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动中国

百年前⽇本海军名将秋⼭真之谈敢于侵略中国的原因

【摘要：102年前，⽇本海军名将秋⼭真之做了⼀篇分析中⽇两国国民性的讲演，他使⽤“⼀盘散⾖”“极端的个⼈主

义”和“现时主义”等词汇来形容中国⼈。这些都不同于以往的分析，道出了⽇本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道出了近代以来中

国落魄的原因，也道出了⽇本打死也要维护天皇制的原因。】

杨天⽯教授「蒋介⽯在抗⽇战争中的作⽤」[1]⼀⽂，以下简称“杨⽂”，读后很⽣⽓，作为教授，怎么可以乱编数字来忽

悠读者呢？编得还很离谱。

杨⽂替蒋介⽯战前的不抵抗政策和战争爆发后的节节失败进⾏辩护，⼼情是可以理解的，⽆⾮是是想通过编造和虚构，

让读者对⽼蒋感到同情、甚⾄钦佩；⽆⾮想证明⽼蒋的判断没错，和帮⽼蒋洗刷罪愆，⽽这些判断早就被历史重重地打

脸，例如，什么“中国枪不如⼈，机器不如⼈，⼯⼚不如⼈，拿什么和⽇本打仗？若抵抗⽇本顶多三天就亡国”。

在⼿法上，杨⽂拼命地扩⼤⽇⽅数字，拼命地缩⼩中⽅数字。就像捏弹簧，想吹捧“黄⾦⼗年”就把弹簧拉开，想说中⽇

差距悬殊就把弹簧摁下；歌颂蒋的“功绩”时就说“统⼀了全中国”，诉说抗战艰难时就强调“⽇本统⼀⽽中国四分五裂”。中

国的优势，统统回避，⽇本的劣势，⼀概不提。这都哪门⼦的学风？

他那些数字，不客⽓地说个个有问题。我们只看⼏个关键数字。

第⼀组关键数字是GNP和⼯业⽣产总值。

杨⽂说：“战争爆发前，⽇本的年⼯业总产值已经⾼达60亿美元，⽽中国仅为13.6亿美元”，意思是开打前⼩⽇本的国⼒

就⽐中国强了三倍不⽌，⼜说“国⼒是军⼒的基础”，那么中国还能不“战则必败”吗？

我实在查不出杨教授的这些数据从哪来的。上世纪三⼗年代的中国，现代统计体系根本不存在，全国性（包括东三省在

内）的相关调查根本没搞过，所有的都是⽑估估。⼀些⼴为学者引⽤的数字，如1936年中国GNP为40亿两⽩银或260亿

元法币，两者之间着实差了好⼏倍。⽹⽂「抗战前⽇本GDP应为中国三倍⼈均20倍」[2]根据此⼆数字给出了⼀个范

围：从19.5到69亿美元。如后⾯的结果所展⽰的，这两个数字是严重低估的，低到了中国⼈没饭吃，低到了数量级不

符。

我们的办法是估算粮⾷的总产值，因为“1936年粮⾷总产量1.5亿吨”这个数字是基本公认的，有出⼊也不会太⼤。从《上

海价格志》查到了上海当时粮价的情况[3]。

“⽶价每⽯……民国25年⼀度低于10元，民国26年恢复到11～12元。”

“民国26年⼩麦价格回升到每担6.07元。”

“到抗战前⼣，⼤⾖批发价达到每担6.5元。”

中国的种植结构之中⼤⽶是主科，按1949年的种植结构加权平均后，每⽯10.1元，即每⽄6分3。这⾥的“⽯”即“担”是旧

制重量单位，1930年实施《中华民国度量衡法》，规定升⽃⽯作为容积单位，1⽯＝10⽃＝100升的⼤⽶或⼩麦，约相

当于今天的160⽄。这⾥的“元”是法币元。1935年起，国民政府实⾏法币制度，废除了银元，规定“法币1元与14.5便⼠

当于今天的160⽄。这⾥的“元”是法币元。1935年起，国民政府实⾏法币制度，废除了银元，规定“法币1元与14.5便⼠

或0.2975美元等值”。根据上⾯的数字，不难估算出，1.5亿吨粮在当时约值56亿美元。就是说，光1936年全国产粮这⼀

项就已经值了56亿美元。当时全国总⼈⼝5.1亿，种粮⼀项相当于每⼈⼀年创造了11个美元或37元法币的GNP，这当然

是极低的，从每⽄6分3看出，是因为“⾕贱”。

接下来就是这56亿美元在整个经济总量中占多⼤⽐例的问题，真实的⽐例只有天晓得了。我们这⾥参照1951～53年的

情形，这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到了1936年的⽔平（1952年GNP总量679亿元或305亿美元，粮⾷1.64亿吨），这三年粮⾷

总产值占GNP的⽐例是25.6%。拿这个做参照，得出抗战爆发前⼣中国的GNP规模是，56亿美元÷25.6%＝218亿美

元，，这个数字是杨⽂“60亿美元”的3.6倍。

⾄于⼯业总产值，经济史书上⼀般都说占1⁄3，因为1949年就占1⁄3。然⽽，由于迭遭战争、⽼蒋逃台⼤拆迁和苏军拆迁

等的破坏，到49年时中国的⼯业肯定不⾏了，⽽战前⼯业的⽐例肯定要⽐49年来得⾼。我们只按1⁄3算，得出1936年中

国的⼯业总产值为73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杨⽂“13.6亿美元”的5.4倍。

不是说我的数字就⼀定准确，但导出得有理有据，⽽杨教授⾔之凿凿的13.6亿美元来⾃何处？还精确到了⼩数后⼀位，

弄得跟真的似的。弄巧成拙了吧杨教授，您不是万分景仰蒋委员长吗，怎么随⼝编个数字，就把他的⼯业业绩缩⼩了五

分之四还多！

杨⽂所谓的“⽇本的年⼯业总产值已经⾼达60亿美元”也是编造的。

1936年⽇本的GNP是50亿美元（172亿⽇元），只及本⽂估算的同年中国的GNP总量218亿美元的31%，换句话说，在

抗战爆发前⼀年，基于GNP的中国国⼒是⽇本的3.2倍！⽇本1937年的GNP是61亿美元（212亿⽇元），仍⼤⼤落后于

中国。以上括弧内的原始数字见荒川[4]，汇率100⽇元兑28.8美元见[5]。

⽇本当时虽然已经是⼯业国家，但它是后发的，全体国民不可能靠吃钢铁、喝⽯油、啃矿⽯过⽇⼦，它需要第⼀和第三

产业；即使最⽜的美国，当时的⼯业⽐例也只占到了GDP的50%左右。从资料[6]的“図1⼯業化と経済成⾧”看到，战前

⽇本的⼯业⽣产占GNP的⽐例，1935年达到最⾼，为37%、1936年是36%，GNP是50亿美元，所以该年⽇本⼯业产出

的规模⼤致为18亿美元（具体数字待查），不及杨⽂吹嘘的“已经⾼达60亿美元”的三分之⼀。

归纳上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掌握着全国⼏乎所有的资源，拥有三倍于⽇本的GNP国⼒和四

倍于⽇本的⼯业产出，却被打得⼀败涂地，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更使我们警醒，单靠GDP是不⾏的。GNP和⼯业⽣产

总值固然是显⽰国⼒的重要数字，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数字可能是军费规模及占财政⽀出的⽐例、以及兵⼒装

备状况等，这个有空再写。

甲午战争时中国的GNP⾄少是⽇本的六倍；⽽抗战前中国的GNP三倍于、⼯业产出四倍于⽇本，此外，中国还占有⼈

⼝、国⼟⾯积和地利等等，各种的优势，就像是⼀头⼤象，⽽⽇本像⼀只蛇。蛇为什么敢吞象？⽇本为何敢于欺负中

国？既然从国⼒找不到原因，那就需要从精神层⾯去找，从民族性（⽇本叫做国民性）的差异⽅⾯去找。

⽑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组织状态。”从他后来

号召“组织起来”和⼀贯地批评“⽆组织⽆纪律”来看，“⽆组织状态”指的就是⼀盘散沙的⼩农经济的状态，就是极端个⼈主

义的游离状态。历史证明，⽑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确实找到了⽇本敢于侵略中国的民族性原因。

不过，在⽇本⽅⾯也早就有⼈在找中⽇两国的国民性差异。有个⽇本侵略者名叫秋⼭真之，知道他的中国⼈不少，特别

年轻⼈，百度上不仅有他的⽣平介绍，还有“秋⼭真之吧”。【百度百科如此介绍此⼈：秋⼭真之（あきやまさねゆき，

庆应4年3⽉20⽇，即1868年4⽉12⽇-⼤正7年，即1918年2⽉4⽇）爱媛县⼈，⽇本海军名将，天才参谋，⽇俄战争时

提出沉船闭塞旅顺港、敌前⼤转向、七段击等⽅案，成为联合舰队胜利的第⼀号功⾂。明治23年（1890年）以第⼀名

的优异成绩毕业后授予少尉候补军衔在海防舰⽐叡上服役，其间救助了触礁搁浅的⼟⽿其军舰。作为炮舰筑紫号的航海

⼠（⼤副、⼆副或者三副的统称，下同）参加中⽇甲午战争。⽇俄战争前⼣，海军⼤⾂⼭本权兵卫任命东乡平⼋郎为联

合舰队司令的同时，也把秋⼭真之找去当联合舰队的第⼀参谋，秋⼭真之秋⼭真之负责具体的战术制定和实施。东乡对

他的评价是智如泉涌。】

102年前，秋⼭做了⼀篇分析中⽇两国国民性的讲演，这可能是由⽇本⼈最早做的从民族⼼理⽅⾯进⾏分析对⽐的作

品。

秋⼭把两国的差异概括为“粘着性”和“执着⼼”两点，使⽤缺乏粘着性的“扫帚扬起的灰尘”、“⼀盘散⾖”、“极端的个⼈主

义”和“现时主义”等犀利词汇来形容中国⼈。这些都不同于以往的分析（如史密斯、福泽谕吉、安冈秀夫），道出了⽇本

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在于中国⼈“⼀盘散⾖的状态”；道出了近代以来中国“落魄的原因，主要是其国体及历史使然。数

千年间统治者频繁地更替，没有恒定尊奉的君主，国家政治也经常陷⼊纷乱，⽆法保障国民的⽣命财产的稳固；每个⼈

只相信⾃⼰，不相信⾃⼰以外的任何⼈；历史被虚⽆化，未来被置之度外，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到了个⼈本位和现时主

只相信⾃⼰，不相信⾃⼰以外的任何⼈；历史被虚⽆化，未来被置之度外，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到了个⼈本位和现时主

义”；道出了⽇本打死也要维护天皇制的原因，在于“万世⼀系的君主成为凝聚⼈⼼的丝毫不可动摇的核⼼，上下同⼼⼀

体⾛到了今天，因⽽⼈与⼈之间的粘着性亦即结合⼼能够代代接续，这就是⼤和魂的根源所在”；道出了⽇本⾄今不肯

道歉的原因，在于⼀旦道歉了“真正的挙国⼀致和⼀家团圆”将不复存在。

秋⼭道出了⽇本⼈⾄今还敢欺负中国⼈的原因：“毫⽆疑问，⽀国⼈的游离性即所谓‘个⼈主义’，作为民族性来说，想要

⾃⽴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适宜的。”他提出假设：“处当今之世，⽀国如果还是这般地缺乏粘着性和执着⼼，那么即便个

⼈变得多么的富有，⽽整个国家要想永续存⽴，是靠不住的。”

秋⼭的⼀些观点，在他死（1918年）后被历史的演进所证实。

我赞成luominshen⽹友的说法：“⽑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经过长期艰苦努⼒，才将⼀盘散沙的中国⼈民捏成了⼀⽀空前团

结的铁拳。有⼈⽤市场化把中国⼈民⼜搞成各顾各；⼜成了散砂。”

这些都解释了，百年来为何在中国发⽣了⼀场轰轰烈烈的为了救亡图存和旨在“天下为公”的⼤⾰命，为何在中国会产⽣

出公有制、集体主义、国企，还有，为何⼜回到了⼩农经济。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为了防⽌某些国家对我们进⾏分化⽡解、重新让我们回到⼀盘散沙的状态，这⾥将秋⼭真之

百年前的⽂章译出，以为警醒。原⽂的⽂体半⽂半⽩，译⽂为了保持味道，也有些半⽂半⽩，见谅；另外“⽀那”全部译

作了“⽀国”。

[1]杨天⽯：「」、强国论坛。

[2]陶慕剑：「」，凤凰⽹。

[3]《》。

[4]荒川憲⼀：「」（⽇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5]。

[6]岡崎哲⼆，「」（東京⼤学⼤学院経済学研究科）。

附⽂：秋⼭真之：对⽐⽀国论⽇本国民性的⾃觉

（原名：《⽀那と対⽐して⽇本国民性の⾃覚》）

1913年2⽉在古典攻究会上的讲话

同处东亚、同⽂同种之民族，过去千余年间，我们⽇本⼈和邻邦的⽀国⼈不间断地进⾏互相接触和交流，但是，由于各

⾃的国体和受到历史的感化不同以及⼭海风⼟的影响，造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国民性格。（⽀国的）那种性格叫做“天

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1]，也许更贴切点，叫做“天性”。

我前后数次去⽀国的南北旅⾏，遇事触物，常能感受到这种国民性格上的差异。不搞清此种差异，不仅不能对⽀国的事

物作出观察和判断，即对于我们⽇本国民的特质之⼤和魂究为何物，也是不能⾃觉的。许多⼈相信，⾃⼰洁⽩则他⼈亦

必洁⽩，⾃⼰所喜之事物则他⼈亦必喜欢，实则⼤谬；性格不同，喜怒哀乐也将是悉数不同的。

我们神国⾃古以来存在⼀种异样的⽓风，世代相续。这种⽓风，即便多年相互接触的邻邦⽀国⼈，描述起来也是⼤相径

庭，⽽况欧美⼈等，在他们之中这种⽓风更是难觅。⽀国的伦理道德正像“率性之谓道”所概括的，来⾃于其国民性，倘

欲以西洋的伦理原则之类去解释我国的道义，必定也会是南辕北辙。

接下来，我之觉察到⽀国国民性格的显著差异，并⾮来⾃深⼊的研究或详尽的考证，⽽是来⾃于在⾄为浅近的⽅⾯的⼀

些观察。

最初是船停靠到了⽀国的某个海港，准备登岸之际，⽆数的舢舨（⼩船）纷⾄沓来抢载旅客，他们争先恐后、喧嚷相

骂、互相排斥。那样⼦，让⼈直觉得⼀场⼤吵架就要开始。后来乘⽕车旅⾏，在⽀国的某个车站停下，准备换乘⼈⼒车

之际，也是有⽆数的车夫在顾客⾯前来突突着车把，那样⼦和⽔上的舢舨是同⼀现象。这时我们⽇本⼈的内⼼瞬间就悚

之际，也是有⽆数的车夫在顾客⾯前来突突着车把，那样⼦和⽔上的舢舨是同⼀现象。这时我们⽇本⼈的内⼼瞬间就悚

了：若是上了这只船或是那辆车，真的就会⾯临⼀场⼤吵架，被拉上来拽下去，感到⾮常的恐怖。

然⽽和我感到的这种不思议正好相反，结局却是，当我就近乘上了⼀辆⼈⼒车还是⼀只⼩船的时候，回头⼀看，完全出

乎意料，刚才那种吵骂的场⾯顿时变得安静如常，各回各的地盘，⼀副⽓静⼼澄的模样，只当是⼀阵风吹过。这等事如

果在⽇本内地，⼤抵事先就会考虑到为了避免竞争，会给乘客定好顺序。倘若这时有⼈出来抢客，⽴马就会有铁拳飞

来，把车把折断，把客⼈围得脱不了⾝。

分析后发现，⽀国⼈的同业的业主彼此之间缺乏结合⼼，完全是各顾各的本位主义，在这同时，⼜极其放得下，对刚发

⽣的事不会执着纠缠；⼀旦有了着落，不会对抢到了客⼈的业主记仇⽽在⼼理留下疙瘩。

我⾸先弄懂了上⾯所说的这个特点，再着眼往⼈情风俗的细事⽅⾯去观察。例如，⽇本的报纸在第三页上⼏乎每天都会

登出情死的事件，⽽这种事在⽀国不论今昔都是⼏乎没有的。过去有《想夫怜》的词[2]，却很难遇到真⼈真事。话

说“情死”这种东西在⼼理上，乃是不得不分⼿的男⼥之间的粘着性，与过去的情义和对未来的绝望缠绕到了⼀起⽽成⽴

的东西。不会为情去殉死，说明⽀国⼈即令青春浪漫的男⼥，彼此之间还是少了⽇本⼈那种“⼀⾝同体”的粘着性，还是

个体本位，现在则发展成为主义，对过去对未来更加地不执着了。

同样也是因情义⽽发⽣的复仇事件，在⽀国的古往今来同样是件稀罕物（晋之豫让[3]那样的是例外中的例外）。⽀国

⼈嘴上说“君⽗之仇不共戴天”，内⼼却不想如何切实地实⾏；⽇本⼈把君⽗之恩溶⼊在⾎液中，朝思暮想，哪怕备尝艰

难困苦、豁出命来也会去为君⽗复仇。

⽇本⼈多沉湎于⾄死不忘的执念，⽽⽀国⼈多选择在⽣活中淡忘。关于这种淡忘，听上海的某⽇本医师说过⼀件真事。

苏州附近有⼀家中流以上的⽀国富豪，孩⼦得了急病，叫医⽣来急诊。到了⼀看，那家的门前有个刚两岁的嬰児被扔在

草蓆上、号哭中。⼀问，回答说这就是他家得病的孩⼦，昨天让⽀国的医⽣给瞧了，诊断结果是⽆救；因有“易箦”之

俗，故⽽移置到了门外（易箦是⽀国的旧风俗，瀕死的病⼈要移换床室）。那孩⼦是脑膜炎，据说最后没有救活。这种

事到底还是超出了⽇本⼈的想像，说好听点是真能淡忘，说难听点是亲⼦之情如此淡薄。如果是⽇本的母亲，婴⼉就是

死了，也会抱着遗体哭泣的。

我很注意观察彼我性格上的差异，⾸先得到解释的⼀⼤疑点是，为何在刑场上，⽀国⼈都那么神⾊⾃若、从容赴死。⼀

个⼈，如果只从个⼈本位出发，不去牵挂其他，没有对于过往的追思和对于未来的期待，那么临死之际⾃然会显得从

容。⽇本⼈在临死的时候⽐较难看，他要牵挂谁来继志？死了之后妻⼦咋办？存有此类执念，这就是⽇本⼈之为⽇本⼈

的地⽅。把这种执念放到君⾂、⽗⼦的层⾯去考察，或者放到夫妇、兄弟、师徒、朋友的层⾯去考察，我想⽇本⼈的执

着于情义，和⽀国⼈相⽐是有着云泥之别的。

⽀国古代的圣贤穷其⼀⽣传道布说，是为了加强⽀国所有⼈的粘着性。相反，我们⽇本除了舶来之物，没有⼈写过经书

那类说教的读物，反⽽粘着性代代相续⾄今，实在是不可思议。我想，仁义忠孝⼀类⽂字，可能是⽀国⼈为了表达⽇本

的国民性⽽特制的吧。

⽀国⼈的个⼈现时主义不单单是针对⼈类，对于⽆情⽆⼼的草⽊也同样如此。在⽇本，虽有“饭团胜过花朵”之说，但当

上野和向岛到了开花期，去那⾥的倒是有很多⼈对尚未开花的花蕾感到陶醉，吟咏有加。⽽⽀国⼈于野外的花、壁龛的

花，能作为嗜好者甚少，且嗜于其中者，仅限盛开的花朵⽽已。

所以⽀国的市场上卖的花草，达官贵⼈的室内作为装饰的盆花，都是刚刚盛开的鲜花。⽽如⽇本⼈这般的喜爱花蕾，欣

待盛期的到来，或是把枯枝栽插求活，以作追思凭吊，⽀国有这等兴趣者少到为零。说到底是现时主义。其它⽅⾯，例

如重味的⽀国料理，快节奏的⽀国⾳乐，看上去都只是适合⽀国⼈的⼝⽿嗜好，由此不难想象，其对神经的刺激作⽤应

该说和我们的正好相反。

这种现时主义，从⼼理上去探究，会发现⽀国⼈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状况，不论对⼈还是对物，不论对于过去还是对于将

来，他们天⽣具备⼀种因缺乏执着⼼⽽⽣的游离性。与此相反，⽇本⼈对于任何事物都有⼀种咬住不放的粘着性，恨也

好爱也罢，都属于彻⼊⾻髄的那类，对此，我们须有⾃觉的意识。

⽆疑，这⾥不是在做极端对极端的⽐较，不是说⽀国⼈就绝对没有粘着性，⽽⽇本⼈就绝对没有游离性。倒也可以这么

说，⽀国⼈是有粘着性的。有⼈见到他们“抵制⽇货”和搞同盟罢⼯的做派，也许觉得⽀国⼈团结起来，那种牢固不是⽇

本⼈所能⽐拟的。这么想，其实是观察事物的⽅法不对。因为那种团结不如说是随声附和。由随声附和⽽⽣的⼼理作

⽤，实即发⾃于个体的游离性。好⽐扫帚扬起的灰尘，灰尘如果有粘着性，就不会被容易地扬起。故在“抵制⽇货”之类

的背后，必伏有利益的诱惑、或伤害的胁迫。就好⽐往利益这个囊中装⾖⼦，再把袋⼝扎紧，看上去是团结到⼀块了，

然⽽并不是⾖粒与⾖粒之间相互粘着所成的固块。利益之嚢⼀旦破裂，⾖⼦随即就会散出，重新回到⼀盘散⾖的状态。

最近⽇本的舆论忽⽽强调“膺惩的理义”[4]、忽⽽强调感情、忽⽽强调利益，忽⽽⼆拍忽⽽三拍，形不成整齐的和声，和

这种状态相⽐，反显出⽀国民众的步调⼀致，紧密团结。但是归根到底，这改变不了⽀国⼈相互之间各顾各、缺乏结合

这种状态相⽐，反显出⽀国民众的步调⼀致，紧密团结。但是归根到底，这改变不了⽀国⼈相互之间各顾各、缺乏结合

⼒的事实。（近代以来）⽀国⼈落魄的原因，我的看法，主要是其国体及历史使然。数千年间统治者频繁地更替，没有

恒定尊奉的君主，国家政治也经常陷⼊纷乱，⽆法保障国民的⽣命财产的稳固；每个⼈只相信⾃⼰，不相信⾃⼰以外的

任何⼈；历史被虚⽆化，未来被置之度外，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到了个⼈本位和现时主义。与此形成对照的，我们⽇本

⼈真是有幸，拥有了从开天辟地创始的时刻，就和我们永不分离的万世⼀系的君主，成为凝聚⼈⼼的丝毫不可动摇的核

⼼，上下同⼼⼀体⾛到了今天，因⽽⼈与⼈之间的粘着性亦即结合⼼能够代代接续，这就是⼤和魂的根源所在。

正如先帝陛下[5]所宣⽰的：「我皇祖皇宗肇创此国，树德宏远深厚。我⾂民克忠尽孝，亿兆⼀⼼，世济厥美。此乃我

国体之精华也。」此中“精华”⼆字，我们⾂民须深深翫味、铭记不忘。“精”与精神的精、物质的精是同⼀的，乃内部秘藏

的神圣纯⽩之⼼的根源；“华”是指外部显现的真善美的形态。精华若去，我们⽇本⼈之为⽇本⼈的依据就将彻底消灭。

所以我们⽇本⼈不是⽀国⼈那般、被利益之嚢所包裹，⽽是像古代⾚穗四⼗七⼠那样，以符合理义的⾄情来形成⼀致的

团结，⾮此，真正的挙国⼀致和⼀家团圆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本的⾄情、只有在弄懂了国体、弄懂我国的⽆与伦⽐

的君⾂之义、⽗⼦之情之后，才能发⽣。

如前所述，我国⾃古以来，别⽆续写下来的长篇教⽂和经典、我们祖先的垂⽰叫做⾏不⾔之教、是以践⾏为主。从我们

祖先的古事纪⾥，可以见到众神的践⾏性的垂⽰，那才是胜过千⾔万语的嘉教。⾏不⾔不录之教，正是我们的国教的最

为尊贵之处。在我的信条⾥有⼀点是确信的，我相信那些靠⾔谈书录⽽⾏于世的经典，如儒教、如佛教、乃⾄基督教及

其它，完全⽤语⾔⽂字本⾝串接起来⽽成之宗教，肯定是有病的。若依那些浅薄的西洋伦理，则必然会在为何要忠君、

为何要孝亲的问题上死磕，那么像⼈何以为⼈、⼀何以为⼀这类（不⾔⾃明的）问题，也去死磕，磕也该有个度吧。

我这⾥只是论述⽇本⼈和⽀国⼈在性格上的差异，宗教论暂且停下，我也不敢去⽐较两国在性格上到底谁优谁劣。国民

性是⼀国的元⽓所在，与国势的消长有着⾄⼤的关系；⽆论⽇本⼈还是⽀国⼈，都必须反省各⾃的国民性，⾃觉认识到

长处和短处所在，都必须拥有能够应对世界⼤势的思想准备。毫⽆疑问，⽀国⼈的游离性即所谓“个⼈主义”，作为民族

性来说，想要⾃⽴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适宜的。我觉得，处当今之世，⽀国如果还是这般地缺乏粘着性和执着⼼，那么

即便个⼈变得多么的富有，⽽整个国家想要永续存⽴，是靠不住的。

我绝不是劝⽀国⼈去殉情、去复仇，我的意思是如果缺少⾛到情死和复仇这⼀步所需的粘着性，想带领⼀个家庭、⼀个

国家是不可能的。应该说，粘着性也是我国国体的精华之根源。粘着得多且实，则国家蒸蒸⽇上；粘着得斑驳⽀离，乃

⾄恶化到结成藩阀、党阀、学阀，相互之间排挤反搏，则国家的发展必定受阻；粘着再减下去，还会看到男⼥殉死的发

⽣，但若减到了极点，就会变成⽀国⼈那样，细化成为单⼀的个⼈主义。⽇本⼈的执着⼼是很强的，如果变成极端的个

⼈主义，则将异化成为阴险毒辣、残忍暴虐的⼀个固块，世界上没有⽐这更恐怖的害⼈之物了。[6]

因此，我们每个⼈当然必须留意，切不可⾛到这⼀步。⼜如男⼥之间时常发⽣的情死，考虑到死后⼆⼈的⽗母该如何的

伤⼼、两家的命运⼜会变得怎样，我们需要在更⼤的范围内对其做新的思考，使国⼈⾃觉意识到轻率莽撞的危害。

谈到国家问题就把藩阀和党阀拿出来，谈到町村问题就须考虑⼀⼈⼀家的利益得失，这是因为区别的范围有⼤有⼩之

故。真正的⼤和魂是，⼤事⼤范围、⼩事⼩范围，必须结合范围去进⾏适当的凝结。吾⼈最需铭记不忘的，是贵重的⼤

和魂之“⼤”与“和”这⼆字。

（⼤正⼆年⼆⽉在古典攻究会上的讲话）

译注：

[1]“率性之谓道”意思是循天命⽽⾏事即为道。秋⼭把“率性”理解成任性⽽为，是为他后⾯的展开寻找理论源头。

[2]唐代乐曲名，亦作《想夫恋》。

[3]“豫让报仇”是春秋时代晋国⼈豫让为主公报仇未遂⽽⾃杀的故事。

[4]原⽂“ヤレ理義”找不到出处，当是指⽇俄战争之后⽇本民众的⼀种癫狂状态，只要觉得本国被“冒犯”了，就⾼呼“ヤ

レ”（台湾⼈所谓的“⼲他”）意即膺惩。“理义”是⼤正年间“报德会”的说教，“尽理尽义以报⼤德”。

[5]指明治天皇。

[6]阅读时要注意分别，不可盲信秋⼭的话。这⼀段完全代表了当今⽇本右翼的思维，是其思想原点之⼀。秋⼭所谓

的“阴险毒辣、残忍暴虐的⼀个固块”，恰好成为了⼆战中的⽇本军国主义的⾃况，真够讽刺的。我曾经问过：“单个⽇本

⼈都很亲切，为啥战争了就那么残酷呢？”对⽅有点尴尬地回答：“这个、这个，⽇本⼈⼀旦形成了集团的固块。……”所

以，关于⽇本的民族性这个⾮常复杂的东西，我们的认识还有待深⼊。战后，⽇本⼈有了些个⼈主义，但整体来说，粘

以，关于⽇本的民族性这个⾮常复杂的东西，我们的认识还有待深⼊。战后，⽇本⼈有了些个⼈主义，但整体来说，粘

着性从极其强⼤退到了前述的“粘着得斑驳⽀离”的那种，但仍然强⼤。

（2015年8⽉30⽇）

【铃兰台，察⽹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