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耗强度⽌降源于产业结构变化
2011-01
C2011001
No.
能耗强度⽌降源于产业结构变化
王⼦徐建国1
北京⼤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o. C2011001 2011年1⽉3⽇
生日祝福的话语摘要：1978‐2002年以来我国的能源消耗强度以每年5%的速度迅速下降，2002年后能耗强度⽌降反升，这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基本同步。受此启发，本⽂探索能耗强度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发现我国能耗强度的⽌跌反升与第⼆产业特别是重⼯业⽐重的上升有关。⽇本和韩国的经验佐证了能耗强度与
第⼆产业的⽐重同向变化⽽与第三产业的⽐重反向变化。基于50个国家的回归分析表明能耗强度与⼈均收⼊负相关，与第⼆产业和净出⼝占国内⽣产总值⽐重正相关。
关键词：能耗强度，产业结构
JEL分类号：O10，Q43
1 作者感谢宋国青教授的启发，感谢世界经济学会第30届年会参与者的批评与建议。⽂责⾃负。批评与建议请联系徐建国，电⼦邮件:*************，电话（86）10-62759293，通讯地址：北京⼤学中国经济研究中⼼，邮政编码：100871。Stagnation of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n China
Zi Wang, Jianguo Xu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Bei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in China decreas 5% each year from 1978 until 2002, when the improvement stagnated. This stagnation is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 in the share of the cond industry in GDP, especially that of heavy industry. Such a relation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lso exists in the history of Korea and Japan. Regression analysis bad on 50 countries shows that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decreas with
per capita income and increas with the share of cond industry and net export in GDP.
Key words: Energy efficiency, Industrial structure
JEL code：O10，Q43
1 引⾔：“错失”的能源效率进步
2008年，我国GDP为7.3万亿美元（2005年不变价格，经购买⼒平价调整），共消耗20亿吨油当量2，能耗强度为275吨/百万美元。作为⽐较，2008年世界平均的能耗强度为176吨/百万美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能耗为149吨/百万美元。也就是说，每⽣产⼀个美元的产出，我国⽐世界平均多消耗50%的能源，⽐代表发达国家的OECD国家多消耗了⼀倍的能源。
与能耗强度⾼并存的另⼀个事实是1978年以来我国的能耗强度⼀直下降，每百万美元能耗从1978年的995吨油当量下降到2008年的275吨油当量，下降72%，平均每年下降4%。同期世界平均能耗强度从1978年的255吨下降到2008年的176吨，平均每年下降1%（图1）。也就是说，我国的能源利⽤效率⼀直在提⾼，并且⽐世界平均⽔平提⾼更快，但是依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效率。
图1还传达了⼀个重要的信息：我国能耗强度并⾮⼀直下降，⽽是在2002年出现了⼀个拐点。能耗强度在2002年达到了266吨/百万美元的低点，这也是我国的历史低点，其后上升到2004年的297吨/百万
美元，然后逐渐下降到2008年的275吨/百万美元，与2001年持平。也就是说2008年的能耗效率与2001年相⽐没有进步。这与1978年到2001年年均每年下降约30吨/百万美元，或者5%，形成强烈对⽐。
卢西安诺这⼀对⽐的含义重⼤。倘若2002-2008年7年间每年延续1978-2001年间的速度，年均下降5%，到2008年我国的能耗就可以低到192吨/百万美元，⽐实际值低83吨/百万美元，或者30%。这⼀数字虽然依然⽐发达国家的146吨/百万美元⾼出30%，却已经⾮常接近176吨/百万美元的世界平均能耗⽔平。
换⾔之，从能耗改进的⾓度来说，我们失去了2001-2008年间的这7年时间，
2油当量（Oil Equivalent）是将各种能源换算成能发出同样电能的⽯油，以便于⽐较不同种类能源消耗以及计算总体能耗的国际标准单位。具体的能源换算公式：
1吨油当量=1.5吨硬煤=3吨褐煤=12兆⽡时电⼒=7.33桶原油=1百万⽴⽅⽶天然⽓=0.82吨液化⽓；
核能与⽔能换算按照发出同样电能所需化⽯燃料数量，假设能量转换效率为38%。
错失了赶上世界平均⽔平的时间，后果是每百万美元多耗费83吨油当量。以每吨70美元计算，相当于每百万美元多耗费5800美元的能源。2008年我国的国内⽣产总值是7.3万亿美元，折算出相当于多耗
费6亿吨油当量，相当于能耗总量的30%，价值420亿美元。考虑到2000年以来我国⼀直是能源净进⼝国，且净进⼝总量从2000年的7千万吨上升到2008年的1.7亿吨油当量，如果能源利⽤效率按照1978-2001年的速率改善，我国根本⽆须净进⼝能源，2001年以来的能源价格飙升的格局可能就根本不会出现。
这⼀假设的情形基于简单的线性预测，⽬的在于凸显2002年的转折的含义重⼤，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这在我国能源消费越来越⼤，已经成为世界第⼆⼤能源消费国，占到世界能源消费的20%，并引发了能源价格的巨幅上涨的背景下，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约能源，提⾼能源使⽤效率不仅仅具有经济增长上的含义，另外两个重要的含义是⽓候变化与环境保护：其⼀，能源的消费及相关的碳排放增加可能与⽓候的变化不⽆关系；其⼆，能源的消费，特别是煤的⼤量消费对我国环境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对居民⾝体健康和⽣活质量都构成了巨⼤的威胁，也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
本⽂探究2002年的转折的原因。分析表明，2002年以来的能耗强度的⽌跌回升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时间上同步，这⾥⾯有两层意思。⾸先，2002年以来，我国第⼆产业从2002年的44.8%⾼⽔平上升到2006年的48.7%并稳定在这⼀⽔平。与此同时，服务业在2002年达到41.5%的⾼点，其后下降到2006年的40%并稳定在这⼀⽔平，在2009年以前再也没有达到41.5%的⾼点。测算表明，第⼆产业⽐第三
产业多耗能150%。其次，我国的⼯业中重⼯业份额⾃1997年以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直增加，进⼀步增加了能耗。利⽤跨国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能耗强度与⼈均收⼊负相关，⽽与第⼆产业和净出⼝占国内⽣产总值的⽐重正相关。
本⽂下⽂组织如下。紧接着的第2节介绍相关的⽂献，第3节介绍我国能源消费的现状，并且与主要其他国家和世界平均⽔平⽐较，勾画出能源消费的背景和概况。第4节审查能源消费强度的时间序列变化，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并且与⽇本与韩国的经验作⽐较，从中归纳出⼀般的假设。第5节利⽤跨国数据进⾏检验。第6节⼩结。
2 ⽂献综述
⼀个经济体的能源利⽤效率⽤单位产值能耗来表达，单位产值能耗越低，能源利⽤效率就越⾼。单位产值能耗由两个⽅⾯的因素决定，⼀是技术⽅⾯的因素，即⽣产⼀定量的产品需要多少能源由使⽤的⽣产技术决定；⼆是经济⽅⾯的因素，即⽣产什么，产品价值的⾼低等等。⽂献中常把前者成为能源技术效率，后者成为能源经济效率（史丹，2002）。这⼆者当然是相关的，⽐如，能源价格的提⾼可能促进节能技术的进步，再如，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运⾏的效率，进⽽决定先进的节能技术是否被采⽤，以及⽣产过程中是否存在⼤量的浪费，包括能源浪费。
对于能耗强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没有太多理论⽀撑，被较多提到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Environ
mental Kuznets Curve, EKC），其本意是研究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定收⼊阶段，污染强度随经济增长⽽上升，到了某个收⼊⽔平后转⽽随增长⽽降低 (Grossman和Krueger, 1995)，呈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后很多研究将其延伸到能耗领域，假定环境污染强度与能耗强度密切相关，从⽽得到能耗强度与收⼊⽔平也呈倒U型曲线的关系（Suri和Chapman 1998)。
能耗强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多的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分析，⽬前的研究主要从能耗强度的国际⽐较、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进⾏研究。能耗强度国际⽐较⽅⾯，Nagata (1997)讨论了能耗强度的衡量指标并对⽇本和美国的能耗强度进⾏对⽐。他发现，⽤“真实能耗强度”计算，即去除⽓候、能源价格、⼈⼝结构等⾮技术因素的能耗强度，美国能耗强度在1989年⽐⽇本⾼出23%。⽽孙⽴成、
周德群和李群（2008）计算了包括中国在内12个国家的全要素能耗强度，发现中国能源利⽤效率与其他国家相⽐⽔平仍然较低，但效率改进迅速。
能耗强度变化趋势⽅⾯，Howarth, Schipper与 Andersson（1993）研究了五个OECD国家1973-1988年的“真实能耗强度”，发现其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这种变化与各国经济结构变化有关，具体⽽⾔，该研究发现美国在这段时期制造业、交通能耗强度和居民⽣活能耗⼤幅下降，其他部门能耗强度下降较少。挪威服务业和居民能耗强度上升很快，⽽制造业能耗强度显著下降。西德在这段时期除交通外其他部门能耗强度都显著下降。⽇本总体能耗强度下降了28%，但部门平均能耗强度仅下降了14
%，体现了结构变化对能耗强度的影响。这篇⽂章从具体案例的⾓度分析了产业结构和部门能耗强度变化对总体能耗强度的影响。
更多的研究集中在能耗强度的影响因素。其中中国在1978-2002年间能源利⽤效率的持续改进受到很多的关注，相当多的研究讨论这段持续改进过程的原因。这部分研究⼤多采⽤因素分解法（如Sun (1998)采⽤的完全分解法），利⽤时间序列和⾏业分解的信息，分离不同因素的影响。受关注较多的因素有：
1）技术效率因素
Jorgenson（1984）⾸先从逻辑上阐述了能源利⽤技术与⽣产率发展的正向关系。⽽研究中国能耗强度变化的众多研究(Huang, 1993; Sinton和Levine, 1994; Garbaccio 等，1999; Zhang, 2003; Fisher-Vanden 等, 2003)都认为技术效率提⾼，尤其是各产业产业内技术效率提⾼，是导致中国能耗强度在1980年后快速降低的主要原因。⽽李廉⽔、周勇（2006）把⼴义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发现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是⼯业部门能源效率提⾼的主要原因。
2) 结构因素
Garbaccio等（1999）⽤因素分解法发现1978-1995年，产业结构变化事实上导致中国能源消费的增加。⽽Ma与
Stern（2008）同样⽤分解法，发现1980-2003
年中国产业和部门结构变化提⾼了中国的能耗强度，但在1994-2003年这段时间，产业内部门结构变化降低了中国的能耗强度。但由于这只是分解法得到的结果，很难对于具体哪些结构变化，如何影响能耗强度做出更为详细的分析。史丹（2002）对于产业结构对中国能耗强度的影响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发现1990年之前，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尤其是⼯业⽐重的下降，降低了能耗强度；⽽1990-1995年，⼯业⽐重重新上升，产业结构对能耗强度有提升作⽤；1995年之后，虽然产业结构变化仍然提升能耗强度，但提升作⽤已经⼤⼤降低。本⽂延续史丹（2002）的思路，试图理解2002年之后中国能耗强度下降停滞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
3）能源价格
Cornillie和Fankhaur（2004）对转型国家的研究认为能源价格因素是提⾼能源利⽤效率的关键因素。⽽Huang和绩效反馈
Tu（2007）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能源价格提⾼有助于降低能耗强度。
4）对外开放的影响
Suri和Chapman （1998）发现对⼯业化国家⽽⾔出⼝制成品可能提⾼能耗强度，⽽进⼝制成品则降低其能耗强度。张少华、陈浪南（2009）则发现经济全球化对改善中国能源利⽤效率有所帮助。史丹（2002）认为对中国⽽⾔，要素流⼊和流出在不同时期都有助于能源利⽤效率的提⾼：1980-1992年间，中国能源供不应求，要素的流出带动产业结构变化，有助于能耗强度降低；⽽1993年后，要素流⼊尤其是⼤型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提⾼了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平，为中国企业做了很好的⽰范，也提⾼了能源利⽤效率。
Ma和Stern (2008)对1980-2003年中国能耗强度变化做了⽐较细致的研究，⽅法仍然基于因素分解。他们发现技术效率提⾼是1980-2003年中国能耗强度降低的主要驱动因素，产业结构变迁则阻碍了能耗强度的降低，⽽2000年之后中国能耗强度的上升则归结为能源技术效率提⾼的减速甚⾄出现退步。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于1978年以来的能耗变化做了仔细的研究，对变化的原因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对于2002年以来我国能耗效率的停滞不前，据我们所知，还没有进⾏仔细和深⼊的研究。本⽂将对于这⼀新的重要变化，从国际⽐较的框架出发，梳理全球能耗⽔平、强度的变化趋势，并检验经济发展诸多⽅⾯的因素对能耗强度的影响，侧重于利⽤具体案例⽐较，分析经济结构因素对能耗强度的影响。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本⽂将对中国的能耗强度变化趋势，尤其是2002年之后中国能耗强度下降趋缓乃⾄反弹做出解释。
3 中国能源消费现状：能耗强度1978-2002年持续下降以及之后的停滞
1990年⾄2008年，世界能源消费总量上升了约40%。表1列出了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1990-2008年的能源消费⽔平，我们可以看到，中国2008年能源消费总量约为1990年⽔平的3倍，能耗增长速度⼤⼤快于世界平均⽔平。尤其是2000-2008年这⼀段，能耗⽔平翻了⼀倍。另外，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印度、韩国和台湾，能耗⽔平在这段时期也翻了⼀番以上。与此相对，⽇本、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平基本不变，甚⾄出现负增长。可以说从⼤的趋势上看，能耗⽔平的国际差异，与这段时期各国经济增长情况是吻合的。在这段时期崛起的，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国家，在⽣产更多产品，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也消耗着更多的能源。
结合表1中下半张表中各国能源净出⼝的数据看得更加清楚。中国从1990年的净出⼝3800万吨油当量能源，变为了2008年净进⼝1.7亿吨油当量能源，其中主要为⽯油进⼝。印度、韩国、台湾的情况与中国类似，能源净进⼝⽔平⾄少都翻了⼀番。发达国家中，美国能源净进⼝最多，且增长迅速，这可能与其不断增长的⽣活能耗有关。⽇本、德国和法国也⼀直是能源进⼝的⼤户，能源流⼊逐渐⼩幅上升。英国能源禀赋从较少依赖进⼝转变为约25%能源依赖进⼝。总结起来，从1990年⾄今，世界能源越来越多的流向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撑着这些经济的发展。
黑虎擦炮下⾯我们来看单位GDP能耗⽔平，这个指标可以在⼤体上反映出⼀个国家的能耗强度，也就是能源利
⽤效率⽔平。图1⽐较了中国、美国、⽇本和韩国在1978-2008年的能耗强度变化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能耗强度远⾼于其他国家和世界平均⽔平；但在2002年之前，中国能源利⽤效率的改进幅度也远⾼于世界平均⽔平：1978年中国能耗强度约为世界平均⽔平的4倍，⽽2002年低点是已经下降到仅⾼出40%。对于这段持续的能耗强度下降，之前研究⼤多认为能源技术效率的改进是主要原因(Huang, 1993; Sinton和Levine, 1994; Garbaccio 等，1999; Zhang, 2003; Fisher-Vanden 等, 2003；李廉⽔、周
勇，2006)。⽽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作⽤则有不同的看法，Fisher-Vanden 等（2003）认为产业结构变迁阻碍了中国能耗强度的降低，⽽史丹（2002）则认为1978-1990年，产业结构变化有助于中国能耗强度的降低，⽽1990年之后则是阻碍作⽤。同
跑跑跳跳时史丹（2002）认为，能源经济效率的改进，尤其是中国市场化的提⾼，对于1978-2002年持续的能源利⽤效率改进有很⼤作⽤。
如前⽂所述，另⼀值得关注的现象是，2002年之后中国相对世界平均⽔平的能耗强度⼜有所反弹，到2008年，中国能耗强度已⾼出世界平均⽔平56%，1978-2002年持续下降的趋势有了明显的反转。对于这个现象现有的研究还关注得不多，Ma和Stern (2008)认为能源技术效率改进速度的放慢和倒退是这段时期能耗强度下降停滞的主要原因。
我们把⽐较的范围扩⼤，表2列出了2008年主要能源消费国中，能耗强度最⼤的⼗个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排在前⾯的多是前苏联转型国家。对⽐这些国家1990-2008年能耗强度变化可以看到，这些⾼耗能国家的能源利⽤效率改进总体上是⼗分迅速的，除了冰岛，其他国家的能耗强度都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冰岛的能耗上升可能与其收⼊迅速上升，加上地理⽓候寒冷共同导致的⽣活耗能增加有关。中国能耗强度在2008年排名第9，但1990-2008年能耗强度的下降幅度却居第2，百分⽐居第⼀，可见中国能源利⽤效率改进幅度，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能源利⽤效率改进幅度领先于世界平均在表3中得到更加清楚的显⽰。
1990-2008年，世界平均能耗下降了19%，⽽中国下架了50%，在主要能要消耗国中是下降最快的。作为⽐较，能耗强度较⾼的俄罗斯下降了29%，南⾮下降了12%，加拿⼤下降了17%。OECD国家平均下降了22%，⽽美国下降了28%。发达国家的能耗下降可以⼤致归结为两个因素。⼀是能源利⽤技术的进步，⼆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把能耗⾼的制造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去。
我国能源消费的另外⼀个特征是煤的⽐例偏⼤，占到70%左右，⽽世界平均⽔平2000年仅为25%，2008年上升到29%，这⼀上升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能源消费份额的上升。3主要国家中，只有南⾮⽐我们⾼，达到78%的⽔平，印度约为52%，也显著⽐我们低。煤的特点是利⽤率较低，⼆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强度较⼤，给减轻碳排放强度和环境保护带来较⼤压⼒。
养拼音
总结起来，世界能源消费近⼆⼗年来不断增长，能源不断流⼊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中国的能耗强度远⾼于世界平均⽔平，但1978-2002年期间，中国能源利⽤效率持续改进，能耗强度⼤幅降低。2002年之后，相对于世界平均⽔平，中国能源利⽤效率持续改善的趋势出现了停滞甚⾄反转。下⼀部分我们将利⽤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以及跨国⽐较数据，来理解这个能源利⽤效率变化的这⼀关键性反转。
4 能耗强度与产业结构
在分析了中国能源消费的现状后，我们需要对中国能耗强度变化的时间序列做更为详细的分析，以理解影响这⼀变化的重要因素。
图2呈现出的重要事实是，2002年之后我国能耗强度下降停滞，甚⾄反弹，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时间上有同步性。200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重达到了改⾰以来历史⾼点，约为41.5%，结束了从1985年的28.6%开始的持续
3 1990-2008我国在全世界的能源消费份额从10.4%上升到18%，上升了7.6个百分点，⽽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的⽐重⽐世界平均⽔平⾼了44个百分点，⼆者相乘导致世界能源消费中煤的⽐重上升了3.3个百分点，占到1990到2008年世界能源消费煤的⽐重上升的80%以上。考研一般多少分过线
增长；⽽后缓慢下降到2008年的40%。与此同时，2002年我国能耗强度达到改⾰后低点266吨油当量/百万美元，结束之前持续⾼速的下降，之后反弹⾄297吨油当量/百万美元，并在280左右徘徊。2008年的275吨油当量/百万美元尚⾼于2002年的能耗强度⽔平。
结合表5我们可以看到，第⼆产业能耗强度远⾼于第三产业，⼆产能耗强度为三产的近3倍。其中⼜以制造业能耗强度最⾼，超出我国总体能耗强度⽔平约70%。第三产业中除了交通运输⾏业能耗强度较⾼外，其他⾏业能耗强度不⾼。2002-2008年间，我国第⼆产业增加值⽐重从44.7%上升到48.6%，同时第三产业增加值⽐重从41.5%下降⾄40%。即使产业能耗强度不变，这⼀结构变化也⾜以导致中国能耗强度下降进程的停滞甚⾄反弹。
邻国韩国和⽇本的经验可以佐证产业结构与能耗强度的相关变化关系。图3给出了韩国能耗强度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图显⽰韩国也经历了同样的故事。其第⼆产业增加值⽐重从1970-1990年期间处于上升态势，其能耗强度也稳步上升。从1990年到⾦融危机以前，能耗强度上升⽽第⼆产业⽐重没有明显上升，可能是因为第⼆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尤其是韩国汽车⼯业出⼝的⾼速扩张有关。考虑到这段时期全球平均能耗强度持续下降，这种变化更加有说服⼒。⽽在⾦融危机以后，韩国的第⼆产业⽐重下降，能耗强度也开始随之下降。⽇本的故事正好相反。从图4可以看到，1970年代以来，⽇本第⼆产业⼀直稳步下降，⽽其能耗强度也稳步下降。⽇本的情形与产业转移理论相符，发达国家在⼀定阶段将⾼耗能、⾼污染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完成内部产业结构变迁，⼯业⽐重下降和服务业⽐重上升
使其能耗强度快速下降。⽇本能耗强度下降的另外⼀个原因是节能技术的进步。
除了第⼆产业⽐重的上升，中国⼯业的“重化”对2002年之后能耗强度停滞不降甚⾄反弹，也有⼀定的解释⼒。从图5中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之后，中国的重⼯业能耗效率改进要略好于轻⼯业。2002-2006年间，中国轻⼯业能耗强度上升了11%，⽽重⼯业能耗强度略微下降了0.28%。但是，中国⼯业平均能耗
强度仍然上升了8%，这⾥⾯的原因是，重⼯业的能耗远⾼于轻⼯业，⽽中国重⼯业增加值占⼯业增加值的⽐重，由2002年的63%，上升到了2006年的70%，因此，⼯业重化导致了⼯业平均能耗强度的显著上升。
联系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重⼯业能耗强度远⾼于轻⼯业，⼯业的重化导致⼯业能耗强度的上升；⽽⼯业能耗强度远⾼于服务业，⼯业⽐重的上升导致总体能耗强度的上升，结构因素作⽤抵消并超过了产业内部能耗效率提升的作⽤，导致了能耗强度的⽌降反升。
为了量化上述逻辑对解释中国2002年后能耗强度下降趋势的变化的解释⼒，我们可以进⾏⼀个简单的估算：利⽤2002年和2006年中国的总体能耗强度、三次产业能耗强度以及轻重⼯业能耗强度，可以推算出假定产业结构不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能耗强度与实际数据会有多⼤差异。这⾥⾯有三个层次的估算。五的序数词
2002年我国能耗强度为266吨油当量/百万美元，⽽2006年为291吨油当量/百万美元，上升了25吨油当量/百万美元。现在假设2006年三次产业增加值⽐重与2002年相同，即将2006年三次产业能耗强度（分别为88，434，174吨油当量/百万美元）按照2002年三次产业增加值⽐重（分别为13.7%，44.8%和41.5%）加权平均，得到产业结构不变下能耗强度为278.5吨油当量/百万美元，⽐实际值低12.5吨油当量/百万美元，占上升的25吨油当量/百万美元的⼀半。换句话说，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解释2002-2006年中国能耗强度上升的50%。
进⼀步的，我们可以计算⼯业“重化”对我国⼯业能耗强度提升的作⽤。2002年我国⼯业能耗强度为411吨油当量/百万美
元，2006年为444吨油当量/百万美元，上升33吨油当量/百万美元。如果将2006年我国轻重⼯业能耗强度（分别为171和563吨油当量/百万美元）按照2002年轻重⼯业增加值占⼯业⽐重（分别为37%和63%）加权平均，得到没有“重化”的⼯业能耗强度为416吨油当量/百万美元，仅⽐2002年上升5吨油当量/百万美元，即⼯业“重化”解释了⼯业能耗强度上升的85%。
把两个因素结合考虑，如果既没有第⼆产业⽐重上升，⼜没有⼯业“重化”。即先将2006年轻重⼯业能耗强度按2002年轻重⼯业增加值⽐重加权，得到没有“重化”的⼯业能耗强度，416吨油当量/百万美元；再把没有“重化”的⼯业能耗强度加⼊2006年三次产业能耗强度中，按照2002年三次产业增加值⽐
重加权，得到既不⼯业“重化”，⼜没有产业结构变化的能耗强度，结果为270吨油当量/百万美元，仅⽐2002年⾼出4吨油当量/百万美元。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变化的两个因素解释了2002-2006年中国能耗强度84%的提⾼。
另外⼀个⾓度的估算是给定我国各产业的能耗强度，假定我国的产业结构是世界平均或者发达国家的⽔平，从中可以推算出⼀个给定我国现有技术⽔平但是没有产业结构扭曲的能耗强度。我国2008年的三产占⽐分别为11.3%，48.6%，和40.1%。假设服务业占⽐上升到55%，也就是中等收⼊国家的平均⽔平（相当于印度的⽔平），减少的部分由农业和⼯业平分，那么三产占⽐分别为8.5%，36.5%，55%。然后根据能源的技术效率不下降的假设，三产内部的能耗占按照有数据的历史最优⽔平计算，也就是农业84吨油当量，⼯业344吨油当量，服务业172吨油当量，则总的能耗约为228吨油当量/百万美元，⽐2008年的实际值降低了47吨油当量/百万美元，或者降低了17%。换句话说，产业结构的变化⾄少导致每百万美元多消耗47吨油当量。
上⾯的测算只是假定产业结构没有发⽣不利于能耗强度降低的变化会怎么样，说明了能耗强度的升⾼是因为产业结构发⽣了不利于能耗效率提⾼的变化。上述测算不能解释为什么1978-2002年以来我国能耗强度⼀直快速下降的趋势发⽣了反转。⼀个假说是能源利⽤技术发⽣了停滞，这⼀假说在我国能耗依然显著⾼于世界平均能耗的背景下并不是⼀个完整的解释，⾄少还需要进⼀步回答在国民经济整体和制造业都⼤幅增长的背景下能源利⽤技术为什么会停⽌进步。上⽂数据表明我国能源消耗强度依
然⼤⼤⾼于发达国家，改进的空间依然很⼤。具体到⼯业内部，改进的空间也仍然很⼤，2007年我国第⼆产业的能耗强度为411吨油当量/百万美元，相应的美国数据为158吨油当量/百万美元，⼤⼤低于我国。这⾥⾯有两个可能的原因，⼀是我国的能源利⽤技术仍然低于美国，能源利⽤技
术仍然需要⼤幅改进；⼆是我国的⼯业中⾼能耗⾏业占较⼤⽐重，倘若如此，其含义是我国能源利⽤效率的进步依赖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5 回归分析
从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般性的推论，并且进⾏更⼤样本的跨国⽐较，以验证前⾯分析的结论。我们利⽤英国⽯油公司（BP）的世界能源统计报告（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中的数据，跨度为1965-2008年，去除了数据不全的前苏联国家，剩下了50个国家，这50个国家在2008年能源消费总量占到全世界的90%，其GDP在全球也占了90%的⽐重。因此，样本的代表性不成问题。
回归分析的因变量为各国各年度能耗强度，⾃变量包括⼈均实际GDP，⼈均实际GDP增长率，第⼆产业增加值占GDP的⽐重及其⼆次项，以及净出⼝占GDP的⽐重。⼈均GDP代表⼀国的发达程度，也代表了其经济效率特别是能源利⽤效率，我们期望与能耗强度负相关。因为这⼀变量的分布严重右偏，我们取了⾃然对数。加⼊⼈均GDP增长率是为了考察更快的经济增长是会加⼤还是减少能耗。⼀⽅⾯，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往往是穷国，能耗较⾼；另⼀⽅⾯，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很可能效率提⾼，
能耗下降，因此，这⼀变量的符号并不确定。基于上⽂的讨论，我们期望第⼆产业增加值占GDP的⽐重能耗强度正相关，加⼊这⼀⽐例的⼆次项是考虑到潜在的⾮线性因素。加⼊净出⼝是因为出⼝⾏业属于制造业，能耗较⾼，⽽且发达国家往往将能耗⾼的产业转移出去，已有研究也发现了这样的结果（Suri和Chapman（1998）），因此，我们期望净出⼝与能耗正相关。我们采⽤了国家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板回归，⽬的是控制没有进⼊回归的国别因素，⽐如⽓候上的区别，和时间变化趋势的影响，发掘各国能耗强度在与进⼊分析的变量的相关性。
表6报告了回归的结果。⼈均GDP与能耗强度负相关，即国家随着收⼊上升，其能源消费效率提⾼。这与EKC理论预测不尽相符，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
回归更多的考虑了截⾯上效应，⽽EKC理论的预测更多的针对时间序列特征，在截⾯上⼈均GDP⽔平隐含了经济效率的信息，经济效率⾼的国家能耗强度相应较低。⼈均GDP增速与能耗强度呈负相关，即经济⾼速增长将造成能耗强度下降，这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