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言哲学三个问题的梳理
——语言哲学系列研究之五
摘要：在汉语语境下，有迫切必要对西方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的所指进行辨析。事实上，两者是同指，只是“语言哲学”这一术语正式启用在后。但是还有一些疑团没有解决。语言哲学具有母哲学的性质，不宜将语言哲学看成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The linguistic turn 译成“语言转向”是误译。Philosophy of language 与汉语语境中的“语言哲学”并非对应，各有所指。
关键词：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语言性转向
On Tree Problems Concerning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bstract： It is urgent tha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 language, to make clear what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the West refer to.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two terms have the same reference, while the term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ppeared later. There are, however, still some puzzles to be uncoiled. Philosophy of langua
ge is, in a n, first philosophy, namely, what I called “mother philosophy”, so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envisag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a branch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 analytical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linguistic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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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梳理的必要与由头
在目前的汉语语境下，梳理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显得迫切与必须。其背景有如下述。
一是 the linguistic turn的误译“语言转向”，流布已广。它容易引起的误解是语言自己转了向。误译果然误导了人。有一位汉语界教授撰文指导２１世纪的青年学者时惊呼：“语言学发生了转向，至今鲜为人知。”活生生将哲学转向语言分析理解成了语言学转向。西方哲学从存在论（即所谓“本体论”）研究转向语言研究以解决哲学问题，承认以“语言研究”为必要手段处理哲学问题，这显然是哲学在转向。语言研究本身从未发生过什么转向的事：没由头，没缘起，没过程，没事件。有从语言研究转向语言研究的必要吗？这是误解之一。本文将指出，为什么说the linguistic turn的正确译法应是“语言性转向”。
二是西哲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哲学）与汉语语境中的“语言哲学”貌似对应，实则各有所指。在汉语语境中如何区分开它们是件令人头疼的事。症结在，由于中国哲学里并未出现一种作为哲学方法的语言哲学，雪上加霜的是，汉语环境里自有的 “语言哲学”就没有统一的所指，用它时各有一套，因人而异。当一个中国学者说出“语言哲学”时，你不知道他究竟指的是西哲的philosophy of language，还是汉语环境里已有的或者说话者自己界定的语言哲学。这个担心不是空穴来风。许多作者写文章时，只要稍带一点思辩性质，就在题目中冠以“语言哲学”，可是，通读全文不见一星半点语言哲学内容。避免两者交叠、混杂、指代不明的办法是有的。那便是，若不放弃自己对“语言哲学”的自行定义，那得遵守学术规范：用它之前，先交待自己这个“语言哲学”的定义，以区别西哲的那个“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哲学）”，在你的这个定义下，读者与你对话。相应地，在汉语语境中提到philosophy of language时，一律称为“西方语言哲学”，以便与自己定义的语言哲学相区别。本文的主体部分将给出西方的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哲学）是什么，以便为它和汉语语境中的“语言哲学”区别开来奠定根本的基础。
三是西哲文献中，对２０世纪初期以来在哲学领域里发生的语言性转向，有人称之以analytical philosophy（分析哲学），有人呼之以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哲学），有
人同时混用、相互代替。中国学者中，徐友渔等人 (1996：1)干脆说，“本世纪（指２０世纪）初在哲学中发生了‘语言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转向之后的哲学叫做语言哲学。”杨国荣说，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的一个分支。这样给汉语语境中的学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是：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一回事呢，还是两回事？若是一回事，为什么工资申请书怎么写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Blackburn 1994：14，211）中所立的这两个条目，对对方不置一词，宛如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或者哲学派别。本文的主体部分将列出事实，说明analytical philosophy与philosophy of language是同一对象的两个不同标签，指的是一回事，正如The Morning Star和The Evening Star，或者汉语里的“金星”和“启明星”一样，指的是同一颗星。
2 在“分析哲学”的题目下，说的是“语言哲学”
Sbisa (1995)以Analytical Philosophy为题所写文章的思路如下述。其他哲学家的评论与本文作者的评论夹在其间。鼠成语
耳廓
首先是：哲学怎么可以是分析的？分析什么？语言性转向怎么和分析哲学发生关系的？即：分析哲学是如何获得语言走向的？
了解分析哲学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１）从分析各种概念、思想，分析世界如何到分析语言；（２）分析与建立科学语言的理想；（３）分析的对象又如何转向了日常语言；（４）分析哲学的其他方面的发展情形。
分析各种概念一直是哲学家工作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中世纪哲学或现代哲学那里（Descartes，Hobbes，英国经验主义者）那里找到正儿八经的分析先例。但是，分析活动作为哲学的中心课题在理论上明确起来还是现代哲学潮流——即所谓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兴起以后的事了。“分析哲学”这个标签一般是指从19世纪末叶到现代发展起来的一个特定阶段的哲学研究与理念。”这种哲学研究与理念，并无一套共同的、固定的特征，但是却显示了相当的“家族相似性”。它们大部分是属于英美哲学背境，但在英美哲学的奠基人里头有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弗雷格（Gottlob Frege）是德国人，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是奥地利人。进一步的情况是，“分析哲学风格如今已扩展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大部分国家共同致力于对哲学问题做出明确而细致
的表述，在哲学问答中小心求证。大部分人都具有经验主义者的传统，认定只有确知为真的命题才是分析性命题。儿歌大全100首大部分人将哲学视为一种分析活动，并且（或者）将语言研究视为处理或解决哲学问题的必要手段”。请读者注意：从分析哲学出现的时间、研究理念与代表人物可看出，分析哲学指明的正是语言哲学。分析活动要处理、要解决的对象是哲学问题，语言研究是手段。因此将the linguistic turn理解成语言自身转向，是既不符合原旨又不符合原意的，将其译成“语言转向”自是不妥。（虽然到此为止我们尚未正面面对the linguistic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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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后面的两个特征（经验主义者的传统，只有确知为真的命题才是分析性命题。将哲学视为一种分析活动，或者将语言研究视为处理或解决哲学问题的必要手段），也许对于理解“分析哲学”这个标签的来源是最重要的。
现代哲学的使命常常是构筑人与世界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历史。当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分析哲学家的视线常常盯住如何理解我们所言与所行，盯住我们为控制自己的行为所具有的机会与手段。这样一来，他们常常表现出倾向于方法论（而不仅仅是理论），倾向于赋予语言以突出的地位。
分析哲学的开端是20世纪的语言性转向(the “the linguistic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与前面“从19世纪末叶到现代”的说法基本一致)。分析哲学的滥殇常常认定为出现在20世纪的、被称为“语言性转向”的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或者我们将原文译得粗俗一点儿但却更清楚一点儿，便是：分析哲学的开端常常认定为出现在20世纪的、被称为“语言性转向”的搞哲学的方式的转变（a change in the way of doing philosophy, Sbisa 1995）。这是我们在讲分析哲学的文献里正面面对“the linguistic turn”这一术语。我们可以明确这样几点：（１）所谓“语言性转向”就是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不是语言研究自己在转向。从上面一段原文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将the linguistic turn译成“语言转向”与原旨（a change in the way of doing philosophy）几乎是不沾边的；（２）这个转变标志着分析哲学的滥殇；（３）这个转变发生的时代是在20世纪。本文作者要强调的是，在“分析哲学”标签下的这样三个判断，也正是指的“语言哲学”。
许多哲学家，面对科学家合作而带来的科学的巨大进步（他们相互吸收了证实为真理的结论），开始在哲学中寻找判断理性一致 （rational agreement）的标准。怀揣这样一个目的，他们将注意力不是投向世上的人与事物等等，而是投向我们用以谈论这些人与事物的语言。要么是一种理想的语言，要么是对普通语言的理想的理解，才能避免哲学家的误解，
从而推动理性的一致。（Rorty 1967：15）
达米特认为，区分分析哲学与其他学派的特点是两个信念，其一，思想的哲学解释可以通过语言的哲学解释得到；其二，能充分理解的思想解释却只能通过语言的哲学解释得到（Dummett 1975，1976）。本文作者想强调的是，达米特的这两点看法，可以推测出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是同指。
分析哲学必须要了解的几个哲学家：第一位是奠定了分析哲学基础的弗雷格（Frege 1960），另外两位是Moore, Rusll佛手柑精油。Gottlob Frege的工作，对回答西方哲学为何走向语言分析，颇具代表性（参见Sbisa 1995：29）。他尝试将算法还原为逻辑，为形式逻辑与数学哲学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他最先处理了表达命题态度的句子的分析问题。在分析性的语言性转向的基础之上的，是一个基础概念，即被Dummett（1975，1976）称为“从心智中挤出思想来”（the extrusion of thoughts from the mind ）这样一种东西。在这个概念的观照之下，一个思想，就是一个句子的含意而且被一个心智行为所抓住，但它本身不是一个心智内容，因为含意（与主观的表达相对）是可进入交际过程，因而是客观的。这样的信念就使概念与命题分析获得了一个非心理的走向。在分析哲学家中间，这个方向很快
地变成了语言的走向。分解句子就要相应分解它所表达的思想，这样一来，分析一个思想结构就得分析相应句子成分的语义上的相互关系（ Sbisa 1995）。本文作者以为，这一段话几乎是弄明白分析哲学如何获得语言走向以及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是同指的一把钥匙。Frege与另外两位Moore, Rusll刚好就是著名的语言哲学家。提到Moore, Rusll，一个事情（西哲20世纪前后的变迁）先有“分析哲学”的标签后有“语言哲学”的标签的线索，就更清楚了：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cpucool世纪初的Moore和Rusll。分析哲学家都主张，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语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即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只是到后来，语言分析逐渐形成了哲学中“语言性转向”的变革。再后来便是：“语言分析”方法上存在着两派：人工语言分析学派和日常语言分析学派（philosophy of ordinary language，简称日常语言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