锡克（Sikh）、福建，然后便是「再见新加坡身分」（Goodbye Singapore identity）。
文化发展转向 连接世界
1988 年是新加坡文化政策的分水岭。在那一年，政府成立文化艺术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ACCA），次年发表展望未来十年的文化发展报告书。自此，政府的关注点再不只是西方的科学、人力与资本，文化亦变成国家需要。报告书如此定义「文化」与「文化政策」：「文化与艺术形塑人们的生活方式、习惯与心理状态。这些赋予了国家的特殊性……在我们的多元化社会中，政府的文化政策是为了提升追求艺术的兴趣与卓越，也是为了鼓励文化的族群彼此的沟通与欣赏」。
随后的 1990 年，新加坡设立新闻通讯与艺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MITA），目标是令新加坡成为「世界艺术中心」（a hub city of the world），这反映新加坡的文化发展，某程度上是经济产业多元化、以更多方式连接世界的一部分。1995 年亚洲经济衰退之时，新闻通讯与艺术部就曾与新加坡旅游局推出艺术环球城市计划（Singapore Global City for the Arts），邀请世界艺术家以新加坡为工作基地、希望新加坡成为通向世
界文化与艺术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