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在延安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ｍ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２年第５７卷第１期（总第２４０期）

２０１２Ｖ０１．５７Ｎｏ．１（ＧｅｎｅｒＭＮｏ．２４０）

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对一桩历史公案的再认识⑩

韩彬

（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潍坊，２６１０６１）

摘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５６年９月，秦兆阳对这篇小说的修改引起了一场轩

然大波。秦兆阳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对区委书记周润祥形象的改写和对林赵爱情的强化上。这种修改与秦兆阳的

现实主义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小说的改写触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歌颂

与暴露”、“写真实”等重大问题，因此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关键词：写真实；歌颂与暴露；干预生活

中图分类号：１２４７．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３８—０８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人民文

学》１９５６年９月，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文艺学习》从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到１９５７年

３月，连续４期刊载了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

人”的讨论，其他如《人民日报》、《文汇报》、《中

国青年报》等报刊也就此小说展开了讨论。讨论

伊始，有赞同，有反对，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

下。１９５７年初，林默涵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发

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给王

蒙征求意见。当时萧殷也应约给《北京文艺》（现

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

人》的文字。他在与王蒙交谈时，王蒙告诉他林

默涵所写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

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他的原作，

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萧殷

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

党负责的态度。王蒙在给林默涵的回信中说

及了此事【１Ｊ。至此，编辑秦兆阳对王蒙原稿的修

改问题浮出水面，并由此惊动了当时的最高领导

人毛泽东。毛泽东在了解了《人民文学》对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改动之后，大为震怒，

认为这是“缺德”、“损阴功”，并主张《人民文学》

３８

对此事要公开批评心］（ｎ７９’。谢泳《重说＜组织部

新来的青年人＞》、李洁非《迷案辨踪——＜组织

部新来的青年人＞前前后后》、崔建飞《毛泽东五

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都论及了王蒙

小说引起的这场风波，对小说发表的过程、毛泽东

对小说的态度和有关的五次谈话作了较为细致的

梳理，但是对于秦兆阳为何作此修改，其间体现了

秦兆阳何种理念并未作出解释。那么，编辑秦兆

阳到底对小说作了怎样的修改，修改中隐含了秦

兆阳怎样的理论观念，这种修改和理论观念与毛

泽东的文艺思想又在何处发生了冲突，为何引发

毛泽东的如此关注呢？

一、秦兆阳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

在毛泽东的关注下，《人民文学》召开了一个

座谈会，并将会议记录整理发表。１９５７年５月９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由《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

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原稿的修改情况》一文。将编辑对原稿所作的重

要修改的２９处刊载出来。笔者对两个版本的对

比主要参考了此文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王蒙选集（一）》，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１２

作者简介：韩彬（１９７９一），女，山东潍坊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开国时代的文艺工作者”（０９ＢＷＸＪ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万方数据

韩彬：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文学》，１９５６年

９月）。秦兆阳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周润祥形象的改写。对周润祥形象

的改写主要有三处：第一处是第七节：林震问起区

委书记周润祥，赵慧文回答：“周润祥是

一个非常叫人尊敬的领导，但是他的工作太

多一…・”编者把前半句话删去了，改成：“周润祥

工作太多……”［３］（麟’。第二处改动是第十

节。在区委常委会上，为麻袋厂的问题，林震与韩

常新、刘世吾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对此，区委

副书记李宗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林震、

韩常新、刘世吾的争论有两个症结，一个是规

律性与能动性的问题…一・一个是……”。原稿中

写道，林震以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对李宗秦说：

“我希望不要只作冷静而全面的分析……”，他没

有说下去，他怕自己掉下眼泪来。周润祥看一看

林震，又看一看李宗秦，皱起了眉头，沉默了一会，

迅速地写了几个字，然后对大家说：“讨论下一项

议程吧。”［４］（嘲’从这一段的描写中我们很难看出

周润祥的真实想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感觉到周润

祥是一个非常沉稳、冷静的人，他“迅速写了几个

字”显然是这件事情引起了周润祥的关注，如果

结合小说结尾他连续找了林震三次，我们可以推

测周润祥试图全面了解情况，并支持青年人以其

热情和理想改变组织部的现状。秦兆阳对此作了

修改，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当林震反驳李

宗秦时，周润祥对林震发起了责问。“为什么？”周

润祥问林震，他严厉地说：“冷静而全面的分析比

急躁而片面的冲动好得多。，你太容易激动

了，背诵着抒情诗去做组织工作是不相宜

的！”［５］（ｍ’我们姑且不论秦兆阳的修改是否合

适，但我们能很清晰地感觉到作者和编者在对待

周润祥这个形象时态度的差异。王蒙隐约是将周

润祥作为组织部中改革势力的支持者和希望的。

而秦兆阳加入的周润祥对林震的严厉的斥责，则

是将周润祥作为了组织部的保守势力来看待的。

第三处改动是在结尾。《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结尾处写道，办公室的小刘走过，叫他：“林震，你

上哪儿去了？快去找周润祥，他刚才找了你

三次。”［４］（附７。４２”显然周润祥主动找林震了解情

况，再次使正处于迷茫状态的林震感到了希望，同

时也认识到“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作不成任何事情

的”［４］（眦”，林震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编者在

修改稿中将这一段删掉了，这就使得文章结尾的

格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稿中的结尾是对党的

力量的坚信，是认为光明最终能战胜灰暗的力量；

而改编后的小说至结局林震仍是组织部中一个单

枪匹马的抗争者。所以，从这三处改动我们可以

看出在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周润祥

作为区委的最高领导人是一个被肯定的人物形

象，王蒙的原意可能还是希望像林震一样的年轻

人不仅仅是抱着娜斯嘉一样的生活方式，而是应

该最终依靠组织的力量来战胜组织部的不良现

象。

第二是对林赵爱情的改写。《组织部新来的

青年人》受到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中的小资

情调。而秦兆阳对小说的修改可以说强化了这种

小资情调，使原本朦胧的林赵感情明朗化了。这

方面的修改主要体现在对赵慧文女性特质的强化

和描写林赵感情细节的增加。如第七节：原稿写

道（赵慧文）“一只手落在肩上，他吃惊地回过头

来……９９［４］‘Ｂ４０９’，编辑将其改为“一只柔软的手落

在肩上，他吃惊地回过头来……”幅ｊ（脚’。第六

节：赵慧文和林震谈话时，原稿中对她的动作有这

样一句描写：她“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手

指。”［４“蹦”被编者改成：她“一个一个地捏着自

己那白白的好看的手指”［５１‘脚’。这些改动看来

非常微小，我们暂且不论这种修改是否成功，我们

要思考的是秦兆阳为什么要加上这些修饰语，显

然他的这种修改不纯粹是出于修辞的考虑，他的

主要目的还是希望通过细部描写凸显赵慧文的女

性美，从而也为林赵朦胧的感情作铺垫。．另外，秦

兆阳的修改也加强了小说的私人话语，强化了林

赵交往的细部描写。如第七节：赵慧文对林震说

“是的，见到你，我的青春好像又恢复了。你来到

区委会以后，一天也没冷漠过，你天不怕地不怕

……”；被编者改写成：“是的，见到你，我好像又

年轻了。你常常把眼睛盯在一个地方不动，老是

在想，像个爱幻想的孩子。你又挺容易兴奋起来，

动不动就红脸。可是，你又天不怕地不怕

…．¨”［３］‘嘣’。这处改写至少我们可以想见赵慧

文是经常在观察林震的，同时她也是对林震存有

好感的。再如第十一节：林震应邀去赵慧文的家

里，赵请林吃饺子，林震不吃，不安地坐在一旁。

３９

万方数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接着有一段心理描写：“那种说不出来的温暖和

难过的感觉又一齐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的心在

痛，好像失掉了什么。他简直不敢看赵慧文那张

被红衣裳映红了的美丽的脸儿。”这段描写在原

稿中本来没有，是编者给加上的［３】‘嗍’。通过林

震的这段心理感受的描述，我们同样可以感知林

震对赵慧文异于他人的好感。编者所加的这段话

恰恰加强了当时所批判的小资情调。当然最大的

改动莫过于小说的结尾，小说原来的结尾：

他作好的事情简直很少，简直就是没有，

但他学了很多，多懂了不少事。他懂了生活

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懂了斗争的

困难和斗争的价值。他渐渐明白，在这平凡

而又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担负着无数艰巨任

务的区委会，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作不成任何

事情的……从明天……

办公室的小刘走过，叫他：“林震，你上

哪儿去了？快去找周润祥，他刚才找了

你三次。”

区委书记找林震了吗？那么不是从明

天，而是从现在，他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

的指引，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他还不知道

区委书记是赞成他，斥责他，还是例行公事地

找他“征求征求”意见完事；但是他相信，他

的，赵慧文的，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的稚气的

苦恼和忠诚的努力，总会最后得到领导英明

和强有力的了解，帮助和支持，那时我们的区

委会就会成为真正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

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

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

待地敲响了领导办公室的门。【３］‘脚’

改写后的结尾：

一阵莫名其妙的情绪涌上了他的心头，

仿佛是失掉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仿佛是由于

想起了自己几个月来工作得太少而进步也太

慢……不，他仿佛是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痛

苦的滋味。

在这以前，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对赵慧

文发生什么特别的感情，他不过是把她当做

一位朋友，一位大姐；不过是，偶然想起她对

他的友谊时，心理有一股温暖的、然而又有些

难过的和惭愧的味儿。他一直并没有好好地

４０

去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但正因为

有这样的心情，再加上刘世吾的点破，他才更

加不安，好像是担心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

发生，因此他才有了刚才那样一段坦率的表

白。却没有想到，当赵慧文也作了同样坦率

的表白之后，当她仍然把他当做亲密的朋友，

当她说出人与人需要热情，当她宣布了自己

今后力求进步的计划以后，她的一举一动，她

的心灵，反而显得更加可爱了，一股真正的爱

情的滋味反而从他的内心深处涌出来了！

……不，她是有丈夫的人，不会爱他，他也不

应该爱她。……人，是多么复杂啊！一切一

切事情，决不会像刘世吾所说的：“就那么回

事。”不，决不是就那么回事。正因为不是就

那么回事，所以人应该用正直的感情严肃认

真地去对待一切。正因为这样，所以看见了

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容忍的事情，就不要容

忍，就要一次两次三次地斗争到底，一直到事

情改变了为止。所以决不要灰心丧气……至

于爱情呢，既是……那就咬咬牙，把这热情悄

悄地压在自己心里吧！

“我要更积极，更热情，但是一定要更坚

强……”最后，林震低声对自己说了这么两

句，挺起胸脯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夜的凉气。

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

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

待地敲响了领导办公室的门。［５］（Ｐ４３’

小说这个结尾的修改是非常大的，大量笔墨

的追加无疑强化了原本朦胧的爱情。王蒙说：

・“我原来是想写作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

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经编者加上赵慧文的

‘同情和鼓励的眼睛’，‘白白的好看的手指’，‘映

红了的脸’和结尾时的大段描写，就‘明确’成为

悲剧的爱情了。”［６３‘耻’小说的结尾本是一个充满

了激情、理想和希望的青年在英明强力领导的带

领下冲破组织部的惯性势力的谶语，经过秦兆阳

的修改则变为了林震对他与赵慧文扼杀在摇篮中

的朦胧爱情的感伤。这处改写为当时的批判者提

供了口实。

另外，林震的形象在秦兆阳的修改前后也有

所改变。秦兆阳的修改弱化了林震的战斗性，同

时秦兆阳删去了原稿中展现林震的真实心态和自

万方数据

韩彬：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我反思的段落，也使一个原本复杂的人物趋于简

单化。

二、由《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看秦兆阳

修改的深层意义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列举了秦兆阳对王蒙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诸多修改，那么秦兆阳

为什么要做如此多的修改呢？１９５６年９月的《人

民文学》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小说

栏中的第二篇，这期共刊载５篇小说，其中第一篇

大群的《小矿工》和第二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

青年人》均用黑体标出，由此可见编辑是比较重

视王蒙的这篇小说的。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

象，就是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

篇文章是出现在本期卷首的。显然，秦兆阳对自

己的这篇文章也是非常重视的。秦兆阳的文章和

他对王蒙小说的修改有没有关系呢？作为一个优

秀的理论家，秦兆阳不可能用自己的理论去图解

作品，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秦兆阳在修改作品时

潜意识中还是受到自己一些理念的影响。

１９５６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伴随着

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的提出，文学界

出现了所谓的“干预生活”的创作，理论界则出现

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以及对人情、人性

的倡导。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是当

时“干预生活”的代表之作。而秦兆阳《现实主

义——广阔的道路》的中心议题正是对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质疑。而“干预生活”和反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又是紧密相连的。它们共同涉及了“写

真实”、“歌颂与暴露”等重大问题。想必秦兆阳

对王蒙这篇小说的重视正源于此，而他的修改也

与此相关。秦兆阳的现实主义主要受到１９世纪

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他强调文学应该追求“生

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现实主义——广

阔的道路》中，他借西蒙诺夫批判苏联的“无冲突

论”也批判了中国当时文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只是肯定的现实主义的论调。他指出：“一个有

高度政治热情和对于生活十分敏感的作家，他是

不可能对于当前的生活变化抱冷淡态度的，他是

会自觉地去干预当前的生活的。”［７］（蹦’这里所谓

的干预生活，其暗含的意思就是要揭露生活的阴

暗面，暴露社会中的病态现象或病态人性，这直接

承接了“五四”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文学。

批判精神可以说是此处的一个关键词，鉴于此，秦

兆阳对周润祥形象的修改就不难理解了。或许王

蒙写作的初衷不仅要反官僚主义，更重要的是要

探寻像林震这样的青年的出路，当林震意识到单

靠个人力量无法完成这个艰难的抗争时，他必然

就将希望寄托在区委最高的领导人周润祥的身

上，而作为当时的理想和热血青年，王蒙还是相信

这样一种光明力量的。秦兆阳对《组织部新来的

青年人》的主要关注点则是在反官僚主义这一方

面，他希望作品能保持一种彻底的批判，因此他删

去了作品中对周润祥的正面描写，一个原本作为

小说希望的领导形象被改写为一个武断、急躁的

官僚形象。我们姑且不说这种改写在艺术上的得

失，秦兆阳的改写确实是在不断地向着自己的真

实观而努力。秦兆阳的做法确实有些极端，但是

面对当时力量极大的“无冲突论”，对新社会只能

歌颂不能批判的论调，秦兆阳的做法也是不得已

而为之。

秦兆阳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另一重

大的修改就是有关林震与赵慧文的爱情。这种改

写也与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

现实主义的题材应该是非常广阔的，他虽然也认

为世界观可以对现实主义起到指导和制约的作

用，但不是决定作用。因此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

历史具体性就不一定非要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

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在《现

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他指出：“我们的批

评界和舆论界甚至于不允许作家在写作上有一点

新鲜的试探。记得前几年有一位作者写了一篇

《柳堡的故事》——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现实性极

强的故事，然而某些批评家却以八路军不准恋爱

为理由，批评它‘会起坏的影响’，以致这篇作品

从此就湮没无闻了０９９［７１（Ｐ２５１）秦兆阳的修改正是要

打破一种题材的禁忌，为当时乏味的文坛注入一

点新鲜的血液。尽管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作

品做此重大修改有点霸权的味道，但就修改本身

来说对当时的文坛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在当

时公共话语笼罩文坛的情势下，对林赵爱情描写

的强化为私人话语赢得了一席之地乜当时被批为

小赞ｆ青调的林赵爱情，在今天看来更深刻地凸显

了两个人的真实情感；如果我们再深入下去，这种

４１

万方数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改写将一个原本朦胧的道德问题尖锐化了——

“第三者”问题。在那个谈爱情都是奢侈的年代，

一旦这个涉及道德涉及人性的问题被提出，应该

说是进入了一个题材的雷区。最后从艺术上来

说，对林赵爱情的细部强化尤其是结尾林震怅然

若失的心情，改写了小说的主题格调，原本明朗的

充满理想的格调被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而这

种忧伤和怅惘又恰恰触动了我们的内心。

再者，在林震形象的修改上，秦兆阳弱化了林

震对组织部不良现象的抗争。如第八节和第十节

林震两段噱慨激昂的陈词都被删去了。在第八节

中当刘世吾谈到公安局长参加常委会批准党员时

打瞌睡，林震有一段比较激烈的反应。他像本人

受了侮辱一样大声说：“真奇怪！我们的组织部

长看不见壮丽的事业，而只看见某某在打瞌睡！

……也许您也瞌睡了吧？您瞧不起我们的生活，

生活也不会原谅您！”林震怒气冲冲地说完，跑出

了办公室。其中自“真奇怪”以下也被删去

了‘３］‘啪７’。再如第十节中林震的发言。林震小声

说：“是的，我参加了那个会（指麻袋厂处理王清

泉问题的大会），群众无限地信任我们的党委机

关。我们在党的英明的政策指导下面，在党报和

群众的支持推动下面，是给群众解决了问题的，群

众用欢呼、鼓掌和热泪对待我们的党工作者，因为

他们把我们看作党的代表……正因为这样，我才

觉得我们工作中的麻木，拖延，不负责任，是对群

众的深深的犯罪。”其中自“我参加了那个会”至

“他们把我们看作党的代表”一段话被编者删去

了。另外，“深深的犯罪”被删去“深深的”三个

字‘３］‘嗍）。这些修改无形中弱化了林震的战斗

性。秦兆阳删去这两段话可能是感觉这两段话超

出了林震的身份，即使作为一个冲动的热血青年，

这两段话指责的激烈性也有拔高的成分，因此本

着“写真实”的原则秦兆阳作此处理。

当然无论作家也好批评家也罢，他都必然受

到时代的束缚。正如秦兆阳在他的《现实主

义——广阔的道路》中反复援引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批驳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其实在他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中

也体现了这种犹疑的态度。如在第八节中，晚饭

后，刘世吾同林震谈起文学作品，原稿中写：“（刘

世吾）嘲笑地说：‘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小说

４２

里边，那是从正面，从下面来看生活，只知道生活

的结果。我们，就可以从背面，从侧面，从上面来

看生活，我们知道生活的过程，或者叫作内幕。”’

其中自“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以下全被编者

删去了口］（聊’。删除的部分恰可作为“党工作者

不适合看小说”的注释，而这段注释则使这个问

题更加尖锐化。再如第九节林震读到了《北京日

报》刊登的魏鹤鸣等写的信，原稿中这样写：“他

（林震）想：‘好！终于揭发出来了，还是党报有力

量！’他忍不住马上去找刘世吾。走到刘世吾办

公室门前他想了想：‘为什么当党报揭发了我们

的一项缺点时我却抱着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情

呢？’他脸红了，羞愧起来，但他又告诉自己：‘矛

盾揭开了，这决不是什么灾祸’！”编者把这段话

改写成：“他想：好！终于揭发出来了！时机总算

成熟了吧！”以下的字句全被删去了‘３］（聊）。这被

删去的部分恰恰是当时林震真实感情的流露。或

许他在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不会是公众话

语下的为问题解决而高兴而是潜意识中的为证明

自己正确而欣喜，这应该是正常人的第一真实反

应。秦兆阳也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他删去对林震

的心理描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林震的这段

内心独白恰恰就是当时所批判的“不健康的情

绪”，而这种私人的内心真实也触犯了当时的禁

忌。在政治的压力和艺术的真实面前，秦兆阳无

可奈何地做出了让步。虽然秦兆阳的修改遭到了

很多的质疑，认为他的修改增加了小说“不健康”

的成分，其实秦兆阳又何尝不在政治的压力面前

妥协呢，他对恩格斯和毛泽东讲话的援引、对“社

会主义时代现实主义”概念的提出、在每一次表

达真实想法之前欲言又止的妥协以及对《组织部

新来的青年人》的部分修改都体现了这个理论家

的坚守与无奈。

三、秦兆阳的修改与主流意识的分歧

秦兆阳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原

本只是一个理论家秉持自己的现实主义理念对原

作的加工润色，但由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介入，

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民文学》被迫将修

改稿和原稿的对比整理成文，发表在１９５７年５月

９日的《人民日报》上。编辑对一部短篇小说的修

改为何引起毛泽东如此的关注和震怒呢？原因非

万方数据

韩彬：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常复杂。可能是毛泽东一贯支持小人物，支持有

理想的热血青年，也可能是毛泽东痛恨编辑对作

者文章的任意修改、横加干涉。但是，更重要的是

秦兆阳的修改恰恰强化了毛泽东反对的方面而弱

化了毛泽东支持的方面；更确切地说，是秦兆阳的

修改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

某些论点有着直接的冲突。崔建飞在他的《毛泽

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提到毛

泽东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

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在讨论，问题在

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

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的官

僚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的力量

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

正面的人物林震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主动。

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

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他还说：“王蒙的

小说有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

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

……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

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王蒙

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２］‘ｎ７６’在

这段话中毛泽东认为王蒙小说的两个缺点：一是

正面的人物林震写得无力；二是王蒙的小说有资

产阶级思想。如前所述，秦兆阳的修改恰恰强化

了这两点。

首先，对正面人物形象的弱化是毛泽东所不

能容忍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

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

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

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

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

的革命任务的。”［８］（聊５’毛泽东对《组织部新来的

青年人》的基本肯定和部分否定都是基于它对当

时党的革命工作的配合而非其他。同样是《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对此

问题毛泽东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许

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

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

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

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

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

一半”’［８］‘聊射。毛泽东这里虽然也认可写工作

中的缺点、写反面人物，但是他接下来明确指出这

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作为党的最高

领导人，他在阅读一部作品时最关心的是这部作

品能否为现存的意识形态服务，是否有利于党对

文艺的领导，具体说就是能否弘扬社会主义精神，

能否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人物”、“新

气象”，能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也就是

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

二”［８］（聊引。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毛泽东理论

的基本出发点，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评价一个文

学事件的损益都要看能否为党为社会主义服务，

过多的暴露以及对光明的抹杀必然会损害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事实上，历数延安时期诸多遭到

批判的作品如丁玲《三八节有感》、艾青《了解作

家，尊重作家》以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无不涉

及到歌颂与暴露、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此，毛泽

东对秦兆阳的修改产生不满也实属必然。因为秦

兆阳的修改恰恰是强化了小说对社会阴暗面的暴

露，而削弱了歌颂光明的成分。尤其是小说结尾

的修改，无疑将原稿中的希望淡化了。如前所述，

秦兆阳的修改删去了林震两段慷慨激昂的陈词，

这削弱了林震的战斗力量，正强化了毛泽东所指

出的小说对正面人物描写无力的缺点。小说原稿

中虽然写到了党的领导干部刘世吾、韩常新等的

缺点，但是对小说中的最高领导周润祥，作者显然

是赞同和充满着崇敬的。原稿中赵慧文就曾经提

到：“周润祥是一个非常叫人尊敬的领导同

志。”赵慧文可以说是整个组织部的一个洞察者，

她对刘世吾、韩常新都有着精准的评价，她用一个

“非常”暗示了她对周润祥极高的评价。而第十

节修改后周润祥对林震的斥责置换了原稿中周润

祥的沉默，则直接改写了作者对周润祥的态度。

另外，原稿中周润祥主动找林震谈心为小说寄予

了更加明朗化的希望。对周润祥的形象的修改不

仅弱化了正面人物的描写，同时还涉及到一个潜

在的却是更为严重的政治问题，那就是是否相信

党的力量的问题。秦兆阳对小说中最高领导的暧

４３

万方数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昧态度以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

提到的黑暗面只能作为整个光明的陪衬理论的违

背，无疑都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暴露和歌

颂”的问题是秦兆阳与毛泽东冲突的一个关节

点，这涉及到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对现实主

义的不同理解。毛泽东强调的是文学必须为政治

服务，具体来说就是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

以描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必须以歌颂光

明为主，暴露黑暗只能作为陪衬。而秦兆阳在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虽然也承认文学

应该为政治服务，但这只不过是他为自己的理论

取得合法性的一种策略表述，他更强调的是文学

的真实性和艺术特性，他认为“歌颂与暴露”是不

能人为地划分比例的。在“无冲突论”、“肯定的

现实主义”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情势下，秦兆阳

提倡“写真实”显然是倾向于“干预生活”、暴露社

会的黑暗面的，这无疑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的论点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事实上：不

仅是秦兆阳，与其同时，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

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

的现实主义》、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

些浅见》对“写真实”等问题的探讨，在１９５７年的

反右运动中都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潮

受到严厉批判。事隔３０年后，作为小说的创作者

王蒙在《说不尽的现实主义》中再次谈到了批判

现实主义，并进而引伸到整个文学，他认为：“因

为文学不是一种政治纲领更不是一种操作规程，

我们不能想象仅靠文学使全体人民认清方向，知

道自己该干什么。这样的文学作品也有，但不是

文学最强大的部分。一个青年读了一部作品就改

邪归正，从此孝敬父母、遵守纪律、努力学习、尊重

师长、团结群众、奋勇前进，这当然好。但文学最

有力量的恰恰是表达这种主观和客观的不和谐，

这与政治上的非议是两个概念。”归Ｊ（蹦”这应该说

是对“歌颂与暴露”、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一种

深刻反思。Ｐ

其次，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及情调的肯定也是

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对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认

识中国国情的基本点。同样是《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谈到“歌颂与暴露”的问

题时指出：“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

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

４４

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

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

担。”Ｅ８］（嗍’毛泽东认为缺点不是无产阶级本身的

缺点，而是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

级的思想，因此要想更好地完善和纯化无产阶级，

那就必须与他们所保留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

争。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是毛泽东思想理论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

的倾向》、《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旧

阶级本性的改造》、《人性・党性・个性》、《中央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谈温情主义》等大量文章里都对小资产阶级思

想做出了批判。而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都或多

或少地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着一定的关系。１９４９

年８月，上海发起了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

级”的讨论。而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批判的

关节点正是这部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康濯

在《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中写道：“说到

实质，你的思想感情改变的并不多，你仍然常常以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立场和身份，至少也

是部分地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身份来

看待总斗争，来接受那些你眼中的离奇故事和所

谓噱头和趣味！”ｕ叫而萧也牧随后做出的自我检

讨也将自己作品的错误归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

想。通过对萧也牧的批判，事实上第一次在新中

国正式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做出了清算，确立了无

产阶级思想的唯一合法权和言说权。而其后截至

“百花”时代的历次文学运动无不伴随着对小资

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整肃。由此可以看出，王蒙

小说中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正是毛泽东对王蒙

小说的第二个不满。而秦兆阳的修改无疑加强了

这种思想和情调，他对林赵朦胧爱情的细化以及

结尾的改写都使小说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而

这又恰恰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小资产阶级思

想和情调”。虽然秦兆阳的修改主要是出于一种

艺术探索的需要，但这种修改在事实上毕竟触动

了题材的禁区。与此相连，对这篇小说的修改和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的言论给秦兆阳

带来了屡遭批判的厄运。从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２日被

补划为右派分子直到１９７９年右派问题得到彻底

纠正，秦兆阳为此付出了人生至为重要的２０年。

万方数据

韩彬：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论及至此，我们就能明白为何毛泽东对秦兆

阳的修改如此震怒了。这种修改不仅是些许文字

的改动，它涉及到了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所提到的“文学与政治”、“歌颂与暴

露”、“文学的题材禁区”以及“写真实”等重大问

题的分歧，而这些问题又是困扰了一个时代的问

题。正如洪子诚所说：“事实上，所谓‘真实’、‘真

实性’在当代文学过程中，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在

理论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帕Ｊ（ｎ５４’因为它身上承

载了太多的政治重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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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Ｊ］．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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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王蒙．说不尽的现实主义［Ａ］．王蒙文存（第１２卷）［Ｍ］．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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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康濯．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Ｎ］．文艺报，１９５１一０５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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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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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一桩历史公案的再认识

作者：韩彬，HanBin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潍坊,261061

刊名：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ofShandongTeachers'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年，卷(期)：201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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