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吴晓芳：中国古典⼩说英译研究的底本问题——以《西游记》为中⼼
本⽂来源：《中国⽐较⽂学》2021年第4期
转⾃：⽐较⽂学与翻译研究
摘要
近⼗⼏年来，海内外学界对中国古典⼩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之研究持续升温，但翻译底本的问题总体上较少获得重视和仔细考证，尤以《西游记》的英译为甚。作为译本研究的初步环节，讨论厘清底本问题有助于对后续问题的正确全⾯认识，包括译者对⼩说主旨的理解和对⼩说版本的意识，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等等，也可为今后《西游记》英译事业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和⽅向。本⽂利⽤⼀⼿档案，结合《西游记》英译史和学术史的发展脉络，详述传教⼠翻译时期( 1854- 1929)、通俗化翻译时期(1930-1976) 和学术性翻译时期(1977-201 2) 三个阶段各⾃涉及的底本问题。
关键词: 《西游记》英译；翻译底本;《西游记》版本史；翻译史
作者简介: 吴晓芳，翻译哲学博⼠,⾹港城市⼤学翻译及语⾔学系访问学者。研究⽅向：中国古典⽂学英译、西⽅汉学史、中国古典⼩说。
⼀、引⾔
近⼗⼏年来，海内外学界对中国古典⼩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之研究持续升温，研究者们或是侧重英译⽂献的稽考整理，或是探究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分析译本的语⾔问题、⽂化问题乃⾄译本所呈现的中国形象等等。然⽽，除了《红楼梦》之外，中国古典⼩说英译的底本问题总体上较少获得重视和考证，尤以另⼀部四⼤名著《西游记》为甚。
《西游记》成书于晚明时期，在明清两代拥有众多繁简不⼀、评点各异的古本，到了民国和中华⼈民共和国时期，陆续有学者从海外或是民间探得失传的古本，市⾯上⼜出现许多整合⼀种或多种古本的读本。《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最早可追溯到1854 年，其英译的历程跨越了晚清、民国和中华⼈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因此，处在不同时代的译者⼀般依据不同时代的版本进⾏翻译,⽽绝⽆可能使⽤出版时间晚于其译本的《西游记》版本。现有《西游记》英译研究⼤多忽视底本考证的环节，往往以某个现代整理本作为参照，来对⽐出版时间早于它的英译本，或者随意采⽤距离译者⽣活年代⽐较接近的某个《西游记》版本，如此张冠李戴的研究所得出的⼀些结论犹如沙⼦宫殿,⼀推就倒。
作为译本研究的初步环节，厘清底本问题有助于对后续问题的正确全⾯认识，包括译者对⼩说主旨的理解和对⼩说版本的意识，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等等，更可为今后中国古典⼩说英译事业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和⽅向。笔者在拙⽂“ 两个世界的对话:《西游记》的英译与《西游记》的研究”(2019a) 已略有提及翻译底本问题的重要性，但限于篇幅,⽆法展开深⼊讨论。现利⽤⼀⼿档案，结合《西游记》英译史和学术史的发展脉络, 详述传教⼠翻译时期(1854-1929)、通俗化翻译时期(1930-1
976) 和学术性翻译时期(1977-2012) 三个阶段各⾃涉及的底本问题。
⼆、传教⼠翻译时期的底本问题
从 1854 年英国传教⼠艾约瑟( Joph Edkins, 1823-1905) 在《北华捷报》( The North China Herald) 上发⽂介绍《西游记》开始,⾄ 1930 年英国⼥作家海伦·M· 海耶斯( Helen M. Hayes, 1906 - 1987) 出版其节译本《佛徒天路历程》( The Buddhist Pilgrims Progress) 之前，是《西游记》英译史的早期阶段。这⼀时期共有 13 位英美⼈⼠将《西游记》译为英⽂，但尚⽆出现华⼈译者。因来华传教⼠是这⼀时期译介《西游记》的主⼒军
, ⾸个节译本也是出⾃传教⼠之⼿，故笔者称此⼀阶段为传教⼠翻译时期。
羊水怎么产生的前⼈研究在讨论这⼀时期的《西游记》英译⽂( 本) 时，常以明代的百回繁本或清代的第⼀种版本《西游证道书》作为底本参照，然⽽却未意识到，除了收⼊在《四游记》的杨志和简本以外，现知的明代绝⼤部分版本在清末已湮没不传,⽽清初的《西游证道书》在《西游真诠》问世后也被盖过风头，渐渐失传。根据孙楷第、郑振铎等学者的观察和记载，清末民初通⾏的《西游记》版本主要是《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这 3 种清刊本( 孙楷第 134)。1931 年，孙楷第在⽇本访书时才发现世德堂本( 以下简称“ 世本”)、李卓吾评本、朱⿍⾂简本等 5 种明刊本和证道书这⼀清刊本。因此，受⽂献失传的制约，清末民初的在华西⼈难以⽬睹到早于《西游真诠》的版本，如福开森( John C. Fe
rguson, 1866-1945) 在“ 关于西域之⾏的书籍”( Books on Journeys t o Western Regions) ⼀⽂中就谈到，他见过的最早的《西游记》版本是康熙丙⼦( 1696) 刊本《西游真诠》( Fe rguson 65), 该本也是现存最早的真诠刊本。
事实上,《西游真诠》作为清代最流⾏的本⼦，被这⼀时期的不少译者选为翻译的底本, 如前述艾约瑟在《北华捷报》刊登了“ 论佛教在中国”(Notices of Buddhism in China) ⼀⽂，该⽂⾸度向英语世界读者介绍了以⽞奘的⽣平和历险为蓝本创作的长篇⼩说《西游记》，介绍其⼜名《西游真诠》( Si-yeu-chin-tsuen)，是当时⼴为传阅的⼩说。1905 年，英国传教⼠惠雅各( James Ware, 1859-1913) 在《亚东杂志》(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 上发表了“ 中国的仙境” ( The Fairland of China)，也是以《西游真诠》为底的概述性译⽂；惠雅各还引⽤尤侗的序⾔和陈⼠斌的点评，阐述了《西游记》的主旨和思想。虽然清末民初市⾯上流⾏的《西游记》版本不⽌《西游真诠》这⼀删本，尚有繁本《新说西游记》等，但传教⼠翻译时期的绝⼤部分译者并⽆意识到版本之间的具体差异与版本问题的重要性。
正因为中国古代⼩说的版本流传情形⽐较复杂，翻译研究者在判定某⼀译本的底本之前，必须对《西游记》本⾝的版本史，乃⾄与⼩说相关的戏剧、宝卷等其他形式所载的西游故事有较为深⼊的了解。过去，学界通常将《西游记》的最早英译⽂归于 1895 年美国传教⼠吴板桥( Samuel I. Woodbridge, 1856 - 1926 ) 翻译的《⾦⾓龙王, ⼜名皇帝游地府》 ( The Golde-Horned Dragon King or The Emper早产儿奶粉
ors Visit to the Spirit World)，认为吴板桥选译的⽚断出⾃《西游记》通⾏本第⼗回和第⼗⼀回。经笔者考证，吴板桥并⾮根据《西游记》译出,⽽是江苏南通僮⼦戏唱本“ ⼗三本半巫书” 之三《袁天罡卖卦斩⽼龙记》( 吴晓芳 2018c:147-152)。将《⾦⾓龙王》对⽐《西游记》通⾏本相关章回可发现，吴板桥的译⽂增加了许多⼩说中并不存在的情节,⼈物的形象也有很⼤的改变，例如：龙王在⼘⾬⼀事上以头颅与算命先⽣打赌；龙王赌输后，在算命先⽣的提议下,⽤奇珍异宝贿赂唐王，后者见财起意，收宝许诺；后来，因龙王冤魂状告阎王，唐王魂游地府,⽽地府的判官却偷换龙王和唐王的阳寿，使唐王得以还阳。诸如此类差异在僮⼦戏唱本皆可找到源头。学界⼀般认为，巫书中的西游故事产⽣在“ 世本”《西游记》之前，作为素材被后者吸收，反过来⼜受到后者影响。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龙王》不能当作《西游记》的译⽂，将其视为⼩说以外的“ 西游” 故事的译⽂是⽐较妥当的。虽然吴板桥不是据《西游记》翻译，但据笔者分析，他在翻译巫书之前已阅读过《西游记》，并且参考⼩说相应的情节补充译⽂，令叙事逻辑紧密勾连( 152-155)。同样是包括唐太宗游地府的神怪故事，相⽐在西⼈中间知名度更⾼的四⼤奇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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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袁天罡卖卦斩⽼龙记》这部地⽅性的祭祀仪式剧本最终吸引吴板桥提起了译笔，原因不仅仅是译介中国的神怪故事有助于西⽅⼈了解中国⼈的思想状态，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在唐王和冥判的形象上存在巨⼤落差的神怪故事有利于向传教⼠读者营造⼀个负⾯的中国形象，从⽽达到激励传教⼠传播福⾳、宣扬其正当性和紧迫性的深层⽬的。在展开故事之前，吴板桥在“ 前⾔” 就对中国⼈的思
想状态定下消极的基调，在正⽂中⼀⾯强化唐王在巫书中被颠覆的形象,⼀⾯以司法不公的冥判场域暗讽晚清腐化之官场，此外还配合巫书情节频繁加注，批判愚昧落后的中国民俗和中国⼈的排外倾向，由此，通过译⽂和副⽂本( paratext) 向西⽅读者建构了⼀个“ 政治腐败、道德堕落、思想愚昧的中国形象”(156-163)。
既然吴板桥翻译的并⾮《西游记》，那么最早将⼩说译为英⽂的是何⼈? 从⽬前的资料来看,《西游记》的正式
怎么看电脑显卡信息英译始于 1884 年，美国传教⼠⼩波乃耶( J. Dyer Ball, 1847-1919) 将其⽗波乃耶( Rev. Dyer Ball, 1796 - 1866 ) ⽣前译作整理加注，于是年发表在《中国评论》( The China Review) 上，其中有⼀篇题名为“ 海龙王和算命先⽣” ( The Sea Dragon and the For- tune Teller)，讲述的同样是龙王触犯天条被斩、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波乃耶⽗⼦均未说明译⽂所据何本，据曹原考证，波乃耶使⽤的底本不是百回本《西游记》,⽽是杨志和“ 编” 的 41 回简本《西游记传》，选译了第⼗回“ 魏征梦斩⽼龙” 和第⼗⼀回“ 唐太宗阴司脱罪” ( 15 -18)。尽管波乃耶的译⽂不是根据百回本译出，但仍可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第⼀篇《西游记》英译⽂。⾃1884 年始,《西游记》的⽚断英译⽂不断出现在近代在华英⽂报刊上，或是以英⽂撰写的中国⽂学史或故事选集⾥。但迟⾄ 20 世纪初，也就是在 1913 年,《西游记》的⾸个英⽂节译本才问世，为英国传教⼠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翻译的《出使天国》( A Mission to Heaven), 由其所主持的⼴学会(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在上海
出版。该译本近年来逐渐引起学界重视，研究者们集中讨论李提摩太如何运⽤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解读《西游记》，特别是如何通过⽂本叙事制造阿弥陀佛、如来佛和观世⾳这3 位佛教圣者与基督教的圣⽗、圣⼦和圣灵的关联。遗憾的是，前⼈对译者采⽤的中⽂底本并没有仔细考辨，对此长期存在错误的认识。笔者借助新发现的档案和古籍等资料，从译本的插图和⽂字两⽅⾯对照原书的版本系统，考证出李提摩太使⽤的底本为清末上海⼴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该版本实际上也是《西游真诠》的⼀种翻刻本( 吴晓芳2019b:3-22)。值得指出的是，李提摩太对底本的选择与他将⼩说的佛教元素基督教化的翻译策略有深层关联。译者从《绘图增像西游记》所配的⼤量插图中选取了25 幅⼈物绘像和故事情节图收⼊译本，唯独对如来和观⾳2 幅绣像进⾏巧妙的改造，将两位佛教圣者的护法动物⼤鹏鸟和⽩鹦鹉统⼀替换为象征基督教圣灵的鸽⼦，以此建⽴如来与耶稣、观⾳与圣灵的关联; 同时, 他明智地弃⽤原画师误写为“ 阿弥陀佛” 的弥勒佛绣像，选⽤来⾃⽇本的阿弥陀佛画像，以匹配基督教的上帝(25-37)。要之，李提摩太通过增插图像和修改原图细节，令译本的图像叙事紧密配合⽂本叙事,⼒图证明《西游记》是“ 建⽴在深刻的基督教理念之上”( Richard 343)，体现了基督教“ 三位⼀体” 的核⼼教义。
李提摩太具有⾸创之功的节译本对后来的⼀些英译者也产⽣了⼀定的影响，如英籍加拿⼤⼥作家丽莉· 亚当斯· 贝克( Lily Adams Beck, 1862-1931) 在 1923 年根据李⽒的节译本⽽⾮中⽂原本，将《西游记》编译为英⽂，收⼊其东⽅民间故事集《彩虹的芳⾹及其他故事》( The Perfume of the Rainbow a
nd Other Stories) 。贝克不仅在《西游记》诗词的翻译上借⽤李⽒的译⽂，在佛教语汇的翻译上也沿⽤李⽒某些“ 以耶释佛” 的译名, ⽐如将“ 观⾳” 译为“ Holy Spirit”( 圣灵)，将“ 如来” 译为“ the Incarnate”( 道成⾁⾝的那位)，将“ 弥勒佛” 译为 “ Messia h” ( 弥赛亚)。正如下⽂指出,⾝为贝克在⽇本旅居期间的私⼈秘书，海耶斯在 1930 年出版《西游记》节译本时，也借鉴利⽤了李提摩太的译本。诚信征文
复印机怎么使用在传教⼠翻译时期，有不少译者注意到“ 西游” 故事的宗教意蕴，但惟有吴板桥和李提摩太这两位译者⽐较清楚地表明了对《西游记》及相关叙事所蕴含的宗教( 主要是佛教) 思想的态度。这两位均是在19 世纪后期⼊华的新教传教⼠，他们继续开垦第⼀代新教传教⼠的未竟事业，并且在华活动时间都长达 40 余年，亲历了晚清⾄民国的风云变幻。有趣的是，他们对待“ 西游” 故事和中国宗教⽂化的态度、翻译“ 西游” 故事的动机截然不同，背后也反映了19 世纪末期开始在华基督教基要派和⾃由派在神学⽴场和传教路线上的差异。吴板桥⾛的是偏向福⾳传教的路线，即把传播福⾳当作中⼼，把灵魂的拯救放在⾸位。他倾向于将巫书中的“ 西游” 故事看作⼀⾯反映中国宗教信仰、民间习俗和道德观念的镜⼦，并将译作当作批判异教信仰和习俗、激励传教⼠以福⾳拯救中国的⽅式。⽽李提摩太⾛的是偏向⽂化传教的路线，在传播福⾳的同时也注重社会责任，试图推动中国社会的改⾰与进步。他倾向于将《西游记》看作⼤乘佛教和基督教乃名异实同的注解和诠释，并将译作当作联合佛教徒和基督徒解决中国乃⾄世界的种种问题、最终在⼈间实现上帝之国的途径。有⼀点相同的是, 这两位译者均通过选择合适的翻译底本、操控与改写⽂本( 包括插图) 来实现⾃⼰的传教⽬的，两者对“ 西游” 故事和佛教元素的翻译均是具有强烈功利性和政治性的⽂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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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俗化翻译时期的底本问题
⾃ 1930 年海耶斯的节译本出版开始,⾄ 1977 年芝加哥⼤学余国藩教授( Anthony C. Yu, 1938-2015) 的全译本第⼀卷问世之前，是《西游记》英译史的中期阶段。这⼀时期共有 11 位中西⼈⼠将《西游记》译为英⽂, 其中多达 6 位是华⼈，与前⼀时期西⽅译者⼀枝独秀的情况迥然有别，甚⾄出现了华⼈与西⼈合作的译本。在以往占有群体优势的传教⼠译者在这⼀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取⽽代之的是学者、作家和职业翻译家。这⼀阶段不仅有不少载于故事集、⽂学杂志和⽂学选集的⽚断译⽂陆续问世, ⽽且出现了多部针对⼀般读者的通俗化节译本，如海耶斯的《佛徒天路历程》、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 Arthur Waley, 1889-1966) 的《猴》( Monkey) 和捷克翻译家乔治· 提纳( George Theiner, 1926 - 1988) 的《猴王》( The Monkey King)。综合以上因素，笔者将这⼀阶段称为通俗化翻译时期。
正如笔者在拙⽂“ 两个世界的对话:《西游记》的英译与《西游记》的研究” 中指出,《西游记》英译史的通俗化翻译时期与《西游记》学术史的现代阶段正好相合。作为中国古典⼩说研究的先驱，胡适在20 世纪20 年代初叶对《西游记》的考证开启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在《西游记》的成书、作者和主题等问题上发表了⼀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点。这是胡适提出以科学的⽅法整理国故的⼀个具体实践，其另⼀实践就是指导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重印⼀批包括《西游记》在内的经典⽩话⼩说。需要说明的是，胡适在《西游记》上的研究成果是渐次累积⽽成的：他先于 1921 年 12 ⽉作⼀篇“《西游记》序”，收⼊同年亚东图书馆发⾏的《古本西游记》;1923 年 2 ⽉，胡适搜集到更多的材
料，整理成“《西游记》考证”，发表在当年《努⼒周报·读书杂志》第 6 期，确⽴明⼈吴承恩作《西游记》之说，但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删去⽂章⼀部分；同年，胡适乘亚东图书馆再版付印《古本西游记》之际，把前述两⽂“ 合并起来”, 遂成今⽇所见之长⽂“《西游记》考证”；该⽂后⼜被收⼊ 1924 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存⼆集》( 竺洪波2006:110-112)。在胡适的背书下，亚东版《西游记》在民国时期的众多《西游记》读本中⾃然脱颖⽽出，风⾏⼀时，截⾄问世 12 年后，也就是 1933 年，该读本已再版到第 8 版。不过，民国时期出版的《西游记》读本中，绝⼤部分是以清代的《西游真诠》或《新说西游记》为底本进⾏排印，如亚东版《古本西游记》依据的是《新说西游记》,⽽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库系列出版的《西游记》读本依据的则是《西游真诠》。
前⼈研究在讨论这⼀时期的《西游记》英译本时，也常以明代的百回繁本、清代的某⼀删本或是现代的某⼀整理本作为底本进⾏参照。但正如前⽂指出,《西游真诠》之前的明清珍本在国内失传已久，直到 1931 年才被孙楷第在⽇本寻得。然⽽，这些明清珍本因庋藏于中⽇少数图书馆或私家⼿中，对⼀般⼈来说不易经眼。特别是“ 世本” 这部今见百回本《西游记》最早的⾜本，虽已于 1933 年由北平图书馆( 下⽂简称“ 平馆”) 从⽇本购回，但在⽇军侵华⽇益加剧的情况下，该本在“ 七七事变” 之前已随其他平馆善本书籍迁⾄上海租界区保管,1941 年⼜被送⾄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 直到 1965 年才运返台湾( 谢⽂华 54 - 56)。包括“ 世本” 在内的这批善本于“ 珍珠港事变” 之前运抵美国后，国会图书馆曾协助将之摄制微缩胶卷, 并赠送中国图书馆 3 套( 钱存训 65 - 75)。下⽂提到的⼈民⽂学出版社1954 年出版的
整理本《西游记》，即是根据此套胶⽚版“ 世本”，并参考当时所能见到的 6 种清代刻本会校排印⽽成。迟⾄ 20 世纪 80 ⾄ 90 年代，幸⽽有⼤陆和台湾⼀些出版社采⽤原本影印的⽅式,“ 世本” 等⼀些明清珍本《西游记》的原貌才能进⼊学者和普通读者的视野，如台湾天⼀出版社《明清善本⼩说丛刊》系列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说集成》系列分别在1985、1990 年推出了“ 世本”、李卓吾评本和《西游证道书》的原版影印本。故此，在1954 年之前，海内外⼈⼠实属难以接触到《西游真诠》之前的版本⽽据此翻译。
作为开启《西游记》通俗化翻译时期的译本，海耶斯译本的重要性在过去长期为学界所忽视。在笔者发表相关研究之前，学界仅有 2 篇简单的⽂章讨论此译本，在底本问题上也未能做出确切的考证。笔者利⽤在⽇本、英国和美国等地发现的⼤量⼀⼿档案，考证出海耶斯的⾝份与⽣平，还原了她翻译《西游记》的缘由和经过：海耶斯出⾝于加拿⼤⼀个普通的英国移民家庭，被崇尚佛教的贝克夫⼈聘请为私⼈秘书，跟随其定居在⽇本京都，与⼭边习学(1882-1944)、铃⽊⼤拙(1870-1966) 等京都佛教学者交流颇为密切；受贝克著译佛教题材作品的启发，海耶斯提笔将《西游记》这部取材⾃佛教徒取经故事、在东亚⼴为流传的中国⼩说译为英⽂；由于海耶斯的中
⽂其时尚处在初学阶段，故⽽在翻译《西游记》时⼀⾯参考李提摩太的英译本,⼀⾯在有汉⽂功底的⼭边习学帮助下，使⽤附带胡适考证长⽂的《古本西游记》( 吴晓芳2018a:248 -268)。海耶斯在译本导⾔⾥对作者吴承恩的⽣平、⼩说成书的过程和孙悟空原型的简介，皆参考⾃胡适所写的考证长⽂，可
以说是最早引⽤胡适研究成果的西⼈。和贝克的情况很相似，海耶斯的译本在部分地⽅也直接袭⽤李提摩太的译法或者稍加修改，最明显的表现在诗词、专名和《圣教序》全⽂的翻译上。甚⾄其译本护封上的唐三藏画像也是选⾃李提摩太译本的插图,⽽后者实际上翻刻⾃中⽂底本《绘图增像西游记》。尽管海耶斯借鉴了李提摩太的译本，但并不认同后者对⼩说佛教元素的基督教诠释, ⽽是正⾯对待和处理《西游记》的宗教元素，扬弃和发展了李提摩太对《西游记》佛教思想的欣赏和重诠。她将⼩说视为⼀出“ 寓庄于谐” 的佛教寓⾔，并在禅宗⼤师铃⽊⼤拙的影响下突显《西游记》的禅宗思想，乃⾄将“ 道在尿溺” 的⼀⾯原原本本地展⽰给西⽅读者(269-301)。
焦耳换算
在通俗化翻译时期，另⼀个有代表性的节译本当属韦利翻译的《猴》, 其⾄今⼴受赞誉。同海耶斯⼀样，韦利也视胡适为《西游记》研究的权威学者，并且与胡适是亦师亦友的关系。韦利在译本序⾔⾥明确说，他“ 使⽤的底本是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1 年出版的《西游记》，该书附带驻美中国⼤使胡适博⼠所作的长篇学术性序⾔”( Wal ey 10)；与海耶斯⼀样，韦利也采纳胡适的研究发现，在译本序⾔中较为简略地介绍作者吴承恩的⽣平、⼩说的演化历史等问题。正如上⽂所分析，胡适在为初版《古本西游记》所作的序中，尚未提出吴承恩作《西游记》之说，但他在 1926 年欧游期间, 曾拜访韦利并赠之⼀本《胡适⽂存⼆集》( 胡适 2001:444)。因此，韦利除了使⽤初版《古本西游记》进⾏翻译之外，在撰写译本导⾔时也参考了收⼊在《胡适⽂存⼆集》的“《西游记》考证” 长⽂。
海耶斯在 1930 年翻译《西游记》时，孙楷第尚未发现“ 世本” 等明清珍本，故⽽海耶斯未能知晓这些
珍本的存在。及⾄⼗余年后，韦利在⼆战时期英译《西游记》时，在时局动乱的情况下，他也未能接触到“ 世本” 等明本；但作为当时中国典籍⽅⾯的权威译者，他已经意识到版本对⼩说研究的重要性和对翻译的潜在影响。1941 年，韦利曾致函时任驻美⼤使的胡适，提到正在以亚东版读本为底本英译《西游记》，并表⽰听闻孙楷第在⽇本发现了⼀些明代版本，但不知具体内情，想请教胡适明本与亚东版所依据的清本是否差异很⼤。虽然胡适答复韦利的信可能已不存，但是⼤概可以推测，胡适应该会提到，孙楷第发现的⼏种明本除了朱⿍⾂简本以外, 概⽆清本所载的第九回唐僧⽗亲陈光蕊的故事，因为第九回这⼀重⼤的问题最早已由孙楷第在《⽇本东京所见中国⼩说书⽬》中指出(148),⽽该书的序⾔正是胡适所作。
值得说明的是, 韦利在翻译《西游记》时, ⼿头上除了亚东版读本以外，还有同⼀时期出版的其他现代读本。⽽韦利之所以选择以亚东版为底本进⾏翻译,⽽⾮⼿头上的其他读本，很⼤⼀部分原因在于胡适对亚东版《西游记》的背书和作序。实际上，韦利截⾄1940 年的藏书中不仅收藏有⼀系列胡适指导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古典⼩说,⽽且他本⼈极为崇敬钦佩胡适的学问，即使胡适后来就任驻美⼤使，韦利在前述请教胡适的信中, 仍然将其视为⼀位“ 学者”,⽽不是⼀位“ 外交官”。另外，在《西游记》的英译上，胡适对韦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韦利对翻译底本的选择上，更体现在韦利对⼩说情节的节选和诠释上。胡适在为初版《古本西游记》所写的序⾔中，极⼒反对明清评点者对《西游记》的儒释道寓⾔解读,⼒主⼩说并⽆“ 微⾔⼤义”，主要是⼀部“ 很有趣味的滑稽⼩说、神话⼩说” ( 1921:22 -23)。韦利在
译本中也选择尽量淡化原作的宗教意味，删除与“ 修⼼” 有关的重要情节( 如浮屠⼭⽞奘受《⼼经》⼀事) 和⽐喻，不译宣扬佛教思想和渲染佛教法⼒的情节，并剔除与五⾏炼丹有关的内容。同时，韦利⼜彰显孙悟空⽆所畏惧、智勇双全的正义英雄形象，将译本命名为“ 猴”，迎合了⼆战时期读者对个⼈英雄主义作品的喜爱和需求。
四、学术性翻译时期的底本问题
从 1977 年余国藩陆续出版 4 卷全译本开始,⾄ 2012 年余国藩完成修订版全译本，是《西游记》英译史的成熟阶段。这⼀时期出现了余国藩和詹纳尔( W. J. F. Jenner, 1940- ) 各⾃完成的 2 个全译本，并且余国藩在初版译本问世 30 余年后,⼜于 2012 年推出了 4 卷修订版。该译本是典型的学院派译本，由芝加哥⼤学出版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