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研究2014年第2期(总第103期)
《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中的汉语研究(1843-2012)*
孟庆波
（中国矿业大学 国际汉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美国东方学会是美国汉学的发源地。《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发行170年来，共刊发208篇汉语研究的文献。从时段分布、代表作者和主题研究等多个维度，对这些文献进行目录学式的交叉研究，可以宽幅面为相关专题研究提供丰富的学术信息。
[关键词]汉学；汉语研究；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目录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 G2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442(2014)02-0082-10
萝卜烧牛肉
从学术史上追溯，美国汉学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侨居地汉学的“中国源头”，另一个就是美国本土自发的汉学。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曾说，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始自东方学会。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于1842年成立，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个专业学术团体，1843年开始发行《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该学会的宗旨是以文献学和考古
学的方法考察东方学，“传播关于东方的知识，促进对东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汉学是其中的一个关注点。美国的本土汉学经历了美国东方学会的创生初立、对欧洲汉学人才的引进、燕京学社的大力推动、美国东方学会对美国中国学的孕育等过程，逐渐走向世界汉学的排头兵地位。作为美国汉学的发源地和中流砥柱、美国中国学的孕育者，美国东方学会是研究美国汉学的一个关键支点。截至2012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共发行132卷，发表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章及书评约2300篇，占《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文献总数的大约1/5，涉及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思想、宗教、考古等传统汉学主题，是研究美国东方学会的最关键文献来源和美国汉学的标准样本。
目录学的研究方法属于一种宏观的幅面研究。它将研究视角从具体的篇章以及目的、方法和结论中抽象出来，关注文献的时段、作者、出处、研究主题的变化等。因其超然的高站位，所以以目录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往往能更明晰地显示学术发展的脉络，使学术自明；对相关题目的辑列也能为各种专题研究提供丰富的学术线索。
一 《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中汉语研究文献的时段分布
汉学必须建立在通晓汉语的基础上，对汉语的研究始终是汉学的传统主题。欧洲汉学界对汉语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至16世纪末以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他们为了执行传教任务、适应中国文化而进行了艰苦的汉语学习，编写汉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4WX01）。
82
古汉语研究Rearch in Ancient Chine Language
语字典并制定了汉字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发端于19世纪的美国汉学也格外重视对汉语的研究。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1841年就在澳门出版了美国的第一本汉语教科书《广东方言读本》（A Chin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更是写出了其毕生的代表作之一——《汉英韵府》。
依照在成立之初所定“研究东方语言和文学”的目标，美国东方学会历来重视对汉语的研究，相关文献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的汉学内容中，始终占有较大比重。在《会刊》第1卷刊登的首任会长皮克林（John Pickering）长达78页的会长演讲中（Address at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就分别在第43至46页、第51至52页两处有对汉语研究的论述。若意识到该演讲面向的是包括埃及学、亚述学、波斯学、印度学等等在内的整个东方学，涉关语言、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学科，我们就可以明了汉语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视野内的重要性。据笔者统计，1843至2012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刊登汉语研究的论文及书评共208篇，占所有汉学篇目的8.9%，数量约等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文献，超过中国文学、思想宗教、民俗及少数民族等内容，是《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
历时发展来看，《会刊》中的汉语研究呈现出由疏入密、从语言现象描述向汉语本体研究的转化，并且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学科化系统研究的发展趋势。下面，本文以每40卷为一个样本单位，对《会刊》中的汉语研究进行大致的划段分析。
1843至1920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刊出第1至第40卷，载有涉关汉语研究的文献共20篇。这些文献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只针对汉语研究，而是着眼于更大的视域。典型的，就是第1卷皮克林的首任会长演讲以及第2卷布朗（Samuel R. Brown，耶鲁大学毕业生，马礼逊学校校长，曾携容闳等三名中国学生赴美）长达38页的文章《中国文化：形成中国民族特性的原因》（Chine Culture: Or Remarks on the Caus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Chine）。布朗在这篇文章中从地理气候、语言文字、儒佛思想、古代典籍和教育考试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其中他用11页的篇幅讨论了汉语的缺陷、汉语与中国文化及中国人性的关系、汉字书写等方面的内容。第39卷刊发了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William Phillips的文章《美国需要建立学校，学习存活的东方语言》（The Need of An American School of Living Oriental Languages）以及William H. Worrell的《教授存活东方语言的欧洲学校概述》（An Account of Schools for Living Oriental Languages Established in Europe），这两篇文章都从语言教学和文化战略的角度涉及到了汉语的教学。此期刊发的专门性汉语研究文章，以第3卷驻华传教士咩士（William A. Macy）的《汉语的电报应用模式》（Remarks on the Mode of Applying the Electric Telegraph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hine Language）、第4卷驻华传教士怀德
酸辣白菜丝
幽默小笑话（Mos C. White）的《汉语方言的书面转化》（Chine Local Dialects Reduced to Writing）、原驻厦门领事俾列利查士威林（Charles W. Bradley）的《厦门方言的罗马化标音系统》（An Outline of the System Adopted for Romanizing the Dialect of Amoy）、第5卷怀德的书评《评Stanislas Hernisz〈习汉英合话〉和Stephen P. Andrews〈汉语新发现〉》（Hernisz’s Guide to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 and Andrew’s Discoveries in Chine）以及第35卷Cornelius Beach Bradley对北京话和粤语的语音研究《两种中国方言的音调》（The Tone-Accents of Two Chine Dialects）为代表。通观这些专门性的汉语研究文章，我们大致可以发现美国学界从对方言统一等汉语语言现象的研究，转向深入性专题研究的过渡。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
1921至1960年刊出的第41至第80卷载有汉语研究的文献共41篇。此期的书评为数不少，共有16篇，典型的有施赖奥克（John K. Shryock）发表在第53卷的《评海尼士〈中国语文学习教材〉》（Lehrgang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sprache by E. Haenisch）、第55卷的《评吴克德〈汉语
2014年第2期83
和泰语〉》（Chinesisch und Tai by K. Wulff）、第58卷的《评魏鲁男〈哈佛大学中级中文教材词汇〉》（V ocabularies to the Intermediate Chine Texts Ud at Harvard University by James R. Ware），以及第62卷金守拙（George A. Kennedy）的《评卜朗特〈华言拾级〉》（Introduction to S
poken Chine by J. J. Brandt）和《评陈受荣〈汉语初阶〉》（Chine Reader for Beginners by Shau Wing Chan）。此类书评大多不长，但集群效应明显，可以在有限的出版空间内提供更为丰富的学术信息。也正是从这一时段起，书评日益受到《会刊》的重视，成为一个重要的栏目板块。对单字的研究是此期汉语研究的另一大特色，《会刊》中刊载了大量的单字研究文献。典型的，有第46卷来华医生胡美（Edward H. Hume）的《“国”字对中国政治变化的顺应》（Note on the Adaptation of A Chine Character to Political Change）、第58卷施赖奥克的《“安”字的用法》（The U of the Word An）、第59卷和第60卷金守拙的连载论文《“焉”字研究》（A Study of the Partical Yen）、第67卷金守拙的《汉语的缩合字》（Equation No. 5: Chine Fusion Words）、第68卷包拟古（Nicholas C. Bodman）的《〈尚书〉中的“厥”字》（The Function of Jywé in the Shang Shu）等。除单字研究体现了深化趋势外，研究汉藏语系共同特征的论文也在此期异军突起。这主要体现在谢飞（Robert Shafer）的研究上：第60卷和第61卷的连载论文《汉藏语之元音系统》（The V ocalism of Sino-Tibetan）、第64卷的《汉藏语音学的问题》（Problems in Sino-Tibetan Phonetics）、第70卷的《汉藏语系的首辅音》（The Initials of Sino-Tibetan）。谢飞是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界汉藏语系研究的旗手。他的这些论文多属长篇大论，从语音方面对汉藏语系的语言特征、语族分类确立了详细的标准，也为后来李方桂和白保罗（Paul K. Benedict）的汉藏语研究打下了基础。
1961至2012年刊出的第81至第132卷则载有汉语研究的文献共147篇。此期的汉语研究呈现多向度深
入研究的态势。1960年，赵元任当选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61年3月28日他在美国东方学会年会上所作的会长演讲《什么是正确的汉语》，极大地推动了汉学学者们对汉语研究的关注。同样，以汉字研究和汉语历史语音学研究见长的卜弼德（Peter A. Boodburg）当选1963-1964年会长、以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为主攻方向的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当选1990-1991年会长、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多有建树的罗杰瑞（Jerry Norman）当选2002-2003年会长，都凸显了美国东方学会对于汉语研究学者的高度认可。在这些学术巨擎的引导下，《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中的汉语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走向细化、深化的发展方向。此期的一个特色，就是华裔学者开始在汉语研究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赵元任先后在第81卷发表《什么是正确的汉语》（What Is Correct Chine）、第90卷发表《常州方言》（The Changchow Dialect）；张琨在第81卷发表书评《评杜百胜〈上古晚期汉语语法纲要〉》（A Grammatical Sketch of Late Archaic Chine by W. A. C. H. Dobson）、第92卷发表《汉藏语系的“铁”*qhleks字》（Sino-Tibetan 'Iron': *Qhleks）；李讷在第92卷发表两篇书评《评黄伯飞〈广州话辞典〉》（Cantone Dictionary by Parker Po-fei Huang）和《评黄励文〈国语发音图解〉》（Mandarin Pronunciation by Raymond Huang）、第96卷发表《普通话“着”复合句的意义和结构》（The Meaning and Structure of Complex Sentences with -zhe in Mandarin Chine）。另外，对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也呈现繁荣，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第81卷邓临尔（Paul B. Denlinger）的《汉语历史语言学的未来》（Chin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Road Ahead）、第91卷成中英的《构建适合于近古汉语的主位结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Subject Structure in Language with A
pplication to Late Archaic Chine）、第98卷鲍则岳（William G. Boltz）的《中古汉语喉音在广东齿音化的年代问题》（Notes on Dating the Cantone Dentilabialization of Middle Chine Gutturals）、第105卷蒲立本的《汉代汉语的重
84
黑色星空壁纸古汉语研究Rearch in Ancient Chine Language
建，兼评柯蔚南〈东汉音韵笺释通览〉》（The Reconstruction of Han Dynasty Chine,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司徒修（Hugh M. Stimson）的《评蒲立本〈中古汉语：历史语音学的研究〉》（Middle Chin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by E. G. Pulleybank）、第107卷鲍则岳的《中文数字“贰”的语源：语法和语义》（The Etymology of the Old Chine Numeral 'Two':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Considerations）、第112卷蒲立本的《上古汉语构拟》（How Do We Reconstruct Old Chine）、第114卷罗杰瑞的《早期汉语的咽化与腭化来源》（Pharyngealization in Early Chine）、第115卷罗杰瑞和柯蔚南（W. South Coblin）的《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A New Approach to Chine Historical Linguistics）、第118卷蒲立本的《〈切韵〉和〈韵镜〉：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主要依据》（Qieyun and Yunjing: The Esntial Foundation for Chine Historical Linguistics）、第121卷罗毅（Robert Iljic）的《汉语后缀“们”的起
源刍议》（A propos des Origines du Suffixe -men 們 en Chinois）、第122卷方妮安（Newell Ann van Auken）的《汉代以前对“望”“朢”二字的使用》（The Etymonic Determinatives of wanq (望, 朢)）以及柯蔚南在第123卷的《切韵体系及中国历史语音学的现状》（The Chiehyunn System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 Historical Phonology）、第128卷的《屈奈特与十九世纪末期的南京话语音学研究》（Franz Kühnert and the Phonetics of Late Nineteenth-Century Nankinge）、第129卷的《十八世纪〈汉语-拉丁语词典〉的区域来源》（On the Regional Origin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等。
综上，我们以40卷为样本单位，对《美国东方学会会刊》进行了划段梳理，发现其汉语研究有如下总体特征：一是文献数量有持续增长，第一个40卷有相关文献20篇，第二个40卷有41篇，第三个（约）40卷有147篇。这些数字增长的背后，是汉语研究在美国汉学框架内的壮大和深化；二是研究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深入发展，从最初的语言描述到语言教材的评介，到对单字词法的讨论和对汉藏语系的描述和规范，再到后来对汉语语音方言、历史语言学、汉语语言学学科的全面探讨，每一步都标志着汉语研究的学术深化。
二 《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中汉语研究的主要作者
根据笔者的大致统计，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发表汉语研究文献较为多产的，要数金守拙、蒲立本、柯蔚南和鲍则岳，而发表书评最多的要算施赖奥克。
宇宙的另一边
施赖奥克（1890-1953），1916年作为传教士来华，在中国停留了9年。1931-1941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编辑，1933-1935年兼任美国东方学会出版委员会委员。施赖奥克在担任《会刊》编辑的同时，也曾亲自捉笔。在汉语研究上，他在第58卷发表文章《“安”字的用法》；他的书评及书讯主要有第53卷的《评海尼士〈中国语文学习教材〉》、第55卷的《评吴克德〈汉语和泰语〉》、第56卷的《评马古礼〈汉语书面语文法〉》（Petit Précis de Grammaire Chinoi écrite by Georges Margoulies）、第57卷的《评卜郎特〈汉文进阶〉》（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 by J. J. Brandt）、《评魏鲁男〈哈佛大学初级中文教材词汇〉》（V ocabularies to the Elementary Chine Texts Ud at Harvard University by James R. Ware）、第58卷的《评魏鲁男〈哈佛大学中级中文教材词汇〉》、第59卷的《评顾立雅〈汉语文法进阶，卷一〉》（Literary Chine: V ol. I, the Hsiao Ching by H. G. Creel）、第60卷的《评顾立雅〈汉语文法进阶，卷二〉》（Literary Chin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 V ol. II by H. G. Creel）等。
金守拙（1901-1960），出生于杭州莫干山的美国传教士家庭。1932年赴柏林大学攻读“汉语及蒙古语”博士学位，曾先后师从福兰阁（Otto Franke）和海尼士（Erich Haenisch）。1936年起任教于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语文。1941-1949年担任《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编辑，1940-1942年
2014年第2期85
任美国东方学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金守拙在《会刊》上共发表7篇文章和4篇书评，其中有4篇文章和3篇书评关于汉语研究：文章包括第59卷和第60卷连载的《“焉”字研究》、第67卷的《汉语的缩合字》、第71卷的《单音节神话》（The Monosyllabic Myth）；书评有第62卷的《评卜郎特〈华言拾级〉》、《评陈受荣〈汉语初阶〉》，第73卷的《评顾立雅、理查德•C•鲁道夫〈汉语文言进阶，卷三，孟子〉》（Literary Chine by the Inductive Method, V olume III, the Mencius, Books I-III by Herrlee Glessner Creel）。
蒲立本（1922- ），加州伯克利大学荣休教授，加拿大汉学家。1942年毕业于阿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1951年获伦敦大学“中国语言”博士学位。蒲立本1953年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1966年到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是唐史、早期中亚史研究权威和汉语历史语言学专家。1989-199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副会长、1990-1991年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68-1969年、1990-1993年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副会长。蒲立本对《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的汉语研究曾作出杰出贡献，共发表7篇文章及1篇书评，极具学术价值。他的论文全部是有关汉语研究的，包括第85卷的《突厥的汉语名称》（The Chine Name for the Turks）、第99卷的《汉语表音字的循环标志》（The Chine Cyclical Signs as Phonograms）、第106卷的《方位虚词“于”、“於”和“乎”》（The Locative Particles Yü 于, Yü 於, and Hu 乎）、第112卷的《上古汉语构拟》、第116卷的《古汉语的韵律化或是咽音化》（Prosody or Pharyngealization in Old Chine? 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ype Aand Type B Syllable
s）、第118卷的《〈切韵〉和〈韵镜〉：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主要依据》、第123卷的《再议“焉”和“安”》（Once Again Old Chine yan ? and an ?）；他还在第105卷发表书评《汉代汉语的重建，兼评柯蔚南〈东汉音韵笺释通览〉》。此外，对蒲立本著述的书评也有1篇，是第105卷司徒修的《评蒲立本〈中古汉语：历史语音学的研究〉》。
柯蔚南（1944- ），爱荷华大学荣休教授，1972年获华盛顿大学“中国语言”博士学位，1971年任教于华盛顿大学，1973年后任教于爱荷华大学。柯蔚南曾师从李方桂，是以汉语研究为主要方向的汉学家。其早年学术建树多为对藏语和藏缅语系的研究，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转向对汉语历史语音及方言的研究。1979-1982年，柯蔚南曾任美国东方学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他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共发表9篇文章及2篇书评。书评是第108卷的《评罗伯特•拉姆齐〈中国的语言〉》（The Languages of China by S. Robert Ramy）和第110卷的《评罗杰瑞〈汉语概说〉》（Chine by Jerry Norman）；5篇文章属于汉语研究，有第115卷与罗杰瑞合著的《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第118卷的《瓦罗和清代前期官话的发音体系》（Francisco Varo and the Sound System of Early Qīng Mandarin）、第120卷的《国语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Mandarin）、第123卷的《切韵体系及中国历史语音学的现状》、第128卷的《屈奈特与十九世纪末期的南京话语音学研究》；他的另4篇文章则涉及了中国的满藏语言研究：第94卷的《一个早期的藏语词“马”》（An Early Tibetan Word for "Hor"）、第111卷连载的文章《〈尚书〉的藏文翻译：一、二》（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Shan
gshu Paraphra, Part I; Part II）、第125卷的《满语元音e的发音》（A Note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Manchu V owel e）、第129卷的《十八世纪〈汉语-拉丁语词典〉的区域来源》。
伤感头像男动漫鲍则岳，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中文教授，东方语言系主任，1974年获加州伯克利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汉语历史语言学，尤其关注早期汉语书写系统的发展。鲍则岳在《会刊》上共发表8篇文章和12篇书评，其中关于汉语研究的有4篇文章及6篇书评。文章分别是第98卷的《中古汉语喉音在广东齿音化的年代问题》、第100卷的《汉代古典汉语与现代汉语口语的比较》
86
古汉语研究Rearch in Ancient Chine Language
（Cicada Sinica Quotidiana, the V ocabulary of Common and Classical Chine）、第107卷的《中文数字“贰”的语源：语法和语义》及第120卷的《古代中国的逻辑、语言和文法》（Logic, Language, and Grammar in Early China）；书评包括第98卷的《评Doman Wieluch〈繁体字的象形性〉》（The Graphic Transcription of Literary Chine Characters by Doman Wieluch）、第99卷的《评许思莱〈上古汉语的词缀〉》（Affixes in Proto-Chine by Axel Schüssler）、第105卷的《散论古代中国的语言和语义，兼评陈汉生〈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Desultory Notes on Language and Semantics in Ancient China,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by Chad Hann）、第106卷的
《评德范克〈关于汉语的事实与各种奇谈怪论〉》（The Chin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by John DeFrancis）、第120卷的《评蒲芳莎〈汉字的语义性及其分类：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214部系统的汉字分类研究〉》（Sémantisme et classification dans l'écriture chinoi: Les systèmes de clasment des caractèrespar clés du Shuowen jiezi au Kangxi zidian by Françoi Bottéro）。
and的音标三 《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中汉语研究的主题
对汉语单字兼及词法、语法的研究，是《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中汉语研究的一条线。在本文所考的时间限度内，单字研究以1926年第46卷来华医学传教士胡美的《“国”字对中国政治变化的顺应》为首篇，以2004年第124卷金鹏程（Paul Rakita Goldin）的《续议“焉”和“安”》（ A Further Note on yan and an）为尾篇，共42篇。这其中包括对古代汉字的研究，较为典型的有第68卷包拟古的《〈尚书〉中“厥”字》、第106卷鲍则岳对“朝”、“潮”进行研究的文章（Evocations of the Moon, Excitations of the Sea）、第114卷金鹏程对汉字字形研究的文章（Some Old Chine Words）、第122卷尤锐（Yuri Pines）的《战国时期文本的词汇变化》（Lexical Changes in Zhanguo Texts）、方妮安的《汉代以前对“望”“朢”二字的使用》。在词法、语法方面，除了前文已述对“焉”、“安”等虚词进行讨论的系列文章外，还有第56卷萧洛克的《评马古礼〈汉语书面语文法〉》、第68卷Thurston Griggs的《评邓嗣禹〈汉语会话及语法〉》（Conversational Chine, with Grammatical Notes by Ssǔ-yü Têng）、第81卷张琨的《评杜百胜〈上古晚期汉语语法纲要〉》、第89卷司礼义（Paul L-M. Serruys）的《评金斯
德〈汉代古汉语中类后缀的副词形式〉》（Les Formations adverbiales à quasi-suffixe en Chinois Archaïque et dans la langue de l'époque Han by Mieczyslaw Jerzy Künstler）、第90卷Eric S. Liu的《评Earl Rand〈汉语疑问句句法〉》（The Syntax of Mandarin Interrogatives by Earl Rand）、第92卷司徒修的《评道森〈古代汉语新解〉》（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Chine by Raymond Dawson）、第96卷安珊笛（Sandra A. Thompson）的《评艾乐桐〈现代汉语的副词〉》（Les Adverbes en Chinois Moderne by Viviane Alleton）、李讷和安珊笛的《普通话“着”复合句的意义和结构》、司礼义的《评杜百胜〈汉语虚词词典〉》（Remarks on the Nature,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the Grammatical Particle in Literary Chine,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 Particles by W. A. C. H. Dobson）、第97卷颜祥霖的《文言文中的否定词“未”》（On the Negative Wei in Classical Chine）、安珊笛的《评艾乐桐〈汉语语法〉》（Grammaire du Chinois by Viviane Alleton）、第98卷邓守信的《普通话和厦门方言中的否定》（Negation in Chine: Mandarin and Amoy）、第99卷Gilbert W. Roy的《评邓守信〈汉语及物性关系的语义研究〉》（A Semantic Study of Transitivity Relations in Chine by Shou-hsin Teng）、鲍则岳的《评许思莱〈上古汉语的词缀〉》、第106卷蒲立本的《方位虚词“于”、“於”和“乎”》、第115卷孙朝奋的《句末词“来着”的起源研究》（On the Origin of the Sentence-Final LAIZHE）、第119卷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的《古代汉语中的第三人称属格代词“氒”》（The So-Called "Third"-Person Posssive Pronoun jue 氒 (=
2014年第2期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