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视角下的高铁邻避问题
雷祖祠
孙春霞;李舒畅
【摘 要】High speed rail NIMBY syndrome is the result of high speed rail externalities:negative exter-nalities impo the public to think that they are unfairly treated,and then to express their interest demands;positive externalities spillover“free rider”phenomenon,benefit group will not solve the bailout of negative externalities.The key point of solving the externality is to lower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equal consultation process between affected people and proj ect owner.%高铁邻避问题根源于高铁建设的外部性：负外部性的集中施加导致利益受损群体认为自身受到不公平对待，继而向外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正外部性的溢出造成“搭便车”现象，受益群体并不会对负外部性的解决施加援手。解决外部性的关键在于降低受影响民众与建设方自愿平等协商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
【期刊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00)005
【总页数】5页(P641-645)怀孕产检时间表>纳雍报
【关键词】邻避问题;高铁;外部性;交易费用
【作 者】孙春霞;李舒畅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4
【正文语种】中 文
潜伏的读音
【中图分类】TU984;F294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共设施规模不断扩大，但民众日益增强的环境权利意识，导致越来越多的公共设施在修建及使用中遭遇周围居民的反对，邻避冲突频发［1］。邻避问题的多发性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同时致使公共设施建设停滞，公共资源浪费等，合理有效地避免及解决邻避问题是亟待研究的难点。
京沈高铁自2009年立项以来，由于北京市朝阳区京包线沿线小区部分居民的持续维权活动，
直至2013年底，前后被修改3次的环境评价方案终于获得国家环保部的审议通过。京沈高铁邻避问题的焦点在于：原设计路线经过大量小区、学校、医院等敏感点，对周围居民生活影响较大，又因环评部门在公众参与调查中存在数据造假等情况，激发群众反对情绪。2012年12月9日，沿线30多个小区的居民代表来到罗马嘉园小区南门，组织“散步”式的“晒太阳”活动。事件发生后，北京市规划委、铁路部门放弃原有从北京站始发的方案，决定设星火站为京沈高铁的始发到达站，并保证不再修建星火站至北京站的高铁客运专线；通过声障屏保护措施，补偿居民有线电视费用、降低环境影响。此事极具典型性，分析其成因以及处理过程中的难点，对今后我国高铁邻避问题的解决具有启示意义。
外部性的存在：高铁邻避问题的根源
邻避问题的产生是基于要修建的设施具有有利于社会大众的社会效益，而又对选址周边的社区存在生产或生活风险的利益不均衡特性上的。政府或企业修建这类设施，在权衡成本-收益时容易忽略设施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损失，造成负外部性。居民在独自利益受损的不平衡心理作用下诱发邻避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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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建设是关系重大的国家性投资活动，在强大的国家主体面前，沿线居民更易产生自身
利益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所忽视的被害者心理，为使自身权益与要求受到重视并达到满足，居民集中在一起进行群体性表达，形成邻避问题。
（一）高铁的正外部效应短裤用英语怎么说
高铁的运营减少了乘客的时间成本，乘坐体验舒适度也得以上升，高铁公交化的便捷性充分展现，直接引起的人员、技术、知识的加速流动继而带来：（1）货运输送能力得到释放，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2）消费和就业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3）旅游资源的大力开发；（4）各区域之间更高效联通，推动落后地区的资源开发等。
高铁从本质上而言是政府的大型公共工程，它的建设与规划是综合建设方中国铁路总公司、当地政府发展要求以及国家规划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它的建设从实际意义上而言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经济活动。高铁的建设成本较高，短期之内很难收回成本实现盈利。但正由于以上这些正外部性，国家与地方政府才会全方位支持高铁的建设，这是一种国家层面上的战略性投资。
（二）高铁的负外部效应
高铁的修建给周边社区带来噪声、震动、电磁辐射、水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环境的影响继而会导致周围房地产价值下降的潜在威胁，还将割裂原有社区或村镇空间，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历史、社会活动造成影响。由于这些影响大多具有不确定性，比如电磁辐射的影响，要确切了解其对人体健康有多大危害需要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认知水平，因此极易使普通民众产生恐慌情绪并蔓延。随着我国民众环境意识增强，对周围生态要求越来越高，并且更加注重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也使得高铁修建中的邻避冲突日益增多。北京、上海、合肥、杭州、成都等城市在高铁建设过程中均出现过因类似问题而导致的居民维权活动。这些事件都凸显出高铁建设以牺牲周边社区居民利益为代价来成就全国人员往来的便捷、经济发展的特殊利益结构。
总体来说，高速铁路建设在外部性作用下，形成了多数群体获益，小部分人群受损的情况。利益受影响人群多居住集中，又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容易通过既有社会网络进行广泛动员。这种群体认同感一旦产生，很容易使个体强化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最终促使集中性的诉求表达，形成群体抗争的邻避冲突。而高铁的正外部性惠及面广且分散，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当一个公共物品被提供时，受益群体人数越多，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参与一个集体行动的成本越大，这就是“搭便车”的心理。因此，当面对邻避冲突，利益相
关者并不会因为今后会因高铁获益而做出解决邻避冲突、实现早日通车的实际行动。所以高铁邻避问题的实质就是，铁路沿线居民为避免负外部性影响使利益受损而进行驱逐邻避设施的经济行为。在过去的英文
交易费用：高铁邻避问题外部性的解决关键
在邻避设施决策过程中，建设方要就选址、线路设计等问题对社会公众进行公示，并由环保部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环评中超出国家标准的环境指标进行方案优化。居民可以在选址方案公示阶段通过环评中的公众参与或其他监督渠道对线路设计提出意见。类似高铁项目这种建设投入大、影响范围广的设施修建，存在着一旦选址确定、方案不易更改的特性。因此，居民反对意见的集中表达凸显在选址决策阶段。因此高铁邻避问题的解决过程即是政府在保证高铁项目合理投入、有效运营与降低负外部性影响、平息周围居民反对意见之间的权衡过程。
经济学中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条件是配置每一种物品或服务的资源的社会边际效益均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即MSB=MSC。而当一种经济活动在正常的市场交易之余还造成了额外的社会损失或社会收益，即存在外部性时，仅依靠市场自由交换无法实现资源有效
配置，造成市场失灵。经济学界就如何消除外部性，大致有两种方法。一为庇古提出的就产生负外部性的单位进行征税并对受损群体予以补贴。［2］另一种就是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合理界定产权，运用制度工具加以管制。
高铁的邻避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因改造既有线路引起周边居民反感的邻避问题；二是存在路线的修改或新建路线的邻避问题。在后一种邻避问题中，因需要重新修建线路，政府可根据相关法律依据对实际产生的产权损失进行适当补偿，政府与持反对意见的居民可切合当前经济、社会背景做出一致的协商决策。而在既有线路改成高铁线路的邻避问题中，如京沈高铁邻避问题的解决困境在于，既有铁路存在在先，居民毗邻而居在后，国家有权利对铁路线路进行改造，通行高铁，居民就高铁产生的负外部性特别是噪音、震动等环境影响提出反对意见，在协商过程中易处于被动地位。这种情况下，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的引入对邻避问题中的外部性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科斯就交易费用指出“为了进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自己愿意交易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约、实施监督以保证契约的条款得以履行等”［3］。并且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产权明晰的情况下，交易费用的大小影响外部性解决，诺斯、迪克西特等经济学家都提出政治市
场比经济市场更加容易被交易费用所困扰，因而是低效率的。在高铁邻避问题中，要在居民与建设方、当地政府规划部门之间得出满意的方案，需要建立一种平等自愿的协商，而交易费用的存在直接影响协商的达成。交易费用由信息费用、谈判费用与监督费用三种分类构成［4］，在高铁邻避问题中具体分析如下。
>什么来钱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