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
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余 文 章
摘 要
十九世紀英國人對本土文化身份的認知，由維多利亞時代初期對中產階級傳統道德觀念的執著，到晚期對頹廢風潮
（decadence）的冒起，前後對比彷同隔世。本文所要探討的
爱祖国爱人民正是維多利亞文化身份（Victorian cultural identity）在1850-60
年間所急劇性地出現的衰落過程；並透過檢閱當時所流行的
西坪家庭讀物，如煽情小說（nsation novel）和一般家庭雜誌的
內容，嘗試理解中產階級傳統家庭道德觀念在維多利亞文化
身份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套文化身份觀的衰落的一
些前因後果。本文刻意迴避了自薩伊德（Edward Said）以降
普遍學者把文化身份定義在不同國家、文化的對立上的立互联网接入
場，旨意集中在個人對社會這基本的文化架構下，探討維多
亞文化身份在十九世紀中期的演變過程。
關鍵詞：維多利亞文化身份（Victorian cultural identity），19
世紀英國文化（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culture），煽情小
說（nsation novel），家庭刊物（domestic fiction），家庭
觀念（domesticity），道德（morality），中產階級思想
（middle-class ideology），女性社會角色（female social
毕加索作品
∗
本文93年6月28日收件；93年8月30日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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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s），男性社會角色（male social roles），兩性關係（male
and female xuality），頹廢文化（decadence）
※※※
或許是受了薩伊德（Edward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的號召，普遍學者對於傳統維多利亞文化的理解，都是架構於一個國對國、文化對文化的大層面對比上，認為其不過是英國人用以標榜自己作為日不落帝國的殖民統治者（colonizer），所比起別國人優越的一套概念而已。但這樣做其實是忽略了其他較細微或不起眼的因素在普及這套觀念上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試想想，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貴族以外的小市民要到所居住的城鎮以外旅遊和增廣見聞本來就已經是天方夜談，越洋跨境地到國外去就更加不用說了。就算是那些每年均要到海外過冬的達官貴人，他們所要去的不外都是法國、義大利等文化上和英國不會有太大衝突的國家；像伯頓（Richard Burton）般到過中東、非洲等地區的人實在鳳毛麟角；因此這種國對國、文化對文化的立場觀對於當時一般老百姓而言是難以觸摸和不設實際的。純粹靠這一點去推行民族或文化主義，令其被當時一般市民接受為一個牢不可攻的現實的說法似乎也有點兒牽強。筆者認為，薩伊德提出的那個「虛構的東方世界」，在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文化身份（Victorian cultural identity）的定形上固然有其舉足輕重的影響
力，1但是當時大英文化之能夠得到普羅大眾的認同，是不可能全盤歸功（咎）於這套在廣大百姓心目中實屬飄渺和不涉實際的東方主義的。本文要探討的正是東方主義以外，英國傳統家庭觀念和當時的一般家庭讀物對十九世紀英國人對自身文化和身份的認同和影響。2
如懿传阿箬结局1見Edward Sai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2關於文化論述的形成，特別是文學作品和主流文化之間的關係，自上世紀以來不少評論家／學者均提出過這並非黑白分明的所謂二元對立關係。故筆者希望澄清，本文的主旨並不是要嘗試從一個壁壘分明的二元對立觀點，去理解維多利亞時期文學和文化產物在文化身份價值觀中起的作用；而是純粹欲以大眾文學（包括小說、詩篇和家庭雜誌）作為一寫作媒介的角度，探討當時個別作者／思想家對自身文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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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學和文化風氣，一般人自然會聯想到一系列對傳統道德的崇拜和保守的民風；而事實上直至十九世期中期為止，英國人民對於湯馬士‧艾諾（Thomas Arnold）在世紀初期所提倡的那套中產階級道德思想觀，無疑是有著一份不容否定的濃厚依附感。艾諾自從於1828年被委任為拉格比公學（Rugby School）的校長後，對英國的公學制度旋即展開了一連串以中產階級道德思想為本的改革，導致這套保守的道德觀在維多利亞女皇執政始就已經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人民腦海裡；
所謂的「維多利亞文化」的定形無疑也自始而生。3米勒（J. S. Mill）曾經於1859出版的《自由論》（On Liberty）一書中提出：「在這個年代，從社會的貴族階級乃至於貧民階級，沒有一個人逃得出被審定（censorship）的命運」。這套控制人民思想的社會審定制度（social censorship），所指的就是由艾諾所提倡主宰著早期維多利亞社會文化風氣的中產階級道德觀；然而這套道德觀在成功地團結當時社會，為工業革命提供了一可以穩步發展的堅固基礎的同時，所帶來負面的影響便是對個人自由的無形壓抑。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小說《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裡道森（Dodson）一家人把個人身份定義於「忠於一切的傳統和可敬（respectable）的待人處世之道」的想法，其實就是艾略特對當時社會審定存在的一番直接反思；指出了這套道德觀對人民思想的控制導致自我思想和自由主義流失的不可接受。事實上，自1850年起便續漸有越來越多的思想家對這種中產階級的道德思想審查感到不安，例如霍都（J. A. Froude）、克魯夫（Arthur Hugh Clough）和郭思（Edmund Gos）等人，就曾經為掙扎於社會對他們的期望及他們內心對表現自我的渴望而感到痛苦不堪。人事档案整理
在世紀末期頹廢風潮（decadence）的影響力下刻意標榜鼓吹「離經
goug
感而發的一些價值觀；從而藉著同類題材的文體的多寡，以及他們的普及程度，探索當中可能反映出來的當時社會對本身文化身份和立場的一些疑惑和迷茫。有關文化身份和文學之間的進一步分析和探討，請讀者參閱以下的相關著作：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 ociety, 1780-1950; Homi K. Bha
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以及Gayatri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无从致书以观的致是什么意思3關於艾諾和英國公學制度的改革，請參見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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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道」的文學作品，便是當時文人對這份社會道德壓抑所作出的一種反叛。本文要探討的主要是維多利亞文學在初期受到中產階級道德主義支配下所產生的正義和純潔典範，到末期頹廢風潮的大肆流行，當中所經過對中產階級道德觀念的反思、幻滅（disillusionment）和離棄的發展過程。由於維多利亞文化身份所牽涉到的因素層面廣闊，內容博大精深，絕非一篇文章寥寥數萬字的篇幅所處理得來，因此本研究的重點將會放在1850-60年間所出現的家庭讀物，當中對傳統中產階級家庭道德觀念的定義與質疑，以及小說和雜誌等文化產物（cultural property）與當時實際文化環境（cultural atmosphere）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辯證（dialectic）關係。以傳統中產階級道德觀念為本的維多利亞文化，向來是重視「家」這個觀念，以及其所象徵的道德和人性中的善。這一點，只要看一些向來受中產階級重視的文學作品，如由莎士比亞的劇作或十九世紀初期珍‧奧斯汀（Jane Austen）和司考特（Walter Scott）的小說，當中對家的正面描寫及其「安樂窩」（safe heaven）的形象，便可得知一二。在文化層面上，家庭在這套中產階級傳統當中所代表的凜然不可侵犯的聖潔形象，所反映的便是當時英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觀所抱有的認同。這點和東方主義中用以凸顯西方純潔和正義的那個
充滿淫邪奸穢之氣的東方，是同出一轍的，因為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民的心目中，大英民族和文化的本身涵義就是正義和聖潔的。湯馬士‧艾諾就曾言：「家者，家庭觀念之孕育地也」（Stanley 129）。艾諾所謂的家庭觀念，在當時就是指這份崇高的理念，也就是每個英國人在家庭教育中所不能缺少的東西。藝術評論家魯斯金（John Ruskin）亦曾指出：
〔家，就是〕一處和平之地，以及抗拒一切傷害、恐懼、迷惑和
分化的安全點。以上的因素缺一都不可。丈夫和妻子的責任，
就是確保外間的一切，如憎、隱、恨、惡等事物，不得進入家
門半步；對這些一旦失守則家不成家，剩下的就只有一個和外
邊世界沒有兩樣，不過是爐灶上蓋兩片瓦片而已。
（1902: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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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斯金所言的「家」的概念，是十九世紀英國人普遍所認同的；而當中純潔正義的意象更代表了當時
英國人對自己文化身份的最基本理解。這一點，現代評論家荻德拉‧大衛（Deirdre David）就指出，只要看維多利亞女皇利用不同的宣傳手法，在人民心目中所刻意豎立起的「國母」形象，便可得知一二（6）。當時的英國社會架構，其實就形同一個以女皇為一家之首的「大家庭」，所要維繫的正是「家」這個觀念傳統以來在英國人心目中所象徵的至高無上的道德。這一點亦足以反映「家」在當時英國足以支持整個社會架構和文化觀念的重要地位。維多利亞時期對這一份視「家」為「道德」的觀念的宣傳活動，雖然歷史悠久，然而在1850年前後卻忽然地變得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活躍。這時候許多以家庭為主要銷售對象的雜誌和刊物，包括《倫敦日誌》（London Journal）、《庫克夫人日誌》（Eliza Cook’s Journal）、《家庭格言》（Houhold Words）和《家庭經濟雜誌》（Family Economist）等，4均不約而同地在數年之內先後崛起，而且都刻意標榜著「傳統家庭之重要性與道德觀念」這個宗旨（“Our First Words to Mothers” 2）。從單一方面看來，這無疑是當時英人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重視的力證；然而在另一層面上，這卻又隱含了一個相反的事實，那就是家庭道德觀念在十九世紀中期社會的日漸式微，以使這類刋物在這段時期能夠容易地吸引衛道之士的鼎力支持，冒起如雨後春筍。至於它們的銷量，從其平均只有十年左右的壽命看來，應該不會是太好的。這也證明了它們在這期間的迅速發展，背後如果沒有一個特定和明確的動機，是很難如實際情況般吸引到這麼龐大的投資。而它們的曇花一現亦說明了一則事實，那就是1860以後它們逐漸失去了讀者和財主的支持，這亦意味著中產階級傳統家庭道德觀的沒落的開端。
傳統道德觀念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沒落固然是不爭的事實，但在此之前這類家庭讀物在利用家庭觀念去宣揚中產階級主義思想，以及兩種
4按Catherine Waters對Waterloo Directory of Victorian Periodicals的研究，在這段時期出現的雜誌中，直接牽涉到「家庭」（family）的便有超過40種。詳見Catherine Waters, Dicken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 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