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品牌排名宇文所安唐诗翻译中的“胡”文化形象重构丨魏家海
本文原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简介：魏家海（1965-），男，湖北宜城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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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化主要指唐代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胡姬、胡服、胡俗、胡乐和胡天等。近年来，学界对汉学家的典籍翻译的贡献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丰富了汉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的成果，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方向。作为唐诗在海外传播的“代言人”，汉学家宇文所安不仅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和融通的渠道，重塑了诗人的形象，而且通过唐诗的研究型翻译建构了唐诗的民族文化形象，延续了唐诗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强大生命力，对中国文化走进世界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宇文所安的译著《中国文学选集》《杜甫诗全集》和专著《韩愈与孟郊的诗》《初唐诗》《盛唐诗》《晚唐》等书中的唐诗译诗数量庞大，其中不少译诗涉及民族文化和民族交流。迄今，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研究成果很少论及民族文化翻译，因此，从形象学的视角分析宇文所安唐诗翻译中的民族文化形象对传播中国文化形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形象学作为文化形象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形象指人的思想、行为或情感的具体形态或姿态，文学形象包括场面、情节中的图景和人物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形象”主要涉及民族或国家的“他塑形象”和“自塑形象”即群体标记的生成、变迁和影响。尽管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日趋边缘化，但借入文学翻译研
霍金故事究中，形象学有星火燎原之势，形象学与翻译研究不仅有与生俱来的历史渊源，而且有相似的研究基础。[1]
形象学的关注重点不是国别文学固有的民族特性，而是更多地“认识不同形象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它们的生成和影响。”[2]形象学重点关注跨文化语境下民族特性、文化身份和形象的重构，这同当代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文学研究中更注重民族特性或形象的重塑是一致的，两种研究范式具有可通约性。形象学对文学中的社会和历史范围的拓展，可通过翻译来实现，翻译使文学形象在新的文本和文化语境中获得新认识、新意义、新模型，归根结底被重构，成为他塑身份的变脸和呈现。文学形象学研究的形象具有三重限定的意义：异国的形象；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和作家自创的形象。[3]这三重意义上的形象对文学翻译而言，是重要的理论视角。
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考察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民族性和个别形象，才能重构他塑形象，藉此比较原文和译文中的形象的异同，以判断译文保留了什么形象，改变了什么形象，重建了什么形象，甚至可以发现翻译主体建构了目标语的形象，抑或译者的自我形象。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民族形象在翻译中的建构方式反映了译者的文化观、民族观、伦
理观、语言观、美学观，以及符合对民族形象的自我期待和想象。因此，形象学是文学翻译中文化形象研究的理论视角，可用于分析宇文所安唐诗英译中的胡文化形象的建构特征。
二、译诗中的胡人和胡姬形象
（一）胡姬的美女形象
吃了精子会怀孕吗唐王朝奉行开放和比较平等的民族政策，伴随丝绸之路的兴起，社会的“胡化”现象盛行。唐代的胡姬来源较复杂，按职业可大致分为“歌舞胡”和“酒家胡”。从事歌舞表演的胡姬舞袖长风，地位相对较高，唐诗中有不少描写貌美活跃、热情奔放、开放率真、超群脱俗、豪放洒脱的气质的胡姬，是充满异质风情的美女形象，常常被“欣赏甚至被崇尚的形象”。[4] 而酒肆里的胡姬卖酒、劝酒和歌舞表演，为文人雅士饮酒作乐、赋诗助兴。唐代诗人如李白、张祜、贺朝、岑参等留下了描写“胡姬”的脍炙人口的诗篇，他们对充满异域情调、鲜妍丽质、娇艳动人的胡姬形象的建构，代表了唐人对异域民族文化的欣赏和接纳态度。
例如，李白的《少年行》（其二）有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宇文所安
把诗中卖酒和侍酒的貌美女招待“胡姬”译为lovely Turkish wench，而wench一词有“少女”、“女佣”、“女仆”之意，这同原诗中美丽而地位卑微的“胡姬”的身份是基本一致的，特别是lovely意为“可爱的”，赋予其正面形象，基本保留了诗人塑造的形象模型。“胡姬”中的“胡”译为Turkish（突厥人的），突厥人也不是特定的民族，这意味着译者把“胡人”视为“突厥人”，这也反映了译者的民族观。
唐代的“胡旋舞”泛指东北、北方边疆和西域少数民族以旋转技巧为主的民间舞蹈,“胡姬”职业舞女表演的胡舞同唐代开放、矫健、阳刚的时代精神相呼应，兴起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深受唐代上流社会阶层的欢迎。身材窈窕、豪放健朗的胡旋女的舞姿变化万千,旋如流电飞动，急如莲花绽放，伴随着胡乐器吹奏出的空旷激昂的乐曲，展现了矫健的风姿和迷人的风采，不少诗人诗中都有生动的描述。元稹和白居易各作《胡旋女》诗歌一首，描绘了不同风格的胡旋舞，但都寓事托讽、借古喻今，生动展示了“胡旋舞”美轮美奂的舞姿和目不暇给的舞技。
白居易的《胡旋女》一诗的诗题，“胡”被过滤省略了，诗题译为The Girl Who Danced the Whirl，没有译出“胡”，胡旋舞女的民族身份作模糊处理。诗的前几句：“胡旋女，胡旋女。
邀请信格式心应弦，手应鼓”译文为：Whirling girl,/ whirling girl,/ heart answers strings,/ hands answer drum,也避免翻译“胡”，“胡旋女”成了whirling girl（旋转女），旋转中的舞者的精湛武艺和活泼形象跃然纸上，译文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舞女的快速急昂的舞姿。元稹也有同名的《胡旋女》一诗，宇文所安也将诗题译为The Girl Who Danced the Whirl，诗题和诗中涉及“胡旋”之“胡”义都没有译出，“胡旋”只用Whirl表示，但诗中的“胡”、“胡人”、“妖胡”的含义，译者译出了（胡）“人”之意，都译为Turks（突厥人），特别是“妖胡”译为beguiling Turk（诱惑或欺骗人的突厥人），再现了元稹对皇帝沉溺于胡旋舞的反感态度。宇文所安翻译“胡璇”和“胡旋女”时，省略“胡”意，模糊了“胡璇舞”的来源，淡化了舞女的民族身份，让读者领略的是舞女的美妙舞姿，而不是来自西域的舞姿，消弭了胡舞的异域性和独特性，建构了没有异质特征的、舞艺超群的舞女形象。
（二）胡人的多面形象
民族身份是民族形象的前提，民族身份的建构是一种文化建构。[5] 宇文所安对“胡”的解释因语境而异，有时他把“胡人”的形象界定得很明晰，如“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中的“胡人”译为nomad（游牧民族），突
出其异域民族身份，建构了“胡人”居无定所、浪迹天涯的民族形象。《杜甫诗全集》是宇文所安最新版的唐诗英译本，收录杜诗1400首，涉及少数民族“胡”意义的字出现100次，其中90%都音译为Hu, 表明译者有模糊化或淡化“胡”的民族性的趋势。“胡虏”（骚扰和侵犯唐王朝边境的凶悍的北方少数民族）出现3次，音译和意译相结合译为Hu barbarian，意为“野蛮凶残的胡人”，“东胡”译为eastern barbarian，“胡雏”译为barbarian chick（野蛮的胆怯者），都有表示“轻蔑”的意思，符合杜甫的意义设定，译者建构了既野蛮凶残又令人蔑视的敌人形象。杜诗中的“商胡”和“海胡”分别译为中性的foreign merchant和ocean foreigner，建构的是纯粹的外国商人形象。由此可见，宇文所安建构的“胡人”形象是动态多变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形象。
三、译诗中的胡乐异质文化
唐代重视吸收和利用胡乐器来丰富和发展唐礼乐文化，胡乐对诗人的创作主题和风格都有影响。唐诗中的西域器乐文化景观丰富多彩，迥异于中原农耕文化音乐审美趣味，胡乐器可分为弹拨类、吹奏类和敲击类，主要有琵琶、胡琴、胡笳、箜篌、羌笛、横笛、角、芦管、觱篥、鼓等。乐器是器乐文化景观的物质基础，在诗歌中富有多种情感意义，或幽怨
、或伤感、或感怀、或激越、或豪爽，诗歌的主题同乐器蕴含的情感符号和文化内涵的感染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琵琶声的情感共鸣功能和煽情功能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小溪流说话
西方乐器同中国乐器的形状、乐音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英汉之间没有对应的乐器名，翻译难以等值。宇文所安用功能或形状相近的乐器翻译这些唐代的胡乐器。以下是《中国文学选集》中常见的唐代胡乐器意象的翻译。弹拨类乐器：琵琶（mandolin），筝（harp），胡琴（Turkish fiddle），胡笳（nomad pipe）；吹奏类乐器：羌笛（flute/ nomad flute/ Tibetan flute），箫(fife)；敲击类乐器：鼓（drum），鼙鼓/金鼓(kettledrum/ ram-hide drum)。
尽管胡乐器和西洋乐器在形状、材质、乐音和演奏方法上有不小的差异，但同类乐器的外形相似。宇文所安按照形状相似的原则进行对译，这可让西方读者很快了解这些东方的乐器，克服认知障碍。“琵琶”译为“mandolin”（曼陀林），“箫”译为fife (鼓笛),“胡琴”的“琴”译为有某种乡村风格的“fiddle”（小提琴），这同塞外风情也有几分相似。例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指饮宴上用乐器演奏送别
的音乐表达了对友人依依不舍之情。宇文所安把“胡琴琵琶与羌笛”译为With the Turkish fiddle and mandolin and the nomad flute, 采用了适度归化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