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只有酒鬼，没有战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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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特加的前身被称作“生命之水”，很多俄罗斯人将它看作自己生命之源，在寒冬像喝水一样痛饮伏特加仿佛能给他们带来无尽的生命力。
有了伏特加，俄罗斯人好像真的可以变身战斗民族：大到十月革命、制裁纳粹；小到手撕棕熊、坦克上街；在醉酒的俄罗斯人眼中，都不费吹灰之力。
但这一切都是酒后的幻觉。
伏特加并不是生命之水朦胧美的诗句
过量饮酒在俄罗斯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酒精侵蚀着俄罗斯人的身体健康，2007年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则研究称，25%的俄罗斯人在55岁前死亡，而造成他们早逝的原因主要就是酒精。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研究表明过量饮酒在俄罗斯已经成为了多种诸如暴力、渎职等社会问题的诱因。黔驴之技
一般来说，衡量酒精消费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喝多少，另一个是怎么喝。俄罗斯人究竟多能喝多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的统计，俄罗斯每人年均酒精消费总量是15.76升，而中国是5.91升。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以100毫升一瓶的二锅头为例，二锅头的酒精度数大概在50左右，那么俄罗斯人平均每年每人能够干掉300多瓶二锅头。
但是，单从酒精消费量来看却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他国家的人也很爱喝酒，但他们就
不像“战斗民族”一样，因为酒精生出那么多幺蛾子。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实际上地中海地区的酒精消费量也不低，比如意大利2011年人均酒精消费量是10.68升，法国是13.66升。但是他们的饮酒习惯与俄罗斯人形成了鲜明的差别。通常来说，当地的人们一般习惯在吃饭时喝酒，并且每次只喝少量的葡萄酒。
项目名称大全而在俄罗斯，人们所喝下的酒超过一半都是诸如伏特加的烈酒。并且俄罗斯人喝伏特加的方式经常是“感情深，一口闷”式的豪饮。这种豪饮的习惯，外加他们在饮酒时很少充分进食（往往只有腌菜等佐酒），致使酒量再好的俄罗斯人也极易喝醉。
孕妇可以吃葛根吗和很多西方国家不同，俄罗斯人习惯与家人和朋友在私人区域饮酒，比如自己的家中；而真正在酒吧等公共场合喝酒的机会相对较少。房屋出租广告怎么写
这种饮酒习惯致使社会力量对饮酒的规制变得十分孱弱，在公共场合喝酒，警察和酒保多少能够起到一定的规劝作用，而在家中却几乎没人能管的了。同时酒后暴力发生的几率也大幅上升，因为缺乏路人和警察的劝诫，醉酒时的一点点口角很容易上升为暴力冲突。
很多人因此留下了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所有俄罗斯人都嗜酒如命，他们真的都把伏特加
现代诗郭沫若
当水喝。俄罗斯的酒精量消费确实算高，并且过度饮酒已经成为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并不能得出”俄罗斯每个人都特别能喝“这样的结论。
有很多俄罗斯人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能喝：1996年俄罗斯的一次公共政策调查表明，其实俄罗斯人没碰过酒的人还真不少：9%的男性和35%的女性都表示从来都没喝过酒；当然能喝的人也很多：11%的男性和1%的女性表示至少一个月会喝一次500毫升以上的烈酒。并且，地域上的差异也非常悬殊：其中伏尔加地区和高加索地区的消耗量相对较少，而乌拉尔地区最多。
狂饮文化的最大赢家
如果回顾酒精在俄罗斯的历史就会发现，伏特加给政府带来的财富难以想象。莫斯科对酒精收入的严重依赖，实际上助长了民间狂饮的恶习。可以说，俄罗斯严重的过度饮酒问题，政府是不仅是赢家，更是元凶之一。
俄罗斯人并不是天生爱饮酒。他们的先民们生活在高寒荒芜的地区，在这样的环境下，连食物都无法充足保证，粮食发酵而成的酒精饮料只能算奢侈品。 那个时候大部分俄罗斯人
根本没多少机会沾酒，即使喝酒，多数人只能喝低度数的类似啤酒或蜜酒的饮料。再加上16世纪农奴制度的建立导致底层人群生活状况变得更加糟糕，很多穷人沦为农奴，根本就没有能力买酒。
政府第一次尝到了酒精带来的税收甜头是在15世纪。1474年，沙皇伊凡三世开始向伏特加征税，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在1553年关停了原来同时贩售食物和酒的商店，开设了名叫kabak的酒馆，不再经营食品，专门贩售烈酒。该政策不仅扩充了伊凡的国库，还助长了俄罗斯人恶劣的饮酒习惯：有研究指出，16世纪，俄罗斯人在缺乏佐酒食物的前提下，喝掉了越来越多的酒。
圆柱的底面周长但即使是这样，狂饮的风气并没能在俄罗斯流行起来。酒馆多集中在城市，大部分住在乡村的俄罗斯人没有条件买酒，过量饮酒的风气仅零星存在于城镇地区。1674年，一名造访俄罗斯的瑞典人就写到：“酒馆之间往往相距很远，在很多乡村地区，我甚至连一滴啤酒都找不着。” 而且，伏特加当时的价格也令多数人消受不起：据估计，在17世纪，一桶伏特加（约12.3升）的价格是一头牛的1.5倍。
伏特加真正的流行是在彼得一世时期。这位彼得大帝的对外战争使国家财政收入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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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拿到更多的战争经费，彼得一度全面放开了伏特加的酿造及销售的限制。不仅如此，他还将烈酒引入军队，伏特加成了海军和陆军的必需品之一。
大量的酒馆自彼得时代产生，这一趋势持续到了19世纪。到了1885年，名叫kabak酒馆的数量爆增至了80000家。酒精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在此时也变得异常突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酒精收入占了政府总收入的38%。
除了政府对酒精税收的依赖，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纵酒一大因素。1861年，农奴制度得到废除，大量的底层民众摆脱了农奴身份的限制。同时因为自彼得时代酿酒厂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伏特加的价格也大幅下跌；大量的穷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买得起伏特加。这两种因素导致了酒精消费在19世纪中叶的暴涨：据统计，1863年，俄罗斯人对酒精的消耗达到了每人每年6.2升，是整个沙俄时代的最高峰。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立下了严格的限酒法令，但很快就被现实打破。比起酒精问题，苏联政府显然更在乎国家财政收入。列宁之后的苏联对酒精的态度让人质疑这个国家究竟有没有真的发生过革命，延续数百年的沙俄酒精政策在苏联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了。
将二战前后苏联酒精工业推向顶峰的是斯大林。为了尽早进行快速工业化，实现五年计划，他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财政收入来源，所以他选择了走沙俄的老路：开放伏特加酿造。
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上就说：”如果我们不向西方国家借钱，我们就会陷入贫穷；但是我们绝不能同那些资本家签约，所以必须在契约和伏特加两者中选其一。” 他还向工人代表们保证，伏特加只是“临时策略”，“一旦找到了新的收入来源，我们会立刻消除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