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2012级3班 蒋婉莹 20121310892
摘要：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早年曾对佛教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研究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他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猕猴桃如何保存。而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东汉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兴盛起来。本文旨在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基本状况和佛教能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力发展的原因。
Abstract: As a foreign religion, Buddhism has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 socie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 traditional culture.China's famous contemporary historian PDF China history's early years ever for buddhist nihilistic attitude, but in the old age began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said he need to make up a misd lesson.He said to the people, in Chine history, Buddhism and cultural relations so deep, don't under
stand Buddhism, you don't know how the Chine culture.After Buddhism spread to China since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gradually thriving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The purpo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Buddhism and buddhist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to get the reason of developing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蓝田玉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佛教 状况 发展原因
西汉末年佛教就传入了中国，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刚刚传入时，只是被视作是道教的附庸，是道术的一种，如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佛)斋戒祭祀”，桓帝则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佛教经过东汉的译经等活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吸收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才得到迅速发展，在社会上开始广泛流传开来。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基本状况
（一）佛经的翻译
佛教虽然在西汉末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人们对佛教的了解却十分有限。佛教的经典众多，但是在汉代多为西域来的僧人口耳相传。一般认为的中国最早流传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也是东汉时期的西域僧人日本九州工业大学迦叶摩腾、竺法兰译成汉文的。汉朝末年最有影响的译经人是安息人安世高和月支人支谦带鱼蒸几分钟能熟。安世高所传主要是有部的禅数之学，属小乘佛学；支谦，汉文造诣很高，他介绍的主要是大乘般若类经典。因般若一脉的学说接近于玄学思想，在东晋得到广泛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事业进一步发展,翻译人才和工具都十分地完备,翻释亦渐正确,以顺达浅白为先,不硬译原文。同时不但继承发展了前代所翻译的佛学经典，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翻译场所。有敦煌菩萨之称的竺法护（梵名：昙摩罗刹231-308）,在长安建寺,专心译经四十余年,从者达数千人,共译出了一百七十五部经书；道安、慧远等结社译经,稳固了译场组织的基础。 南北朝时期,天竺人鸠摩罗什（344-413）贡献甚大他主持了姚苌在长安的大型译场,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期间，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首楞严三昧经》等等经论35部，294卷。此外宋、梁均建译场建业(即南京),北凉、北齐、北魏均曾设译场。
分的反义词是什么据唐朝智升的《开元释教录》记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达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共四千一百八十卷。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译经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大量介绍了佛教的思想，使佛理流传更广,更容易深入民心使得人们对佛教教义的了解加深，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化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同时佛经的大量出现，也是佛教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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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僧侣众多，高僧辈出
在汉代，佛教虽然已经传入中国，但汉人少有出家为僧的。当时的信众多少西域来的商人，僧侣几乎也是外来之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家为僧的人迅速地膨胀。太武帝时期，平城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半个世纪后，宣武帝时期，仅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魏末，洛阳一地就有寺院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所，共有僧尼达两百万人(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7()页汤用形据魏书释志考统计。)
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一个高僧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高僧既有来自他国而留住中国的僧侣，如天竺人鸠摩罗什；也有中国本土的高僧，如释道安（312-385）慧远（334-416）。他们在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上都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鸠摩罗什的贡
献在上文已有简介，不再累述。而释道安在佛学研究和弘法传教两个方面都是独步当时的巨匠，是天才的领袖。他的贡献主要在于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道安晚年在长安共译经十部，计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万字；编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佛教目录《综理众经目录》。），宣扬佛教思想，规范僧团戒规和法事活动轨仪，创立僧人的释姓法，培养佛教弟子（慧远就是道安的弟子），创立“本无”学派，弥勒净土信仰。而慧远的最要贡献在于创建了口念“阿弥陀佛”四字真经，即可往生阿弥陀佛主宰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理论和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慧远在宣扬佛法时宣传了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因果报应的学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在下层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
僧侣的众多和高僧的出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充足发展的明证。特别是高僧的出现，他们结交社会上层统治者，对下层民众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三）佛寺众多，寺院经济的兴盛
唐诗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绝非浮夸之词。梁朝武帝(萧衍)于天监三年(504年)舍道奉佛后,佛教大兴,计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而北魏延昌(512一515年)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正光(520年)以后,“略而计之,僧尼二百万矣,共寺三万有余。”仅北魏后期都城洛阳,便有佛寺一千三百六于七所,天平元年(534年)迁都邺城后,洛阳佛寺仍存四百二十一所。由此可一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之多。
寺院星罗棋布的同时，寺院经济也跟着繁荣兴盛起来。由于佛教大多得到了统治阶层的支持，寺院经济拥有很多的特权。寺院经济的兴盛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支持，如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前后四次出家当和尚，大臣们共花了四万万“赎身”钱，另类地支持了佛教经济。其他统治者也多次为僧侣赏赐钱财土地，如魏孝武帝“兴造大中兴寺，置中兴寺庄，稻田百顷并以给之”（《释氏通鉴》卷五）；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受不了国家租税劳役的压榨，而寺院又有免除租税劳役的特权（僧尼有免租税劳役的特权，寺院白徒、养女等，也不用向国家纳租税服劳役），人民愿意托身佛教寺院成为僧众或者是寺院的依附民，甚至成为寺院的奴隶。
寺院经济的发展使得名寺大刹实际成为门阀士族的一种特殊形式----僧侣门阀。佛寺众多，寺院经济的繁盛使得佛教影响更加巨大，甚至出现了与国家争夺户口、劳动力的情况。
（四）佛教艺术
伴遂佛教同来的还有佛教的艺术和文化,对中国固有的汉族传统文化产生了众多影响。印度的文学、声韵、音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医学等等都为传统文化的这些领域增添了新的色彩和内容。佛教建筑中最为出名，最为令人叹为观止的莫过于石窟艺术，举世知名的敦煌、云岗、龙门等三大佛教石窟都始凿于此时。开凿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还有庆阳北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绳池鸿庆寺石窟、邯郸南、北响堂石窟、广元皇泽寺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南京栖霞寺千佛石窟寺等等，可见石窟的分布之广，数量之众。
同时，石窟既是佛教信徒们发愿所开凿，又是佛教信仰的产物，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力发展，信众众多的实证。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大力发展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得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佛教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时期得
到大力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佛经大量传入，佛教的思想被时人所了解。
春季水果佛教虽然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但是由于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很少，人们对佛教思想的了解有限，常常将佛教与道教黄老之学混为一谈，佛教借助于道教传布；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传入，被高僧大德们倾力翻译解释，佛教的教义才广为人知，佛教开始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眼中。
同时，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就已经是系统十分完备的宗教了，而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尚在初生阶段，教义不完备，力量弱小，不足以抵抗佛教经过西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的漫长时间的厚积薄发以及佛教本身完备的教义体系。早期的道教重视“长生久视”，对普通人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大，普通人也负担不起道教炼丹活动的花销。而且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等利用道教鼓动人民反抗统治声势甚大，在黄巾起义过后，很多统治者对道教级道教高人都持一种警惕的态度，有意识地压制监控道教的发展。而佛教的教义“四谛说”、“十二因缘说” 、“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简单解释符合人们对正义的要求与希望。佛教的教义更富于麻醉性,它的传教方法简便易行,这就使佛教比道教吸
引更多的信徒。
当时儒、佛.道三家几次辩论之后佛教仍占上风,甚至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废佛立道之后不久,它还能死灰复燃,更加兴盛，这与佛教的教义被时人所熟知，不无关系。
（二）玄学被利用，佛教学说中国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玄学盛行,士人长于析理,发明奇趣。而“佛教本贵悟解,贱迷信”,故析理的风气,有助于哲学味道的佛教传播。时人多与僧侣交游,如王导之子王洽与竺法汰交往极深,使竺法汰名重一时,又当时之学名流如谢安、王羲之等,都与佛教徒支道林（又名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也称林公，别称支硎）来往。
佛教徒支谦、道安等与统治集团的来往甚密，他们常常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盛行的玄学清谈，获取统治者的好感和支持。慧安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常常引用《庄子》的话。在这一时期，佛教徒，用玄学比附佛经，解释佛经教义，使得佛教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广泛传布，很有市场。
在佛教徒利用玄学解释传播佛学的同时，佛学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与中国
传统文化出现融合的情况，佛学开始中国化。中国化的佛学教义更加契合中国的思维和社会主流，更加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流传更加的容易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