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此后的百余年间，中西方进入了一个经济和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期。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了一轮大规模、全方位的中国研究活动。起初研究活动主要集中于汉学、宗教等人文领域，但很快便扩展到了考古、建筑等领域。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建筑的主观动机并不都是积极的，但客观上他们在中国建筑史学体系建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西方学者认识中国建筑的历程
1.1 兴趣萌芽期(1840年以前)
15世纪，航海技术的发展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改变了几千年来东西方相对隔绝的状态。面对东方的各种新鲜事物，西方人充满了好奇。但由于初期航海技术有限，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能够跨越大洋来到东方的西方人毕竟是少数，能够踏上中国土地亲眼目睹中国建筑的西方人更是寥寥无几。西方大众主要通过外交使节、传教士等人群有限的文字描述以及并不准确的写生作品来了解中国建筑。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建筑模糊而抽象，充满神秘感。这一时期来华西方人的关注点集中于中国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方面，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中国的建筑。尼霍夫(Jean Nieuhoff，1618-1672)、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等人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留下了较多与中国建筑相关的图像资料、设计作品或文字描述。这些成果对
西方人后期的中国建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尼霍夫所绘的南京报恩寺琉璃塔成为了欧洲人心目中中国佛塔的典型形象(图1)；钱伯斯设计的中国塔作为“中国风”建筑的杰作被竞相模仿；马戛尔尼使团的叙述推动了中国屋顶“帐幕”说在欧洲的流行……
1.2 初步探索期(1840-1900)
1840-1900年，中国发生了4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即1840年和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每次战争均以中国战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人也因此获得了若干特权，外国、商人、记者、学者等各类人群接踵而至。随着来华时间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考察人群的专业化，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们的考察成果不再局限于泛泛的旅行笔记，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变得越来越多。
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A Study of the Western Scholarship on Chine Architecture in Modern Times
[ 程枭翀 ] Cheng Xiaochong
[ 徐苏斌 ] Xu Subin
作者单位
家庭教育心得体会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300072)收稿日期
2014/11/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378335)摘 要
怕打针梳理了西方学者认识中国建筑的历程，将整个过
程划分为兴趣萌芽、初步探索、考察巅峰3个不
同阶段。通过对各个时期主要成果的解读，揭示
出西方研究从最初的误解和偏见逐渐趋于客观这
一规律。在此基础上，与中国本土学者进行对比，
指出了西方学者研究的4个特点。
关键词
西方学者；中国建筑；考察研究
ABSTRACT
T 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Western scholarly
acquaintance with Chine architectur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 germination, exploration and maturation.
By analyzing the main accomplishments of each pha, it
explores the trajectory in which Western rearch shifted
from misunderstanding and prejudice to objectivity,
revealing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scholarship in
comparison to the Chine counterpart.
KEY WORDS
Western scholars; Chine architecture; investigation and
rearch
欧洲甚至成立了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开始出版发行相关刊物。欧洲汉学繁荣发展的同时，摄影术开始推广并随西方摄影师进入中国(图2~4)。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最早一批全面研究中国建筑的学者。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英国，弗格森(James Fergusson，1808-1886)、艾约瑟(Joph Edkins，1823-1905)、弗莱彻(Banister Fletcher，1866-1953)是代表人物，他们在推进各自研究的过程中提到了中国建筑。他们描述了宫殿、坛庙、佛塔、牌坊等建筑类型，分析了建筑材料、屋面曲线、结构体系等方面的特征。多少年后这些内容仍被认为是中国建筑最具特色的元素，后继学者反复进行研究和探讨。
德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建筑大致与英国学者同时，但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式，他们从个案研究开始入手。锡乐巴(Heinrich Hildebrand，1855-1925)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理清中国建筑的发展脉络以及了解中国
建筑的全貌需要大量的案例研究，因此他开展了北京大觉寺的个案研究(图5)，并希望能有后来者继承他的工作。锡乐巴的这种以小见大的史学研究方法被众多德国学者所接纳，从而促成了之后鲍希曼的普陀山研究、艾克的泉州双塔研究等杰出成果。
1.3 考察巅峰期(1900-1937)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时间，文化领域的“八国联军”大批涌入中国。德、法、英、美、俄、瑞典、丹麦等国学者，纷纷来华进行不同专题的建筑考察。这些考察活动之密集、成果之丰硕，前所未有。这一时期各国学者大都以实地考察为依据，基本摒弃了对中国的偏见。他们力图客观地描述中国建筑，进而揭示中国建筑的内在规律。由于国籍、专业背景、考察时间等不同，各学者来华考察地域不尽相同，涉及华北、西北、华东、华南各地；研究内容包罗万象，有个案研究、专题研究、综合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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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重点差别很大，
1 尼霍夫所绘南京报恩寺琉璃塔4 穆默所摄承德普陀宗乘之庙 5 锡乐巴绘制的北京大觉寺平面
2 比托所摄黄寺清净化城塔
3 汤姆逊所摄居庸关云台
6 鲍希曼绘制的中国地图及其第二次来华考察路线
涉及宗教文化、建筑思想、材料结构等多个方面。德国人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和瑞典人喜仁龙(Osvald Sirén，1879-1966)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图6)。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中国有了研究自身建筑历史的本土团体。从学术层面讲，这一团体整合了各方面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术论文・遗产保护
A Collection of Papers Fund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Heritage Conrvation
力量，从而使外国人的独立研究变得不再必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乱迫使研究活动中断，西方人的研究渐渐接近尾声。
2 西方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2.1 20世纪以前
1757年，钱伯斯出版了《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1]
，这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建筑最早的综合性成果。该书共有8章，分别是前言、庙宇、塔、其它形式的建筑、住宅、柱、器物和服装、园林。钱伯斯对于屋顶、柱子、材料、构造等建筑要素的分析，完全不同于东方人的视角(图7)。
1891年，弗格森出版了《印度及东方建筑史》[2]
，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论述中国建筑。这部分共分两章，第一章为引言，综合阐述了中国建筑的一般规律，第二章针对坛庙、佛寺、佛塔、墓葬、牌楼、本土建筑
1)
等具体类型进行了深入探讨。弗格森本人的建筑史学研究始于印度，他对印度建筑的熟悉程度远远大于中国建筑。因此他在论述中国建筑时，不可避免地与印度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建筑进行对比，并分析建筑文化的传播，将中国建筑纳入了一个范围更广的体系中加以研究(图8)。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2卷第2册
[3]
登载了艾约瑟1890年在《亚东学会华北支
会月报》发表的《中国建筑》一文，题为“英人爱迪京中国建筑”。全文对中国建筑进行了综合论述，是西方学界为数不多的沿纵向脉络梳理中国建筑的研究成果。作者将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归纳为4个时期，分别为古代建筑、孔子时代建筑、佛教建筑和近代建筑，逐一加以阐述。可以说，艾约瑟是同时代研究方法最得要领的西方学者。不过，时代的局限性也使艾约瑟的部分观点显得漏洞百出。例如，对于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所夸大，4个历史时期的划分依据并不充分。
1896年，弗莱彻出版了《比较建筑史》
[4]
一书，之后多次改版，现已有第20版问世。该书早期的版本2)
将中日建筑作为整体进行论述，如同全书的一贯体例，从影响、建筑特点、案例、对比和参考文献5个方面展开。通观该书对中国建筑的描述，可以判断弗莱彻本人并未亲自前往中国进行建筑考察，他也未摆脱西方主流观念对中国建筑的误解和偏见。在编写中国部分时，作者借鉴了钱伯斯、弗格森、艾约瑟等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书中很多插图也是出自钱伯斯、弗格森等人之手(图9)。由于汇集了多人的研究成果，弗莱彻在组织各人观点的过程中并未融会贯通。不过，得益于全书成熟的组织结构，弗莱彻笔下的中国建筑可读性较好，易于了解中国建筑的产生背景和影响因素。
2.2 20世纪初
1905年，德国汉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出版了《中
国艺术》
[5]
一书，其中第3章论述了中国建筑。通过作者对建筑的熟悉程度判断，他本人应该详细考察过书中提到的各处建筑，但书中的插图多为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的摄影作品(图10)。由于完全基于实地考察，卜士礼避免了凭空臆测的毛病，文字中的偏见之辞也大幅减少。不过他的成果属于建筑考察笔记，描述的成分居多，分析的成分较少。
1912年，德国学者闵斯特伯格(Oskar Münsterburg，1865-1920)出版了德文版《中国美术史》第2卷[6]
，包括建筑和工艺品两部分。在第1部分，他从建筑的基本特征、宫殿和庙宇、墓葬3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建筑(图11)。通过《中国美术史》一书，很难判断作者本人是否到过中国，不过他对中国建筑的了解全面而深入，可以断定，即使他本人未曾到中国实地考察，也一定遍览来华学者的考察成果。
2.3 1920年代
1906-1909年间，鲍希曼完成了中国建筑考察之旅，旨在探寻“中国建筑的精髓”。1925年，德国学者鲍希曼出版了德文版《中国建筑》[7]婴儿感冒吃什么药
，全书共两卷，每卷各有10
章，
8 弗格森所绘印度窣堵坡(中国佛寺原型
)11 《中国美术史》插图：故宫
10 《中国艺术》插图：
颐和园昆明湖9 《弗莱彻建筑史》插图：
中国建筑装饰
7 钱伯斯所绘制的广州某建筑立面
分别为城墙、门楼、中国厅堂、厚重的建筑、亭、塔楼、中央建筑、梁柱、屋顶装饰、正面雕刻、栏杆、台基、墙、琉璃构件、浮雕、祭坛、墓葬、石碑、牌楼(图12)、佛塔。作为建筑师和建筑史学家，鲍希曼从田野考察入手，运用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从艺术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多个角度解读中国建筑，其研究深度是空前的。
1927年，英国学者叶慈(W. Perceval Yetts，1878-1957)发表了Writings on
Chine architecture 一文，该文由中国学者翻译后登载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
[8]
中，题为“英
叶慈博士论中国建筑”。文章对众多关注中国建筑的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涉及钱伯斯、卜士礼、闵斯特伯格、弗莱彻、锡乐巴、喜仁龙、鲍希曼、伊东忠太、兰勃锐(Lamprey)、辛博森(W. Simpson)、顾锐坦(F. M. Grattan)、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伯利罗哥(Paleologue)、屈爱西(A. Choiry)、毕罗艾(F. Benoit)、沙畹(Emmanue l-Èdouard Chavannes)等人，为后人的相关研究列出了详尽的文献目录。
1929年喜仁龙出版了《中国古代艺术史》[9]
，该书第4卷对中国建筑艺术进行了
全面、深入的解读，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建筑的杰作(图13)。喜仁龙较为关注建筑材料，书中将中国建筑划分为木构建筑和泥、砖、石建筑两大部分加以论述。作者还梳理了汉代至明代的建筑发展历程，这是西方人纵向解读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
1920年代，以鲍希曼、喜仁龙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二者都对中国建筑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不同地域、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建筑均有涉猎，对中国建筑的了解程度不亚于中国本土学者。除木构建筑外，他们对于砖石建筑也有深入地探讨，在他们看来，砖石建筑也是中国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达到木构建筑的艺术成就。与前人相比，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关注点并不限于建筑或建筑学本身，更加关注建筑背后某些形而上的内容，如文化、宗教、历史、艺术等。
3 西方学者研究的特点3.1 一脉相承，循序渐进
针对中国建筑的综合研究在西方持续了近3个世纪，整个过程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20世纪以前，在西方主义、欧洲中心论等
思想的影响下，西方人站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下解读中国建筑。这一时期，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建筑与华丽、奇异、怪诞等词语密不可分，他们以主观性极强的方式，来审视中国建筑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冰山一角”。虽然他们的成果中不乏合理的论断和独到的见解，但是整体上充斥着误解和偏见。20世
纪初，特定的国际形势为西方学者实地考察中国建筑创造了条件，众多学者得以目睹中国建筑的真实面貌。于是之前某些模糊的认识变得清晰，某些臆测的结论被逐渐摒弃。不过，历史遗留下来的思维习惯导致西方学者的某些主观认识一时间难以改变。虽然他们看到的事实已经开始颠覆原有的主流观点，但他们仍然以牵强的方式去维系那些根深蒂固的思想。1920年代，东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田野考察同时推进，使得新的学术成果不断出现。鲍希曼、喜仁龙等人长时间、大范围的考察为他们的研究搜集了充足的素材。从他们的著作中能够看出，他们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都有现实案例的支撑，臆测的成分寥寥无几。
3.2 横向解读超过纵向梳理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建筑的著作，通常名为“中国建筑”而不是“中国建筑史”。这一细节揭示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建筑的一大特点，即静态的横向解读超过历史的纵向解读。他们在审视中国建筑时，最直观感受到的是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建筑差异，因此对他们而言横向解读较为容易。
西方学者的研究基本涵盖了中国建筑的各个类型，但是没有任何一位学者关注到所有类型。出现这一
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建筑的初衷并不在于建构完整的史学框架，而仅仅是揭示中国建筑的某些突出特点。在他们看来，佛塔、牌坊、屋顶、寺庙、桥梁等最具中国特色，因此几乎所有学者都关注了这些方面。相反，斗栱这一重要元素却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几乎所有人都将其忽视。这是他们与中国本土学者的显著不同(表1)。
3.3 表象解读多于本质探讨
西方学者习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解读中
国建筑，而无视中国本土的推动因素，武断
12 《中国建筑》插图：
牌楼
13 喜仁龙所绘故宫三大殿院落分析
3)
参考文献
[1] William Chambers．Designs of Chin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 Machines,and
Utensils[M]．London: ETH-Bibliothek Zürich, 1757.
[2] James Fergusson．A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architecture[M]．London ：John Murray, 1891.
[3] 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2卷第2册[M]．北京：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4] Banister Fletcher．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M]．5 ed . London: B. T. Batsford, 1905: 634-651.[5] Stephen W Bushell．Chine art[M]．London：Rani Kapoor Cosmo Publications, 1910: 49-70.[6] O s k a r M ün s t e r b e r g. C h i n e s i s c h e kunstgeschichte[M]. Esslingen: Paul Neff Verlag(Max Schreiber), 1912.
[7] Ernst Boerschmann. Chinesische architektur ・2 Vol[M]. Berlin: Verlag Ernst Wasmuth, 1926.[8] 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M]．北京：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9] Osvald Sirén．A history of early Chine art[M]．London: Ernest Benn, Limited Bouverie Hou, 1930.
[10]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M]．费慰梅， 编．
梁从诫， 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3.
[11] 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M]．陈清泉， 译．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7: 8-10.
[12] 梁思成．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M]//
梁思成全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96.图表来源
图1：Jean Nieuhoff．L'ambassade de la Companie Orientale des Provinces Uni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ou Grand Cam de Tartarie[M]．Leyde: Marchand Libraire & Graveur De La Ville d' Amfterdam, 1665: 139.图2：David Harris．Of Battle and Beauty: Felice Beato's Photographs of China [M]．California: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43.图3：John Thomson．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M]．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and Searle，1874: 295.图4：Alfons Von Mumm．Ein Tagebuch in Bildern[M]．Berlin: Kairlicher Ausrordentlicher Gesandter Und Benoll m äc htigter Minister, 1902: 245.图5：Hildebrand Heinrich．Der Temple Ta-chüeh-sy (tempel des gr o ßen erkennens) Bei Peking [M]. Beijing ：Pappelinl-Werkstatt, 1943: 37.
图6：Ernst Boerschmann．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 Eine Rei Durch 12 Provinzen [M]．Berlin: Verlag Ernst Wasmuth, 1923 (Reprint in 1926) : XX.图7：参考文献[1]II.图8：参考文献[2]63.图9：参考文献[4]283.图10：参考文献[5]60.图11：参考文献[6]Tafel1.图12：参考文献[7]Taf.V.图13：参考文献[9]15.表1：自绘.
地将某些建筑现象归为外来影响。事实上，文化现象是很复杂的，很难用“传入”“传出”这种线性逻辑去分析。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礼仪制度、等级观念等因素对于外来元素的同化作用非常显著。
西方学者在中国进行建筑考察，通常日程紧张，很难在某一地点长期停留。即使有机会在某一地点长期考察，西方人很难融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因此对于各阶层人群生活状态、风俗信仰的了解水平有限。他们所见到的仅仅是静止的建筑物，而不是活生生的“场所”。
公务员是什么意思西方学者在描述中国建筑时，通常采用西方的相近词汇，只有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偶尔使用本土词汇。由于西方学者难以(或不愿)与本土工匠沟通，因此他们很难获悉本土术语，当然也就无法以本土语汇来分析中国建筑。事实上汉语博大精深，名称术语中往往包含着建筑的本质，其中的奥秘西方人只有望尘莫及了。
西方学者对木料使用、屋顶、色彩等表面现象关注较多，却忽视了屋身、梁柱、斗栱、院落等要素。中国木构建筑的精髓不在于朱红的木柱，而是以榫卯相连的木构架体系，这种体系以灵活的方式适应
了不同的平面布置，满足了不同的空间需求。西方人最为关注的凹曲屋面，实质上是屋架举折(举架)的结果。他们都在探讨凹曲屋面的起源，却少有人关注屋架、翼角的独特做法。斗栱作为中国建筑的核心构件，具有支撑悬挑、减少跨度、美化檐口、模数标准、等级标准等多种功能，重要性堪比西方古典建筑的柱式。遗憾的是，西方学者选取了与古典柱式外形上相似的柱子进行重点描述，却忽略了本质上相似的斗栱，实属舍本逐末。
3.4 对中国建筑史学的贡献
梁思成和伊东忠太两位东方学者对西方人的研究评价不高，例如前者曾提到：“他们都不了解中国建筑的‘文法’，对于中国建筑的描述都是一知半解。”[10]
，后者曾提到：“(他们)悉属孟浪杜撰者……实所谓盲者不
惧蛇之类……全不解中国建筑之趣味。”
[11]
不过客观上讲，西方学者在近3个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为中国建筑史学框架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梁思成即便对他们评价不高，但也认可“东西许多学者，如伊东，关野，鲍希曼4)
等人，正竭其毕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建筑”
[12]这一事实。请示公文格式
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玩偶之家读后感1) 为中国带来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论。20世纪初，欧美学者大规模来华进行建筑考察之时，中国本土的建筑史学研究尚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中国虽不乏有志之士希望振兴本土学术，无奈技术手段欠缺。外国学者综合利用测绘、摄影、田野考察、文献考证等手段研究中国建筑，启迪了中国本土学者，使他们获得了开启建筑史学之门的金钥匙。
2) 从不同的视角发现中国建筑的趣味。西方学者以旁观者的角色来到中国，他们审视中国建筑的眼光完全不同于中国人。中国人或许会由于置身其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而外国人恰恰排除了这种干扰。凹曲屋面、色彩鲜明、装饰华丽等特征，都是外国人能够敏感发觉而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建筑现象。
3) 激励中国学者开启建筑史学研究新纪元。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领域，欧美学者捷足先登，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学者及日本学者。以伊东忠太、关野贞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抱着与西方人一较高低的态度全身心投入了科学研究，从而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大量学术成果，最终成功搭建起了中国建筑史学框架。
注释
书法内容素材1) 原文Domestic Architecture，作者视前几类均
为“外来建筑”。
2) 第5版以前。
3) 参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M]．北京：团结
出版社，2005. 的分类方式。
4) 伊东即伊东忠太(Ito Chita)；关野即关野贞
(Sekino Tadashi)；鲍希曼也译作伯施曼，即
Ernst Boerschma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