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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
摘要：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今天新世纪的20来年的时间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生了相当大的演化。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三个关键语汇可以说大体上勾勒了这一演化的基本走势：“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三个语汇的出现代表了各自历史阶段的特点，而它们所构成的运动方向又折射出了学术研究以及学术研究背后的种种话语关系。通过对它们的梳理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自觉的学科反省意识，从而深化我们的研究。
关键词：走向世界；现代性；全球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运动的十大好处[1]（P.2）这里所谓的“青年学者”主要是针对比较文学界而言，然而，它显然也同样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基本情况。在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勃兴几乎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完全同步，而且彼此形成了最亲密最默契的配合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走向世界”为己任的基本趋势。
[3]（P.289）同年，钱钟书先生又这样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把脉”：“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因为从历史上看
白毡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4]
内心强大的人具体表现[5]（P.292）
理论与
概况
影响研究
平行研究
翻译研究
国内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总体研究
数目（篇）
28
171
29
34
1
20
283
百分比
9.9带地的成语
60.4
10.2猴菇饼干
12
0.4
7.1
100
在历经数十年的文化封闭与唯阶级斗争化的理论封锁之后，是“走向世界”的激情实现了我们宝贵的思想“突围”，在“世界文学”宏大背景的比照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获得了空前开阔的视野。“走向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涌入中国的过程，因为有了“走向”，才出现了后来潮水般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学的“方法”，这林林种种的“方法”终于更新了我们业已僵化的文学批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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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125）时至今日，“比较”早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种方法，而对主要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而言，其外来的文学资源都得到了几乎无甚遗漏的发掘和清理。
“走向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当时力图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所谓的“本
来”其实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面目”。于是，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叙述中，“引发模式”获得了最充分的阐发和运用，中国文学如何为外国文学所的启迪、所影响，如何经过世纪性的“文化换血”而取得了新的题材、主题、语言与思维，这就是我们主要的研究工作。不过，当“引发”逐渐成为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认识，其潜在的问题也表现了出来。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学因外来“引发”而“走向世界”的描述当中，我们似乎更注意因“引发”而产生的“结果”而非实际“引发”的诸多细节，或者说是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简化为异域因素的“输入”与“移植”过程。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漠视了文学创作这一精神现象复杂性。因为，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作为文化交流而输入的外来因素固然可以给我们某种启发但却并不能够代替自我精神的内部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现象最终能够在我们的文学史之流中发生和发展，一定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我们自己的“结构”，并受命于我们自己的滋生机制，换句话说，它已经就是我们从主体意识出发对自我传统的某种创造性的调整。
[9]这一看来描述研究对象基本特征的概念其实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研讨，它甚至比“走向世界”的激情还要显得暧昧不明。
“现代性”无疑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文化等级制，西方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中国已自居于“他者”位置，处于边缘。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民族及个人身份危机的巨大冲击，已从“古典性”的中心化的话语中摆脱出来，经历了巨大的“知识”转换（从鸦片战争到“五四”的整个过程可以被视为这一转换的过程，而“五四”则可以被看作这一转换的完成），开始以西方式的“主体”的“视点”来观看和审视中国。[10]
然而，如此清晰的“现代性”知识，其首要的作用却并不是像“走向世界”的文学比较一样提供某种描述的模式，因为，当它第一次被中国学人自觉认识的时候就已经被宣判为“终结”了！当中国现代文学赖以定位的“现代”已经成为了“质疑”与“终结”的对象，那么，这里所牵涉的就决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现象的评价问题，在根本的意义上，对“现代性”的质疑与终结更直接地冲击着“五四”以来我们新文化的价值大厦——而这，恰恰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存在之本！
中国现代性文学并不只是以往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简单继承，而是它们的一种崭新形式……遗憾的是，由于传统学术成见的限制，人们对于伟大而衰落的古典性传统似乎所知颇多，然而，对于同样伟大而待成熟的现代性文学传统却所知甚少；相应地，人们对衰落
的前者大加推崇，却对有待成熟的后者严加苛责。所喜的是，我们正开始形成对于现代性文学的新眼光。无疑地，现在已到了正视这种堪与古典性传统媲美的新传统，并同它对话的时候了……古典性文学虽然伟大却已衰败，而现代性文学尽管幼稚却已初显其独特审美特征与伟大前景。[13]
[15]同样地，在中国的文化界与文学界，在很多的时候，人们关于“全球化”的谈论都会征引歌德与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先后论述，仿佛又让我们会到了“走向世界”的年代，与之同时，今天的“全球化”问题也常常与“现代性”的讨论紧密联系，“'现代性’是'全球化’问题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两个概念关系之密切，以至人们提起一个，就自然会想起另一个。”[16]（P.73）这都说明，所谓的“全球化”虽然是随着新世纪中国“入世”，广泛介入了世界经济循环而频频出现的名词，然而，它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又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本质上讲，我以为这不过是我们对业已存在的一段文化遭遇的新的解释和定义。
在我看来，“全球化”的提出至少将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地格外分明地凸现了出来。其一，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一致的全球性的文化交流的必然。经济方式的全球性展开的确加强了
人类生活的同质化，于是，人类的文化有可能突破社会体制的差异，实现跨民族的情感参与和心理认同。全球性的文化交流的事实揭示了跨民族的“精神共享”的真实性。其二，全球化的生存同时也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或者说包含了内部张力的生存。一方面是如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沙奈所提醒的“单极化”运动，即世界强势文化影响的单方面强化；[17]另一方面却又同时出现了来自不同民族的“反全球化”浪潮，在全球性的趋同化当中，世界民族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民族反而表现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崇尚与固守，它们汇入全球文化的同时竭力保持自身的特殊性，或者说特殊就是“精神共享”的基础。
对于如此紧密地伴随着中国人“走向世界”、步入“全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对“全球化”的理性思考会有怎样的启示呢？我认为，这里我们对“全球化”所作出的定位——一种生存的真实或者说语境的真实——是颇有意味的，也就是说，“全球化”不是一种具体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它比“走向世界”的比较文学与“现代性知识体系”更不可能成为一种西方既成的话语模式，它营造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宽阔的思考的“背景”，提示的就是关于当下“生存”的关注。不错，“全球化”与“现代性”的确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与“现代性”包含着更多的时间理念不同，“全球化”更明显的属于空间关系的问题，而从空间关系与空间意识的变化来辨认中国现代文学，恐怕更符合中华民族“自我中心”观念瓦解之后的生存体验。廉者不食嗟来之食
“全球化”之中的现代中国的文学选择都是这一空间生存里的自我精神的生存形式。
与之同时，作为一种语境的“全球化”思维也将有可能有效地包容其他合理的研究思路，比如“走向世界”所强调的主体“突围”，比如“现代性”追求所强调的自我创造；而且愈在在“全球化”的空间定位中，我们愈可能克服这些研究思路的缺陷，突出其更有价值的一面，比如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时间，所谓西方“现代性”的绝对霸权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完成可以理直气壮地讨论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讨论现代中国文学的自我生长问题，讨论中国文学精神与西方文学精神在现代中国的平等互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语境的引入也将是对“现代性”研究的一种推动和深化。
当然，仅仅作为一种思维的语境的“全球化”不是“方法论”，不是令人豁然开朗的灵丹妙药，它并不可能为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轰动性的繁荣局面，甚至也不一定会立即推动我们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但是，当我们的文学研究从西方文化中获得的再不是唬人的“法宝”，当西方文化的发展仅仅只是提示我们对于当下生存的关注，而我们必须通过对自我生存真实的具体把握来读解我们的精神成果，那么，这或许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从简单的“西方渴慕”或者“西方抗拒”中解脱出来，从此逐渐走上自己的道
路，研究不再仅仅是“方法”而是自我的独立“思想”，学术史的发展也不仅仅是焦躁的文化“选择”而是主体心灵的“认知”与“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