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玉米的做法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造
苏珊˙波尔多
在身体上重新建构女权主义话语
身体——我们吃什么、怎么穿戴和爱护身体的日常习惯——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表明的，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文化中的主要规则、等级制度甚至形而上学的信念都记录在这个表面，并且通过身体的具体语言得到强化。身体也可以充当文化的隐喻。柏拉图、霍布斯(Hobbes) 、法国女权主义者露西加强廉政建设·伊利格瑞等来自不同角度的观点都认为，与身体形态学相关的想像为诊察和/或展望社会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幅蓝图。
身体不仅仅是文化的文本，按照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以及其他人）的观点，身体也是社会控制实际的、直接的中心所在。用布尔迪厄的话说，是文化“制造了身体”（made body），它通常是通过就餐礼仪、排便习惯和看似无足轻重的惯例、规则与实践，把身体活动转变为理所当然、习惯性的活动。照此说来，它“超出了
意识的控制……是主动、故意的改变（所无法触及的）。”我们有意识的政治行动、社会信念和争取变革的努力都有可能被我们的身体生活破坏和背叛。这里讨论的身体，不是柏拉图、奥古斯丁(Augustine)和弗洛伊德想像的充满渴望、为本能所控制的身体，而是福柯所说的“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y)，它受控于文化生活的规范。
在福柯后来有关“谱系学”的著作中（《规训与惩罚》，《性史》），他一再提醒我们注意，实践比信仰更重要。我们的身体受到训练、塑造，并铭刻上历史上的各种流行形式，包括自我、欲望、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这主要不是通过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空间与运动的组织和调节来实现的。对这种观点的强调给当代情景投下了黑暗的阴影，令人不安。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相比漫长的过去而言，妇女现在花费在管理、约束身体的时间更长。在一个以公共竞技场向妇女重新开放为标志的时代，这些身体规范的收紧，显示了它的牵制性与破坏性。女性气质的理想不断变化、难以捉摸、又万变不离其宗。对女性气质的追求是没有终点的，它要求妇女不断注意时尚中细小而反复无常的变化。这些追求使女性的身体成为驯服的身体，让身体中的力量和活力习惯于外界的规则、征服、变化和“改良”。通过对饮食、化妆、服装等苛刻的规范化训练——这是许多妇女一天中组织时间和空间的主要原则——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减少，更加聚精会神地专注于
自我修饰。这些训练使我们继续将缺憾感、不足感和不完美感的记忆留在身体上，并对其深信不疑。最极端的情况下，对女性气质的实践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伤风败俗之事，体弱衰竭甚至死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女性身体的训练与规范也许是唯一一种自行实践的社会性别压迫，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跨越年龄、种族、阶级和性倾向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女性身体的训练和规范是一种社会控制的策略，其耐久性和灵活性令人惊讶。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承认当代人对于外表的全身心的关注，它对妇女的影响力远在对男性的影响之上，即使是在这个自恋、倾向于视觉的文化中也是这样；这是一种反挫的现象，它重申现有的性别结构，反对任何改变或者转变权力关系的努力。的确，现在我们处于这种反挫的动荡不安中。我们每天在报纸、杂志上读到各种各样的报道，推崇传统的性别关系，对变化感到惴惴不安：如带着钥匙独自在家的小孩的故事、日托中心的虐待、无法与男人和谐相处的“新女性”，她们嫁不出去的问题等等。在青少年杂志中，统治视觉的主题是妇女躲在男人的阴影里，在他们的臂弯中寻求慰藉，自觉自愿地缩小自己占据的空间。当然，最后这一点也描述了我们对当代妇女的审美理想，对这种审美理想的过分追求已经成为许多妇女的痛苦生活的根源。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关于女性身体的有效
的政治话语，能够使我们对现代社会控制的诱惑本质及其似是而非的方式进行充分的分析。
要发展这样的话语，需要重新建构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范式，将政治范畴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坏人与受害者。在这里，我相信女权主义者借用福柯后期提出的一些概念是有益的。按照福柯的说法，我们必须首先摒除这样一种观点：权力由一个群体拥有，针对另一个团体；而是要将它看作由实践、习惯和技术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维持一个特定领域中的支配与从属的位置。
其次，我们需要一种分析论(analytics)，足以描述这样一种权力：其中心机制不是压制性的，而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一种决意于生成各种力量的权力，使这些力量发展起来并规范秩序，而不是一种要全力妨碍它们、使其屈服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尤其是在女性气质的领域中，表面看来女性似乎是自愿接受对各种准则和实践。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福柯所说的“来自下面”的权力分析，例如，分析是什么机制能够塑造、扩散而非压抑欲望，如何生成并凝聚我们的能量，并建构关于正常和反常的观念。
第三，我们需要一种话语，这种话语使我们可以解释对可能发生的反叛的破坏；虽然这种
话语坚持有必要对权力关系、社会等级、政治对抗等等进行客观分析，但是它能让我们直面这样的机制：主体不时地与维持她受到压迫的各种力量同流合污的机制。
本文并非意在沿着这些线索提出泛泛的理论，而是要集中在某一特殊的领域进行分析，在这个领域中各种动能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突出，或许可以说具有范例意义。这是一个有限但不同寻常的领域，是一组与性别相关的失调研究生开题报告(disorder)的领域，这些失调在历史上只局限于女性：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神经性厌食。我承认这些失调在历史上有阶级和种族的倾向，主要（尽管并非仅仅）在中产与上层阶级白人妇女中出现。但是，厌食症、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可能提供一种范例，证明在维持和再现现有权力关系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抵抗不仅被暗中破坏，而且被加以利用。
我要描述的中心机制包括意义的转变（或者，可以说意义的二元性），通过这种转变，在妇女的体验中，客观上（在某个层面，也是经验上）是强迫性、奴役性和谋杀性的环境，却为她们带来了自由和转变，并为她们赋予了生命力。尽管我提出的这种分析限于一个具体范围，但它可以作为例子说明当代各种各样的批评话语如何联合起来，通过社会性别的象征与再现，使我们理解身体不知不觉扮演的微妙难言的角色。
身体作为女性气质的文本
通过对这些失调症状的细读，女性气质实践的失调与“正常”之间的连续性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在这些实践中，妇女变得特别脆弱。当然，这些失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神经衰弱与歇斯底里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旷野恐惧和最具戏剧性的神经性厌食、易饿病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这并不是说19世纪不存在厌食症——许多病例被记录下来，通常是在歇斯底里症的诊断过程中——也不是说20世纪妇女不再承受典型的歇斯底里症状的痛苦。但是，大规模的饮食失调为20世纪80年代独有，正如歇斯底里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病。
这些失调的症候学显示了它自身的文本性，它的特征是：患者失去活动力、失声、不敢独自离家、自己挨饿却喂养他人、占据空间、缩减身体所占据的空间。这些特征都具有象征的意义与政治的意蕴，虽然操纵意义的规则不断变化，但它们在历史上都主宰着社会性别的建构。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歇斯底里、旷野恐惧还是厌食症，受害者的身体都深深地铭刻着象征她们自己的时代对女性气质的意识形态建构。当然，这种建构总是同质化、规范化的，它抹平了种族、阶级和其他差异，认定所有妇女都渴望实现强制的
御聘的拼音、标准化的理想。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失调症状中，女性气质的建构常常以令人困扰的、具体而夸张的方式记录下来，它对当时流行的女性特质进行夸张的、完全不受约束的、有时实际上是漫画式的表现。对于诠释者来说，身体失调的妇女由此以自己的身体提供了一个对病症进行敌对式图解的文本，这一文本坚持（实际上是要求）被当作文化陈述来阅读，一种关于性别文化的陈述。
诗经郑风无论是19世纪的男性医生，还是20世纪的女权主义评论家，他们都从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症状中（随着本世纪的消逝，症状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少）发现，这些症状是对刻板的女性特征的夸张表达。基辅会战19世纪的“女士”的理想化形象是敏感多梦、性欲被动、性情多变、任性而娇媚可爱。这些看法在男性理论家的著作中被形式化和科学化，如阿克顿(Acton)、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和弗洛伊德，他们用这些词语描述“正常”、成熟的女性气质。在这样的背景下，与19世纪各种女性失调相关的种种症状成为该时期女性奥秘的具体化表现：分裂的自我、漂移朦胧的感知、神经性的惊恐与昏厥、知觉麻木以及性情极度不稳定等，这些都是依据当时主导女性气质建构的规则而产生的。对于后来被通称为歇斯底里的性格特征，医生们当时的描述是“敏感、易受暗示、自恋、极不安定，她们的情绪变化很突然，非常戏剧化，表面看来是基于完全不合逻辑的原因……极端自我中心……基本上是没有性
欲的、性冷感的个案并不罕见”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女性气质的规范标准。正如埃莱娜·肖瓦特(Elaine Showalter)指出的，歇斯底里这个词本身与该时代文献中的女性的一词几乎可以互相替换。
但是，歇斯底里所体现的那个时代的女性奥秘，与旷野恐惧和厌食症对真实情况的巧妙记录相比，前者显得微妙而难以言喻。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对真实情况的巧妙记录自有其深意。随着电影、电视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气质规则通过标准化的视觉形象形成文化进行传播；结果，女性气质本身在很大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关于建构的问题，按照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描述，它就是通过对自我恰当的外表的再现来建构的。关于什么是女人或者女性气质由什么组成，我们不再看到文字描述或者是榜样，而是直接通过身体话语了解这些规则：各式各样的形象告诉我们女性必须具备的服装款式、身体形态、面部表情、动作姿态以及行为举止。
在旷野恐惧和更有戏剧性的厌食症中，失调本身是对20世纪女性气质建构的实质讽刺，虽然这种讽刺有悲剧色彩。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即旷野恐惧症刚刚在妇女中间逐步蔓延的时期，是一个将家庭生活与附属依赖重申为女性理想的时代。职业妇女这个词含有贬黑色泪滴
义，比起战争时期更有过之，战争时期由于妇女自觉地承担“男人的工作”，经济才得以发展。贝蒂·弗兰丹(Betty Friedan)对那时的女性气质的主导意识形态进行了精彩描述，当时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也逼真地反映出来。那就是天真无邪、优柔寡断和失去男性时的无依无靠，“满足于卧室、厨房、性、婴儿和家庭构成的世界”，不能外出的旷野恐惧患者身体力行地展示了这种女性气质的建构的方式。“你想我在这个家里？我就在家中——彻底地！”许多治疗专家曾经对这一点进行评述，这里就不无需详述了。正如I.G.福德(I.G. Fordor)所言，旷野恐惧是这个时代“妇女固有的文化性别角色虽然极端但合乎逻辑的延伸。”
当代妇女的理想形象是骨瘦如柴，厌食症患者的憔悴衰弱的身体，正是对这一理想的直观而漫画式的模仿，尽管这一理想不分种族与民族差异，已经成为今天妇女的普遍的行为标准。但是苗条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苗条本身也需要阐释。驳是什么意思 “C’est le ns qui fait vendre”，这是巴尔特(Barthes)谈到服装款式时说的——意义影响销售。因此，同样地，是意义影响了身体的欣赏价值。如果我们说厌食症是与苗条“相关”的，它也是把苗条作为当代与历史意义的储藏库，而不是作为空泛的时尚理想。同样的，对苗条的阐释导致多重性的解读，有的与性别有关，有的无关。为适合本文的目的，我要提供一个简略略的、以性
别为中心的解读，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解读仅仅进行了部分的解析，许多本文中未涉及的思潮也具有重要意义，包括经济、社会心理、历史、种族和阶级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