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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卷 第4期 牡丹江大学学报 Vol.30 No.4 2021年4月 Journal of Mudanjiang University Apr. 2021 文章编号:1008-8717（2021）04-0032-04
《天问》作意试探
钱永棒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为探究《天问》所作之意，首先从现有研究成果入手分析，“劝谏说”当最具合理性。接着，从三方面进一步完善此说。其一，《天问》所问天地神话并非不羁之言，而是有着严密的逻辑与深厚的天文历法渊源。其二，屈原明知故问，是以自然天地之道告诫君王，应顺天道而行人事。其三，屈原采用奇特形式曲意讽谏，符合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与文学传统，也与创作时的处境有关。总之，《天问》看似奇特的内容与形式，都掩盖不了屈原劝谏之本义。
关键词:《天问》；作意；曲意讽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ntention of Tianwen
QIAN Yong-bang
（Institute of higher studies of Confucian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000）
Abstract: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ianwen,the analysis of Quanjian should be the most reasonable in existing rearch.There are three aspects to further perfecting it.First,the legends involved in Tianwen aren’t uninhibited,but astronomical origins profound.Second,the content of heaven and earth in Tianwen is actually to pave the way for remonstrance.Third, Qu Yuan's unique form is in line with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and is also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of his creation.In short,the emingly strange content and form of Tian Wen can’t cover up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Qu Yuan's admonition.
Key words:Tianwen;intention;the gentle form of admonishment
四位数是千还是万收稿日期：作者简介:2020-10-10
钱永棒（1996-），女，山东聊城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代文学专业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屈原的《天问》可谓是一篇奇文。其一“奇”在形式：通篇由172个问题构成，语气强烈，一气贯穿。其
二“奇”在意象：上至宇宙生成、天地成形、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下至圣贤奸邪、治乱兴亡等古史国事，气势博大，意象瑰丽。如此这般奇文究竟为何而作，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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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天问》作意的几种说法编发造型
关于《天问》的作意问题，有不少学者做了研究。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注《天问》时
认为，屈原作《天问》属观壁时偶然起兴。故上天入地“呵而问之，以渫愤懑”，内容庞杂，亦无次序。这种说法被称为“观壁起兴”说。
这种说法乍一看有理，但经不起推敲，有很多学者都对此提出了质疑。张德育就认为所谓“观画题壁”的说法不过是王逸的主观臆测，因为《天问》中有许多探究事理的问难，是任何丹青妙手都无法描绘的。[1]再者，从现代文论的角度考虑，作为意向性客体的文学作品是主体的意识行动的产物。《天问》一百多个问题洋洒成篇，何以尽偶然兴发，全无次序呢？必然有其内在的主观逻辑，方能连缀成篇。因而，这种观画题壁，偶然兴发的无序说，于情于理都是站不住脚的。
就《天问》的作意问题，目前学术界也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种。一是“抒愤”说，即认为《天问》所作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愤懑之情。“诗言志”向来就是我国诗学传统，屈原品质高洁，其心日月可鉴，他所作的诗文无不真率地表达着他的真性情。《天问》中也有不少抒发愤懑的诘问。
此说固然不错，但似乎过于强调了《天问》与屈原其他作品的共性而忽视个性。对于屈原为何采用如此奇特的形式书写丰富的内容，不能够解释清楚。二是“探究事理”之说，即认为采用发问的形式问天地人事是为了穷究事理。此说看到了《天问》与屈原其他作品相较的特性，颇有启发意义，但又忽略了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屈原身为王室贵族，又有着一心为国的赤子之心与责无旁贷的担当意识，在楚国危机重重的情境中，是没有多少可能仅为穷究事理而作诗的；再者，若仅为事理而发，全篇发问，又有何意义呢？三是“劝谏”说，劝谏楚王听信忠言，兴复王室。此说王夫之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天问》主要是“问兴废存亡”之本，以讽谏楚王。因此他注释《天问》时，句句往“讽谏楚王”上落实。此说全面考虑到了作者身份、个人遭遇与时代背景，也在诗歌内容中找到了依据，是笔者比较赞同的一种学说。但也有美中不足，即对于诗歌内容的解释有时过于牵强附会，难以服人。
很多学者对“劝谏说”做了细致研究。张德育讲：“《天问》以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诘问夏、商、周三代奴隶制王朝的兴亡史，无非是为了以君国兴亡为借鉴以规劝楚王。”[2]更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在《天问》中涉及上古三朝兴亡之事，也是有所选择的。“记夏代史实有二十多件，记殷十二三件，记周仅八九件，而尤详于禹传子前后及夏初建国一段。”[3]这种带有强烈主观选择性的结构安排，更能说明屈原作《天问》时是心怀楚国、追念祖先、感于时事有意而为之。
“劝谏说”有其他学说无可比拟的合理性。首先，劝谏楚王之意，符合屈原楚室贵族的身份和他矢志不渝、心系楚国的情怀与政治理想。其次，“劝谏说”与屈原坎坷的个人经历与战乱的时代背景联系紧密，
诗中也可见不少借古讽今之语。再次，屈原的其他诗歌作品，如《离骚》《九歌》等无不饱含着兴复楚国的使命感。《天问》虽形式、内容奇特，但在思想上也必不能与其他作品截然分离。因而，《天问》是为讽谏君王而作，更加符合它的原意。
二、对“劝谏说”的进一步完善
“劝谏说”虽然在诸多学说中最具有合理性，但也有其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曰遂古之初”至“乌焉解羽”言及天地宇宙星辰，涉及许多神话，读来荒诞不羁。这些与“劝谏”有何联系？再者，既为劝谏，为何采用奇特的行文与表达？下面就这些问题试做补充，以全此说。
（一）荒诞表述下的理性蕴含
《天问》看似离奇荒诞之说，实则有着深刻的理性蕴含。以“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为例。这句话的直译是，神女女岐没有婚配，为何能够产下九子呢？无夫而产子，实为荒诞之言。所谓女岐生九子，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并非真正要表达的内容。明确点明“无合”，就是在进一步否定这一外在形式的真实性。
这一神话传说实际是与天象有关。“女岐即九子母，本星名也”[4]。我国古代有观天象的传统，把漫天繁星分为了二十八星宿，“女岐”即指的是二十八宿之女宿，“九子”指的是二十八宿之尾宿，因为他有九
颗星，所以称之为“九子”。所谓女岐生九子，就是对这一星象的形象化表述。因而，看待这些神话传说，不应被他荒诞不羁的外表和情节所吸引了去，而是更应看透其中的本质。以下段为例：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微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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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古，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莵在腹？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处？惠气安在？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5]这部分之问时空极为广阔。初读似不知其意何在，但细读分析，其中有着严密的结构与逻辑。这一小段之问可分为三层，从“遂古之初”到“何本何化”是宇宙初生之问；从“斡维焉系”到“十二焉分”是天地初成之问；从“日月安属”到“角宿未旦，曜灵安藏”是日月星辰之问。这三层之问，层层递进，秩序井然，且十分细致。其中提到的夜光、天极、角宿、曜灵等，都是古代天文历法中的专有概念。这不是偶然间的随想，而是经过仔细观察与思考的哲理之问，这也不是屈原一人之问，而是包含了先贤圣哲对天地万物本源的思索。
屈原提问的逻辑与细节，都与先人已建立的宇宙知识体系高度相合。可见屈原所问之事，并非全无依
据或凭空而想，而是来自于先古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若非屈原已经有了相关知识储备与思维，难以问得如此系统与细致。
（二）明知故问下的劝谏本义
屈原在有了这些知识的基础上，专以其外在奇特的形式与传说而问，其实并不真正想要答案，而只是通过这种“问”的形式，来引发君主对天道自然的反思与深省。这也正是它“明知故问”的目的与意义。
自古以来，人们就极其重视对天道运行规律的探求，因为风雨寒暑，直接关系着农业的生产丰收。伏羲氏作八卦，《系辞》中盛赞其“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6]。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对应着自然界八种事物，是伏羲取象于自然而成的一套符号系统。周文王进一步推衍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十翼》，这些卦爻辞和《十翼》无不是在以天道指导人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盛行，这本是在古人对天道变化思考而得的理论建树，后来发展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可见，古时以探究天地之道建立的理论体系，都很自然地落实到服务于人事上。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屈原论及天道，其意并非向我们当今所见的这般离奇惝恍。当时的君主被尊为“天子”，他的身上背负着更
多顺应天道、造福百姓的责任。屈原呼天呵地之问，看似与政事无关，其实正是在警醒君王莫忘天道。
探究天道运行规律并非易事。若历法不准确，以它来指导百姓生活便会带来灾难。就农事来说，播种过早或过晚，都会导致粮食产量大大降低，甚至颗粒无收。我国古代传说多是有着天地日月星辰的宏大背景，这其中很可能包含着对天道规律不懈追求的民族记忆。而后人因为时代久远，对荒诞形式背后的深意不可知。如“后羿射日”“十日”并非指十个太阳，而是源于对古历法图画的误解。“十日是环绕扶桑树的末端对称排列一圈的，测日之表的形象一目了然，十日的本义对应于一天之内十个时刻的太阳方位。”这是刘宗迪教授从古代华夏世界观的角度，结合天问历法知识做出的解说。此外女娲补天之说、共工颛顼之争，这些耳熟能详的神话实际也都与先人对天道规律的不懈追求有关。[7]顺应天道而行事，百姓富足。否则四海困穷，民不聊生。屈原有意识地提到这些神话传说之事，其意义与论天道地道一样，也是在警示君主有道则兴，无道则亡。
综上，屈原《天问》中问及天地大道及神话传说，并不是仅对其外在形式而问，而是在以这种方式来告诫君王顺应天道而行人事。这在当时天人合一的观念下是完全可以解释通的，且其言神话传说中也不乏因不能顺应天道而导致四海混乱的隐喻，劝谏之意显而易见。
（三）奇特形式下的曲意讽谏
如上所述，《天问》问及天道、地道、神话、古史，上天入地无所不包，其实都是为了讽谏君主服务，这也是他的根本作意所在。那为何对于《天问》作意，古往今来会有如此多的争议呢？当因它内容形式之奇特，令人困惑。这正是屈原曲意讽谏的表现。
首先，《天问》开篇之问日月星辰无所不及，占了全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种天地自然之道讽谏的方式，符合先秦天人合一的观念，也有一定的文学传统。尧在将天子之位传给舜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8]告诫其要承天之历数，造福百姓。老子的“无为而治”，正是本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念。“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9]，是孔子告诫君主要实施德政，其统治和威望才能与北辰相应。知晓并顺应天道，是古代君王统治的基础。所以屈原作《天问》以前三分之一文段问及日月星辰之事，并非惝恍无旨之言，而是以此来启示君王莫忘顺天道而行人事之本心。
其次，屈原采用如此奇特的形式，与当时创作背景有关。学术史上基本都将《天问》视为屈原晚年作品，认为此篇应作于屈原放逐汉北期间。此时屈原身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困境之中，进谏忠言而不见信，君王被谗言蒙蔽不能明察，所以屈原不得已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把劝谏的锋芒隐晦在问句与上天入地、奇神怪话的宏大意境之中。再者，屈原在稷下学宫发展的鼎盛时期，曾三次出使齐国。屈原这种开篇就一系列的天地自然之问，很可能是受到齐国稷下学者的影响。
最后，屈原《天问》之作，开创了一种曲意劝谏的形式。就行文结构来看，全篇前三分之一言天地大道。目的是以天地大道劝谏君王应该顺天道而行人事。这之后，才自然过渡到对古往今来的人事之问，借古讽今。在篇章结尾，点明主旨，表明自己的忠心与希望楚王纳谏的恳切之情。整个行文逻辑与思想内容是统一的。这种形式对汉大赋“劝
(下转第47页)
[12]波斯立宪党之刺激[N].申报,1908-8-4(4).
[13]论宽赦党人之利害[N].大公报,1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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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2008:563.
（上接第35页)
百讽一”风格的形成有深远影响。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它们和《天问》一样，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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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内容来看，前面相当篇幅的内容似与劝谏君主无直解关系，但实则都是劝谏的铺垫。在最后，都会点明主旨，表明自己的忠心和希望君主劝谏的恳切之情。屈原这种曲意讽谏的形式，为后世文学家所继承和发展。
结语
《天问》看似奇特的内容与形式，都掩盖不了屈原劝谏之本义。无论是上天入地之问，还是古往今来之问，其目的都是为了劝谏齐王。这种手法符合当时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在典籍中也有先例。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内容其来历或不可考竟，或本意已失，只留下了荒诞的外在形式，因而有了很多辞意荒诞未可尽解之处。但这些对当时人们来说，并非意不可彰。
对作意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在正确的方向上理解、推测文义，避免了漫无边际的解说。同时，解决作意问题也能给《天问》一个恰当的文学史定位，让人们认识到《天问》的意义与价值。它不是无首无尾，语无伦次的随意之作，而是一篇凝聚了屈原丰富的知识与智慧，蕴含着其无奈与悲愤，表现出屈原赤诚的一心为君、为国的赤诚之心的劝谏之奇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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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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