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
———从本居宣长到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魏育邻
内容提要：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可溯源至本居宣长。他的“真心之道”基于不辨是非、不分善恶的“主情主义”，他关于“神”的话语建立在对“理”
和“善”的否定之上。这些都成为日本保守势力自我辩解、自我免罪的依据，并深深毒害日本民众，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精神养分，并一直延续至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感谢近义词关键词：文化民族主义 本居宣长 心灵主义 神
社交达人在包括小泉纯一郎本人在内的为其参拜靖国神社辩解的话语中，有如下的论调：这是“日本的文化传统”，是“心灵的问题”,“日本人死了都是神”云云。在这些同义语重复中，令对日本思想史仅有粗浅了解的我们吃惊的是，这些话语“似曾相识”：它们产生于200年前的江户后期，始作俑者是国学家本居宣长。此后在日本的整个近代历史过程里，这些话语模式被反复制作，被作为对内欺骗、控制(天皇的《敕谕》(1882年)和《教育敕语》(1890年))和对外狡辩(一如小泉纯一郎等人的表演)的依据。而且，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是，这些话语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一连串对“中华思想”排除和“净化”的操作，即
本居宣长所谓的去“汉意”显“大和心”。因此，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些时至今日依然“如故”的话语，恰好证明尽管经过了战后60余年的岁月，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依然根深蒂固，至多也是旧瓶装新酒而已。同时也能由一个侧面解释日本为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针对“一衣带水”的中国会如此民族主义情绪蔓延。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和分析上述话语的生成，说明日本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文化论”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或反而言之，作为解释因素甚至狡辩
鸡毛当令箭 □日本学刊 2006年第3期
依据的“文化论”的核心或基调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总之，所谓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在此指的是一整套出于自我赞美或自我辩解的目的，并压抑了其历史性的，即在剥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的条件下对“日本文化”的使用方式和叙述体系。
一 日本“文化”的由来
“文化”一词在今日通常意义上，即在culctue的意义上使用，在日本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古汉语中“文化”的原意是“文治和教化”,“以文德教化人民”，因此，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长时期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直到江户后期的1804—1818年间，还有一个年号叫做“文化文政”的时期。明治时期(1868—1912年)，可以说是“文明开化”的时代,“文明”是那个时代的主调，意味着对西方开放、向西方看齐。比如，后来成为“国民作家”的夏目漱石，于1900年去英国留学，在英国感到了用今日的话来说
的所谓“文化冲突”，但那时没有这样的说法，他在给国内的朋友的信中，讲了一个生动幽默的小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我想在这样的国度里，最好按人的身高征税，这样的话，人们就不敢长那么高的个头，也好节省许多粮食布匹。令我生出如此念头，是因为我的如下经历：有一回，我看见一个罕见的矮子走了过来，于是迎上去跟他相比，但到了跟前发现人家还是比自己高出约摸两寸。又有一回，自己正在纳闷：怎么对面站一个长相古怪的“武大郎”呢?仔细一看，原来是被映到了玻璃镜面上的自己。夏目濑石在1903年回国后完成的理论著作《文学论》中，论述了“汉文学”与“英文学”的差异，倾诉了自己被“英文学”所“欺骗”的心情。这就是说，那个时代在表述东西方差异时，夏目濑石甚至连“日本”都没有提到，又哪来的“文化”呢!按照美国学者哈利・哈鲁突尼的说法，只有到了从明治向大正(1912—1926年)的过渡时期，日本才进入从“从文明向文化”转换的时代。①以我们的理解，这意味着日本整体由“对外开放”朝“向内收合”的姿态转变。简单说，就是日本宣扬本国的独
①柄谷行人 日本精神分析 、文芸春秋社、2002年、86页。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 简单的道理
特性，将本国“文化”作为其成功的“解释因素”乃至对外扩张的“狡辩依据”的肇始。我们知道，明治时期，日本连续打赢了两场对外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一如夏目漱石在小说《三四郎》开头所描写的一样：明治末期众多的日本民众陶醉在“战胜气氛”之中，飘飘然自以为日本业已跻身世界的“
新学小生一等国”。因此，进入大正时期，便出现了以“大正民主主义”为象征的“升平景象”。但殊不知，被掩蔽这“升平景象”背后的，却是对外扩张(“日韩合并”,1904年)和对内镇压(“大逆事件”,1910年)的残酷暴力事实!
如前所述，各种内外的“日本文化论”，是起源于明治后期至大正初期之间，盛行于整个大正、昭和时期(1926—1945年)的。至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而再次兴起的“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论”，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缺少新意。下面仅列举若干日本和外国学者的早期著述：日本人的有冈仓天心的《日本的觉醒》和《茶之论》(1907年)，三宅雪岭、芳贺矢一的《日本人论》(1907年)；出自外国人之手的则有德国建筑家、诗人布鲁姆・塔特(1880—1938年)的《日本文化之我见》和《日本文化再发现》(1932年)等。值得一提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这位为了摆脱纳粹法西斯统治而逃亡到日本的德国人，不但被日本保守势力作为日本自我东方化的有效工具大加利用，并且极其“巧合”的是，在他为日本工作多年之后的1937年，昭和天皇首次颁发了日后成为每年惯例并延续至今的“文化勋章”。众所周知，这种“文化勋章”不但在当时起到推动全面对外战争的精神“鼓舞”作用，而且日后还变成了束缚日本众多“文化人”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精神枷锁：比如有的终生从事“西方”学术研究的权威，却竟能毫不感到“矛盾”地追求或接受这样一枚日本“文化勋章”。而像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这样能够“婉拒”之的有良知、有勇气的“文化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乃至“绝无仅有”!当然，作为前辈文学家的夏目漱石早年亦曾拒绝过接受“文部省”授予的博士称号!由此，便不能不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
慨：不是在日本“文化”中，而正是在日本“文学”中，我们才得以窥见人类共有的正义和尊严!我们以为，这是因为“文化”与“文学”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前者的目的在于制造“同一”，对内抹杀“差异”，对外实行排除和自我的绝对化，而后
□日本学刊 2006年第3期
者则致力于在内部发出“不同声音”，对外是持相互包容、尊重、交流的“双赢”姿态。
二 本居宣长的“歌道论”
———所谓“去‘伪’存‘真’”
如前所述，虽然“文化”在今日意义上的使用，以及各种“日本文化论”的流行于世，都是较为晚近的事情，但是不等于说“本真性”的追求和制作，没有更久远的渊源。根据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和姜尚中等的研究，可以将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源头追溯到至今200多年前的本居宣长。
本居宣长(1730—1801年)，幼时姓小津，名富之助，后改为宣长。父死后改姓祖先的姓本居，号舜庵，晚年号中卫。江户府中期的国学者。小津三四右卫门定利的次子。23岁时到京都学医，并接触契冲的著作，受到影响。1757年返乡伊势松阪，边行医边研究古典文学，对《源氏物语》等平安朝文学的研究有造诣。1763年师从贺茂真渊(1697—1769年)开始研究《古事记》。1771年撰《直毗》，宣
扬复古思想。1799年撰成《古事记传》(48卷)，建立复古思想体系，对后世影响很大。与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共称国学“四大人”。其弟子遍及日本，约达500人。一生著述甚多，其中主要的著作还有《初踏山》、《源氏物语小栉》(九卷)、《玉胜间》等。说本居宣长是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始作俑者，主要因为他对日本“本真性”追求的思维模式、操作程序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被后来者衣钵相承、不断模仿、反复制作，直至今日的缘故。下面就先让我们从他的“歌论”入手，考察一下他是如何为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奠基”的。
在“和歌”问题上，本居宣长与他所崇拜的恩师贺茂真渊其实存在不小的差异。这不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和歌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极为积极的创作者，而贺茂真渊只是从事和歌的理论研究而已，而且更因后者只是出于对歌坛现状的不满，一味呼吁“返璞归真”，即回到《万叶集》的古代，而前者则在不放弃创作和歌的同时，去“伪”存“真”,
为现实和后世提炼出了和歌的美学理念“感物知情之心”。不惟如此，据说这“感物知情之心”还是超越时间的普遍的日本人的“心性”!
所谓“感物知情之心”，本居认为它是和歌得以产生的根源，对此他本人颇费口舌地加以说明和解释，接受者则有将之神秘化的倾向。其实要而言之，不外就是人类身上独有的、能够因外界种种事物触动而产生出一时性的喜怒哀乐之情的精神结构。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诗论中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所谓“感物说”；在古代西方(希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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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精神结构也有“逻各斯”(log os ，意为“理性”
)、“巴托斯”(pathos ，意为“一时性的感情”)、“艾特斯”(ethos ，意为“民族的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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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集团的情感倾向”
)等多层把握。我们认为，从诗歌理论来说，本居的所谓“感物知情之心”相当于中国的“感物说”；从人类的精神结构来说，它几乎就是“巴托斯”和“艾特斯”的混合物。但问题是，本居将之绝对化、唯一化了。具体而言，就是摈弃“发乎情，止于义”的诗歌原则，并且完全排除了人类精神结构中的“逻各斯”层面。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将之特权化、独有化了，即对之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改造，使之变成了大和民族的“专利”。他如此说道:“问曰：唐国之诗随时世变迁，共人心乖巧，吾国及至后世，虽亦诸般事物日变乖巧，但为何唯歌道得免于此，今世犹不悖于上古耶……答曰：因吾国为天照大神之御国，乃优秀于奇妙于诸国之御国之故是也。缘此人心、操行、言语
无不真率娴雅，天下太平安稳……”①显而易见，在此本居的理论已超
出了诗歌理论的范畴，涉及了“汉”“和”两国的本质差异的问题。正如子安宣邦所指出的一样，通过这样的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日本内部”得以成立；并将江户文学通常的文学理念“人情”“感物知情之心”，通过“汉”(外部)和“和”(内部)的对比，且赋予之以“汉”--“伪”对“和”--“真”的价值判断，改造成日本人共有的“
心情”。②那么，这种通过贬低乃至否定中华思想而得出的“心情”(在日语有多种多样的表达，如“こころ”、“まこと”、“まごころ”等，有学者
①②同上书，第9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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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安宣邦 本居宣长とは谁か 、平凡社、2005年、95页。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