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宗教与哲学——信仰告⽩的权利
德国宗教与哲学信仰告⽩的权利
菲利普·⽐特让（Philippe Büttgen）
郭真珍（GUO Zhenzhen） /译（trans.）
转⾃：清华西⽅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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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本⽂原⽂为法语，2015年原载于《⽇⽿曼研究》，⽂献出处为：Philippe Büttgen, “Religion et philosophie en Allemagne: Le droit de laconfession,”Études Germaniques 70(2015), 4 p. 659-670。Confession⼀词在法语中有多种含义：1.宗教，教派（德⽂: Konfession）；2.公开发表的信仰告⽩或宗教声明（德⽂：Bekenntnis）；3.（天主教的)忏悔(德⽂：Beichte)。在这篇⽂章中，上述含义都将出现。
作者简介：菲利普·⽐特让，法国先贤祠-索邦⼤学（巴黎⼀⼤）宗教哲学教授，研究领域是宗教哲学、哲学史（德国哲学等）（Philippe Büttgen,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é ParisI - Panthéon-Sorbonne, Paris）。E-mail:
********************************.本⽂译者，郭真珍，清华⼤学哲学系博⼠后。
摘要：从1785年开始，发⽣于1530年6⽉25⽇的“向查理五世进献《奥古斯堡信仰告⽩》”成为德国哲学的原初图景，⽽《奥古斯堡信仰告⽩》也成为德国哲学的“权利法案”。本⽂将讨论现代德国哲学的路德派信条化这个传统问题。并重点说明这⼀信条化进程的政治、法律维度及哲学含义。
关键词：信仰告⽩；德国哲学；《奥古斯堡信仰告⽩》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
——The Right of Confession
Abstract: From ca. 1785 onwards the prentation of theAugsburg Confession to Emperor Charles V on June 25, 1530 has been theprimitive scene of German philosophy and the Augsburg Confession itlf theBill of Rights. This article hereby reconsiders the traditional issue of theLutheran confessionalization of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emphasizing thepolitical and legal dimension of this process and its philosophicalimplications.
Keywords: Confession; German philosophy; Augsburg Con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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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告⽩与信条化（Confessionnalisation）[1]
许多⼈依然会因为在德国观念论（idéalisme）中发现了信仰告⽩的⽚段⽽感到惊讶。⿊格尔是众所周知的⼀例：
Ich bin ein Lutheraner und durch Philosophie ebenso gantzim Luthertum befestigt [...][2]（我是路德派信徒, 哲学巩固了我的路德主义。）
这句话就相当于⼀个教派（Konfession）归属声明。在⼀篇⾄今鲜为⼈知的⽂章（1830年6⽉为纪念《奥古斯堡信仰告⽩》[3]300周年的拉丁⽂演讲）中，⿊格尔态度明确地做了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告⽩（Bekenntnis）。⽆论从哪⼀⽅⾯来看，这篇演讲都是⿊格尔“政治新教”的最终结论。[4]
然⽽，这篇哲学家的信仰告⽩并⾮史⽆前例。请看雅可⽐（Jacobi）在《关于斯宾诺莎的学说——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的信》（1785）中提到的莱⾟给门德尔松的答复：
Sie drücken sich beinahe so herzhaft aus, wie der Reichstagsschlußzu Augsburg ; aber ich bleibe ein ehrlicher Lutheraner, und behalte den “mehrviehischen als menschlichen Irrthum und Gotteslästerung, daß kein freyer Willey”, worein der helle reine Kopf Ihres Spinoza sich doch auch zu finden wußte.[5]（您的表述所富有激情⼏乎能与奥古斯堡的结语相媲美；然⽽，我仍是虔诚的路德派信徒并坚持‘⽐⼈性更兽性的错误’和认同‘不存在⾃由意志’这句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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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古斯堡的结语相媲美；然⽽，我仍是虔诚的路德派信徒并坚持‘⽐⼈性更兽性的错误’和认同‘不存在⾃由意志’这句亵渎神明的话，您的斯宾诺莎的清醒头脑也会认同这⼀点。）
以上两段⽂字更加肯定了哲学的路德派信条化这个论断。费希特于1813年得出以下结论：
儿童读物Verstand in Anwendung auf das Christenthum, und Protestantismus, ist ganz daslbe ; daher der modernePhilosoph und Gelehrte nothwendig ein Protestant ist. [6]（应⽤于天主教和新教的理智是同⼀事物，所以哲学家，即现代学者，必然是⼀位新教教徒。）
这⼀切虽然很清晰，但似乎过于简单。德国哲学的信条化应该有⽐“所有⼈皆新教教徒”更细致的结论。到底能得出哪些结论呢？让我们再回到莱⾟：
Ich bin Liebhaber der Theologie, und nicht Theolog. Ichhabe auf kein gewiss System schwören müsn. Mich verbindet nichts, eineandere Sprache, als die meinige, zu reden. [7]（我是神学爱好者⽽⾮神学家。我不应该对任何⼀个体系发誓。没有什么能强迫我使⽤⾃⼰的语⾔之外的另⼀种语⾔”(作者译)。我将Liebhaber der Theologie翻译为“爱好者”，但也可以理解为神学的“情⼈”或“爱慕者”。）
莱⾟拒绝对其发誓的“特殊体系”就是雅可⽐在《关于斯宾诺莎的学说》中引述的被莱⾟赞美的体系：
《奥古斯堡信仰告⽩》。1530年6⽉25⽇，神圣罗马帝国中皈依新教的数位公爵在奥古斯堡帝国会议上庄严地将这⼀从“神的纯粹话语”中获得的“教义”献给查理五世，并宣布将在⾃⼰的封地上让布道者宣讲该教义，即《奥古斯堡信仰告⽩》（Confessio Augustana）。[8]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再现奥古斯堡⼀幕的艺术品布满了路德派教堂，有些作品还将奥古斯堡的⼀幕与其他场景联系在⼀起，如弗兰肯⼤区（Franconie）卡森多夫地区（Kandorf）的教堂中再现“基督最后的晚餐”的画作：信仰告⽩绘画（Konfessionsgemälde）作为⼀个画种诞⽣了。
然⽽，如何确定莱⾟所说的（特殊体系）⼀定就是《奥古斯堡信仰告⽩》呢？这就要通过他所拒绝的东西——拒绝发誓（“我不应该对任何⼀个体系发誓”）。《奥古斯堡信仰告⽩》旋即成为路德派信徒的基本信条准则，并被纳⼊新教教会的象征之书（libri symbolici）或信仰告⽩经典（Bekenntnisschriften）全集，在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前，所有希望获得公职或教职的⼈员都要对此全集发誓。这⼀标准化⾏为被称为：宗教誓⾔（iuramentum religionis或Konfessionid），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已对其进⾏了30多年的研究。[9]
Andreas Herrnein (1538-1610)画室
Historiader Augspurgischen Konfession,
mitVerzeichnis der Fuersten vnnd Herrn so sich darzu bekend haben. Anno. 1530, 1602. Kilianskirch
e, Kandorf.
撒克逊公国的选帝侯Jeanle Constant将《奥古斯堡信仰告⽩》和其辩护书呈献给位于画⾯左侧的查理五世；已皈依新教的⼏位公爵站⽴在画⾯右侧，每个⼈都⾯露怀疑之情；在画⾯后⽅，⼀系列路德派教堂的圣事场景围绕着“基督最后的晚餐”依次展开。
所有这些，甚⾄表达法，都指向“原则（Axiomata）声明”中的这句誓⾔，这句奇怪的“反信仰告⽩”：“没有什么能强迫我”（mich verbindet nichts）。这句话与莱⾟⽤来阐释信仰告⽩的强制价值的术语（terminus technicus）“连接”（Bindung）产⽣共鸣。从埃伯哈德（Eberhard）到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再到⿊格尔1830年的演讲，关于信仰告⽩的强制价值的争论延续了20多年。[10]
⾄此，第⼀个可能的结论出现了：与哲学的路德派信条化相对应的是对信仰告⽩问题的⾼度敏感。为了表达⾃⼰斯宾诺莎主义的思想本质，莱⾟⾃称为“虔诚的路德派信徒”，并引⽤了天主教对《奥古斯堡信仰告⽩》及其“⽐⼈性更兽性的错误”的批判。[11]然⽽，为了能将⾃⼰称为“神学爱好者或爱慕者”，莱⾟就必须放弃这⼀信仰告⽩，并否认为获得沃尔芬⽐特尔（Wolfenbüttel）⼤公图书馆馆员职位⽽发誓的事实。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认为，这⼀极为迂回的策略是受到了“我相信（credo），象征，信仰告⽩”这种在⼗⼆使徒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最直接且最肯定的话语⽅式的影响？
⼆肯定的策略
我们将在另⼀个情景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结语⾮常有名，在驳斥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有效的责任法”的号召之后，马克思写道：
Kurz, auch dier Anhang zeichnet sich durch schlottrigeRedaktion aus.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12]（我说这些
道德情感Kurz, auch dier Anhang zeichnet sich durch schlottrigeRedaktion aus.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12]（我说这些只为拯救⾃⼰的灵魂”，或“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的灵魂。）
路易·阿尔都塞注意到了这句“教堂忏悔的拉丁⽂”，他在此读出了“在孤独中只为说话⽽说话”的⼈（⼀位⾝在远离哥达的伦敦，讲着圣事语⾔的孤独先知）的话语。[13]显然，此处的讽刺不亚于雅可⽐的莱⾟说⾃⼰犯了“兽性的错误”。事实上，在1843年，即在《哥达纲领批判》发表的30年之前，马克思在制定《德法年鉴》的⽅针时就已经将⾃⼰的计划阐释为⼀种“忏悔”。
Dies ist eine Arbeit für die Welt und für uns. Sie kannnur das Werk vereinter Kräfte in. Es handelt sich um eine Beichte, umweiter nichts. Um sich ihre Sünde vergeben zu lasn, braucht die Menschheitsie nur für das zu erklären, was sie sind.[14]（这是⼀个为了世界和我们⾃⼰的任务。这
只能是⼒量联合的结果。这是⼀种忏悔，⽽⾮其他。为救赎⾃⼰的原罪，⼈类要将原罪原原本本地宣读出来。）比较污的绕口令
这⾥的“事业”是以“箴⾔”或命令、⼝号（Wahlspruch）的形式被表达出来的：“要通过对神秘主义意识的分析，⽽不是通过教条来改⾰意识。”如何理解“忏悔”与“教条”对⽴呢？为了反对⿊格尔及其“政治新教”，马克思的策略之⼀就是借助confession的另⼀个意思，即对原罪的忏悔（Beichte）⽽⾮信仰告⽩（Bekenntnis）。[15]总之，与莱⾟引⽤天主教皇帝查理五世的⾔论⼀样，使⽤“教堂忏悔语⾔”构成了强烈的挑衅。在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国家全部特征——从教会联盟到⽂化战争（Kulturkampf）——的新教⾯前，（马克思要求的）断裂借⽤了“朝向拉丁⽂化天主教的讽刺迂回”。⽽在某种意义上，这⼀断裂必须借⽤此迂回。这样⼀来，我们就可以在⼀个被教派竞争极端化的世界中理解断裂，在这个世界中很难想象有⽐天主教教徒（Katholisch）和新教教徒（evangelisch）之间的鸿沟更深的裂缝——“对教派差异的参照”是说明政治断裂深度最清晰的⽅法。
马克思的和莱⾟的策略向我们展⽰了信条化的深刻后果。我们可以进⼀步指出：之前引⽤的每段⽂字，从⿊格尔的“我是路德派信徒”到年迈的马克思说出的“我已经说了”，都向我们展⽰了某种对教义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成为德国⼤地上哲学及政治实践的⼀种特殊性。甚⾄连对教条的迟疑都是通过忏悔和信仰告⽩被表达。挖掘这种对教义（Lehre）和信仰告⽩（Bekenntnis）反常依恋的根源，是⼀项⽐肯定“新教与哲学之间存在类同性”——我们从⼀开始就指出了哲学的路德派信条化——更复杂的
⼯作。我们要研究的，正是哲学肯定的形态，从1780年开始，这些形态愈发频繁地、明确地趋同于宗教团体的归属告⽩。
从启蒙运动末期开始，哲学在德国经历了信仰告⽩时代。在所有追随教义——新教或其他宗教——的⾏为中，哲学选择了张贴忠诚，即通过告⽩⽅式来阐明所思。在莱茵河对岸出现的“论断”或其他“宣⾔”体现了：1.德国⽂化与告⽩话语之间的亲密性；2. 德国⽂化拒绝（或⽆⼒）改变或与此亲密性谈判；3. ⼀种超越了确定性⽽直接宣布⼀个⽴场（归属）的肯定表达法（pathos）。在历史学家看来，路德于1521年在沃尔姆斯（Worms）帝国会议上说出“我在这⾥，我不能在其他地⽅”（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的时候，象征标记就已经确⽴。尽管如此，哲学则明确地将1530年发⽣在奥古斯堡的“进献《奥古斯堡信仰告⽩》”视为⾃⼰的原初图景。
这⾥讲的是信仰告⽩的时代，我们也可以想到⼀个肯定的时代，⽽德语哲学直到今天似乎还没有感到有离开这个时代的必要：⼀个正在进⾏信仰告⽩的现在。这个时代的范围很⼴，⽽且难以被严格地划分。例如，它包括海德格尔《⼤学的⾃我主张》中的阴暗⾃我主张（Selbstbehauptung），以及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在《现代的合法性》中为反对施密特和海德格尔⽽颂扬的⼈的⾃我主张（humane Selbstbehauptung）。[16]
“肯定的时代”，“正在进⾏信仰告⽩的现在”：在提出这个假设之后，我将检验该假设的⼏个内容。这些内容⼀⽅⾯涉及哲学与历史的关系，另⼀⽅⾯涉及哲学与法律的关系。
升旗仪式主持人发言稿三信仰表⽩的性质和历史
枪决女犯人>采摘芒果路德派宗教⽂化的特殊性之⼀即将教义称为“confession”；这样⼀来，我们就理解了信仰告⽩（Bekenntnis）为何能直接引向教义（Lehre），⽽教义的雄⼼为何会如此容易地与信仰告⽩的热情结合在⼀起。1530年的《奥古斯堡信仰告⽩》是路德派教义基本要点的最初表达之⼀，也是路德派信徒所宣扬的内容，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内容是正确的。它的条款都是由⼀句“他们也传授”（Item docent）引出：路德派信徒告⽩并且传授。能否归属于路德教派（Konfession），取决于是否认同这个拉丁⽂称为Confessio，德⽂称为Bekenntnis的告⽩⽂本。⽽“认同”则是⼀个同样被称
为“confession”（同样地，拉丁⽂称为Confessio，德⽂称为Bekenntnis）的语⾔⾏为，即在现代神圣罗马帝国中⼀直和宣誓⾏为结合在⼀起的信仰告⽩。
所以confession可被理解为⾏为、⽂本或团体。这些不同含义在德国通过教义（Lehre）概念被组织在⼀起。如何解释这⼀对教义，法学（Rechtslehre），科学理论（Wisnschaftslehre）和⼏乎⽆法翻译的Dogmenlehre（教条的教义）的狂热呢？如果我们能直接排除“国民特性”以及“德国⼈⽐其他国民更教条”这样的观点，我们便进⼊了被研究界称为教派⽂化（culturesconfessionnelles）的核⼼。
为了简要说明⼀个在德国研究中已持续40年之久，但依然富有⽣命⼒的论题，我们将重拾沃尔夫冈·莱因哈德
为了简要说明⼀个在德国研究中已持续40年之久，但依然富有⽣命⼒的论题，我们将重拾沃尔夫冈·莱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现代罗马教廷史领域的伟⼤历史学家——在1980年所做的论述：confessio⼀词经历了词义的“扩展”，“扩展”使这个词进⼊现代，从信仰告⽩——“我相信”（credo），“我忏悔”（confiteor）——的个⼈⾏为转变为某个特殊教派的主体共同体，即“信仰告⽩者的组织”[17]。“扩展”使形容词“confessionnel”（教派的）的当代意义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中，共同体所认同的东西远远多于“我相信”（credo）。所以，在研究德国哲学中的教派因素时要考虑到这⼀将信仰⾏为与团体结合在⼀起的演变。
我们可以从该演变中总结出绝⼤部分关于信条化的争论。[18]⽬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献在很⼤程度上仍受两个著名的“信条化”范式（Konfessionalisierungsparadigma）⽀配：1. 因1520年教会分裂⽽加剧的政治权⼒和教会权⼒的结合（Verzahnung）；2. 教派之间的功能等价，即只关注在国家化和社会现代化中的结果等价，⽽不考虑教派（罗马天主教、新教路德宗、新教改⾰派）和教义的不同。正是为了反对这种功能主义观点，“教派⽂
化”（Konfessionskulturen）[19]研究计划在21世纪初被确⽴下来。事实上，“信条化”的标准范式⽆法解释启蒙末期的⽇⽿曼哲学路德派信条化现象。不同教派不仅是对称结构，⽽且也是反思彼此之间差异的真实世界，并且这些世界试图在某些传统上属于⽂化领域的产物（神学、艺术、科学）中巩固⾃⾝，⽽挑战就是要找到把握这些教派的⽅法。所以，我们要尝试找到能够思考某种艺术，某种仪式或
某种天主教，路德派或改⾰派思想的特殊性⼯具。
此外，我想指出，不要期待这项⼯作能够完全推翻信条化的功能主义范式：为了能被思考，教派⽂化的⾃主性必须预先假定信条化的政治及社会现实。[20]然⽽，这⼀⾃主性将注意⼒引向⼀个“第⼀现代社会史”研究没能真正涵盖的对象的坚固性。这个对象正是信仰告⽩，其语义演变——即使被莱因哈德⽴刻察觉到——仍没有被解释。在信条化背后，信仰告⽩的性质仍有待澄清，更确切地说，要找到能够从confessio⼀词中指明以下事物的⽅法：告⽩⾏为和告⽩者团体，公众话语和社群，以及建⽴话语，⾏为和社团所依据的书⾯标准。
正是在此研究阶段，哲学——我们没有真正预见这⼀点——再次处于⽇⽿曼教派⽂化历史的中⼼。事实上，教义，作为将诸如赞美诗、丧葬誓⾔、神学论⽂以及我们从启⽰⾓度出发所命名的教育图像（Lehrbild）（即夹杂在信仰告⽩中的说教图画）联系在⼀起的整体⽂化事实，从15年来对信条化（Konfessionalisierung）的研究中浮现出来。此外，哲学史反映出了“真理⽴场表达”的复杂性，即便在哲学学说中，真理⽴场仍要通过信仰告⽩的形式被表达。
总之，教义是元素，是真理的共同形式。不仅在教义神学的理论领域，或是在其他诸多领域，宗教⾏为都是通过这⼀形式被表达出来。⽽此形式的标准正是信仰告⽩。从1780年起，哲学开始对此形式进⾏激烈的追问，其⽬的就是要超越⾃⾝与权威（审查）的关系和⾃⾝的政治功效，进⽽思考⾃⼰创⽴学说的意志。
在我看来，回归教义并对这⼀要求真理的特殊⽅式进⾏追问，使⽇⽿曼世界的哲学实践在宗教和⽂化现实的中⼼地带扎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哲学的特殊⾓⾊和⽇⽿曼⽂化的演变。
远在第⼀现代时期之前，教派差异就已经作为事实摆在德国哲学⾯前。正是这⼀差异——⼀旦我们看到教派差异经历了教义这个中介——让我们在今天理解了通过哲学把握⽇⽿曼世界⽂化史的必要性。那么如何做到这⼀点呢？
四法律与哲学
如何将哲学纳⼊⽇⽿曼⽂化史，尤其是：如何给这项⼯作赋予哲学意义？我的建议是：通过法律。帝国法，更进⼀步说，帝国教会法（Reichskirchenrecht），从此超越了法律史的狭义界限，⽽成为⼀个理解哲学的条件。这⼀点将我们带回1530年的《奥古斯堡信仰告⽩》。
随着1530年《奥古斯堡信仰告⽩》的出现，随着使徒象征出现的信仰告⽩神学重新回到了查⼠丁尼⼀世（Justinien）指定的路线：通过⼀个帝国的法律。在新⼀届帝国会议之后，1555年的《奥古斯堡和约》将路德派信徒正式命名为“《奥古斯堡信仰告⽩》的参与者”（AugspurgischeConfessions-Verwandte）。这样⼀来，这个称谓便预设了“《奥古斯堡信仰告⽩》的教义条款是众⼈皆知的”这个事实，并为这些条款（即使在它们不涉及法律的情况下）赋予了法律意义。鉴于多位公爵在25年前就已经认可《奥古斯堡信仰告⽩》的内容，特许给有封地的公爵的改⾰权（ius reformandi），对教会财产
的保障，对部分教会裁判权的中⽌，迁徙权（ius emigrandi）以及其他⼏项措施⽴刻在法律上⽣效。根据神圣罗马帝国1555年的法律，我们所说的“新教教徒”就是“《奥古斯堡信仰告⽩》语境中的宗教”（Augspurgische Confessions-Religion）的合法成员。[21]
这⼀宗教向法律的完全转变超越了政治神学的约定范畴。它定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与教派相关的事物（le confessionel）”，并在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甚⾄法哲学领域之外，为“与教派相关的事物”敞开了⼀扇宽阔的哲学之门。《奥古斯堡信仰告⽩》并没有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信仰告⽩，神圣罗马帝国直到解体都⼀直保留着罗马（⽇⽿曼）天主教；《告⽩》从未成为法律或法规。《奥古斯堡和约》的⽂本也是完全是从“教义”、“宗教”和“信仰”的⾓度来审视《奥古斯堡信仰告⽩》。然⽽，⾰新性是不容忽视的。“教义”和对教义的告⽩⼀同创造了承担《和约》条款的权利主体（如公爵有在其领地上改⾰的权利或⾂民有迁徙权利）。从这⼀点出发，⽆论⿊格尔还是莱⾟，当他们⾯对《奥古斯堡信仰告⽩》时，当他们通过该⽂本和该事件概括⾃⼰全部思想时，他们正是作为权利主体在研究哲学。
德国哲学史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要理解哲学如何思考权利主体，同时也要理解由权利主体创造的哲学如何被思考。这虽然是看似遥远的哲学史，但或许是⼀个思考哲学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新⽅法。
亨利希·海涅(HeinrichHeine)的问题在今天转变为：德国宗教和哲学，或信仰告⽩和源于教义的法律。
在德国，“拥有⼀项权利”就是对“归属告⽩的权利”的记忆，这⼀权利源于1530年的《奥古斯堡信仰告⽩》，于1555年在同⼀地点被制度化，于1648年在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被重申——以便巩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la Paix de Westphalie）。
[22]在德国，“成为权利主体”即“归属和信仰告⽩”，⽽表达归属的⽂本在继续模仿信仰告⽩⽂书。最后，我们再次重申：声明某种归属——Bekentnisschrift——就是在⼀个教义⽂本中重识⾃我。于是，我们理解了哲学话语的使⽤为何没能也不能摆脱教义（Lehre）的保障和告⽩⽂书的强制确定性。
在德国，学术研究源于教义研究与信仰告⽩⾏为的结合，并⽴刻带有强烈的政治⾊彩。德国⼈的政治服从“特
性”（topos），当然是对于法国政治观念⽽⾔，并没有认识到存在于肯定表达法（pathos）——也是权利诉求的表达法——中的强烈政治⾊彩。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极⼒表达（⾃⼰与现实的）距离的时候——“我说这些只为拯救⾃⼰的灵魂”——也陷于其中。《奥古斯堡信仰告⽩》是德国哲学的⼀个原初图景和宪章。在我们看来，德国哲学带有宗教虔诚和新教特征，⽽德国哲学也毫⽆保留地将这⼀点展⽰出来。它的政治对策，我们尚未提出任何相关模式，对欧洲来说仍是⼀个问题。
[1]法⽂单词“confessionnalisation”意为⼴义上的“宗教化”和“(宗教)信条化”。⽽德⽂单词“Konfessional- isierung”则多指新教改⾰史中的⼀个特定历史事实：在《奥古斯堡和约》的签署(1555)和“30年战争”之
间(1618-1649)，新教和天主教经历了⼀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两个教派在⾃⼰的势⼒范围内加强了信徒对教义的认知并强化了教会对社会⽣活的管理；“信条化”导致了“教派⾝份”的产⽣。由于这篇⽂章涉及的领域尚未得到国内学者的⼴泛关注，所以国内的相关资料很少，译者在这⾥将“confessionnalisation”和“Konfessionalisierung”同译为“信条化”。——译者注
[2]《1826年7⽉3⽇致Tholuck的信》（Lettre à Tholuck, 3 juillet 1826 [in]Briefe von und an Hegel,hrsg. von Friedhelm Nicolin, Hamburg: Meiner (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 238b),19813, S. 61）；对应的Jean Carrière的法语翻译见Hegel:Correspondance, Paris : Gallimard, 1967, t. III, p. 333：“我是路德派信徒，哲学巩固了我的路德主义。”（此处的法语表达被译为了中⽂——译者注）
[3]《奥古斯堡信仰告⽩》是路德派的信仰纲领，共包括28项条款，作者为梅兰希顿(Melanchthon)。1530年6⽉25⽇，路德派的7位公爵和2位城市代表在奥古斯堡帝国会议上将《奥古斯堡信仰告⽩》献给查理五世。这⼀事件是新教改⾰中的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新教教义的制度化。——译者注
[4]Oratio in sacris saecularibus tertiis traditaeconfessionis Augustanae ab universitate regia Friderica Guilelma Berolinensidie XXV. M. Junii A. MDCCCXXX rite peractis habita a Georgio Guilelmo FridericoHegel, Berlin-Stettin 1830，Hegel :GesammelteWerke, hrsg. von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nAkademie der Wisnschaften und der
Künste, Bd. 16: Schriften und Entwürfe II(1826-1831), Hamburg: Meiner, 2001, S. 315-322。参见PhilippeBüttgen的论⽂«Hegel à Augsbourg. Confession etcommémoration »（《⿊格尔在奥古斯堡——信仰告⽩与纪念》）[in]Philippe
Büttgen et Franck Fischbach (dir.):Théologies politiques duVormärz.De la doctrine à l’action (1817-1850), Paris: CNRS Éditions (RevueGermanique Internationale), 2008, p. 33-53）。“政治新教”这个表述源于Reinhart Maurer的论⽂：« Hegels politischer Protestantismus » [in] Hans-Georg Gadamer(Hrsg.):Stuttgarter Hegel-Tage 1970,
Bonn:Bouvier (Hegel- Studien, Beiheft 11), 1974, S. 383-417。
[5]Überdie Lehre des Spinoza in Briefen an den Herrn Mos Mendelssohn[in] Jacobi: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hrsg.von Klaus Hammacher et Walter Jaeschke, Bd. I, 1, Hamburg/Stuttgart: Meiner/ Frommann-Holzboog,1998, S. 28：“您的表述所富有激情⼏乎能与奥古斯堡的结语相媲美；然⽽，我仍是虔诚的路德派信徒并坚
持‘⽐⼈性更兽性的错误’和认同‘不存在⾃由意志’这句亵渎神明的话，您的斯宾诺莎的清醒头脑也会认同这⼀点。”（作者译[指作者译成法语，译者依据这个法语翻译译成中⽂，下同——译者注]）
[6]Alte und neue Welt(1813) [Politische Fragmenteaus den Jahren 1807 und 1813][in]FichtesWerke, hrsg. von Immanuel Hermann Fichte, Bd. VII :Zu Politik,Moral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Berlin 1846, Nachdr. Berlin: De Gruyter,1971, S. 609：“应⽤于天主教和新教的理智是同⼀事物，所以哲学家，即现代学者，必然是⼀位新教教徒。
”（作者译）
[7]Axiomata, wenn es deren in dergleichen Dingen giebt(1778) [in] Lessing:Werke und Briefe, hrsg. von Wilfried Barner u. a., Frankfurt a. M.: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Bd. 9:Werke 1778-1780, 1993, S. 57 (= Lessing,Sämtliche Schriften, hrsg. von Karl Lachmann und Franz Muncker, Leipzig/Berlin1886-1924, Nachdr. Berlin: De Gruyter, 1968, Bd. 13, S. 109)：“我是神学爱好者⽽⾮神学家。我不应该对任何⼀个体系发誓。没有什么能强迫我使⽤⾃⼰的语⾔之外的另⼀种语⾔”(作者译)。我将Liebhaber der Theologie翻译为“爱好者”，但也可以理解为神学的“情⼈”或“爱慕者”(cf. Johannes von Lüpke:Wege der Weisheit.Studien zu Lessings Theologiekritik,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