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金时代

虚伪的“抒情”：郭敬明“⼩时代三部曲”批判

2011年12⽉8⽇，郭敬明的《⼩时代3.0刺⾦时代》(以下简称《⼩时代3.0》)全国⾸发。这意味着郭敬明从20

08年开始创作，历时五年，字数长达90万字的“⼩时代系列”宣告终结。不出所料，《⼩时代3.0》受到读者热

捧，⼀出版便荣登畅销书排⾏榜前茅。从《⼩时代1.0折纸时代》，《⼩时代2.0青铜时代》，到如今的《⼩时

代3.0刺⾦时代》，“⼩时代系列”的总销量已突破500万册，如果连同盗版以及⽹上电⼦书的阅读，这个数⽬更

为庞⼤。可以说，“⼩时代系列”是郭敬明最有影响⼒的作品。然⽽，⾯对“⼩时代”⽂本，读者也有两极化的评

价，有⼈认为“⼩时代”是郭敬明迄今最深刻的作品，有⼈认为恰恰相反，“⼩时代”是郭敬明最矫情的书写。那

么，究竟孰是孰⾮呢？这个问题值得玩味。毕竟“⼩时代系列”已超出其⾃⾝，⽽成为⼀种现象本⾝；对“⼩时

代系列”的分析——不论是批评还是褒扬，都将富于意义。

⼀、郭敬明“最深刻”的作品？

有读者认为“⼩时代”是郭敬明“最深刻”的作品的⼀个分析前提是“⼩时代”在郭敬明创作序列中具有“独特性”。确

实不错。从《幻城》、《夏⾄未⾄》、《悲伤逆流成河》到晚近的《爵迹》，郭敬明原本更擅长于青春体验

的书写，但是从“⼩时代”开始，他终于让他笔下⼈物⾛出个⼈的狭⼩空间，步⼊更⼴阔的社会与⼈⽣。这种“

转折”是郭敬明对⾃⾝创作危机的⼀种处理。固然青春题材为其所擅长，但毕竟作家本⼈“青春体验”有限，郭

敬明已近⽽⽴之年，还着⼒于那些青涩的校园爱情，未免给⼈“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造作。晚近的《爵迹》虽然

和《幻城》⼀样打着⽞幻的旗号，但是可以说，内⾥⼈物的逻辑，依旧是“孩童式”的，是带着魔幻外⾐的“少

年成长记”———只是，《爵迹》作为郭敬明出道⼗周年的纪念，尽管依然畅销，但是相对于“⼩时代”或郭敬

明其他作品的销量逊⾊很多。郭敬明在“青春体验”书写上已有些捉襟见肘，读者对某些情绪的重复也不免感到

厌倦。郭敬明不得不跳出“青春体验”书写的框架，在作品中添加“新鲜的东西”，这可以说是⼀种“以退为进”。

“⼩时代三部曲”采取第⼀⼈称视⾓叙述，描绘了“我”、顾⾥、南湘、唐宛如四个⼤学舍友，从⼤学到⼯作短短

⼏年间在上海所遭际的林林种种与悲欢离合，其中当然也有郭敬明⼩说从来少不了的各式花样美男——顾源

、简溪、崇光、宫洺、顾准、卫海，“我”等四⼈如何与他们发⽣种种复杂的情感纠缠。⽆疑，这些都是故事的

重要⾓⾊——郭敬明早期的作品中都得有着不同程度的演绎。然⽽，“⼩时代三部曲”还有⼀个最重要的主⾓，

它似乎从未正⾯参与到主⼈公的⽣活，但是它却⽆处不在，⽀配他们的情感，操持着他们的悲欢，掌控着他

们命运的⾛向——这便是⼩时代的背景——⼤上海。“⼩时代”的封⾯设计便可以看出，⼀⽚肃静的⽩⾊，中间

放置的⼀张显眼的照⽚，那是以东⽅明珠为中⼼的⼤上海的影像。郭敬明在数次采访中反复提到这⼀点，他

写“⼩时代”系列，是为了“要记录下这个时代，⽆论是好是坏”。说到底，“上海的影像”，便是“⼩时代”区别于郭

敬明以往作品的“新鲜的东西”，是那“⼴阔的社会与⼈⽣”的⼀个抽象化代表。

可以说，上海和北京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受⽂⼈青睐的城市。⽂⼈们总喜欢⽤“魔都”和“帝都”称呼两者，因为这

两座城市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境况，最为复杂，最耐⼈寻味。上海是中国现代化最早的城市，从1880年代⼀直

到1949年前，这⾥是⼀个声⾊⽝马、纸醉⾦迷的地⽅，“它是东⽅巴黎，是西⽅冒险家的乐园；这⾥洋⼈横⾏

，洋货充斥；这⾥具有浓郁的西洋风情。”这样的上海令⼈着迷，只是，“⼗⾥洋场”说到底是殖民地的畸形产

物，是⼀个充满屈辱的符号。⽂⼈⼀⽅⾯迷恋上海风情，可是内⼼⼜有挥之不去的痛楚和悲凉感。1930年代

的新感觉派⼩说，虽然在⽂学史上的地位不⾼，但是却准确传达出对上海的感受——它现代，但是它冷漠；

它看似温柔，但其实⼜⽆⽐残酷；它让⼈有光鲜外表，但内⾥却⼜那样千疮百孔。这种对上海的复杂感受始

终为后继⽂⼈所传承。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总有⼀种末世前的苍凉、世故和冷漠。“海派作家，⼜见传⼈”的王

安忆笔下的《长恨歌》，这座城市，顾⾃辗转变迁，从来不会为⼩⼈物的命运驻⾜。传统作家着重表现出这

座城市的繁华中的落寞、落寞中的繁华——这构成了海派⽂学的⼀个重要特征。

从表⾯上，郭敬明⼀直努⼒地在“⼩时代”中营造“海派⽂学”的氛围(且不论这⼀“营造”多么刻意)。⾸先是对资本

的批判。上海再次融⼊跨国市场资本主义的全球潮流，成为国际上顶尖的⼤都市，它洗去了往⽇的耻辱，可

是，更为彻底的资本运⾏让它愈加冷酷⽆情。在资本⾼度发达的时代⾥，资本的运转固然可带来社会的繁荣

，但是资本的逻辑往往深⼊到现实⽣活的各个层⾯，⼀切以“价值”为衡量标尺，那么，⼈的情感与价值便贬值

了。顾⾥与顾源的爱是建⽴在“等价交换”之上的，“我”和简溪的误会起源于宫铭的钻戒，起源于对“我”对宫铭

这⼀冷漠的资本⼈的迷恋；席城与南湘、顾⾥的纠缠背后是⾦钱……⼀切⼈事背后都脱离不开“资本”那双巨⼤

的⼿。其次，是作品中弥漫的⼀种悲凉感。按着“⼩时代三部曲”的顺序阅读下去，读者有⼀种⼀步⼀步靠近深

渊的感觉。在《⼩时代1.0》⾥，“我”和唐宛如、顾⾥、南湘等还是⽆忧⽆虑的⼤学⽣，基调明丽轻快，“折纸

时代”的命名，本来就意谓着这个时代的纯真、青涩⽽美好；《⼩时代2.0》“青铜时代”，告别校园，进⼊了灯

红酒绿、物欲横流的上海，只是悲剧已经缓缓地揭开了帷幕；到了《⼩时代3.0》，⽣活已张开它那张⾎盆⼤

⼝，各种⽭盾冲突在这个时间爆发，阴谋、⽃争、疾病、误会、死亡等⼀⼀降临。当故事⾏进到最后，郭敬

明让各种误会⼀⼀化解，读者以为可以松⼀⼝⽓。可是倒数第⼆页，故事反转。现实中发⽣了⼀场灾难性的

⼤⽕，让⼏乎所有主⼈公被那⽕海吞噬——他或她，经历了如此重重叠叠的艰⾟和痛苦，好不容易才拥有短

暂的安宁和快乐，可⼀场⼤⽕把⼀切都毁灭了。郭敬明的意图很明显，通过⼩⼈物的⽣存悲剧，揭⽰出这座

城市的残酷与冷漠：

这是⼀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的错综复杂。

这是⼀个⼔⾸般锋利的冷漠时代。在⼈的⼼脏上挖出⼀个⼜⼀个洞，然后埋进滴答滴答的炸弹。财富两极的

迅速分化，活⽣⽣地把⼈的灵魂撕成了两半。

我们躺在⾃⼰⼩⼩的被窝⾥，我们微茫得⼏乎什么都不是。(1.0，第5页)

⽣活不太富裕的⼈们……穿⾏在冷⽓建筑起来的狭窄管道⾥，顽强地顶着恶劣的⽣存环境，征服着这个贪婪

的城市。⼜或者说，其实是被这个贪婪的城市继续榨取着最后⼀滴⽣命的汁液。我们称之为“劳动⼒聚集”。…

…

这些肥皂泡般泛滥着彩虹光的⽩⽇梦，每天都笼罩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成为最美好也最肮脏的海市蜃楼。(1.0

，第176-177页)

⽽现在，我每⼀次想到上海，脑海⾥都是⼀个浑⾝长满⽔泥钢筋和玻璃碎⽚的庞⼤怪物在不断吞噬⾷物的画

⾯。它流淌着腥臭汁液的下颚，⼀刻也没有停⽌过咀嚼，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前赴后继地奉献上⾃⼰迷失

在这个⾦光涣散的时代⾥的灵魂和⾁体———这些就是这个怪兽的⾷物。(2.0，第221页)

这些富于抒情特⾊的段落遍布在“⼩时代”⽂本当中。不难注意到，这些段落“⾼度华丽、戏剧性、充满感情”，

⾸先是不断强化着这个时代、这座城市的魔性，它那华丽的袍下⾯，是⾯⽬狰狞的怪兽；接着以⼀种强烈的

对⽐和⽂学修饰的夸张，凸显“我们”的渺茫和⽆能为⼒，凸显个体在物欲横流、冷漠⾃私的资本⾼度发达时代

的⽆所适从。这种情绪不仅仅极易打动读者，并且也形成了⼀种修辞上的批判效果———⾼度物质社会中，

个性的被碾压。甚⾄，这种⽆所适从感，最后上升为⼀种“看透世事”的虚⽆感和沧桑感———似乎还颇有哲理

和深度。

我想，以上的分析应该是郭敬明所期待的。他“处⼼积虑”地让作品显得“深刻”，没有理由不期待获得评论家和

读者的啧啧赞赏。只是，我们⾃然不能因为⼩说叙述者“我”对上海来⼏段颇有“神韵”的“批评”便认为“海派作家

，⼜见传⼈”。⾸先的⼀个判断标准是，这些“新鲜的东西”与⼩说的整体叙述⼝吻是否协调⼀致：它们是锦上

添花，还是⽣搬硬套“装饰”上去的？

⼆、虚伪的“抒情”

前⾯已提到，⼩说采取了第⼀⼈称叙述，这⾥叙述者与⾓⾊“我”是⾼度重合的。如果郭敬明果真想通过叙述者

“我”的讲述还原出上海的“复杂性”，叙述者“我”也应是复杂的。从创作设计⾓度上讲，他应着⼒凸显“我”在物质

与灵魂之间的⽭盾，凸显“我”在各种⼈事起伏中⼼灵的成长。可是，郭敬明并没有这样做，甚⾄，我们在阅读

中惊讶地发现，当“我”说完那些批判性质的话回到现实⽣活中时，“我”恰恰是“我”所批判“魔都”上海的最典型的

“异化”代表，⾻⼦⾥对资本⾼度认同和迷恋。读者⾸先遭际的是“我”以⼀种怎样“羡慕嫉妒恨”的⼝吻表达对⼀

⼤堆名牌产品的渴求，LV、DOLCE&GABBANA(D&G)、HERMES、GUCCI、DIOR、CHANNEL、PRADA

……叙述者为读者们普及了⼀次奢侈品课程。⽂本中出现名牌符号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键是这些名

牌符号已经深刻地嵌⼊⽂本肌理。我想这绝对是郭敬明的独创：他开辟了⼀种新的⼈物描写⽅法，即刻画⼈

物时，不是刻画其外貌、神态、动作或语⾔，⽽是以其⾝上的奢侈品牌来进⾏定性：

站在我们前⾯的⼀个穿着Dior套装拎着PRADA包包的⼥⼈。(1.0，第18页)他穿着GUCCI的修⾝西装，浓郁的

⿊⾊。衬⾐的领⼝上，那根⽩⾊的领带被⼀种巧妙的⽅法扎起来，我记得我在时尚杂志上看过，是今年流⾏

的新的领带打法。(1.0，第83页)

我回过头，看见提着LV包包、踩着GUCC⼩短靴的顾⾥朝我们⾛过来。(1.0，第56页)

奢侈品代表着⼀切。“我”所秉持的逻辑与“资本”社会的运⾏逻辑是⼀样的，⼀切以商品的价值来衡量。奢侈品

不仅代表着⼀个⼈的⾝份，更延伸到个⼈的⾝份认同、尊严乃⾄品⾏：

我看着我⾯前重新出现的顾⾥，精致的妆容，⼀件COMMEdesGARCONS的⼩⽩裙⼦让她像⼀朵刚刚开放

的⼭茶花，⽽我⾝上的那件only连⾐裙，让我显得像是街边插在塑料桶⾥贩卖的塑料花……并且还有点褪⾊

……(1.0，第188页)

⽽我，⼀个穿着Zara(并且还是打折品)的⼩助理，坐在他们的对⾯，⽣活平稳，⽆所牵挂，除了刚刚失去了⼀

个谈了好多年的男朋友和死了⼀个刚刚开始交往的信男朋友之外，我的⽣活真的很好，没什么好值得担忧的

。(2.0，第58页)

“我”的⾃卑⾃怜仅仅是因为“我”穿着⼀件相形之下较为廉价的⾐服，虽然，only服饰在中国已经算是中⾼档商

品。

但“⼈的价值=⾐着的价钱”，⽐别⼈穿得便宜永远是可耻的。引⽂2那“并且还是打折品”的注释近乎神来之笔，

这个段落本是叙述“我”失去了简溪与崇光之后的⼀种⿇⽊的⽣活状态，可是“我”下意识⾥却还在意“我”穿着的

是打折⾐服。⼀⽅⾯是⼈⽣最重⼤的⽣离死别、是⼈⽣中两个“我”最爱的和最爱“我”的男⼈的离开，⼀⽅⾯是

最⽇常的穿着打扮，却被不⽆戏剧性地组合在⼀起。

“⼩时代”⾥的顾⾥，可以说是这种资本逻辑登峰造极的体现者和发扬者。她是⼤上海要样貌有样貌、要才⼲有

才⼲的富⼆代，她只有两个兴趣爱好：赚钱和买奢侈品，并对此达到了⼀种变态性的痴迷态度。她衡量⼀切

，都是以“⾦钱”为标尺：“像是世界上的⼀切都是可以转换成标好克数的砝码⼀样丢到天平上去衡量的东西，

任何的情感，都能⽤游标卡尺去测量到⼩数点后第三位。”不妨举两例：

南湘深吸了⼀⼝⽓，握着顾⾥的⼿，悲痛地继续说，“这家店，在浦东！顾⾥，你可考虑清楚了！”

顾⾥⾯容惨⽩，忧⼼忡忡，“⼀出中环，我会过敏的。”

我怜悯地抱住顾⾥的肩膀，“坚强点⼉！”(3.0，第138页)

“话说回来。七星滑雪场在哪⼉？闵⾏么？好恶⼼……”

“不，在闵⾏外⾯。七宝！”我⾮常同情顾⾥，她每次坐车只要出了中环，就会呕吐。“谢谢你把我弄得更加恶

⼼了。七宝？你要出远门怎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让公司帮你订折扣低的机票！”她愤怒地挂断了这个来⾃上

海外环郊区的电话。(1.0，第275页)

这⾥：在顾⾥看来，出了上海市区的⼀切地⽅，都是贫困的，⽽贫困的地⽅，便是低劣的，令她恶⼼的(想起

了2009年有⼈在上海《新民晚报·社区版》发了⼀篇⼩⽂，⾥头说到⼀句“说上海话是没有⽂化的表现”，⽴即

被⽹友愤怒地⼈⾁搜索，成为轰动⼀时的“上海话事件”。可是顾⾥将上海的浦东、闵⾏等如此诋毁，“⼩时代

系列”照样在上海风⽣⽔起。⽽“我”对于顾⾥这样的“资本⼈”，⼼理上是彻彻底底的膜拜，每次当“我”叙述顾⾥

时，那故作讶异的语⽓充满着炫⽰。“我”⼀直羡慕顾⾥，但却⽆法企及，其最终结果是嫉妒与仇恨的根苗疯狂

地⽣长。虽然“我”总说⾃⼰和顾⾥姐妹情深，但“我”潜意识⾥从未放弃过报复顾⾥的努⼒，⼀旦报复成功后，“

我”⽴即感到⼀种邪恶的快感：

我笑了。我看向顾⾥，我想要看到她崩溃的样⼦，我想要看到她那张精钢铸造的脸上写满了挫败、失落、屈

辱……(3.0，第114页)

对于南湘，“我”的感情同样如此，“我”与南湘感情深厚，是因为⼀直以来南湘过得⽐“我”惨得多，可是当她⼀

旦飞上枝头变凤凰，嫉妒之⽕便席卷“我”的内⼼，“我”不惜以最残酷的⾔语刺激和伤害她。———不仅仅是⼈

的尊严、价值等被物化了，连同感情也被彻底物化了。这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我”时不时抒情⼀下，说什

么“资本是万恶的源泉”“⼤上海真可恶”“我们的真情可以对抗物质”⼤意的话；可实际上“我”对物质充满偏执，资

本逻辑根深蒂固。说到底———并不是资本碾压了“我们”，⽽是“我们”的贪婪和欲望让我们“⾃作孽不可活”。

此外，虽然“我”总在每⼀章引⾔或开头“批评”⼀下上海的贫富差距，可最后是“我也可以⾮常平静地⾯对眼前的

情况：我现在坐在学校图书馆下的咖啡厅⾥，和顾⾥、Neil⼀起悠闲地喝着拿铁”。并且“我”也追随着顾⾥对“

穷⼈”进⾏各种旁敲侧击的侮辱。“我”⼀⽅⾯似乎对⾦钱渗⼊⼈际交往、⽇常⽣活每个⾓度“深恶痛绝”，可是⼩

说中每次出现危机，总是⽤⾦钱来摆平。《⼩时代3.0》的故事末尾，顾⾥财务危机的解决竟然是她终于找到

⽗亲藏着的⼀堆黄⾦———她⼀下⼦成了亿万富婆。前⾯层层叠叠铺陈的惊⼼动魄的商业阴谋，本应该有⼀

个⼑光剑影⾼潮迭起的结尾，可突然就⼀泻千⾥了。⼀笔飞来横财就逢凶化吉、⽆所不能了。看吧，果然⾦

钱是万能的！

⾄此，我们可以说，“⼩时代三部曲”其实是⼀个断裂的⽂本，其断裂在于叙述者的分裂。当她作为“深刻”的“传

声筒”时，她是⼀个⾼⾼在上、具有深刻悲悯情怀的⼈物，“⼩时代”⽴即升华为：⼀群男⼥青年，他们的悲欢

离合、爱恨情仇，是怎样为上海这座城市所把持和操纵，他们尽管努⼒地恨，努⼒地爱，努⼒地⽣活，但终

究只是这个时代中渺茫的存在，某个瞬间就灰飞烟灭了。可事实上，当她作为故事的参与者、作为⾃⾜的叙

述者时，她所秉持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她所讲述的故事，⽆⾮是⼀群上海的男⼥青年们，怎样因为⾦钱和

名牌⽽奋⽃，⼜是怎样因为它们⽽撕破脸———⼀群拜⾦主义者的悲喜剧。可是，这两种语调和逻辑完全不

同的话竟然出⾃同⼀个⼈的⼝中。怎⼀个乱套了得？

终究，郭敬明那些颇具“海派”神韵的“深刻批判”是多么虚妄。我想他也许有过努⼒的，他⼤抵读过不少海派⼩

说，也听说⼤部分⼈对这座城市的感情总是“爱恨交加”的复杂，他想把这些写出来；只是，作为最上层的⼈物

，作为⼀名成功的商⼈和⼆流的写⼿，他更熟悉的，或许是这个城市的摩天⼤楼，是风光华丽的夜⽣活，是

那些贵得吓⼈的名牌，是时尚风潮。他既缺乏波德莱尔的勇⽓，更没有波德莱尔的才华和深邃，他把握不住

上海的复杂神韵，也⽆法体悟到“震惊”，他那些发达资本时代的抒情，并⽆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恰恰相反，因

为⾻⼦⾥对资本⾼度认同和疯狂迷恋，他谱写的恰恰是资本⾄上的颂歌、是资本⽆所不能的颂歌。“⼩时代”⾥

描写的那些阴谋与⽃争、那些爱恨情仇，都是发⽣在上流社会某⼏个富⼈之间充满戏剧性、“闲得⽆聊”的“勾

⼼⽃⾓”，与真正的苦难、与时代夹缝中的痛楚、与灵魂内部痛苦的挣扎，有着太遥远的距离；因此，郭敬明

只能诉诸危⾔耸听的阴谋、突如其来的死亡和⼀些华丽空洞的语⾔来渲染悲剧感。只是，这⼀切说穿了，既

造作⼜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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