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模式改革探索——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
我深爱的祖国王菁
【摘 要】现有的治理理论无法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模式改革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我国社区治理失灵的现象比比皆是。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原则、战略与工具为我国社区管理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The prent governance theory couldn＇t be applied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l,so there is much failure in governing communities.The principles,strategies and tools of Government Reengineering could provide model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such as warranted community,driven by denizen community,collaborative community,enterpri community and competitive community.
【期刊名称】《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00)004
梦想的翅膀【总页数】5页(P22-26)
【关键词】社区再造;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社区治理小星星幼儿园
【作 者】栀子花开2017王菁
【作者单位】小站加盟成都理工大学政治学院,四川成都61005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272;D63-3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逐步由街居制(国家行政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社区制(合作主义治理模式)。这一转变以治理理论为指导，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强调新的社区管理必须是包括政府、社区组织、辖区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治理。在各地探索过程中，涌现出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武汉模式等多种治理形式。然而，尽管模式很多，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失灵现象仍然俯拾皆是。这集中体现在行政权力职责不明、公民参与度低、社区服务竞争性差和非盈利组织缺乏等方面。社区治理中问题丛生的现实需要实践界与理论界探索出新的解决途径，而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再造”原则无疑对于我国“社区再造”具有借鉴作用，可以成为解决我国社区治理失灵的一剂良药。
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以主导角色作为划分标准，我国现有社区治理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居民参与型治理模式，以深圳南山区月亮湾模式与武汉江汉区满春街小夹社区模式为典型。居民在社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政府功能在于“掌舵”。二是企业参与型治理模式，以深圳福田区的莲花北社区为典型，物业管理公司承担了社区管理的主要责任，居民也愿意听从安排。三是行政引导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分布范围最广，也最常见，是我国社区治理的主流模式。但是三种治理模式的背后都有着政府的“魔幻影子”，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治理模式变革，居民、企业、第三组织往往只是被动地参与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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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会导致社区治理严重失灵，表现为社区管理资源的浪费、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目标层次较低、社区管理的低效率以及寻租活动的滋长与蔓延。Bowled和 Gintis认为负激励是社区失灵的原因之一［1］，Banner指出社区治理的变革需要政府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推动［2］217。我国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角色，将本来属于人民自我管理、自治性质的社区变成了受各种政府机构控制的“泥娃娃”，街道办与街道党委在改革中获得了监督监察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前行
干部任免权等［3］，居委会的自治角色难以确定，公民深度参与难以实现，治理效益无法在社区形成激励机制。相应地，政府垄断地位造成了非营利性组织和社会自治团体的缺乏，导致社会服务中介组织的竞争不足。这样，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创造社区治理模式变革的制度环境，反而成为负激励的推动者。
治理理论在我国社区管理改革中“碰了钉子”。尽管“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深圳模式”等等无一例外都宣称以“治理理论”为指导，然而最终却都将“多元化、网络化”方向的改革变成了政府一家独大的“控制型社区治理”改革，使得我国的社区管理又走回了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老路。要改变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必须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利用它的“再造精神”与“再造工具”，对我国的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再造”。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社区再造”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全球经济问题日益严重、西方国家财政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兴起的，它对政府、企业与公民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政府治理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治理。政府应以公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4］41。新公共管理的思想集中体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奥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径，强调对公民、社团组织、社区组织
授权，建议从官僚层级制政府改革为参与及团队合作的分权的政府，建立通过市场杠杆进行改革的市场导向的政府等。另一路径是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路径，强调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非“掌舵”，政府应该追求公共利益，政府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政府应该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政府责任并不是单一的，公务员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他们也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应重视人而不只是生产率，对公民权的重视程度要胜过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程度。新公共服务理论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积极参与，提倡实行“以公民为导向”的政府管理。虽然这两种路径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体现了民主、公平与公正，都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结果导向。
社区是地域相对较小、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比较相似、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共同体，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地域或区域性组织［5］，因而，社区管理作为基层公共管理，也伴随着“政府再造”的改革运动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笔者将西方国家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进行的社区再造改革梳理成了一张简表(表1)，它反映了近些年发达国家社区改革的最新动态。
表1 西方国家社区管理变革特征比较表美国 英国 欧洲大陆改革名称 行政授权区域立法 社区重建 邻里复兴计划政府 立法，帮助社区获得补助，重建小社区 制定参与框架社区 提供服务提供协商 谈判机制 组织合作治理结构 法定授权 扁平、协作、非法定 网络、合作
从表1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社区管理的模式再造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2］221，都体现出社区授权、参与决策、协作管理等“政府再造”特征。可见，“政府再造”的原则与战略同样适用于“社区再造”。什么头什么脑
首先，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社区公共物品类似于俱乐部产品，与纯公共物品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也具有多人共同消费和同时消费、成本由集体支付的特性，它也不可能通过市场来提供。但社区公共物品与纯公共物品在受益范围、需求多样化、影响复杂化方面存在差别。社区公共物品的特殊性使得对它的有效提供需要将竞争机制注入提供服务中去，需要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我们称之为“竞争型社区”。
其次，根据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获得集体物品的最优水平，增进共荣利益;而且小集团内部的个人关系更加重要，讨价还价所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6］。
社区是社区成员的“利益共同体”，是一个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它是典型的具有共荣利益的小集团。因此，社区利益的一致性能够使社区成为以社区居民为导向的社区。社区不仅仅要“掌舵”而且还要“划桨”，这需要政府给予社区充分的授权。
第三，根据公民参与理论，公民参与不仅是民主的内在要求，而且对政府行政管理有积极的结果效应。对于政府行政实施而言，公民参与能够“促使政府组织从以自身为中心的决策项目安排转向寻求公民支持和授权公民管理的决策安排。同理，不断拓展的公民参与机会，能够保证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而不是强加给社会和公民，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和强化社会的作用”［7］。因此，社区需要对社区公民负责，同时，也是由公民、社团组织充分参与决策的社区，其管理方式相应地转变为协作式的管理，而非等级式的，即“协作式社区”。
表2 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原则对照表政府再造原则 社区再造的原则 社区再造的工具 应用主体起催化作用的政府，社区拥有的政府 获得授权的社区 政府放权 政府(街道办)结果导向型政府，顾客驱使的政府 居民驱使的社区 居民选择，居民服务保证 社区、中介组织、政府、社会团体有使命感的政府，企业化政府，预知型政府 企业型社区 改进目标，绩效管理，
激励因素 社区、政府分权的政府 协作型社区 居民授权 社区竞争型政府，市场导向型政府 竞争型社区 社区授权，竞争性选择 中介组织、非营利性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