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知觉及其神经机制的影响：来自文化神经科学的证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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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将，葛鲁嘉
【摘 要】摘要： 文化心理学研究表明文化能够塑造或者影响人的知觉，而认知神经科学曾一度忽略人的知觉过程的文化差异性。在整合文化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新兴的文化神经科学为人的知觉的文化依赖性提供了跨越行为与神经层次的证据和解释。过去几年的相关研究表明，文化能够塑造基本的视知觉过程，作为供允性的文化因素对非社会性知觉与社会性知觉都能够产生调节和影响。在非社会性知觉领域，对焦点刺激及其背景的识别与处理上表现出了文化差异性。在情绪识别、社会地位知觉、社会群体评价以及推断他人心理状态等社会性知觉领域，文化不仅影响社会性知觉的结果，同时还调节其神经机制活动。
【期刊名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56)005
【总页数】丧子之痛7
【关键词】 文化;知觉;文化神经科学;非社会性知觉;社会性知觉
以往的西方心理学家通常采取“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立场，认为其研究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性。尽管一直有研究表明神经系统及其调节的可塑性，认知神经科学家依然持续关注于人类认知的基本神经生物基质，这就潜藏着神经心理过程的普遍性假设，对文化视而不见、存而不论［1］(P646)。事实上，人类自身及其周围环境各自有着文化、社会以及历史的特殊性。人类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也在影响、塑造、改变或建构其自身的思维、行为与感知的内容与方式［2］(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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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新观点认为，人的心理过程是由身体、大脑与环境(包括社会文化在内)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组织系统所体现出的涌现性质［3］。心理与文化是相互建构并随着时间变化而持续的相互作用的观念，已成为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在整合文化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新兴的文化神经科学为人的知觉的文化依赖性提供了跨越行为与神经层次的证据和解释［4］。人类的全部知觉、认知、行为有一个生物学基础，主要以身体和大脑为形式。作为文化现象，人类在各种情境中的所看、所思、所为都包含于某种社会或文化之中，这些社会文化环境中各种特定的意义、惯例、制度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六笔画顺序一、知觉的文化供允性
吉布森(J.J.Gibson)在知觉的生态学研究取向中提出了供允性(affordance)概念，但没有把其扩展到知觉或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更抽象的能力。吉布森的供允性概念只依赖于机体的身体属性，而不是其目标、价值、先验知识或文化。供允性是指有机体与环境(也指涉及知觉者与知觉对象)的交互特征引发有机体行为表现的可能性。供允性不是指有机体或环境自身的特性，而是指有机体与环境的属性契合关系，或是有机体的能力和情境的特征之间的契合关系。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供允性不是一种单一的客观属性或主观属性，而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供允性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二分法，供允性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理的，供允性提供了一条连接知觉者与环境的契合之路。
知觉是个体借助于过去经验把来自感觉器官的信息转化为有意义对象的心理过程。知觉的文化供允性使得人类的知觉能够准确、高效地处理感觉信息。在视知觉生态学研究取向中，吉布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知觉是朝向行动的。也就是说，视知觉总是在生态情境下运作，这些生态情境标明着知觉者的一些潜在行为。知觉与刺激的供允性有着内在的关联：知觉者和目标刺激之间互动的可能性。吉布森认为：“任何物质、外表或布局总会有
着某种助益或阻碍的供允性。物理学可以是价值无涉的，而生态学则不是。”［5］人类知觉系统是根据世界提供(afford)的内容来演化发展的，并对有用的行动供允性进行感知和运作。这样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每个人都感知到了各自不同的世界。如果知觉的产生依赖于环境中的供允性动作，每一个动物根据其与环境之间独特的相互作用，以不同的方式感知环境。例如，对于同一个把手，人就会把其理解为可以抓握的东西;而狗则理解为用来撕咬之物。因此，存在一种生态性价值(供允性价值)嵌入于可供感知的客体及其周围环境之中。
团购折扣根据供允性理论，人们是依据刺激提供的方式来感知刺激对象，由此可以肯定的说，文化会影响人的知觉过程。因为某种文化的系统和习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环境中刺激的功能和价值，以及这些刺激提供给个体的内容(其供允性价值)。因此，文化可以作为一个生态背景，社会文化环境(例如，社会结构，思想，礼仪，惯例，方向)的供允性从根本上塑造了知觉过程，同时也唤起了与具体文化相对应的知觉、认知及动机反应。
二、文化对非社会性知觉的影响
东亚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社会结构和习俗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两种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很可
快餐菜谱大全能会影响知觉过程。西方社会具有独立自主和个体主义的基本特点，强调个人的目标和成就。而东亚社会则是相互依存和集体主义的特点，强调社会关系和角色。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系统导致了不同的认知模式［6］，这些文化系统还可能影响对环境因素的视觉注意［7］。具体地说，西方社会的习俗和观念(如分析性思维)倾向于要求从背景中分离出客体，解释环境刺激的绝对和独立的方面。东亚社会的习俗和观念(如整体性思维)倾向于要求在与背景的联系中解释客体，理解环境刺激之间的关联。由此可见，在强调“相互依存”的东亚社会中，视觉刺激和环境背景间的相互关联有更强的知觉供允性。如果事实确实如此，东亚人应该更注重这些视觉刺激和环境背景间的相互关联。相比之下，在强调“独立自主”的西方社会中，会更注重特定客体(salient objects)自身以及人与客体关系的供允性价值。这也就会导致西方人更关注客体本身的特征，而没有充分的背景考量。事实上，已有研究为这些结果的精确模式提供了一致性的解释。
总的来说，美国人更多的采取分析性知觉，而日本人更倾向于采取整体性知觉。例如，美国人更善于确认焦点客体(focal objects)的变化;而日本人更善于识别背景的变化［8］。帧线测验(framed－line test，FLT)研究有力地说明了这两种文化如何塑造了不同的视知觉和注意分配的模式［7］。帧线测验中，向被试提供一个方框，在其上方中间有一条垂直线段
(不超过方框的高度)。在简短的观察了这种布局之后，向被试提供一个不同大小的新的方框。在绝对条件下，要求被试在新方框内画出一条和先前垂线的绝对长度相同的垂线。而在相对条件下，要求被试按照先前所见的框线比例，在新方框中画出和先前的框线比例相同的垂线。因此，在绝对任务的表现取决于对特定刺激及其独立于背景的特征进行分析性加工。而在相对任务的表现取决于对周围方框、及特定刺激及其背景之间的关系的整体性加工。Kitayama等人研究证实［9］，美国人在绝对任务中的表现要好于其在相对任务中的表现;与此相反，日本人在相对任务中的表现要好于其在绝对任务中的表现。因此，美国人倾向于采取分析性的分配注意(聚焦于特定刺激和与背景独立的特征);而日本人则倾向于采取整体性的分配注意(聚焦于刺激的背景和各种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们是谁英语为了阐明注意分配神经基础的文化差异性，Hedden等人［9］以美国人和东亚人为被试进行帧线测验，使用 fMRI测量被试的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ation level–dependent，BOLD)的反应。与文化偏向判断(culturally preferred judgments)(如美国人进行绝对判断，东亚人进行相对判断)不同，在文化无偏判断(culturally nonpreferred judgments)(如美国人进行相对判断，东亚人进行绝对判断)中注意控制都使用额叶和顶叶的脑区，包括左侧下部顶叶皮质(left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l－IPL)和右侧中央前回(right precentral gyrus)。这
种注意网络的文化依赖性激活(culture－dependent activation)反应了缺乏文化准备(culturally prepared)的个体在进行判断时对注意控制需求的增加。此外，每一种文化内，文化无偏判断有选择地使用这种注意网络的程度，与被试对其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赞同的程度的个体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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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进行基本的知觉判断时，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其额顶的注意网络的参与程度。而且，这种参与的程度与个体差异的敏感性相连，这种个体差异是指个体归属与一个特定文化或者为某种文化所同化的程度。因此，美国和东亚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方面塑造了美国人和东亚人的不同知觉注意策略，相应地，也塑造了与这些注意分配策略相关联的额顶网络的活动模式。这也表明，文化赋予知觉者根据文化调节知觉过程的能力，从而能够更好的把握相应的文化世界。进一步说，文化对知觉的影响是显著的，一方面文化调节了知觉结果;同时，文化也对知觉的脑机制的功能性活动产生影响。
三、文化对社会性知觉的影响
社会互动中的他人是人类最重要的知觉对象，也提供了丰富详细与直觉息息相关的社会供允性。个人特征的视觉建构(visual construal)很可能承担重要的生态后果，诸如，持久的判
断、评价以及人际互动。这些特征可能包括其他个体的性别、种族、民族、年龄、文化归属、情绪状态、社会地位等因素。在各种社会性知觉中，文化对知觉及其神经基础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