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丨“身体”：中国政治思想建构的认知基础
摘要：从“政治认知”的视角入手，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内在框架的基础要素。首先对“身体政治”做出了较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阐述中国传统思想中“身体认知”的三个主要方面，最后讨论这种思维方式的认知效果和政治后果。 “身体政治”的认知路径，一方面具有简化和直观的基本特征，以“身体”为基础，通过“感性移情”（empathy）方式去推论和说明那些抽象、宏观和复杂的问题，实际上缩短了思考的时间，降低了理解的难度；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经验论”倾向，形成明显的“具体性思维方式”的特质。此种“中国思维”的思想脉络，与建基于契约论基础之上的现代政治理论，形成本质性的差别。
“思维方式”是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一个常识性概念，但是研究者似乎都把它认作一个无需论证的前提假设，并未对此进行基本的界定和深入的探讨。在笔者看来，这实际上留下了论证理路上的某种模糊区间。因此，我们的讨论就从一个明确的起点开始，就是所谓“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认知”不完全等同于“认识”，它是指形成人们认识的基础要素、方式和途径，是关于形成认识的“所以然”，或者叫做“认识的认识”。笔者认为，“身体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在认知架构的基础要素之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和思维规
写给老婆的信则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仅涉及此种认知形态的政治思维过程和后果，其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政治表现将另文探讨。
一、“身体隐喻”的认知意涵
内盘和外盘“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是由法国思想家米希尔·福柯（Michel Focault）中晚期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性概念，引进国内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继“知识考古学”之后，福柯转到“历史系谱学”方向，此后，作为主体自身的“身体”以及它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福柯“话语”的兴奋点。通过一系列细腻的个案描述和宏观透视，福柯试图告诉人们“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在真理领域中是错觉，在生产领域中是机器”的现代性观念[1]（P1），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或许由于受到福柯研究作品的影响，“身体政治”也已逐渐进入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主流话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赖恩·特纳（BryanS. Turner）在最近的综合性论著中专章讨论了“普通身体社会学”问题，并把“全面把握身体形象在社会空间中如何发挥功能”、“真正从社会学角度评价各种社会身体在长时间内的交互作用，即达成对于身体体现之集体性理解”以及“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身体及其文化形态”，作为“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目标。 [2]（P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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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福柯的思想只是启示而不是方法，这种启示就是：作为认知结果的“知识”，实际上就是已在思想者头脑中预设的一套观察和归纳问题的基础模版或框架，人们据此去看待、评价和分析客观事物。在这个结构中，“身体”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在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人们一般会把分析的视角投射到主体以外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关系的维度上去，而生产思想的主体自身则处于被“遗忘”、“淡漠”和“省略”的状态。换言之，作为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被排除出政治思想史分析的范围之外。但对问题做了这样的缺省之后，我们将无法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人们面对同样的事物，却可能“读”出完全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意义？作为同样的人类存在，世界各文明系统之间又为什么会呈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具体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我们将无从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什么总对某些问题和命题特别关注，而对于另外的一些问题和命题却从未设问？例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天--君--臣--民”的系列命题极为关注，论述甚丰，但对于“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的关系却极少提及；作为政治学基础的人性问题，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十分发达，但这并未能导致关于权力制衡意义上的制度思考。显然，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仅仅从地域环境的角度给予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而认知结构的奠基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虽然生存环境与知识结构不是决定论的，而是相互依赖性的，但也必须指出，当某种知识
系统相对稳定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弥漫和扩散，以勿庸置疑和不证自明的“习俗”和“精神”的要素，成为支配、左右和控制社会生活的内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图探讨的是中国传统思想脉络之所以形成的知识基础，即关于“知识的知识”。在这其中，关于“身体”3 在政治思想形成方面的建构作用，又是一个值得展开讨论的层面。
台湾学者黄俊杰先生对于“身体政治”做过较完整的界定，他指出：“所谓‘身体政治学’（bodypolitics）,是指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metaphor）,所展开的针对诸如国家等政治组织之原理及其运作的论述。在这种‘身体政治学’的论述中，‘身体’常常不仅是政治思想家用来承载意义的隐喻，而且更常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思想家借以作为‘符号’的身体而注入大量的意义与价值。” [4]（P 200）大陆学者也指出，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喻论”早已超越出语言修辞的范畴，而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张颂之先生从“政治父子喻”、“政治身体喻”、“政治治病喻”、“政治烹饪喻”、“政治运掌喻”、“政治放牧喻”、“政治狩猎喻”、“政治理水喻”、“政治器物喻”和“政治五行喻”十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政治喻论”展开了全面的论述，可谓匠心独运。[5] 但是，如果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的归纳则可看到，在这些“喻论”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个活跃和大写的“人体”，各种比喻均可视为人之“身体”在某一方面的展开：“父子”与生殖有关，“烹饪”与营养有关，“治病”和“运掌”与生理有关，而“放牧”、“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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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水”则与劳动有关；只有“器物”和“五行”具有形而上的符号意义。这样，我们可以说，张文所提“政治身体喻”其实并不应与其它各喻处于平行状态，而是中国传统政治喻论的本质和核心。6
技术负责人的主要职责检索史籍，上述论断得到了众多的印证。考古资料反复证明，“人身”在建构中华文明的初期就具有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据天文考古学者冯时先生考证：中国古人最早立表测影，以计算时间，最原始的这个“表”叫做“髀”，由“骨”和“卑”两字组合。它实际就是一根直立在平地上的木杆，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文学仪器。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对于这个“髀”字含义的解释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学者指出这个“髀”字既是人的腿骨，同时又是测量日影的表，它有双重意义，一个意义就是人的腿骨。第二，“髀”作为测量日影的表，它的高度统统都规定为古代度量单位的八尺，这恰好等于一个人的身高。早期人类通过立表测影这种方法，实际上是通过人身自己认识自己的影子来得到的，也就是说，人体在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同时，还曾经充当过最早的测影工具，因为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影子在一天中不同时间的变化，最后学会了立表测影，因此圭表实际是从人体测影发展来的。[7]（P 278-301） 《尚书》中就有关于“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的论述。（《尚书·益稷》）如果直译，就是说，如果头脑是明智的，
四肢也还发达，那么，一切事情就会有好结果。相反，就要坏事。这是用“身体”说明“政治”的典型例证。到了春秋时代，思想家更是常常以“股肱”比喻辅臣，所谓“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左传·昭公九年》）孔子也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这就假定政治关系为一种有机体的自洽融合。孟子以手足心腹的身体器官比喻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孟子卷八·离娄章句下》） 管仲也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 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作为一种重要的论式，“身体隐喻”几乎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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