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规范研究
仝亚辉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河南洛阳 471003）
摘 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图里是对翻译规范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采用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力图重建翻译活动中的规范，此后赫门斯、切斯特曼和诺德等都对翻译规范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梳理西方翻译规范的发展过程，对促进中国的翻译规范研究、扩大研究范围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翻译规范；系统；描写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语言学翻译理论蓬勃发展的时期，早期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者借用（应用）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的成果对翻译规范进行了一些规定性研究，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探索在翻译过程中为实现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等值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以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韩江洪、张柏然，2003）。进入70年代，随着霍尔姆斯《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发表，西方翻译研究进入了多元理论时期（姜秋霞、杨平，2004），多学科理论被应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翻译规范的研究也呈现出与语言学理论时期不同的面貌。
吉登恩・图里（Gideon Toury）、特奥・赫门斯（Theo Hermans）、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以及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等都在规范方面进行了相当的研究和探索。与语言学派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现象寻找翻译规范不同，当代翻译规范研究所采取的是一种独立而客观的立场，将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的社会文化多元大系统之中，观察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重建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及其他主体性因素所遵循的规范。
1. 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
鸡鸣桑树颠图里对翻译规范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他的研究集中在特定的历史阶段（1930～1945年）、特定的文化/语言背景（希伯莱语）、特定的文本类型（英语和德语小说的翻译）。图里认为，“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处于中心地位的规范，是“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即“将某一特定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或观念，……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恰当的、正确的行为原则”（Toury，1980，p. 51）；翻译规范是内在化了的、体现某一社区共享的价值观念的行为制约。翻译过程是译者在这些规范制约下进行选择的过程。这些规范可以分为三类：预期规范（preliminary norms）、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预期规范决定译者整体的翻译策略和文本的选择；初始规范制约译者在忠于源语还是忠于目的语的两极之间进行选择；操作规范控制着翻译活动中译者所做的实际决策，又可细分为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篇章—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s norms）。母体规范决定译文的宏观结构，如是全部还是部分翻译
原文等；篇章—语言规范影响译文的微观结构，如句子结构、词汇选择、斜体及大写应用等（Toury，1995，pp. 58-61）。
图里认为翻译规范具有两大内在特征：社会文化独特性（social-cultural specificity）和不稳定性【作者简介】仝亚辉，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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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bility）（Toury，1995，p. 62）。社会文化独特性是指一种规范不必要也不可能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行业或跨越不同文化而得到相同程度的应用。不稳定性即变化，并非因其内在的缺陷造成，是由规范的本质所决定；规范的变化有时相当迅速，有时却很缓慢。一个社会可能有三种形式的规范共存，即居于中心地位的指导翻译行为的主流（mainstream）规范、以前规范的残余即过时的（dated）规范和尚未占主导地位的超前（avant-garde）规范（Toury，1995，p. 64）。翻译规范通常并不能直接观察得到，而是通过是受规范制约下的翻译行为的产品即译作来得到。图里提出了两种方法重新构建这些翻译规范：篇章内（textual）和篇章外（extra textual）。篇章内是指借助译作本身，这是最主要的方法；篇章外是指借助一些理论性的或批评性的阐述以及参与或与翻译活动有关的人如译者、编辑、出版商的评论等（Toury，1995，p. 65）。
图里研究翻译规范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可以系统陈述可能的翻译法则，从而得出翻译的普遍规律（Ch
esterman，1997，p. 71；Toury，1995，p. 16）。图里提出了两条示范法则：不断标准化法则（the law of growing standardization）和干涉法则（the law of interference）（Toury，1995，pp. 267-279）。不断标准化法则指在翻译活动中，源语文本的文本要素（texteme）通常转化为目的语（或目的文化）中的文本要素（repertoreme）；干涉法则是在翻译活动中，源语文本形成过程中所固有的现象通常会转移到目的语文本中。
但是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图里的翻译规范研究仍然试图确立翻译活动中的某种“对等”（equivalence）联系，忽略了翻译被操纵的实质，以及翻译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等（Hermans，1996，pp. 25-26）；“抑制了语言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Niranjana，1992，p. 60）等，图里后来对此进行了修订，将规范与权力关系也纳入研究范围（Toury，1999，pp. 16-17），从而巩固并扩大了他的翻译规范理论的根基。
2. 赫门斯的翻译规范研究
赫门斯从社会交往角度确立了规范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他首先明确了规范的概念，认为规范指的是“行为的规律性、以及可以解释这种规律性的隐含机制”（Hermans，1999，p. 80）。这种隐含机制是心理和社会实体，其目的是为了协调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规范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尤其是与社会中其他人持续、和谐共处所需要的交流合作，规范可能来自
习俗，也可能由权威人士发布；具有约束力，用来指导、控制或者改变具备决策能力的社会代理人的行为，违反规范意味着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Hermans，1996，pp. 30-32）。
把规范的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就是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是由对交易过程感兴趣的各社会代理人（social agents）共同参与的一种交易行为，作为其中的积极参与者，译者的行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受一定规范制约的，译者与其他代理人协调共处以共同实现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是在现存的社会权力结构下发生的，这种权力结构包括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关系，也包括象征性的权力关系。社会代理人一方面受权力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利用这种权力维护自己或集体的利益（Hermans，1999，pp. 80-85）。为了在这种社会权力结构下顺利实现交易行为，译者必须做出抉择和取舍，而在这些具体现象背后对译者进行指导并最终实现译者“决策过程”的，是翻译活动中的社会、政治、文化、诗学和意识形态等诸多规范。因此，赫曼斯所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翻译过程，而是整个翻译活动；他并不关心译者的“黑匣子”究竟是如何操作的，而是译者为什么会做出这些选择；他的规范研究的重点是参与翻译过程的各个社会代理人，而不是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关系。
赫门斯根据规范理论，提出了研究翻译规范的四种方法：（1）那些公认为出色的译作以及在翻译方法上引起争议的译文；（2）研究为什么会有翻译作品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以及译作引起的反响；（3）研究目的语文化对翻译作品的态度；研究翻译中的准则、规则。此外，赫门斯还认为翻译中的规范多种多样，规范需要变化，只有变化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条件。翻译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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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解决当前具体的“合作问题”，还取决于参与各方的相对地位和品质，以及社会的价值和利益。只有按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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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流规范进行翻译，翻译结果才可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并有望成为新的翻译范本；反之，不符合社会主流规范的翻译就会被视为不正确的翻译。
赫门斯的翻译规范研究也是从多元系统理论出发进行的描写性研究，通过将翻译活动置身于社会文化多元系统之下考察翻译活动中隐含的规范。赫门斯不仅注重译者的“取”，更注重译者的“舍”，他认为在这取舍之间同样隐藏着翻译规范。赫门斯认为研究规范的目的应该是发现规范对选择哪些作品翻译、如何翻译、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以及特定时期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方面有何影响，而不是进行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对等关系的研究。
3. 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研究
赫尔辛基大学的切斯特曼致力于把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翻译的一些理论和看法纳入一个宏观的框架之下。他借用了“meme”的概念来阐释自己的规范理论。“meme”一词来源于社会生理学，由Dawkins于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The lfish gene））一书中提出，用以描述文化现象的进化。切斯特豆芽的生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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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将Dawkins 的“meme”概念引入到翻译中。他认为翻译中的“memes”指的是翻译理论和观念，它们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译者的思维方式和翻译，不同的meme在不同时期占据不同的地位，所有的翻译memes构成一个庞杂的meme 库（meme pool），当某一种meme占据主导地位时，就演变成为一种规范（Chesternman，1997，pp. 64-70）。
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包括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伦理规范（ethical norms）和技术规范（technical norms）。其中社会规范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伦理规范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努力表现“明晰、真实、信任与理解”的价值观念（values of clarity, truth, trust and understanding）（Chesterman，1997，pp. 175-186）；在技术规范中，切斯特曼重复了以上四种价值观念，并将技术规范分为两类：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s）（又称产品规范（product norms））和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又称过程规范或生产规范（process norms/production norms））。期待规范是指目的语社区对译文的期待，如对有关语法性、可接受性、风格等的期待。读者的期待部分地受到目的语文化中盛行的翻译传统的制约，部分地受到目的语文化中类似文本类型形式的制约，也受到经济、意识形态因素、同一文化及不同文化间权力关系的影响。而专业规范制约翻译过程中可以接受的方法和策略，它从属于期待规范并受之制约。专业规范下又分为责任规范（the accountability norm）、交际规范（the communication norm）和关系规范（the relation norm）。责任规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道德规范，即译者应当忠于翻译任务的委托人、忠于自己以及客户和/或预期读者；交际
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指译者应致力于使参与交际的各方获得最大程度的成功交际；关系规范实质上是一种语言规范，指译者应当“确保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达到适当程度的相关类似性（relevant similarity）”，为此译者应就“文本类型、委托人的意愿、原作者的意图以及预期读者的需求”进行判断（Chesterman，1997，p. 69）。
历史与现实切斯特曼翻译规范研究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提出普遍适用的法则，但他的法则主要针对专业译者：（1）专业译者倾向于遵循期望规范；（2）专业译者倾向于遵循责任规范；（3）专业译者倾向于遵循交际规范；（4）专业译者倾向于遵循关系规范（Chesterman，1997，p. 76）。在翻译评估方面，他提出了五种评价模式，即回溯性评价（retrospective asssment）、预期性评价（prospective asssment）、侧面评价（lateral asssment）、内省式评价（introspective asssment）和教学性评价（pedagogical asssment）（Chesterman，1999）。
4. 诺德（Christiane Nord）
诺德的翻译规范侧重考察翻译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的翻译原则可以归纳为：功能加忠诚原则（function plus loyalty）。“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译者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责，对原文信息发送者（或发起人）和对目标读者负责。”诺德把这一责任称为“忠诚”（loyalty）。如果译文接受者所在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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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原文的忠实再现，而译者又不能兼顾，此时，诺德认为译者对译文接受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这样做的原因。这是忠诚法则的一方面。如果译文的交际目的与原文作者的意图相反，译者就面临一大难题，这就涉及到忠诚法则的另一方面，即要求译者对原文作者忠诚。译者应尊重原文作者，协调译文目的与作者意图。当发起人、译语接受者以及原文作者三方有利益上的冲突时，译者必须介入协调，寻求三方的共识。因此忠诚法则所关注的其实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其它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译者在翻译互动行为中对参与各方所应负的责任，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范畴（Nord，2001，p. 125）。译者有责任协调原文作者、翻译活动的发起人以及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并以忠诚赢得各方的信任。诺德也对规范进行了分类：结构性规范（constitutive norms）和调整性规范（regulatory norms）。结构性规范“决定某文化社区如何看待翻译”，调整性规范处于建构性规范内部，受建构性规范制约，“总体上支配在文体层次下处理翻译问题的已接受的方式”。
诺德的规范研究虽然扩大了研究范围，但是其语篇分析模式仍然遵循广为认可的规范，译者无法改变规范或偏离规范，因此最终仍然脱离不了对等的框框。
5. 结语
国外翻译规范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翻译研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目前已经有不少关于规范研究的论文，更有些学者自觉地将规范理论应用于我国特定的翻译实践中，以期还原或者建构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规范，还有一些学者将翻译规范与译者主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将西方关于翻译规范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有利于开拓翻译研究更广阔的空间，促进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Chesterman, Andrew. 1997. Meme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Hermans, Theo. 1996. Nor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Roman Alvarez & M. Carmen-A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Hermans, Theo. 1999.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Niranjana, Tejaswini. 1992.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rd, Christiane. 2001. Translation as a purpo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Toury, Gideon. 1980. In 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Toury, Gideon.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Toury, Gideon. 1999. A handful of 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 and “norms”. In: C. Schaffner. (Ed.), Translation and norms. London: Short Run Press Ltd.
韩江洪，张柏然．国外翻译规范研究述评[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53-56．found
姜秋霞，杨平．翻译研究理论方法的哲学范式[J]．中国翻译，2004（6）：10-14．
Rearch of translation norms in the west
TONG Ya-hui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he translation world has witnesd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
he translation norms started by Gideon Toury, followed by Theo Hermans, Andrew Chesterman and Christiane Nord, etc. A general summary may broaden our r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translation norms; system; description
(Edited by Max, Tina and 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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