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克拉德对“晚年马克思”的发掘
王 莅
【摘要】劳伦斯·克拉德是《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编辑者，他明确以“人类学家”指称马克思的身份，并以此勾勒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间断”特征。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炮制“成熟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的对立，并极力以结构主义肢解马克思的时期，克拉德以人类学研究统摄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以哲学人类学向经验人类学转变描述马克思的思想轨迹，并因此将关注马克思的视域拓展到晚年时期等洞见，可谓别出心裁。当前，重新检视克拉德关于马克思与人类学关系的建构工作，不仅可以深化对马克思晚年研究工作的理解，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和学术背景下评估“人类学马克思”所产生的理论效应。
【关键词】劳伦斯·克拉德；“晚年马克思”；“人类学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
中图分类号：Ｂ７１２ 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２９－０８
作者简介：王 莅，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构建当代大学生人
文精神世界的效应研究”（１９ＧＪＪＣ０１４）
劳伦斯·克拉德（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１９１９－１９９８）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其研究方向广泛，涉足
哲学、数理逻辑、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智能论（
ｎｏｅｔｉｃｓ）等多个领域。他因参与二战到俄国阿尔汉格尔斯克（Ａｒｃｈａｎｇｅｌｓｋ）、列宁格勒（Ｌｅｎｉｎｇｒａｄ）等地而习得俄语，并了解到远东民族的生活。
战后，他回到美国并结识了东方社会史研究专家卡尔·魏特夫（
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卡尔·柯尔施（ＫａｒｌＫｏｒｓｃｈ）。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克拉德的兴趣转向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以及１９世纪的进化论。１９６３－１９７５年，他受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资助，对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工作进行系统整理，并撰写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议题相关的文章和著作①。期间，最有影响力的是１９７２年编辑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
，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ｏｒｇａｎ，Ｐｈｅａｒ，Ｍａｉｎｅ，Ｌｕｂｂｏｃｋ），他还撰写了大量与之相关的介绍和评论文章②。因此，就马克思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而言，克拉德不仅是《大蒜油软胶囊的功效与作用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９２①
②ＳｅｅＤｉｔｔｍａｒＳｃｈｏｒｋｏｗｉｔｚ（Ｈｒｓｇ．），Ｅｔｈｎ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ＷｅｇｅｕｎｄＬｅｈｒｊａｈｒｅｅｉｎ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ｚｕｍ７５．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Ｂｅｒｌｉｎ／Ｂｅｒ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ｒｉｓ／Ｗｉｅｎ：ＰｅｔｅｒＬａｎｇ，１９９５．主要有《〈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简介》（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１９７２）、《马克思著作中的民族学与人类学》（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ｂｅｉＭａｒｘ，１９７３）、《作为民族学家的卡尔·马克思》（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ｓ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１９７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族学著作方面的比较》（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ｉｎ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１９７３）、《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原则与矛盾———人的科学中的新视角》（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ｎ，１９７５）、《社会进化与社会革命》（Ｓｏｃ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７６）、《〈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
：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１９７９）等。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记》的编辑者，而且是“人类学马克思”或马克思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建构者。他对“人类学笔记”与“青年马克思”“成熟马克思”内在融通的揭示，勾勒了马克思思想发展所呈现的“连续性间断”
特征。在２
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西方世界“两个马克思”撕裂的时期，这可谓独到见解。一、作为《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编辑者
在《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出版前，“摩尔根笔记”“菲尔笔记”的部分内容已在俄国出版①。但当时的编者大量删减和改动马克思摘录笔记的原稿内容，这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后来委托克拉德重启编辑工作的重要原因。对此，克拉德说：“这些手稿的编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它们按照马克思
留下的原样复制出来。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它们过去曾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俄文版舍掉梅恩和菲尔著作的摘要，单出摩尔根著作的摘要，企图通过恩格斯的眼睛来看它们，即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它们……因此，重要的是把手稿归还给马克思，并按
原来的样子出版，保持其真正价值。”
②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克拉德主要处理的材料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中当时编号为Ｂ１４６和Ｂ１５０的两本八开版面笔记本，现编号为Ｂ１６２和Ｂ１６８，这只是马克思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冰山一角。
在编号Ｂ
１６２［Ｂ１４６］的笔记本中，收录了马克思在１８８０年１２月－１８８１年３月间以英、德、法三国语言写下的２０４页读书摘录，内容包括恩格斯作的目录（第１页）、书目与注释（第２－３页）、Ｌ．Ｈ．摩尔根《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版摘录（第４－１０１页）、Ｊ．Ｗ．Ｂ．马宁《爪哇，如何管理殖民地》１８６１年版摘录（第１０２－１３０页）、Ｊ．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１８８０年版摘录（第１３１－
１５７页）
、Ｒ．佐恩《法兰克法律和罗马法律》１８８０年版摘录（第１５７－１６１页）、Ｈ．Ｊ．Ｓ．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１８７５年版摘录（第１６２－１９９页）、注释（第１９９页）、Ｅ．胡斯皮塔利耶《电力的
主要应用》摘录（第２
００－２０３页）、目录（第２０４页）。在编号Ｂ１６８［Ｂ１５０］的笔记本中，收录了马克思在１
８８２年以英、德两国语言写下的１８页读书摘录，内容包括恩格斯作的目录（第１页）、书目与注释（第２页）
、Ｊ．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１８７０版摘录（第３－１０页）、书目与注释（第１１页）、载于《当代评论》１８８２年第Ｘ期的Ｍ．Ｇ．马尔霍尔《埃及金融》摘录③。后来，克拉德将这两个笔记本中有关摩尔根、菲尔、梅恩和拉伯克的著作摘录编辑在一起。
关于克拉德的编辑工作需要注意两点：第一，马克思对上述四位人类学家著作的摘录只反映了他在１
８８０－１８８２年间（即生命的最后时期）对当时新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关注，但这并不是其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全部。至少在１８６８－１８７９年间，他还对格·路·毛勒（Ｇ．Ｌ．ｖｏｎＭ
ａｕｒｅｒ）和奥·哈克斯特豪森（Ａ．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关于德国马尔克（Ｍａｒｋ）制度、契切林（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关于俄国米尔（Ｍｉｒ）制度以及科瓦列夫斯基（Ｍ．Ｍ．Ｋｏｖａｌｅｖｓｋｉｉ）关于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进行过大量摘录。第二，《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摘录的四位作者虽然具有维多利亚时代人类学研究的某些共性特征，但他们远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并且马克思对他们的关注点也各有不同。克拉德在为《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所作的长篇序言中表示：“这几位民族学家的姓名被并列在一起，可能产生０３①②③“摩尔根笔记”于１９４１年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ＩＸ卷，“菲尔笔记”分别发表在莫斯科《亚非人民》杂志１９６４年第１
期、１９６５年第１期、１９６６年第５期。关于“人类学笔记”中各笔记的出版情况考证，参见王莅：《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思想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１—４２页。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Ｄｉａｍｏｎｄ（ｅｄ．），Ｔｏｗａｒｄａ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Ｐａｒｉ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ｏｕｔｏｎ，１９７９，ｐｐ．１５３－１７１．中译文参见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６页。
以上资料来源可参见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文献目录检索系统，ｈｔｔｐｓ：／／ｓｅａｒｃｈ．ｉｉｓｇ．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Ｒｅｃｏｒｄ／
ＡＲＣＨ００８６０／Ａｒｃｈ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Ｌｉｓｔ＃Ａ０７２ｅ５３４ｃ６２
，最后查询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
劳伦斯·克拉德与“晚年马克思”的发掘
一种统一的感觉，仿佛他们代表着一种统一的传统；这样的判断将与事实不符，虽然他们都是活跃于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着重实际的进化论者。”
①对于克拉德所谓的四位作者并不归属某种“统一的传统”的观点，需要回归１９世纪下半叶的文化人类学发展谱系加以说明。一方面，四位作者的学说体现了同时代的某些共性特征，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直接体现在他们关于社会发展的著作都发表于《物种起源》（１８５９年）之后，而且更清楚地表现为拉伯克是达尔文的学生与信徒；梅恩将社会运动明确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进化；菲尔在重要的理论原则上与梅恩保持高度一致；摩尔根具体地规定了人类进化的阶段为蒙昧社会经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其中进化的内容包括发明与发现、政治观念、家族观念、财产观念同时发展。另一方面，四位作者的学说各具特色，甚至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互相对
立。摩尔根由于接受了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ＪｏｈａｎｎＪａｋｏｂＢａｃｈｏｆｅｎ）的“母权论”，与梅恩的父权制理论呈现紧张关系。同时，摩尔根还对当时在英国与梅恩齐名的苏格兰法学家麦克伦南（
凉风席席Ｊｏｈｎ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ＭｃＬｅｎｎａｎ）的“族外婚制”假说提出批评，而拉伯克却支持麦克伦南的观点。摩尔根甚至还挑战了达尔文关于原始游牧民族在人类家庭演变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看法，认为氏族而非家族才是史前社会的组织基础。可见，四位人类学家身处进化论与父权论所交织的复杂图谱之中，尽管他们的讨论议题及理论背景有很大的时代相似，但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探讨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确实不能被划归为同一个学派。
基于上述背景，克拉德提示了《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双重中心，这预示着马克思对待当时文化人类学的态度是复杂的。其一是理论的中心，即摩尔根。克拉德称“摩尔根对人类社会的
进化提出了当时最合乎逻辑的前后连贯的论述”
②。这一判断是合理且中肯的。从马克思的笔记摘录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开始，摩尔根的理论地位始终得到突出强调，他提供的政治观念、家族观念和财产观念甚至成为后来诸多社会进化理论的经典模板。其二是问题的中心，即梅恩，这在中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与人类学的关系研究中尚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显而易见，马克思在摘录过程中对梅恩的批评远多于其他三人，以至于
很容易滑向“马克思抛弃梅恩”的推论。然而，克拉德通过比对马克思思想进程及其对梅恩著作摘录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作的最重要的笔记和他对政治文化发展的理论，个人同原始社会、文明社会的关系，国家同社会的关系发表的最明确的看法，
都可以在他对梅恩著作的摘要和评论中找到”
③。因此，马克思与梅恩的问题关联与理论分歧还有待仔细辨析。
回归梅恩的理论研究可知，其最重大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基于历史主义角度对自然法学说展开猛烈批评，并以此为基础，借助古代法律制度和东方村社结构，重构法国大革命以降的西方政治和社会基础。马克思摘录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便是梅恩从古爱尔兰法，即布雷亨法律体系（ＢｒｅｈｏｎＬａｗ）观照仍然以罗马法为基础的西方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可见，马克思虽然采信了摩尔根关于史前社会结构与人类社会进化的主要观点，但力求通过残余法了解的原始公社遗迹以及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等问题，与梅恩高度重合。甚至可以说，梅恩从法律制度层面对以自然法为根基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与马克思的理论归旨异曲同工。当然，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基于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发现而走得更彻底和根本：“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包括法律制度，引者注）为
根据！”
系统开发工程师④１３①
②
③
④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ｏｒｇａｎ，Ｐｈｅａｒ，Ｍａｉｎｅ，Ｌｕｂｂｏｃｋ，Ａｓｓｅｎ：ＶａｎＧｏｒｃｕｍ［ｕ．ａ．］，１９７２，ｐ．１．中译文参见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第１４页。同上，第１４—１５页。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ｓ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７３．中译文参见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第９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
００９年，第５９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兼之
综上所述，作为《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编辑者的克拉德，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整理出一个尽可能反映马克思原始摘录情况的编辑文本，使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工作得以展现。同时，他在该书的
长篇序言中还详细提示了马克思对每部著作的摘录情况，以及被摘录作者和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论断都构成进一步研究该书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德在完成文本的编辑工作之后，还对马克思晚年乃至毕生所从事与人类学相关的研究工作做出勾勒，系统建构起一个“人类学马克思”。
二、作为“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者
克拉德对“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得益于对马克思晚年研究工作的“考古式发掘”。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这项工作首先在保存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及藏书的德国展开，进而被完成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最终被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两个马克思”对立的方式引向极端。
就德国的情况而言，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伯恩施坦（Ｅｄｕａｒｄ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倍倍尔（ＡｕｇｕｓｔＢｅｂｅｌ）和梅林（ＦｒａｎｚＭｅｈｒｉｎｇ）是关键性人物。其中，伯恩施坦、倍倍尔是恩格斯钦定的遗嘱继承人，而梅林是第一部涵盖马克思完整生平的《马克思传》作者。此时，他们并未揭示马克思晚年研究工作的具体细节，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慢性死亡”判定，代表了马克思逝世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期间，思想界对晚年马克思的普遍认知。
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转折，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系统发掘与整理。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梁赞诺夫（ＤａｖｉｄＲｙａｚａｎｏｖ），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便从西欧大量拷贝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复制件。１９２３年，他在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所作的文献
收集报告，最
早提到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工作。他说：“即便当他大约在１
８８１－８２年间已经部分丧失了独立的思想创造力时，他也没有失去继续从事研究的能力……他在１８７８年开始研究摩尔根的书。马克思在９８页密密麻麻写满的手稿上（他以惯用的速记方式，在每页纸上至少记述了２－３页书的内容）完成了一份详细的摘录……考虑到这些摘录的特殊价值，我破例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以及卢伯克和梅因的两本书进行了照相复制。通过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可以看到，直到７０年代后半期他还深入研究了封建
什么什么自得
主义和地产的历史。”
①这里，梁赞诺夫强调的重点并不是马克思人类学著作摘录的思想内涵，而是指出发掘这组摘录笔记有利于更丰富和完善地了解马克思生平事业和伟大精神。
将近半个世纪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院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费多谢耶夫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以历史研究为主题，将马克思晚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与世界历史编年摘录、农村公社、俄国革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评介，认为“马克思
认为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历史科学的最新成就，来加深和发展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观点”
地摊卖什么最火
②。至此，克拉德建构“人类学马克思”所针对的东方社会背景，或力求与之划清界限的东方解释模式就浮出水面了③。
问题的另一极呈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发展困境之中。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连续性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便对马克思本人与肇始于恩格斯的马克思
主义进行明确划界。这一思路从２
０世纪２０年代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开始，６０年代之后进一２３①
②
③［苏］梁赞诺夫：《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研究的最新进展》，李乾坤译，《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苏］彼·费多谢耶夫等：《卡尔·马克思》，孙家衡等译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第７０５页。根据费多谢耶夫１９７３年俄文第二版《卡尔·马克思》（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中央编译局翻译的中译本于１９８０年出版，该书
对中国１９８５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５卷（包含“科瓦列夫斯基笔记”“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和１９９２年《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出版，以及此后关于两部笔记是马克思晚年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化与拓展的定位，都具有先导性作用。
劳伦斯·克拉德与“晚年马克思”的发掘
步演变为“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断裂。对此，克拉德一方面指认不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思潮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片面解释，另一方面以人类学在１９世纪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发展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历程为基础，认为马克思“看到了这些变化，并且亲身参加进去，从而他自己的
著作也经过了从哲学的人类学到经验的人类学的同样转变”
①。通过上述２０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走过的不同道路及其各自困境可以发现，克拉德对“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蕴含了三重理论抱负。第一，从第二国际以降的苏俄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剥离一个更真实的马克思，具体辨析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差别，“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任务，因
为这个问题已被从不同方面弄得模糊不清”②。第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马克思”撕裂的僵局
中，还原一个更完整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并非自己反对自己，而是体现为思想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间断性，或是以连续性为主导的思想间断。克拉德明确指认，马克思“与哲学人类学和经验人类学
的关系，成为关于他的思想是否前后连续一贯的争论的一部分”
③。第三，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为切入点，建构一个人类学的马克思，克拉德试图将以前围绕《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青年马克思”研究，以及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成熟马克思”研究，推向以人类学为切入点的“晚年马克思”研究。因为“人类学马克思”既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和《资本论》中的论点的补充，同时又是对他在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期间所持立场的发展”
④。这即是说，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哲学人类学一脉相承，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与经验人类学内在相通。
在具体分析马克思人类学思想历程的过程中，克拉德按照马克思思想进程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对应关系区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哲学人类学阶段，主要指１８４０年代以前德国的哲学人类学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德国的哲学人类学发端于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充分展开于黑格尔哲学及其后学。在马克思的大学时期，这种思潮一方面蕴藏在法学和哲学的相关课程之中，而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鲜明地体现在以萨维尼（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ＣａｒｌｖｏｎＳａｖｉｇｎｙ）和甘斯（ＥｄｕａｒｄＧａｎｓ）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的争论之中。关于这两种对立思想，马克思后来在１８４２年发表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明确表达了对历史主义法学的批评。同时，他还与柏林大学的自然哲学家斯特芬斯（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ｔｅｆ ｆｅｎｓ）一起研究人类学。克拉德认为，正是
因为马克思早年习得了哲学人类学视域，才导致他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接纳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析框架，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人从自然界和社会中异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反对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本质的论述，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物质劳动生产出各种社会关系和人类自身。总之，哲学人类学不仅能够贯通马克思早年所受的法学和哲学双重背景，而且可以通向马克思以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中介的思想革命。
第二，哲学人类学向经验人类学的转变阶段，主要指１８５０－１８６０年代海外殖民和民族志调查引发的经验科学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克拉德一方面认为此阶段是经验人类学和科学民族志的孕育和形成时期，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中有关公有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公社等涉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史前社会的分析，与其同时代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有明显的相互参照。例如，格·路·毛勒的《马尔克、庄园、村落、城市制度和公共权力历史导论》（１８５４年）、《德国马尔克制度
史》（
１８５６年）、《德国赋役庄园、农民庄园和庄园制度史》（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德国村落制度史》３３①
瘾科技②
③
④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ｓ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中译文参见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第４页。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ｏｗａｒｄａ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ｐ．１５３－１７１．中译文参见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第５３页。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ｏｒｇａｎ，Ｐｈｅａｒ，Ｍａｉｎｅ，Ｌｕｂｂｏｃｋ，ｐ．５．中译文参见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第１９页。同上，第２
１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查尔斯·达尔文（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ｒｗｉｎ）的《物种起源》（１８５９年），阿道夫·巴斯蒂安（ＡｄｏｌｆＢａｓｔｉａｎ）的《历史上的人》（１８６０年），爱德华·泰勒（ＥｄｗａｒｄＢｕｒｎｅｔｔＴｙｌｏｒ）的《原始文化》（１８７１年）等著作，不仅构成了马克思阅读和评论的对象，而且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
十大童装品牌以前的生产方式研究中扮演着理论参与或支柱的作用。基于上述发现，克拉德认为，尽管１
９世纪中叶的经验人类学尚未成型，马克思对其的关注也不可能系统，但是马克思“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成熟时期的著作中的有利论点，应该根据他在此之前和之后所写的东西来加以理解。如果考虑到这些
论点在民族学领域的延伸，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们”①。事实上，他在这里暗示了《资本论》与人
类学研究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第三，经验人类学阶段，主要是１８７０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著作的集中涌现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伴随着进化论学说和民族志观察的系统发展，梅恩的《古代法》（１８６１年）和《古代法制史讲演录》（１８７５年）、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１８７０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１８７７年）、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１８７９年）、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１８８０年）等著作相继发表。马克思从科瓦列夫斯基的著作中了解到原始公社与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关联，从摩尔根的著作中了解到史前社会的制度基础及其向现代社会的进化模式，从梅恩的著作中了解到国家、社会与法律体系，从菲尔的著作中了解到东方村社的一般模型，从拉伯克的著作中了解到原始宗教的基本情况。进而，他对摩尔根的学说稍加改造并作为批判其他思想家的理论基础。按照克拉德的理解，将这些笔记编辑组合在一起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具有三条明晰的思想脉络：其一，与青年和中年的人类学视角一脉相承；其
二，与《资本论》的议题内在关联或相互参照；第三，与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人类历史发展图景直接呼应。
综上所述，“人类学马克思”的理论建构不仅与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工作和一生思想历程中的人类学因素直接关联，而且在更广的意义上指向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构成、定性及整体性等问题的重新探讨。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克拉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从而对“人类学马克思”的理论效应和解释界域进行合理估量。
三、作为马克思思想历程的阐释者
任何关于克拉德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早年学习研究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哲学、数理逻辑、语言学和民族学的美国学者，为何在二战结束之后突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联想到麦卡锡主义在当时美国的盛行，这种研究转向就更显得不合时宜。考察克拉德的
生平将会发现，这种转变与卡尔·柯尔施（
ＫａｒｌＫｏｒｓｃｈ）流亡美国，特别是１９４５年就职于纽约国际社会研究所直接相关。
柯尔施的印记常常以或显或隐的形式出现在克拉德的研究成果中。例如，《卡尔·马克思民族学
笔记》中有专页写到“致力于怀念卡尔·柯尔施”（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ＫａｒｌＫｏｒｓｃｈ）的字样，前言（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甚至更明确说“本书的观点首先是从１９４７－１９５３年间与卡尔·柯尔施的交谈中生发出来的，它理应被视为对此的进化发展”
②。按照这一线索继续追踪，将会发现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大量充斥于克拉德关于马克思与人类学的关系解释之中。因而，求证柯尔施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克拉德的马克思主义观，对理解这位“半道出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转向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克拉德散见在各处的表述及其与柯尔施相关理论的对比，可以发现克拉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４３①
②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ｏｗａｒｄａ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ｐ．１５３－１７１．中译文参见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１４卷，第５２—５３页。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Ｋｒａ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Ｍｏｒｇａｎ，Ｐｈｅａｒ，Ｍａｉｎｅ，Ｌｕｂｂｏｃｋ，１９７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