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大外交》:中美博弈中的"道"与"术"

《大外交》[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1

月第一版

说起来，许多人也许不会相信，美国人常常说自己是“难以驾驭

的人民”（unrulypeople）。其实，这不难理解。美国最初是由来

自欧洲各地的移民构成的。他们不看重出身和背景，自主意识强，无

论是权利，还是义务，都和政府、他人分得清清楚楚，即使是争得面

红耳赤、大动干戈，亦在所不惜。而且，他们又大多自视甚高，即使

投票选总统，也喜欢投看上去不如自己聪明的人一票。所以，小布什

这个综合素质中等偏下的人在2000年击败看上去很有学问的戈尔，

显然不是偶然的，很能反映美国人“集体意识”的重要一面，即美国

历史学家霍夫斯达特（RichardHofstadter）所说的“反智主义”。

不过，我们也不要小看了美国人。美国的历史也表明，美国人在追求

个人自由和财富（即“美国梦”）的同时，也善于与人妥协，搞“平

衡”，以求利益最大化。这可以说是美国人“集体意识”的另一面。

为此，他们不惜抑制自己“反智主义”的冲动，网罗全世界的人才为

其国家利益服务。远的不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

格就是最好的例证。

基辛格最擅长的是外交。即便是在美国，像他这样既有理论涵养

和世界眼光，又有丰富“实战经验”和“不俗战绩”的外交家，也是

凤毛麟角。不过，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已八十六岁高龄的他，仍然为

近来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出谋划策，在《华盛顿邮报》（8月19日）

上撰文“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他敏锐地发现，一旦美国为增加

储蓄而减少消费，而且中国经济把重点从出口转向扩大内需，那么随

着双方市场规模的此消彼长，两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形成

中的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为此，中美两

国都必须为自己在世界新秩序中寻找恰当的定位。不过，在他看来，

近来出现的“新冷战说”、“中国挑战霸权说”和“G2说”，都不

符合双方、乃至世界的利益。他认为，最现实的做法是，中美两国要

顺应全球事务的重心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趋向，在中美紧密合作的基

础之上建立一个太平洋体系，而且这一体系必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能够让太平洋沿岸国家实现各自的抱负。为此，他还特别提醒美国，

应该追求一种新的、既有别于霸权主义，又与其领导力相符的角色。

不难发现，在该文中，基辛格仍然秉承其“维持世界均势”的思

路，可以视为其主要代表作《大外交》一书论点的自然延伸。《大外

交》虽然正式发表于1994年，但却是基辛格一生思想的总结。今天

重读此书时，我还特地把它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

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做了比较，说句不客气的话，后两人虽然不乏

洞见，但是著作中充斥着“哲学大话”（也即“形而上学的假定”），

看似搔到痒处，实则无法落到实处。前不久，格林斯潘终于说了一句

大实话，小布什发起的“反恐战争”其实与“文明的冲突”无关，而

是美国要牢牢掌控中东的石油。而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清楚地

表明，“历史”并未终结，美国的自由模式也非历史的终点。最近，

戈尔巴乔夫说美国需要“重建”，话虽然有点刻薄，但是，以我在美

国的考察经验来看，却也一针见血。且不说美国人的生活用品和许多

中、低端商品都依靠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就是连接各地的长途

汽车和铁路系统，误点也几成家常便饭，而且基础设施比一些第三世

界国家都不如。还有，仅根据我从美国报刊上收集的统计数据，在

2008年6月我回国之前，美国因次贷危机而失去房屋的家庭就达四

百多万户。那些失去房屋的人家，我亦曾访问过，他们大多搬到郊外

很远的地方，临时搭建的住所，和我十多年前在国内见到的“工棚”

有得一比。

相比较而言，基辛格的《大外交》实在是一本杰作，其渊博的历史知

识几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该书从十七世纪初的“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说起，一一评点黎塞留、拿破仑、俾斯麦、第一、二次世界大战

和冷战时期欧美各大国的外交策略，历数现实政治和理想政治的得

失，可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世界外交史“教战手册”。不过，这本

书却未能改变美国政界和学界对基辛格的成见。在美国，基辛格一直

被视为“现实政治”的信徒，为了利益可以牺牲原则的人，因此口碑

不是太好。用美国自由派的话来说，“他是从不谈民主和自由的”。

而且，在尼克松当政时，他也确实与拉美的一些独裁者有过“接触”，

至于是否参与过智利和阿根廷的军事政变，至今仍是个谜。但是，“瑕

不掩瑜”，他和尼克松在七十年代初断然采取的“联华反苏”策略可

以说是“冷战”的转折点，为最后击败前苏联、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铺平了道路。而且，其意义还在持续“发酵”，至今中美两国、乃至

整个世界都在享受它带来的巨额红利。

当然，基辛格并非不谈理想和原则，而是坚信现实主义的外交策

略是实现理想主义政治的有效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想把美国

的理想主义与欧洲的“均势外交”糅合起来。因为一方面，他发现欧

式外交过于“自私”，“旨在使变动不已的各国势力保持均势，就为

了这个目标必须在道德上采取中立，并根据权力的微妙变化不断进行

调整”（第35页）。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又过于理想化，习惯

于以道德标准（即美式价值观）、而非国家利益为外交指南，往往空

耗国力，换来的却是别国的批评和谩骂。为此，他认为，“传统的美

国理想主义必须与慎重思考评估当前事实相结合，以便产生有益的美

国利益的定义。”（第807页）换言之，美国应该支持民主政府而非

独裁统治，为在全世界扩大民主和自由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一

道德承诺必须以美国的国家实力为基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否则，

皇皇大言只能削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

根据这一思路，基辛格认为，美国领袖们在二十一世纪里“必须

向民众阐释国家利益的观念，说明在欧洲与亚洲维持势力均势，为何

符合美国利益。美国需要伙伴在世界若干地区维持均势，并且这些伙

伴不能永远只照道德考虑的原则去挑选，美国外交政策同样需要以清

清楚楚界定的国家利益，作为基本指南”（第784页）。就目前的国

际格局，他认为，美国最可行的外交战略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

建立不同的安全体系。比如，在大西洋地区，由于欧美拥有共同的价

值观，所以可以建立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共同体；而在

太平洋地区，情况就比较复杂，有些区域可以共同安全原则为基础，

有些则要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总之，新的世界秩序不应该是平面的、

均质的和和谐的，而是折叠的、有杂质和冲突的。而美国能做的，只

是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国家利益，尽可能地化解冲突，或把冲突限定在

可控范围内，通过耐心积累许许多多的小成就，逐步实现美国的理想

——和平、稳定、进步和人类自由。

不过，在赞叹基辛格为美国国家利益考虑如此周密之余，我们也

不能不注意到，基辛格的观点只是反映了美国外交意识的一个方面，

即“现实主义”，它接近欧洲的外交风格。而美国外交精神还存在另

一面，即理想主义。而且，历史也表明，一旦美国得势之后，其理想

主义一面就会膨胀。比如，在里根时期，基辛格就被边缘化，美国外

交战略由防御转为进攻，通过“星球大战”计划，最后拖垮前苏联。

此外，国人也须注意，即使基辛格本人发表“重新平衡与中国的

关系”一文出自真诚，但是也要注意美国当局会利用基辛格的策略来

用“空间换时间”，暂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收缩”自己的力量，保

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以便“卷土重来”，也未可知。

当然，种种迹象表明，在中美双方的外交博弈中，历史的天平可能会最终

倒向中国一边。但是，这只是一种“愿景”，还不是“现实”。美国人手中仍有

许多“王牌”。单就两国的外交精神来说，美国人视“现实主义”为手段（“术”），

而以理想主义为目的（“道”），当下的中国人则相反，因为主流价值观尚在形

成之中，“现实主义”就成了可能的唯一选择。从长远来看，缺乏“道”的国家

将无法凝聚人心，终将在国际博弈中落败。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形

成绝大多数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不仅值得中国人追求，而且还能吸引全世界。

换言之，人才可以全球网罗，技术和制度也能在模仿中不断创新，唯有主流价值

观，却非得自己“生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