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圈与东亚媒体的传播特质浅析一一以中
日韩三国为例
关键词：儒家文化东亚媒体民族主义道德主义传播特质
[摘要]：儒家文化作为东亚各国的共同的文化资本，它会影响东亚国家人们的传播理念与传播行为。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人际传播领域，也表现在大众传播领域。本文认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影响东亚媒体的传播特质，这种传播特质不仅表现在东亚媒体的独特功能上，也表现在媒体文化、媒体管理及媒体的运行逻辑等方方面面。在儒家文化特质的影响下，民族主义与道德主义构成了东亚媒体的最为显著的特色。
Abstract: As the common cultural capital, Confucian culture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will affect the concept and behavior of
communication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This effect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in the field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core values of Confucian
culture will certainly affect the media characteristics of East Asian
through the speci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which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special function of East Asian media ，bu t also reflected in
the media culture, media management, media logic and other aspec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nationalism and moralism constitute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s of East Asia media.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East Asian Media； Nationalism；Moralism； Media Characteristics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霍尔说过：“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和外在世界中间建立一个高度选择性的屏幕。文化是通过该屏幕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决定了我们注意到的内容和忽视的内容。”（E.T.Hall: 1976：7)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文化特殊性”决定了传播的特殊。亚洲独特的文化价值观给亚洲的传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传播学领域提出“亚洲中心”
向天笑学者的三池孝贤就致力于探索与建构亚洲独特的传播理念与传播模式。在《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评论与贡献》一文中三池孝贤认为：亚洲中心的思想体系有五大主题：循环、和谐
、以他者为导向、互惠、联系。(Yoshitaka Miike，2004：67-82)。显然，儒家文化渗进了亚洲传播的脉络中。作为亚洲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在亚洲国家的，尤其在东亚中曰韩三国的政治与社会体系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儒家文化的影响不但表现在传播哲学、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领域，也同样表现在大众传播领域。东亚大众传媒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就表现出一些这一文化圈层中媒体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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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文化圈中的儒家价值与媒体特质
“传播是一个基本社会过程，因而它受所属社会的哲学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影响。”（Jun Ock Yum, 2003 ) “本土性知识”构成了一个地区传播体系所
置身的文化语境。文化在一个社会中起到的是一个“过滤器”作用，我们要分b12的作用
析一个国家的媒体特质（trait)，必须透过文化的这一“窗口”和“过滤器”
来考察。社会传统是一种文化存量，它构成了一个社会集体性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既影响到公众的文化趣味，也影响到媒体的文化趣味。“文化趣味”是一种个人的一种特征，一种特定的喜爱偏好，它受到社会传统、家庭、社会阶级背景、教育程度及现有的一般文化资本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媒体文化形塑了人们的趣味和偏好。另一方面，人们的文化趣味反过来影响了媒体文化。文化的
文本、产品和实践之组合构成了媒体体验和“媒体文化”。（麦奎尔，2008： 122)媒体特质是媒体文化的一部分，媒体文化又是广义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特质通过影响传播者、受众以及信息来实现对媒体特质的影响。当传播者的和受众的认知观念及行动受到文化特质影响时，它会传导到媒介特质上来。文化与媒体特质的关系可以通过下图表示：
东亚社会共享一套儒家文化系统，使得东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上了
儒家文化的特征。罗兹•曼在《亚洲史》中说：“东亚社会一直严格遵守等级制，
社会等级表现为按地位区分的人群和按顺序区分的角色，从最高统治者，经官吏、文人学者，社会贤达、直到家庭中的父亲，他们全都拥有对地位更低者的
权威，但也有成为优秀榜样的责任。”（罗兹•墨菲，2004: 37)儒家的关于“五伦”的学说确实为这样一种文化格局提供了理论和学术上的支持。儒家重
视“秩序”，个人服从家庭和社会利益，个人主义和自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基
本的、积极的价值，但是在东亚人那时，它们的内涵却是自私和没有规矩。在
儒家看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样的结果将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要
通过一定的社会规则维持社会的集体利益。在东亚国家，政府的角色仿佛一个
导气汤大家长，百姓赋予其家长权力，但同时希望他担负起家长的责任。在儒家观念中，政治的清明有赖于一个有德行的“家长”，对统治者的“德行”的强调远
远超过了对制度建设的强调。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
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因此，对于政府及为政者的道德意识
在东亚社会得到更多的强调。
霍夫斯泰德在研究文化时界定了文化的四种价值观维度，东亚国家在这些
维度上表现出较大的共同性。这四个维度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确定性
规避，权力距离，阳性主义和阴性主义（男性化和女性化）（G.Hofstede，1980)。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和日本、韩国等国在高度的“集体主义”和“权力差距”上与西方国家差别很大。集体主义的特点是拥有一个区分自己人
团体和外人团体的严格的社会框架。人们期望得到自己团体（亲戚、家族、组织）的眷顾，作为回报，他们忠实于该团体。（Larry A. Samovar and Richard E. Poter , 2003：68)儒家文化非常强调群体意识，《礼记》中的“礼运大同”
思想，儒家的“仁”的思想也体现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集体主义和他人取向
的文化特质使得东亚社会的从众心理特别严重，传播理论中的“沉默的螺旋”
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上舞蹈课
“权力距离”大也是儒家文化的特点。儒家文化讲究“尊卑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构成了一种人伦关系，也构成了一种
等级秩序。在这种文化格局中，权力高度集中，地位和等级非常重要。权力等
级因此也体现在各种传播体系中。如在教育传播中，教学的过程以教师为中心，在大众传播中，信息传播以政府为中心也为一种共识。实际上，在东亚国家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远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紧张和对立，更多的是一种“合作”或
“服从”关系。媒体不是以揭政府的短为能事，而更多的是“辅助”政府这个
“家长”行使社会公共职能。东亚国家的媒体很少会像西方媒体那样把政府视
作“天生的恶人”，因而完全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或与政府平起平坐，成为第四
极权力。东亚媒体在对政府的立场上更为“温驯”，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东亚的
儒家文化中，政府是作为一个“家长”而存在的，另一方面，在权力格局中，
媒体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政府的管辖之下。
以日本为例，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史蒂夫•奎沙在《在日本做生意的交
流问题》中将日本的文化模式概括为“集体主义”“等级主义”、“正式”、
“社会稳定”四个特质，（Edwin R. Mcdaniel, 2003： 370)这四个特质显然
都和儒家文化有关，这些特征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媒体的运作。1958年10月4 日，关于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开始在东京进行。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报纸关于修改问题是极为低调的，没有一家报纸反对修改条约。但是社会
上的舆论与报纸并不相同。1959年11月27日，东京约有2万人的示威人群高喊“终止修改安保条约谈判
”的口号冲进了国会，翌日，各报却以“国会空前
的危机”、“革命前后的状况”为题进行了指责性的报道。（山本文雄，2007: 257-258)可见日本媒体在维护政府形象上的立场。与日本相似，中韩两国在社
出去英语会或媒体出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依靠政府进行管制。中国媒体自不待言，最后你还是离开了我
韩国媒体也是如此。《崔真实法》的出台就被称为“李明博法”可以生动地反
映出韩国民众对政府权力的依赖。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像一个有德行的，负责任的，英明的家长，帮助解决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
当然，这种视政府为家长的文化传统也导致了许多问题，既反映在政治上，也反映在媒体上。新加坡的李光耀是最雄辩、最坚定的“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他说，在亚洲社会集体认同高于个人主权，和谐高于冲突，纪律高于商由。这当然是从儒家文化传统中得出来的结论，无可厚非。但我们也看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识，在过去的几十年，韩国和新加坡都曾假借现代化之名，行政治和媒介压制之实。（李金铨，2005)这种压制因为有了文化传统的支持而得以“合法化”。
另外，东亚儒家文化重视人际关系和家族利益，这种传统滋生了裙带关系, 导致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盛行。这种腐败也必然反映到媒体上来。实际上，在东亚，新闻记者和权力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种关系比之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得多。日本有记者俱乐部。从日本国会、政府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从政党总部到大的经济团体，都设有“记者俱乐部制”。新闻单位多派有驻俱乐部的常驻记者。政府、政党和各团体通过“记者俱乐部”发布新闻，进行宣传。记者俱乐部与官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此外，政府首脑或政党要人，经常不定期地邀请报社负责人聚餐或座谈，非正式地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予以暗示，通过这种形式，政府和媒体形成一种互动。这种互动难免出现“贿赂
记者”的现象。实际上，在中、日韩的媒体中，类似于记者拿红包等“媒介寻
租现象”较之西方媒体普遍得多。中国自一待言，韩国记者在这方面的问题也
比较严重。调查显示，93%的韩国记者收受礼金，并且相当多的人并不认为这是
违法行为，利用新闻工作之便进行敲榨的事情也有发生。（陈力丹，1995)这固然有制度不健全的原因，也和儒家文化中的重视人际关系网络易滋生的腐败有一定的关联。
二、民族主义与东亚媒体的传播特质
“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彊界的完整。”（刘军宁，2002: 13)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一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意识形态。在人性深处，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对根源感的追求，对特定的族群
、文化或宗教的归属感，这是形成自我观念和身分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所在。传统中国是儒家的“天下”的共同体。按照张灏的说法，传统的天下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哲学层面，支配中国人世界秩序观的，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第二个是政治层面，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以中国为地理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张灏，1993: 112)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是一种政治理想。在儒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华夏中心主义的论述。先秦时期，人们就有着很明确的民族意识，对于“夷夏之辨”十分关注。《礼记•王制》中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礼记•王制》）儒家创始人孔子同样关注“夷夏之辨”，对以夷变夏有明确的防范意识。他高度评价管仲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子路》）至东汉《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定型，儒家以“夷夏之辨”为核心，以“天下共同体”为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想才逐渐深入人心，沉淀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的天下共同体到晚清在西方的冲击下逐渐瓦解，帝国的朝贡体系崩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被迫纳入一种新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与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相融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由于有受到西方侵略（1895以后还受到邻国日本的侵略）的这一段历史，中国的民族主义还带上了强烈的“反西方”的色彩。这就是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 Bame)所说的“操外国
slept
人就是爱国”的“前卫的民族主义”（Avant-Garde Nationalists) (Geremie R. Bame, 1996)当然，融合了古代和现代元素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个多层次的复合体，既包括政治民族主义，也包括汉族民族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是一个主旋律，这种情感在整个二十世纪被不断更迭的政权不断强化和塑造，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Unger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中指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Sentiments)超越了一切政治光谱，
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Jonathan Ugner, 1996)
作为一种文化存量或说文化场域，民族主义的文化心理无疑会影响到中国媒体的运行逻辑。早在晚清时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成功的报纸《循环日报》，打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旗号。王韬取名“循环”也反映了他对“中
国很可能再次成为强国”的期望。（柯文，2006: 51)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的民族关怀始终主宰着晚清以来报人的思想，“争取民族独立”、“反帝”、“爱国”的思想始终是中国媒体的主旋律。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提升民族自尊心，凝聚力量，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一种盲目自大、封闭与排外。
民族主义的这种双重作用在媒体中都可以观察到。19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经济上的崛起，新的民族主义思潮再次涌动，“反西方”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媒体民族主义在这一波浪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2002年4月，演员赵薇的日本军旗装事件就是媒体炒作的结果，经过媒体的炒作，赵薇的这一举
动引起了全国性的大批判，最后不得不出来道歉。在赵薇被一位吴姓青年泼粪后，大量媒体起来造势，竟说吴某的行为表明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并发起筹资活动，为满足吴某上大学的渴望筹款。无独有偶，2002年夏，南北媒体围绕著名演员姜文在东京参观靖国神社一事大肆炒作，一些媒体痛骂姜文是“卖国贼”、“汉奸”，许多媒体有意歪曲陈逸飞、贾樟柯、陆川等人对此事的表态。陆川导演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姜文去靖国神社是出于创作目的，完全可以理解，参观和参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报道出来后却完全走样。他说：“我感到这样置人丁•死地太过分了，把姜文塑造成一个汉奸和卖国贼，这样的努力能否成功我感到怀疑，这样人为制造新闻的方式让人感到悚然。”（马立诚，2004： 59)此外，对“日本人珠海买春”，“日本留学生跳艳舞”、“美国轰
炸驻南联盟使馆“、故宫里的星巴克”、“赵燕美国被打”、“CNN辱华报
道”、“奥运火炬传递被阻”、“端午节申遗之争”、“汉字发明权归属”、
“中医归属”乃至经济领域的“凯雷收购徐工”、“达能收购娃哈哈”等等，
只要涉及“中外”关系或民族情感的议题都会有选择地被媒体关注、放大。媒体热衷于炒作“民族主义”的话题固然追求市场利润有关，但也和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这种强大的民族主义“心理场”的影响下，传播者和受众都容易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相互强化的。
中日韩同属东亚社会，儒家文化是其共享的文化。因此，儒家文化中的民族主义观念也表现在日本和韩国社会中，甚至表现的更为明显。这种民族主义的特质也显明地表现在日本和韩国的大众媒体中。
曰本文化在古代前期（到平安时代前期），强烈受到中国的影响。尽管现代日本文化很受欧美的影响，但儒学对社会的影响很深，礼仪文化发达，忠于集团的观念浓烈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日本人的“忠”和儒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儒家的诸种人际关系中，最根本就是君臣与父子关系。事君为忠，事父为孝。齐景公问政丁•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朱熹注曰：“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论语集注》卷六）。作为处理君臣关系，“忠”字又特别被限定于臣民方面：“君之使臣以礼，臣之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人臣对于君主，要竭尽全力，要恭敬从命：“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蹼如也。”（《论语•乡党》）。在君臣关系上，孔孟尚强调君臣关系的对等性，但汉代以后，儒学被意识形态化了，开始强调君权神授思想，要实现君主的绝对权威。这种意识形态化了的官方儒学，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各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忠”的观念表现在国民心态上，就是崇尚权力或权威，使得法西斯主义政体（战前的日本）和威权主义的政体（如民主化之前的韩国、中国、朝鲜）能够长期存在。而表
现在媒介特质上，就是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君主权力的颂扬或遵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