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第28卷第3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 l o fH e ilong ji ang Coll ege o f Educati on M ar .2009V o.l 28N o .3
收稿日期:2009-01-15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2007059)
最后的回忆
作者简介：王丽俐(1986-)，女，黑龙江七台河人，学生。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在时事新闻翻译中的应用
王丽俐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80)
摘 要：翻译并非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翻译活动受制于译者意识形态并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目标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翻译受语言及非语言双重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便是影响翻译的重要非语言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我们还应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时事新闻的翻译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闻；文化；翻译；意识形态；勒菲弗尔
中图分类号:H 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09)03-0128-02
观影后感一、勒菲弗尔(Lefevere)翻译理论中意识形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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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认为翻译就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是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转换，译作必须要忠实于原文，译者没有自主性，往
往被比喻为戴着枷锁的舞者。然而，翻译不是在真空的状态下进行的，目标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除了语言因素的限制，翻译还经常受到一些非语言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非语言因素往往对翻译的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文化与意识形态便是影响翻译结果的重要的非语言因素。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0的倾向，首先提出该理论的是比利时学者J .H ol mes 。他在5翻译的名与实6中首次使用了此概念，从此将翻译的研究拉向了更广阔的空间，此后一大批学者为该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佐哈(Zoha)的多元系统理论，描述学派代表图里(T 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和操纵学派代表勒菲弗尔(Le fev ere)的意识形态观。从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角度真正地破解翻译的内涵无疑是翻译领域的一大进步。傅雷曾说过:/T he best trans -lati on does not sound li ke a translation .0也就
是提倡翻译要达到/神似0的境界，我国学者钱钟书先生同样也讲过翻译中的/化境0的重要性。其实所谓/神似0和/化境0，其本质都是在讲，在对目标语及源语文化掌握的基础上达到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这一点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5翻译、重写、文学名声的操纵6一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在这本书中，他首先就着重强调了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 二、文化、意识形态、译者及时事新闻翻译
文化乃无声语言，为同一社会成员共有及理解之内涵。
此内涵包括：风俗、礼节、仪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意识形态、知识体系等，在形式表征上往往以专有名词、成语、名言、典故、隐喻、诗歌、俚语、文本的型态出现于谈话或文章之中，也是造成翻译或外语理解上信息不对等、甚至不可译的主要原因。正由于文化词语的语意内涵，赋予了词语在原有词义之外的文化意象、社会功能、美感经验、价值参照等多重意旨，故译者在传递此类信息之际，既要从源语中保留部分信息或功能，又要接受译语词法或句法以及语式等限制。
跨文化交流受到意识形态的各种制约与影响，由文化身份而引起的焦虑与纷争，使得跨文化交流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人们一般关注的是文化语境的转换，很少留意意识形态语境的转换。不同民族进程不同，其文化生成的条件也不同，因而也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其间所隐含的政治动机和意义自然也不同。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差异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认知文化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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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跨文化翻译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对跨文化交流的干扰，产生了诸多的认知误区，因而妨碍了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正常开展。文化的撞击与冲突不少都与意识形态有关。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意识形态问题不可回避，世界文化的多样政治意识形态也不容抹杀。虽然如此，也不宜片面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因为在人类交流的过程中最难逾越的障碍仍然是文化，应把意识形态置于跨文化交流的特别语境下进行考察。
现就译者的意识形态在英汉翻译中的作用与影响作一些简单的解释。意识形态是可以被掩饰的，但无论如何，只要与/权力0挂上了钩，翻译行为就难以避开意识形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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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0意味着控制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者既是权力控制和影响的对象，同时也是控制和影响译本的施动者，致使译者成为被动与主动的混合体。掩饰自己与原文的意识形态分歧是翻译职业的需要，同样地，掩饰自己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不鲜见。试想如果赞助者主宰了话语权，译者也只能大致顺从。但一旦追问翻译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恐怕就难以避免。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并不需要译者明确表态，但意识形态仍然会在译者的态度、观点、行为等方面，或多或少地流露或体现出来。实际上，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因此，对于整个一个翻译过程而言，不仅仅要从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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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者以及目标语与原语的文化中各自独立研究，而是应考虑从整体上的把握。本文中，我只是把各个部分逐一扩大，以便更好地理解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之大。
意识形态，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都可能对跨文化接触与交流造成障碍，但同时也提供了挪用、加工与改造，使之为己所用。就译者而言，译者的权力可以决定译什么、不译什么和怎样译。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在于与社会现实的相关性，并因此可能引起一些政治后果，因为意识形态可以转换成某种政治行动。
不同的人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概念是不同的。鲍尔金曾指出，在谈论意识形态理论的时候，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其中之一是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态度：负面的还是正面的?还是中立的?他认为这是个解释立场的问题。还需指出的是，我们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时常发生变化，而且往往是不为我们所知的无意识行为。对别人的意识形态可能是负面的，这时意识形态可能是个贬义词，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则是正面的，此时的意识形态自然是褒义词。而对意识形态做到中立并非容易，除非根本就不在乎它。因此译者要保持意识形态的中立，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的确十分有限。众多的声音向他呼唤，众多的意识形态对他产生影响，形成竞争局面后难以决断，且不论译者还有自己的声音和意识形态。虽然本质主义思维无论对意识形态还是对文化的理解都是不利的，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翻译的视角来审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意识形态通过翻译具有双重改造功能:1)促使接受的认知转向;2)翻译对原作的改造。
三、充分认识意识形态的功能
翻译活动本身就是在进行着文化的传播，而其本身也正体现出了意识形态的传播。但如果外来文化受意识形态所驱使，居高临下，构成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则文化侵略便产生了，但这毕竟只是表面现象。换个角度看，原作生存于独特的文化环境之中，与环境息息相关，一经翻译，差异性大于互参性，适应不了异族的文化环境，遭遇水土不服，有的竟不能成活，就已自生自灭了。如果译文已在文化的碰撞中伤筋动骨乃至奄奄一息，哪还有侵略的破坏性?在这方面，归化和异化之争与意识形态有关，同翻译的政治目的联系更为密切。无论归化还是异化，很少是固定不变的翻译模式或翻译策略，将二者对立的传统二元论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归化和异化至多代表两种倾向，与文化和意识形态固然有关，与原语文本的性质也有关。若是总以意识形态为轴心，老在归化异化之间打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翻译的操作和接受，涉及接受美学、审美心理、文化生态、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因素。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翻译应尽可能使异化和归化策略建立在技术范畴内，在既能保持文化个性又能平等对话的前提下进行，以期使不同的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合、互补，从而有效地避免或减少翻译的消极政治色彩与政治倾向，尽量协调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双重关系，在世界文化对话中充分发挥维护并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积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翻译时固然要考虑到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同时也要避免政治意识对文化交流的影响，避免全球化抹杀本土文化的个性，避免形成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同化的格局，应知语言文化的交流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共融，应相互学习与共同发展。
琐忆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无疑是核心，译者在原语言与目标语之间起着构建与实现的作用。译者的选择与偏向成为翻译取舍的决定性要素。在具体时事新闻翻译的行为中，译者或偏向源语文化或译语文化，或夹在语言文化之间尴尬难处,/左右为难0或在两种语言文化中左右逢源，求得各方/和谐0与/共存0。因此，在时事新闻翻译中，因为译者角色取向的差异而导致翻译语境的差异，也必然因为翻译语境的差异导致翻译表达方式的具体差异。译者是译本的决定因素，但是译者本身的译本又受到语境的影响，这里的语境不仅仅只上文所提到的文化语境，还有在时事新闻翻译中，所特定的语境，从一定意义的角度讲，可以用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赞助人0。具体来讲，就是译者在翻译时所面对的对象与场合。时事新闻的文体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严肃、正式的，而且时事新闻更多涉及一些有关国家政治、经济与民生等问题。对于这类文体的翻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本身就是对于一个国家文化的一种输出与表达的过程，译者本身的意识形态，赞助者的意识形态，对于目标语国家文化的了解以及对于具体语境与具体翻译目标的综合权衡把握才有可能真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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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乔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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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面条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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