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进展 2013, Vol. 21, No. 5, 857–866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3.0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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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还是适应：次级控制研究的两种取向*
杨沈龙 郭永玉 李 静 白 洁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摘 要 次级控制是人在控制动机受威胁时的一种应对策略, 它最初被定义为个体试图适应世界, 顺应形势的过程。该概念在发展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 产生了所谓控制取向与适应取向的分歧。这两种取向在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的关系, 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 以及次级控制的跨文化一致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近年来补偿性控制模型与健康领域的次级控制研究分别在概念上和功能上提供了整合两取向的可能性。未来研究应致力于进一步整合两取向的定义, 扩展其研究的视野, 并通过更多地使用实验法, 来加强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键词 次级控制; 控制取向; 适应取向 分类号
B844
控制(control)可以说是人类进化和人生发展的永恒主题, 长久以来人类始终在寻求和体验着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客观世界与主观需要的统一。具体到我们每个人, 大到人生目标之实现, 小到拿起一个寻常的物体, 都可纳入控制的范畴。心理学界很久以前就开始关注控制对人的普遍意义, Watson 和Ramey (1972)的研究曾显示, 两个月大的婴儿就能对于具有行为—结果一致性的事件感到满意; 而颇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Ryan 和Deci (2002)更是明确地将控制(control/competence)与自主(autonomy)和关系(relatedness)一起定位为人类三大基本心理需求, 足见控制对于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 即使是拥有很多资源的人也不可能掌控一切, 而低地位群体的控制动机更是经常无法得到满足, 人类总会面临失去控制感的威胁。不过在这时, 人们也不一定就陷入了控制感丧失后的深渊, 人们依然能正常地生活。那么这种放弃控制又能泰然处之的行为模式, 在心理学中我们应
收稿日期:2012-11-06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同社会阶层分配不公平感的归因模式及应对策略” (71171094)。
通讯作者：郭永玉, E-mail: yyguo@mailn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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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理解它呢？
1 次级控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理论、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和控制动机(motivation for perceived control)的研究盛极一时, 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对于取得主体行为与客体环境变化的一致性有着天生的需要, 进而大量地关注控制感给人带来的重要心理意义, 且将失去控制感时人所表现出来的被动、退缩和服从等行为, 视为非适应性的。但是Rothbaum, Weisz 和Snyder (1982)向这一传统观点发出了挑战, 他们认为改变客体不是带给人控制感的唯一途径, 被动、退缩和服从等行为看似是放弃控制的表现, 实则也是一种对控制感的追求。基于这一观点, 他们将控制分为首要控制(primary control)和次级控制(condary control)。首要控制指的是个体试图改变世界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 即传统意义上的控制; 而次级控制被作者界定为个体试图适应世界, 顺应形势的一种过程。
Rothbaum 等(1982)创造性地将这种对主观世界的调节(次级控制)也纳入到控制的范畴中来, 对后来研究影响深远。但可以看到, 次级控制与传统意义上的控制(首要控制)还是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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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在对其进行概念界定和基本理论构建时, 研究者们产生了不同的思路, 以及基于不同思路的众多
实证研究。这种局面持续了20多年之后, Morling和Evered (2006)提出, 过往的以次级控制为主题的研究可以大体分为两种取向：更多地强调次级控制与控制感有关的控制取向(control- focus)和更多地考虑次级控制是一种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的适应取向(fit-focus)。而由于多年来两大取向分立, 各自持着不同的定义, 使用着不同的研究工具, 因此得出的一些结论也难以共存。
2控制取向的次级控制
总体来看, 当今的控制取向的次级控制研究是以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Motivational Theory of Life-Span Development, Heckhaun & Schulz, 1995; Heckhaun, Wrosch, & Schulz, 2010; 王大华, 申继亮, 陈勃, 2002)为基础的, 近几年控制取向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该理论概念和测量框架下做出的。
2.1概念及测量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中的次级控制指的是能够正向影响控制感(提升控制感或缓冲控制感的下降)的自我调节策略, 而在整个理论中, 作者划分了人的4种控制策略(本文中的控制策略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采用首要控制还是次级控制的选择), 包括选择性首要控制(lective primary control), 即直接的外部努力、技巧与坚持; 选择性次级控制(lective condary control), 即通过自我调节使自己执着于所选择的目标; 补偿性首要控制(compensatory primary control), 即寻求帮助或者其他不寻常的方式来克服首要控制资源的不足; 补偿性次级控制(compensatory condary control), 即脱离目标, 并通过自我调节
来保护自我的控制感(Heckhaun et al., 2010)。这种划分方式和对次级控制的界定是被控制取向研究者普遍采纳的。它的前三个都是目标卷入过程; 而补偿性次级控制是目标脱离过程, 又分为远离目标和自我保护两部分, 有时这两部分在研究中又可分开测量(Tomasik, Silberein, & Pinquart, 2010)。补偿性次级控制有着比较明显的关于适应的成分, 但在目的上是为了保护控制感; 而选择性次级控制则和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存在根本不同。
控制取向研究中使用得最为广泛的是Heckhaun, Schulz和Wrosch (1999)编制的首要—次级控制优化量表(Optimiz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trol, OPS)以及以此为基础一些发展变式(Chipperfield & Perry, 2006; Chipperfield, Perry, Bailis, Ruthig, & Loring, 2007)。这一量表评估人在面对具体问题时采用上述4种控制策略的倾向, 以及对不同策略优化选择的能力。我们下面所列举的控制取向的实证研究, 几乎都是以这一系列问卷作为测量工具的。
2.2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及控制感的关系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是以人对实现目标的控制为核心来诠释人的全程发展, 探讨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面对不同的个人目标和机会选择, 人的一整套行为模式。这一理论把控制这一主题提高到了统领人生发展的高度, 将人对于人生关键问题的处理全部用寻求控制、施加控制、体验控制(成功时)和保护控制(难以成功时)等角度来解释。这其中既包括首要控制也包括次级控制的作用, 二者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
的任务下经过优化选择, 共同帮助人实现着目标, 同时保持着对控制的追求。相对于首要控制, 次级控制处于配合辅助地位, 它的作用是提升控制感或者缓解控制感的下降：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选择性次级控制会通过提升控制感来保持首要控制的努力; 而当个体对某个目标的追求难以实现时, 他会选择退出目标, 这时补偿性次级控制又会出来保护个体的控制感。正是在这样一种追求目标—自我激励—退出目标—自我保护的过程中, 人们在经历着一个个控制感的循环(Heckhaun et al., 2010)。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提出前后, 有很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该理论的一系列观点。首先, 研究者们通过纵向设计, 证实了人追求控制的首要选择性, 而且这种选择和追求会带来从行为结果到身心健康的一系列积极作用(Haa, Heckhaun, & Köller, 2008; Haa, Poulin, & Heckhaun, 2012; Wrosch & Schulz, 2008)。之后, 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恰当地使用选择性次级控制能够使个体更好地追求所选择的目标, 研究者(Hall, Perry, Chipperfield, Clifton & Haynes, 2006) 以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显示, 通过运用积极重评(符合次级控制的定义, 可以纳入次级控制的范畴)的策略, 学生们能够更执着于对学术目标的追求。Poulin和Heckhaun (2007)的研究也表明, 家庭压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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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降低毕业生找工作时的首要控制努力, 但是选择性次级控制可以调节这一效应。
而当某个目标的追求难以实现时, 个体会选择退出目标, 这时补偿性次级控制又会出来保护个体的控制
感。研究表明, 当被试感到遗憾已经无法避免或克服时, 倾向于采用向下社会比较的策略(次级控制范畴), 并会开始追求新的目标(Bauer, Wrosch, & Jobin, 2008; Bauer & Wrosch, 2011)。另一项对于学生群体的研究也表明, 那些考试失败的考生通过使用次级控制策略很明显能够增强生活满意度, 他们会很快走出原有的失败, 将动机及情感资源投入到新的目标追求中(Tomasik & Salmela-Aro, 2012)。
总之, 在那些关注人生重大目标的研究中,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得到了比较一致的支持：控制感是人毕生不停追求的, 首要控制在此追求过程中扮演着首要作用, 而次级控制在首要控制的背后起着补充和调节的作用。
2.3跨文化差异
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自提出以来, 影响很大, 但也招来了一些争议(Gould, 1999; Morling & Evered, 2006)。这些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该理论的跨文化适用性上, 也就是说, 不同文化群体的控制策略和对于控制感的强调是否是一致的。对于此, Heckhaun 等人(2010)认为, 该理论具有着良好的跨文化适用性, 不管是何种文化下的被试, 他们对于控制的追求和控制策略的使用是一致的。
通过实证研究, 该理论的研究者得出了一些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通过对土耳其和欧洲的被试同时施测首要—次级控制优化量表, 研究者看到两个群体处于同一年龄段的个体使用着相似的控制策略(Ucanok, 2002)。来自中国大陆(Wong, Li, & Chen, 2006)和泰国(McCarty et al., 1999)的样本也高血压的健康教育
显示, 东西方被试在选择首要与次级控制上无总体差异。而另一项关于伊博族妇女在尼日利亚内战中心理与行为的质性研究, 也体现出了该群体使用的控制策略明显地符合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的描述(Achebe, 2010)。
但是上述结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跨文化组间比较, 于是就有研究者(Morling & Evered, 2006)质疑这种组间比较的准确性问题, 因为同一文化下的被试通常只和自己文化内部的人比, 这就可能导致他会根据自己在自己所在文化群体的相对水平来主观报告自己的控制策略使用水平, 这可能使得东方人总体上高估自己对于首要控制的使用频率, 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基于此, 似乎进行被试内的使用首要控制和次级控制的比较更有意义。
3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
3.1概念及测量
与控制取向的观点不同, 适应取向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次级控制与控制感无关, 而仅仅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Morling和Evered (2006, 2007) 将次级控制界定为接受现实而不去改变它, 并且调节自己以适应环境。该定义被适应取向阵营内较多研究者所认可和使用, 也成为了近几年适应取向的代表性主张。但总的来看, 适应取向下次级控制的研究略显分散, 研究者们虽然都承认次级控制是一种适应, 但所用的操作性定义也有一定差别。
目前在次级控制研究中使用最广泛, 也是适应取向测量方式的代表性量表是压力反应问卷(Respons to Stress Questionnaire, RSQ; Connor- Smith, Compas, Wadsworth, Thomn, & Saltzman, 2000)。该问卷综合考虑了个体在面对压力时的各种意愿性和非意愿反应, 并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 确立了5个反应维度类型, 其中就包括次级控制维度。在次级控制维度中, 包含有认知重构、往好处想、接受、分心这4种应对方式。可以看出, 按照Morling和Evered (2006)的界定, 分心不属于次级控制的范畴, 因为分心是将矛盾搁置, 而并非主体有意去改变自己迎合客体。etd
除了压力反应问卷, 在实证研究中适应取向的研究者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能够反映次级控制内涵的问卷来作为研究工具, 如Tobin和Raymundo (2010)采用和谐控制量表(Harmony Control Scale, HCS; Morling & Fiske, 1999)来反映次级控制, 将次级控制看作一种最终主体接纳了客体的状态; 又如Wang和Gan (2011)以及Litman 和Lunsford (2009)采用颇有影响的应对策略问卷COPE (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中接受和重新解释两个维度来测量, 与Morling和Evered (2006)的界定刚好吻合。
3.2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及控制感的关系
过年福利英语八下单词表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的关系如何？尽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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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取向的实证研究报告了二者的正相关关系(Dufton, Dunn, Slosky, & Compas, 2011; Jar, Champion, Dharamsi, Riesing, & Compas, 2011; Jar & White, 2011; Wadsworth & Santiago, 2008; Yao et al., 2010), 但这并不代表二者本质相同。相对于控制取向认为次级控制是首要控制的备用手段, 适应取向更倾向于认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策略。Morling和Evered (2007)指出, 次级控制是接受现实适应外界, 而首要控制是改变客体迎合自己的需求, 二者作用方向完全不同, 也不能认为次级控制仅仅是首要控制的补充。
也有一些研究使用适应取向的界定, 证明使用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研究者(Lacković-Grgin, Grgin, Penezić, & Sorić, 2001)通过选取从19岁到64岁的样本, 证明了次级控制使用会随着年龄增长, 而与首要控制的使用无关。Miller, Kliewer和Partch (2010)的研究考察了9-16岁的儿童对父母冲突的应对策略, 也表明次级控制与退出(dingagement)等消极应对方式相关, 而与首要控制无关。还有的研究使用跨文化的样本, 得出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策略使用具有负相关关系(Lam & Zane, 2004)。不管哪一个结论, 上述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相关关系的揭示, 鲜有研究者对于此问题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从适应性上来看, 施加控制对人的心理意义在于获得控制感, 因此首要控制和次级控制的关系更多是一个理念争论, 而这一问题的本质是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控制取向对于次级控制的定义就是能够正向影响控制感的自我调节。那么, 适应取向呢？这种对于失控环境的适应能带来控制感吗？他们的
结论多是否定的。在一项实验研究中, 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的被试被分为两组, 一组回忆自己的首要控制经历, 一组回忆自己的次级控制经历, 之后的测试表明, 只有回忆首要控制的被试提升了控制感水平, 而次级控制只能提升被试的社会联系感, 并不会引起控制感的升高(Morling, Kitayama, & Miyamoto, 2002)。在另一项研究中, 被试的和谐控制(Harmony Control, 类似于只强调接受的次级控制)的水平与对其控制点的测量结果无关, 也可支持这一结论(Morling & Fiske, 1999)。Morling和Evered (2006)也曾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次级控制可以给人带来宁静感、认知满足感和自我与环境的一致感, 它的概念不一定非要围绕着控制感来界定。
织金五中3.3跨文化差异
上文提到, 许多支持控制策略使用无文化差异性的研究是基于不同文化群体间比较的结果, 而在适应取向下, 这种组间比较的数据支持跨文化差异性的存在, 结果显示东方人更倾向于运用次级控制(Spector, Sanchez, Siu, Salgado, & Ma, 2004)。Morling等人(2002)的研究综合比较了文化内和文化间的结果, 主试让被试自由回忆他们影响结果和适应现实的实例, 结果日本被试更多地回忆的是有关适应的事件, 而美国被试则更多地回忆起有关控制的事件。有研究显示美国人倾向于认为那些遭遇了飓风威胁却还不选择搬家的人是缺乏能动性的, 是消极的, 而这种顺应外界环境而不搬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次级控制策略(Stephens, Hamedani, Markus, Bergsieker, & Eloul, 2009); 与此相对, Morling, Kitayama和Miyamoto (2003)的文献却报告了日本语言中就无“控制”一词。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也表明, 在对不确
定性的规避上, 东西方被试存在着显著的差异(Lamoreaux & Morling, 2012), 而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可以看作是勇于在低控情境中寻求控制的前提。
控制策略具有跨文化的差异性也得到了相关理论的支持, 如关注不同亚文化群体控制策略的转换—坚持模型(shift-and-persist model, Chen, 2012; Chen & Miller, 2012)。这一模型可以看成是动机的毕生发展理论的互补理论, 它强调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而言, 因为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就学会了运用信任他人, 调节情绪, 寄望于未来等策略来应对逆境, 所以在他们的行为系统中逐渐形成了优先考虑转换(接受压力源, 并且调整自己来面对它, 即次级控制), 而结合以首要控制来解决问题的风格。这也侧面支持了适应取向的观点：人追求控制虽然是与生俱来的, 但后天经历和教养, 也可能使人的控制策略发生转变, 不排除特定群体会偏爱次级控制策略。
还有一类研究, 其结论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次级控制的认识。这些研究并不是将首要控制与次级控制放在一起考虑, 而是将次级控制的比较对象换成了寻求社会联系这样充满集体主义意味的变量, 结果是虽然也说明了次级控制的使用有着文化差异, 但却与上面的结论相反：次级控制更多地与西方文化联系了起来, 而东方被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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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寻求社会关系。在对日本和美国孕妇的一项追踪研究中, 结果表明两国的孕妇在面对孕期压力
时均放弃了控制, 但美国孕妇青睐次级控制, 而日本孕妇则更寻求他人支持(Morling et al., 2003)。在另一项考察基督教对于东西方信徒不同影响的研究中, 也得出了基督教带给了欧裔教徒次级控制, 而使得亚裔教徒更多寻求社会联系的结论(Sasaki & Kim, 2011)。
这样看来, 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似乎有其两面性, 它有关系取向的色彩—— 使用次级控制有利于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 也有个人主义的特点, 因为它毕竟是一种依靠自己的应对方式。种种复杂性的存在, 使得次级控制的跨文化问题尚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慢慢揭示。
4两取向的分歧与整合的可能性
4.1两取向的分歧
综合分析两取向下的实证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它们之间的三点分歧。第一, 在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的关系方面, 控制取向认为次级控制是首要控制的“次级”, 是在先选用了首要控制但不能实现控制时个体的一种备用手段; 而适应取向认为, 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是独立而并列的, 二者作用方向本就不同, 一个是改变环境来满足自己需要, 一个是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第二, 在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上, 控制取向明确指出, 次级控制就是为正向调节控制感(努力时提升控制感, 放弃努力时减缓控制感降低)而存在的; 而适应取向认为次级控制的使用不会改变个人控制感的水平。第三, 控制取向认为,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控制策略是一致的, 都是遇事首先考虑用首要控制来解决问题, 而辅之以次级控制来
应对难以控制的环境; 而适应取向认为西方文化更强调施加首要控制, 东方文化则更倾向于使用次级控制。
但是也应看到, 两取向的次级控制也有不少相同之处, 比如都常与低控情境相联系, 都是一种定位于心理内部的应对策略等。而它们共用着一个名称的事实, 也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一直这样互相独立下去(Morling & Evered, 2007)。近来一些研究的出现, 似乎在昭示着两个取向走向整合的可能性。这其中, 补偿性控制模型(Compensatory Control Model)的提出, 为两取向进行概念上的整合提供了思路; 而来自健康领域的研究结论, 也为两取向在功能上实现整合奠定了基础。
4.2概念上整合的可能性：补偿性控制模型的思路
散步朗读两取向研究结论的分歧, 说到底是两取向在界定和操作性定义上的分歧, 故而整合的关键就是对于两取向的次级控制进行概念上的整合。在当前次级控制的研究中, 适应取向中Morling和Evered (2006)的定义(接受现实加上自我调节)最受认可, 但其过于淡化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 却令控制取向研究者难以接受。而补偿性控制模型的出现无疑有助于改善这一僵局。
补偿性控制模型是近几年很有影响的一个控制感理论, 其基本观点是被剥夺了控制感的人会努力避免由失控而引发的焦虑感, 进而做出一系列以获得秩序感为核心的补偿性行为(Kay, Whitson, Gaucher, & Galinsky, 2009; Shepherd, Kay, Landau, & Keefer, 2011), 包括相信一个有控制力的神的存在, 相信政
府的公正性和社会秩序性(Kay, Gaucher, Napier, Callan, & Laurin, 2008), 以及更倾向于将无意义图形知觉为有序的(Whitson & Galinsky, 2008)。
可以看出, 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类似于补偿性控制行为, 通过在控制感受到威胁时积极地劝说自己(心理调节), 进行认知重构, 重新获得一种对情境的理解方式(补偿性控制中的所谓秩序), 进而使控制感得到另一种形式的补偿。最近已有研究者指出, 较长时间剥夺被试的控制感会使被试形成习得性无助, 进而更加寻求采用次级控制, 且东方人更符合这一情况(Zhou, He, Yang, Lao, & Baumeister, 2012)。Chipperfield等(2012)的研究以79~98岁的老年人为被试, 证明了遵循Morling和Evered (2006)的定义的次级控制(接受现实加上自我调节)能够预测整体的控制感, 这也证明了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可以与控制感相联系。
遵循着Chipperfield等(2012)的观点,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次级控制：它是一种主体接受并适应外界的应对策略, 可以由丧失控制感所引发, 而其使用也会对控制感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 次级控制是一种适应, 但却是一种能够促进控制感的适应。这样在概念上, 我们实现了对两取向一定程度的整合, 当然这样的整合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但是继续考察适应取向的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复杂关系, 却不失为整合两取向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