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考古研究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什么是对偶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个分⽀，可以⽤来证经补史。梁启超的两重证据法体现了早期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认识和价值期望，⾄今仍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特⾊。在欧美，考古学被认为是⼀门通过间接⽅法从物质⽂化来了解古代⼈类⾏为和思想的学科。由于考古学家的发现⼤部分是没有⽂字的物质材料，于是他们既⽆法像历史学家那样通过⽂字来重建历史，也⽆法像⽂化⼈类学家那样从研究对象直接观察⼈类的⾏为和思想。这⼀缺陷长期以来成为制约考古学家了解过去和对考古材料进⾏历史重建的最⼤挑战。
通过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历史，考古学家就像其他⾃然科学家⼀样必须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现象来了解世界。于是，考古学家在重建历史过程中⾃然⾯临⼀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通过⾃⼰的观察和研究向⼈们展⽰的过去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完备，还涉及到考古学家本⼈的认知能⼒和探究途径的正当与否。
长期以来，⼈类认识世界⼤体存在两种对⽴的认知途径。⼀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认识论，它强调感官的认知作⽤；⼆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它强调⽤逻辑推理来提供知识的可靠性。上世纪末兴起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对科学研究中个⼈观念和社会影响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批评。考古学的发展⼤致也体现了这样的过程，对科学认知过程的主观客观因素有明确的认识，反映了这门学科的⽇趋成熟。考察⼀下考古学认知过程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对⾃⼰的研究有更多的反思精神。
经验主义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基本上是⼀种经验主义的操作，这就是指凭直觉、常识和经验来对研究对象作想当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释。经验主义者认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因此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
经验主义者⼗分注重经验知识，这是指能够被⼈们亲⾝观察到，并做出描述的具体事实。这也常被看作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认为经验事实是客观的，它们独⽴于⼈们的主观意识⽽存在。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们不带成见地进⾏观察，那么由此提供的经验知识可以不受任何理论或先⼊之见⽽保持中⽴，绝对可靠。经验主义者这种将观察看作是单纯的⽣理反应过程，好像是摄像机镜头的物理成像，似乎过于简单和⽚⾯①。极端经验主义甚⾄认为⼀切知识都来⾃于经验，它只强调感性经验⽽否认理性思维。在这些⼈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和间接的认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虚，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所以他们反对抽象思维，否认研究对象存在普遍概念和普遍性的学术命题。
中国考古学的操作⽬前⼤多仍处于经验主义的层⾯，学者们强调材料的采集和观察，凭⾃⼰的经验和常识进⾏分析判断，然后得出⼀些初步的结论。我们有些学者⼗分鄙视理论，将理论看作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空谈或主观想象的胡诌。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传统的治学⽅法⼗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客观性。英国早期古墓发掘者威廉·格林威尔的名⾔就是：“只管收集事实，永远
不要考虑理论②”。科学历史学之⽗⾥奥波德·冯·兰克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要务，⽽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的主观见解⽽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主张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材料⾃⼰说话，尽量避免将个⼈的意见夹杂其中。傅斯年将兰克学派的治学⽅法引⼊中国，他⾃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确⽴了以史料学为中⼼的治学⽅针，并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号③。傅斯年在中研院史语所设⽴考古学组，就是想“借⼏个不陈的⼯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④”。傅斯年当年设⽴的这⼀治学⽅针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在建国后的考古研究中⼀直延续⾄今。
然⽽，⼈的经验观察并不等同于摄像机的机械成像，⽽是⼀种对感官反应的图像加以识别的过程。这种识别⾸先取决于观察者的理论素养、知识训练和实践经验。如果观察者的知识状况和专业背景不同，那么对于图像的识别⽅式也就有所不同，因此观察到的东西或结果也会⼤不相同。安特⽣造访龙⾻⼭，发现洞⽳堆积中有脉⽯英，便判断洞⽳中可能存在古⼈类遗存，⽽天天经过这⾥的⽼乡却熟视⽆睹。医⽣观察胸⽚能够诊断疾病，⽽病⼈⾃⼰却看不出来。这就是观察现象时，专家与外⾏之间的区别。还有，经验观察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现象，并⾮事物的本质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再之，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和认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或深度，因此研究不同现象和问题的理论和⽅法也是多层次的。
关于班主任的作文由此可见，即使我们想保持完全客观的经验观察，也渗透着主观判断和理论的因素，⽽对经验事实的本质进⾏了解和解释更加离不开理论的逻辑思辨。科学研究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研究⽅法，声称让材料⾃⼰说话的学者，其实在挑选和整理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已经渗⼊了他的主观判断，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点⽽已。意⼤利学者埃⽶利奥·贝蒂对解释学的主客观问题曾有精彩的见解，他强调材料的客观性离不开解释者的主观性，但是解释者的主观性必须能够深⼊解释对象的外在性与客观性之中，否则解释者只不过是把⾃⼰的主观⽚⾯性投射到解释对象之上⽽已。
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表象，⽽是要揭⽰隐藏在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奥秘或规律，通过认识事物的表象，深⼊到事物的本质和造就事物的因果关系。考古研究同样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考古材料的what, when, where, who，⽽且也要探究造
质和造就事物的因果关系。考古研究同样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考古材料的what, when, where, who，⽽且也要探究造就这些材料和现象的why和how。近代的科学⽅法是在西欧诞⽣的，被马克思誉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科学认识的⽬的是发现⾃然界的真理，他为⼈类科学认识世界提出了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归纳法建⽴在世界是物质的基础上，认为⼈类的⼀切知识和观念来⾃于感觉，感觉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也需要⽤合理的⽅法来对感性材料加以整理消化，⽽归纳、分析、⽐较、观察和实验是研究的主要路径。归纳法是扩充性的认知过程，并根据具体观察或事实的综合⽽得出⼀般性的结论。当越来越可靠与精确的特定事实积累起来时，它们就能
被分类和总结，达到⼀种不断扩充的有⽤“公理”的层次。
⽬前，我们的考古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归纳法的范畴。⽐如，⽤类型学来进⾏分期分区、命名各类考古学⽂化和确⽴⽂化区系类型。还有，根据归纳和总结，我们可以推导出仰韶和龙⼭⽂化分属两个时代，分别以⽣产彩陶和⿊陶为特点的结论。再有，从商代青铜器和墓葬的分化，我们可以得出当时存在国家和阶级分化的结论。这些操作⽆⼀不是建⽴在对出⼟材料分析、⽐较和归纳之上。
近代科学产⽣以来，特别是⾃⽜顿时代以来，归纳法被看作是科学真正的基础。但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的不是经验事实的罗列和归纳，⽽是要探究这些事实背后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所⾔：“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于是，⼈们意识到，科学研究的起点应该是问题⽽⾮现象。如果反复观察现象却没有发现和提出问题，那么即使有新的发现，也只不过是记叙新的事实⽽已。中国考古学⼀个最⼤不⾜，就是将⽆数考古发现当作材料和现象来处理，并没有将它们转变为层次有别的各种科学问题，或⾄多停留在与⽂献相关或探寻when, what, who和where的初浅认识上。结果，这门学科的发展仅表现在材料积累上，既难以获得历史的真知，也⽆法激发深⼊探究真知的后续动⼒。
八一建军中国考古学者信奉凭材料说话的宗旨，不愿去探讨材料以外的问题，使得这门学科的操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照章办事。我想⽤赫胥黎的⼀句话来指出这种认识的误区：“⼈们普遍有种错觉，以为科学研究者做结论和概括不应该超出观察到的事实……但是，⼤凡实际接触过科学研究的⼈都知道，不肯超越事实的⼈很少会有成就。”
理性主义
与经验主义相对的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指通过逻辑推理⽽⾮根据表象来获得真知。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强调超越⼈类的经验来解释主导⾃然法则的重要性，标志着科学探索对理性主义的重视。⼈们意识到，材料的客观性和感性认识固然在科学认知上⼗分重要，但是经验和直觉只能得到表象的看法，表象也可能具有蒙蔽性。因此完全致⼒于表象观察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且其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也⽐较有限。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休谟认为，归纳⽆法导出必然性的法则，所谓客观事物的观察只不过是“⼀堆印象”⽽已。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科学应该超越经验主义，将知识建⽴在可以验证的、有系统的“实证”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没有某种科学理论作为先导并提供最后的阐释，那么任何现象的真实观察都是不可能的。”
实证主义（positivism）认为，科学的任务是要证明哪些主观直觉是可靠的，并强调科学解释必须在对不同现象的观察和对这些现象的归纳之间建⽴起某种规律。演绎法是实证主义最常⽤的⽅法，它强调对主导表象的潜因提出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或收集证据来予以检验，以了解事物的本质。⽐如，孟德尔对豌⾖杂交形状变异所获得的对遗传规律的认识，以及门捷列夫对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完善都可以作为⽤科学演绎法认识事物真相的最好案例。⽤演绎法来探究科学问题，需要进⾏科学的抽象，并通过理论来指导研究，并对结论做出阐释。演绎法探究的是现象的潜因，是透过表象看本质。由于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并不存在可靠和必然的逻辑通道，因此它实际上只能通过种种猜测，依靠“试错
法”来解决。爱因斯坦认为想象⼒⽐知识更重要，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廷德尔（J. Tyndall）指
出，“有了精确的实验和观察作为研究的依据，想象⼒便成为⾃然科学理论的设计师。”
迎接的意思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考古学的兴起就是因为对经验主义⽅法的不满，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家认为经验主义和归纳法研究的最⼤缺点是⽆法判断和解释结论的对和错，他们要求采⽤实证⽅来消除主观性，为考古材料提供客观和科学的阐释。⽽且，考古学的⽬标也不能满⾜于对历史事实的罗列和编年之上，它还应当探究社会⽂化变迁的动⼒和原因。为了要达到这种要求，考古学家必须采取⾃然科学的演绎法来检验⾃⼰的结论，以尽量防⽌偏见的产⽣，同时要求对考古学家本⾝的研究能⼒和诚实性作充分的审视。过程考古学在采取实证⽅法的同时，也强调研究⼀般性通则的重要性，明确求助于各种唯物主义决定论来探讨社会演变规律，其中以斯图尔特的环境决定论、怀特的技术决定论、以及博塞洛普的⼈⼝决定论最为流⾏。过程考古学还强调⽂化的系统论观点，提倡聚落形态和⽂化⽣态学为导向的⼈地关系研究，改变了⽂化历史考古学中通常求助于外来因素的传播论解释，将⽂化演变的动⼒看作是来⾃社会内部各种亚系统的互动。为了从物质遗存来解读⼈类⾏为，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提出了“中程理论”的概念，这就是要从民族学、实验考古学和埋藏学等⾓度来了解器物的⽣命史，排除其废弃后⾃然和⼈为扰动对它产⽣的影响，以便更准确地从中提炼⼈类⾏为的信息。
过程考古学在考古研究中引⼊⾃然科学⽅法和提倡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理念，对考古研究摆脱经验主义和直觉⽅法起到了很⼤的推动作⽤。然⽽，考古学研究的是历史和社会现象，这类研究客体还是和⾃然现象有很⼤的区别。过程考古学也过⾼估计了实证⽅法的作⽤，以为只要采取严谨的科学⽅法和步骤，就能克服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影响，获得客观和科学的结论。此外，导致社会⽂化发展的原因纷繁复杂，考古学并不⼀定能够得到具有像⾃然科学那样明确定义的通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过程考古学认为通过实证⽅法就可以获得科学结论的“天真”想法提出了挑
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过程考古学认为通过实证⽅法就可以获得科学结论的“天真”想法提出了挑战，这种被称为“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即使实证研究也⽆法完全做到理性和客观。虽然，考古学会随材料的积累和技术⽅法的改进⽽减少主观性，但是，社会条件仍会影响学者认为哪些材料是重要的，以及如何来解释它们。这些社会影响包括民族意识、政治导向、经费资助以及权威学者的观点等。这些阐释总会有意或⽆意地⽀持社会主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总会加强或捍卫与这些⼈相关的意识形态⽴场。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和考古学家罗宾·柯林伍德就从观念论或唯⼼论（idealism）⾓度审视主观因素对科学认知的影响。我们过去习惯于将唯物论与唯⼼论对⽴起来，似乎讨论主观因素对研究客体的影响是⼀种唯⼼史观的表现。但是，正是西⽅学者具有不断反思主观意识在认知过程中存在偏颇的传统，才促进了科学进步。⽐如，⾃然科学上哥⽩尼和伽利略颠覆地⼼说，后者则进⼀步发明望
远镜来进⾏观察。检验和纠正主观感知的错误，代表了科学研究划时代的转变。
柯林伍德指出，⼈类习得概念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探索过去不只取决于发现的材料，也取决于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考古学家只关⼼那些他们习惯思考的东西，除此以外都没有意义。考古学家的认知离不开⾃⼰习得的分析概念，他们⽆法理解这些概念以外的现象。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只是他们脑⼦⾥的想法。⽐如，只关注类型学和年代学概念的考古学家⼀般不会认为提炼其他信息有什么意义，也不⼤会意识到⽣态物的重要性。因此，考古学家复原的历史，只不过是将过去残留⾄今的材料在与过去有别的条件下⽤本⼈思想的再造。由于每个历史问题都来⾃于现实⽣活，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今天所⾯对的情况，因此这种历史的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只不过是学者将⼯作与⾃⼰感知结合⽽已⑤。
这种观念主义的影响在科学史上⽆处不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了解和重建历史时受阶级⽴场、种族优越感、个⼈偏见、科学时尚、以及材料限制的例⼦⽐⽐皆是。⽐如，受时尚的⽣物进化论影响，19世纪美国⼈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进化论来研究印第安⼟著历史，强化了对印第安⼈的偏见，将他们看作是⽆法进化到⽂明的原始⼈类，难免灭绝的命运。甚⾄路易斯·摩尔根都认为印第安⼟著，包括印加⼈和阿兹特克⼈在内，都处于部落社会的层次。与当时流⾏的社会达尔⽂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相呼应，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考古证据来证明德意志民族的光荣历史，为纳粹政权的兴起提供思想上的基础。安特⽣在材料不⾜和当时盛⾏的传播论影响下，根据仰韶的彩陶提出了中国⽂化西来
说的解释。⽽中国学者受成⽂编年史的影响，⼀度认为中国⽂明的中⼼在黄河流域，只是随着其他地区考古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才改变了这种单中⼼的⽂明起源观。但是这种⽂献导向的影⼦，仍在当今的⽂明探源中挥之不去，反映了习得知识与既有传统思维对科学探索的制约。
在材料分析层⾯上，中国考古学的⽅法主要采⽤了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分析概念，对20世纪下半叶国际学界流⾏的功能论、过程论和后过程论等学术概念颇感陌⽣，甚⾄有⼈对这些⽅法感到抵触和难以理解。因此，深受历史学定位影响并擅长于类型学和年代学分析的考古学者，⾃然会认为确⽴⽂化分期和历史关系、⽤考古材料补充成⽂历史是最重要的研究⽬标，并不认为了解⼈类⾏为⽅式有什么必要。他们并不看重和探究这些材料所反映的⼈类适应和能动性⽅⾯的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完全处在他们习得概念和经验范畴之外。这种主观意识和知识背景上的局限，成为⽬前制约这门学科发展的⼀个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显著问题。我国学者很少坦承⾃⼰可能存在主观偏见、传统价值观和专业知识陈旧的偏颇，缺乏对⾃⼰研究能⼒的反思，也不太欢迎对⽴或不同的批评意见。从这点上来说，考古学受国学传统研究⽅法的影响很深。
讨论与结语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将原始材料的积累视为第⼀要务，使得这门学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材料积累，⽽不是对材料的信息解读上。这正是许多历史学家对考古学感到⼗分困惑和隔膜的原因。因为考古学
cd28家津津乐道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概念和⽅法，⼤量考古报告的器物罗列和描述并不能提供历史学家所能理解和利⽤的历史知识。19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天⽂学家和物理学家庞加莱（J.H. Poncare）曾经说过：“科学由事实所构建，正如房⼦由⽯头筑成⼀样；但是⼀堆事实不是科学正如⼀堆⽯头不是⼀座房⼦⼀样⑥。”这正是中国考古研究⽬前需要克服的最⼤难题，⼀⼤堆出⼟材料如果要转化为历史学家能够利⽤的具体知识，那么考古学必须超越单纯的经验主义⽅法和想当然解释，采⽤科学推理和各种分析⽅法来提炼信息和了解事物和现象的潜因，为历史重建提供充实可靠的依据。
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现代科学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它们受传统国学的影响很⼤。虽然中国传统⽂化并没有对⾃⼰认识论的哲学思考，但是也存在分别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两重性。这种认知传统⼀⽅⾯强调“⽆证不信”，反映了⼀种不⾃觉的客观主义特点。然⽽对不可直观的现象，则采⽤纯思辨的⽅式，即以“⼼知其意”来解释各种现象的潜因。在史学领域，张光直先⽣将中国学者这种治学⽅法形容为：⼀⽅⾯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这种治学⽅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现为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不信任主观的理论，认为理论只不过是⼀种成见⑦。
现代科学思想将世界看作是⼀种⾃然和独⽴存在的客体，通过抽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推理⽅法，能够将经验观察变成洞悉与解释真实世界的科学理论。但是在中国的传统⽂化中，并没有这样的
知识遗产。对于感官⽆法证实的事物，⼈们并不把确定某种见解看作是⼀个可⽤逻辑推理⽅法予以解决的问题。《丁⽂江》⼀书的作者费侠莉（C. Furth）总结了中国传统认识论常⽤的三种⽅法，⼀是以史为鉴，⽤过去的成功经验来证实⾃⼰观点的正确性；⼆是采⽤信仰调和，注意新旧合并，但不是做出选择；三是模仿，根据概念的感染⼒来进⾏梳理。她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具有最纯
和，注意新旧合并，但不是做出选择；三是模仿，根据概念的感染⼒来进⾏梳理。她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具有最纯的“理性”，这就是既不依赖实证主义的检验，⼜不依赖逻辑推理来分析事物的内在结构。因此，中国⼈认识⾃然的见解完全是通过冥想⽽得来的。还有，在早期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最感兴趣的还是西⽅的技术，重视的是应⽤学科⽽⾮基础理论。后来，⼈们才逐渐体会到科学的巨⼤⼒量不仅在于技术，⽽且在于科学推理的预见性和洞察⼒⑧。
将中西⽂化的认知传统加以⽐较可见，两者最⼤的区别在于中国的认知哲学是“求实”，⽽西⽅是讲究“求真”。换⾔之，中国⼈讲究实⽤或强调具体和个别的东西和事件，缺乏西⽅那种关注⼀般法则和普遍原理的理性主义探索。然⽽，经验总是限于已经过去和完成的事情，⽽科学探究的范围还包含着未来。显然，拘泥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法满⾜科学探索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要求，难以从根本上揭⽰⾃然和历史的奥秘。理性主义的缺位不仅使中国的⾃然科学⽆法发展，也严重制约了知识分⼦的头脑和视野。上世纪初，虽然五四运动为中国传统⽂化带来了⼀场科学和民主的洗礼，但是理性主义作为⼿段和⽬的都是缺位的。
落樱缤纷中国传统⽂化并没有为接受西⽅科学思想提供什么基础和准备，于是考古学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它引⼊的过程中因中国的社会背景和⽂化传统，使它在中国的发展与西⽅⼗分不同。与早期许多西⽅科学技术引⼊中国主要是看重它们的实⽤性⼀样，考古学也是被作为⼀种有助于史家寻找地下之材的不陈⼯具⽽受到青睐的，因此中国学界的价值期望还是它在史学上的“求实”和“致⽤”⽽⾮科学上的“求真”。于是，这门学科基本被作为⼀种掘地技术来加以引⼊和应⽤的，⾄于如何从⽆⾔的物质遗存来探究和重建历史则缺乏科学的认识论和⽅法论。考古学者除了求助于历史和依赖⽂献线索之外，只能采⽤凭借直觉和经验主义的途径。
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的⽋缺，在考古学引⼊中国的⼋⼗年后，我们虽然引进了不少物理化学的年代测定和分析测试技术，但是研究⽬标和主要学术概念却没有什么变化。由于物质⽂化的分期和分区仍被视为考古研究的核⼼⽬标，于是类型学⽅法和“考古学⽂化”概念，今天仍被⼀些学者作为中国的学术正统来坚持，并对欧美上世纪60 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存疑虑。在学术圈内，尊崇师长的教诲胜过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将师承和习得的概念当作⼀种信念来坚持，影响到这门学科的持续发展和年轻⼀代创新精神的培养。瑞典化学家柏济利阿斯提醒我们，习惯于某种见解，经常会使我们深信它的正确性，习惯能掩饰这种见解的最⼤弱点，并会使我们丧失运⽤反驳它的论证的能⼒。
正是传统⽂化“求实”和“致⽤”的价值取向，使得考古学在传⼊中国时只将它看作是⼀种⼯具和技术，是史学研究的帮⼿。⽽近⼏⼗年来的发展也凸显了这种价值取舍的偏颇，⽐如⽬前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
⽅法被中国学界所⼴泛采纳，浮选法也成为发掘过程中必备的操作程序。其实，这些⽅法都是上世纪中叶开始美国新考古学普遍采⽤的⽅法。然⽽在美国，这些研究⽅法是和⽂化⽣态学、系统论以及社会复杂化等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起发展起来的，⽤以探究⽂化适应以及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但是，在传⼊中国的过程中经过我们的取舍，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其“致⽤”的功能⽽被推⼴，⽽与之相伴的被⽤来解决⼈地关系互动和研究社会变迁的理论概念和阐释模式却被漠视。结果，浮选法、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缺乏理论⽀撑⽽难免流于⼀种纯技术操作，成为器物类型学的点缀，⽆法对史前⽂化的变迁提供“真知”。因此，我们在考虑引⼊技术“致⽤”的同时，也要考虑基础理论研究在指导技术操作和进⾏历史重建⽅⾯的重要性。
张光直先⽣说过，20世纪中国⼈⽂学科不是世界的主流，这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现代中国出了不少优秀的历史学家，但是没有⼀个⼈被国际学界尊为⼤师，也没有⼀个⼈在国际上成为有地位的历史理论家。这是因为在世界⼈⽂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选择了边际化的地位，⾃⽢被弃于主流之外⑨。究其根本原因，我们可能还需要从中国传统⽂化的知识层⾯上来进⾏反思。中国并⾮没有⼈才，也⾮资料不好，更⾮脑⼦不如别⼈，⽽是传统⽂化的认知⽅式束缚了我们的⼤脑，缺乏理性主义思维是难以培养出可以跻⾝诺贝尔奖的⼀流学者的。我们应当意识到，⽚⾯强调中国特⾊和出于实⽤主义的借鉴并⾮考古研究的康庄⼤道，单纯追求“致⽤”的价值取向难以产⽣具有普世价值的研究成果，⽆法在科学的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世界的作⽤。
中国考古学在培养学⽣的⽅法上必须有所变⾰，不应只传授学⽣⽥野发掘技术和分辨器物类型这类经验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理性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爱因斯坦说，学校的⽬标是培养独⽴思考能⼒的⼈，⽽不是将获得专业知识放在⾸位。如果没有独⽴思考能⼒和有创造能⼒的⼈，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能。
注释：
①张巨青：《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法导论》，湖北⼈民出版社，1988 年。
②保罗·巴恩（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东画报出版社，2000 年。
③傅斯年：《史学⽅法导论》，中国⼈民⼤学出版社，2004年。
④傅斯年：《历史语⾔研究所⼯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研究所集刊》1928 年第1 期。
停车入位
⑤柯林武德著，陈静译：《柯林武德⾃传》，北京⼤学出版社，2005 年。
⑥Thomas，D.H.Archaeology. Third edition，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Inc, 1998.
⑦张光直：《时间与传统》，序⾔。布鲁斯·炊格尔（特⾥格）著，蒋祖棣译，三联书店，1999 年。
常规化
⑧费侠莉：《丁⽂江——科学与中国新⽂化》，新星出版社，2005 年。
⑨张光直：《中国⼈⽂社会科学该跻⾝世界主流》，《考古⼈类学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原刊《南⽅⽂物》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