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如何改善企业资源错配
作者：邹薇 雷浩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01期
审计的独立性
〔摘要〕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促进企业不断地提高生产率，化解资源错配问题。使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度衡量中国企业资源错配程度，并将分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进而研究营商环境对企业资源错配的具体效应和影响机制，发现：营商环境每提升一个百分点，改善企业资源错配0.01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效应最为明显，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对私人控股企业资源错配的作用较为明显，对国有控股企业的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企业的资源错配改善程度较大。营商环境对资源错配的影響还存在三阶段“阈值效应”，其中第二阶段营商环境对改善企业资源错配的影响最大，当处于第一阶段营商环境后，需要跨越临界值进入第二阶段才能有效地降低企业的资源错配。目前我国正在建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宜采取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维护竞争秩序等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进一步改善企业资源错配的政策。
蛤蟆油的吃法 〔关键词〕营商环境;企业资源错配;新发展格局;要素市场化改革;门槛回归
〔中图分类号〕12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1-0092-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代际传递、邻里效应与教育贫困：基于社会
网络经济学视角”（71973102）
〔作者简介〕邹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雷浩，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跨国界的要素流动、商品与服务贸易以及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日益频繁，如何评估各国营商环境及其经济影响已引起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自2003年起，世界银行推出了“Doing Business”项目①，对各经济体中的企业所面临的商业监管环境进行评估。我们从世界银行发布的历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发现，发达国家的营商环境排名普遍比较靠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较为落后，各经济体的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具有比较显著的关联。②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加快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陆续落地，营商环境排名连续攀升：2017年中国排名190个经济体中第78名，2018年首次进入前50名，2019年迅速升至第31名。营商环境涉及市场制度、商事制度的各部门，影响到市场资源配置和企业经营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量化地评估营商环境对资源配置的效应，有利于更好地明确营商环境的改革领域和政策取向。然而，营商环境是否能够以及究竟是怎样在改善企业资源错
宝宝积食吃什么药配与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对不足，尤其是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更为不足。
最可爱的图片>济阴贾人优雅的句子 基于目前的条件，要验证我国的营商环境与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两个突出难点：其一，目前尚没有测度中国各省份营商环境的多年份权威数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地区）而不是国内省份的营商环境水平。近年来，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民间组织通过现场访谈、调查问卷、数据采集等多种方式，试图搜集中国营商环境的相关信息并进行评估③，但这些指标体系涵盖的城市有限、不具有可比性，且均为单一年份评估。其二，该如何有效测度资源错配程度存在争议。资源错配通常由全要素生产率（TFP）分布的离散度体现（Hsieh and Klenow， 2009）④，而测度资源错配的核心在于准确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测算省（市、区）级的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法需要使用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据，然而2019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只对2018年的GDP初步核算数进行了修订，历史数据的修订工作目前尚未完成⑤，因此直接使用GDP历史数据测算可能会产生明显偏误。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采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2010、2012年
初学画画
全国各省份市场化指数作为营商环境的代理变量，市场化指数由五项基础指标加权，是对各省份营商环境水平的一个综合刻画。同时将2010、2012年各省（市、区）营商环境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后得到超过45万家企业样本，在此基础上通过度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资源错配程度。本文旨在研究并回答以下问题：营商环境对改善资源错配的作用有多大？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的企业，其营商环境对于资源错配的效应是否具有一致性？营商环境的效应是否存在某种“门槛效应”或“阈值效应”？
相较于既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通过微观层面的数据揭示营商环境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就我们所知，国内外既有的文献对营商环境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国家或省份层面，因此采用微观企业数据测算和评估资源错配的变化，为评估营商环境的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二，探讨影响企业资源错配的深层原因。现有文献通常将资源错配的原因分别归结到产业集聚、企业是否出口、市场不完善、政府干预等因素上，而营商环境涵盖了企业生存的全周期和各环节，本文在营商环境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企业资源错配的分析，探讨影响资源错配的机制。第三，选取反映营商环境的不同指标做稳健性检验，使用Lewbel法⑥和开埠通商历史作为工具变量等计量方法，克服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遗漏变量等问题。此外，通
过门槛回归本文发现营商环境还可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由此进一步探讨我国现阶段可行的政策取向。
长江奇石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条线索：其一，围绕营商环境的测度和经验研究;其二，围绕资源错配的测度与经验研究。所谓营商环境，实际上是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制度背景和市场条件的总称。经济学界通过验证“制度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假说，围绕制度质量、制度效率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展开了跨国比较研究（Knack and Keefer，1995;Acemoglu et al.，2001;Easterly and Levine， 2003）。⑦也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考虑营商环境及其各分项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Gabriel （2004）采用类似“城市宜居性”测度法构建了营商环境测度方法，发现对企业有吸引力的城市往往不是宜居型的，而营商环境的改善能提升城市劳动力水平。⑧董志强（2012）的研究证实了良好的城市营商软环境对城市经济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⑨而有关行业层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不同区域的产业链或者不同的产业特征探讨营商环境的影响机制。Zhang（2012）研究了营商环境改变对珠三角地区产业链的作用，发现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显著影响，导致该类
企业更倾向于转移到国内外成本更低的区域。理论上，优良的营商环境对企业绩效应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对各国的实证研究中却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⑩曹琪格等（2014）和夏后学等（2019）研究了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市场中介组织和要素市场发育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引进外资的程度和劳动力流动没有展现理论上所预期的效应。B11
资源配置关系到市场运行效率，因此也有许多研究者从资源错配的视角探讨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存在的差异。在最有代表性的Hsieh和Klenow（2009）的论文中，通过引入资本和劳动力扭曲，运用C-D生产函数构建衡量资源错配的研究框架，揭示了中国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49%竟然是由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造成的。Banerjee和Moll（2010）定义了外延型错配（市场中的企业在要素边际产出相同情况下，如果对要素重新分配会带来产量的增加），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内涵型错配会逐渐消失，外延型错配会一直存在。B12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采用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资源错配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企业改革措施对企业资源错配的影响，例如聂辉华等（2011）运用TFP分布测算，发现国有企业资源错配程度高，不同地区资源错配的程度有明显收敛趋势。B13二是一些文献采用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分析框架B14，从微观企业层
面探讨出口贸易对资源错配的影响，例如王雅琦等（2015）发现降低出口退税率能使出口企业提升生产率并且改善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B15;宋结焱等（2014）研究发现，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政府政策干预等非市场因素推动的中国出口导致了更深程度的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B16三是研究产业结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基于Krugman（1991）的不完全竞争与产业研究视角，指出产业集聚等特征对企业资源错配有影响B17，季书涵等（2016）的研究发现，产业集聚能够在资本配置过度和劳动力配置不足时改善资源错配，但在资本配置不足和劳动力配置过度时则会加剧资源错配。B18
既有研究表明，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软环境会对行业和企业的活动产生影响，资源错配可能会受到各种不同政策的影响。然而，迄今尚没有文献将多年份的省级营商环境指标与相应的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因而也无法回答以下问题：营商环境的改进究竟是否能够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企业层次的资源错配？营商环境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具有怎样的异质性？营商环境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是否存在某种非线性影响或阈值效应？本文在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的基础上，拟就上述问题开展研究。
三、特征化事实与模型设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更多地发挥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市场化指数所体现的各省份营商环境得到不同程度改善。图1描绘了2010年和2012年两个年度全国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情况。一方面，总体营商环境有明显改善，2012年30个省份营商环境的均值（6.18）比2010年提升10.16%，30个省份中仅有云南位于直线右下方，另有5个省份位于直线上，剩下24个省份均位于直线左上方。另一方面，省际差异十分明显，东部地区营商环境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我们之所以选择考察2010年和2012年这两轮营商环境省际评估，其特殊意义在于，此间正逢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经历由“十一五”（2006-2010年）后期更多强调政府经济干预，到“十二五”以来转向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明显变化。具体而言，2010年的营商环境评估是对“十一五”后期宏观经济强刺激的一个反映。在2008-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海啸的冲击，中国政府采取了较大规模的投资和刺激性货币政策，2008年和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达到25.9%和30%，在对短期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宏观调控政策转向扩大内需，政府减少了投资刺激和经济干预，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至20.3%，远低于“十一五”时期的平均增速（25.5%），略持平于“十五”时期（2001-2005年）的平均增速（20.2%）。B1
9因此，本文采用2010年、2012年的省级营商环境数据，并与对应时期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相匹配，量化考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是怎样转向了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对微观企业层面的资源错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