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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迟恩：成为同时代人的三个维度西东合集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文章“What is the Contemporary?”（《何为同时代？》）中的Contemporary，另一个中译本译作“当代人”（见lightwhite译《什么是当代人》）。译法的差别反映出Contemporary一词丰富的内涵：同时指向时间与人，意味着该词指向的是人与时间的一种关系、一种状态，正如阿甘本所说并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可以说，在汉语语境下，Contemporary一词的译法：“同时代”体现出一种历时性，“当代”体现出一种共时性，二者形成互文关系，相互交织；而该词所具有的“人”的内涵，又揭示出人在contemporary中的位置。考虑到此次诗会的主题，以下行文主要使用“同时代（人）”的译法，参以“当代（人）”的译法。
何为“同时代”？阿甘本借用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界定：“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即生活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却又与时代相背离。“同时代人”显然指的是不合时宜的人、背离时代的人。但阿甘本并未局限于此，他从一开始就试图拓展“同时代人”的内涵，因而提出“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属于同一个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想将其刻写在催生这篇文章的研讨会的门槛上。在阿甘本那里，“我们”——准同时代人——要去发现
自己的同类，他们“可能距我们已有数个世纪之远，也可能更为近代，甚至与我们非常切近……我们可以使自己成为这些文本的同代人”。阿甘本建议我们与“这些文本（及其作者）”成为“同（时）代人”，无疑给出了成为同时代人的一条路径，即与文本及其作者发生关系。
从阿甘本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提出三个维度——时代、同代人、传统——去去理解“同时代人”，以及如何成为同时代人。
一
阿甘本指出：“诗人——同时代人——必须紧紧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阿甘本将诗人与同时代人视为一个群体，或者说将诗人视为同时代人的主体？如果成立，那么毫无疑问他赋予诗人（而非其他文体写作者）非常高的荣誉与非常重的责任。这种“必须紧紧保持的对自己时代的凝视”，恰切地表明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指出了成为同时代人的一个巨大考验，即能否对自身所处时代有清醒的认识。诗人经受住了这个考验，诗歌也成为所有文体中最能承担起凝视时代、清醒认识时代重任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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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依附于时代，并深嵌其间，无论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无论是智慧的时代还是愚蠢的时代。诗人清楚地知道，“他不可改变地属于这个时代，他不能逃离自己的时代”（阿甘本语），因此他正视自己的时代，他知道这个时代为自己提供了最便利的书写条件；他体察自己的时代，也许悲观，也许不认可，但他知道一切并非绝境。
这并非建议诗人与时代媾和。相反地，诗人应当也必须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诗歌史里发生在诗人身上的悲剧，尤其可以反证这一点。自屈原自沉汨罗江以降，曹植、嵇康、王维、李白、韩愈、苏轼等诗人，深陷时代之中，在动荡的时局、政治的旋涡及权力的斗争之中不愿摆脱或摆脱不得，成为政治的受害者或牺牲品。在他们那里，诗人的身份是次要的，“士”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身份，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要进入时代的最核心处。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到沧桑便是工”，时代给予他们的磨砺，使得他们一旦不再张扬“士”的身份，专心为诗后，创造出诗歌的新局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后寄情田园而有“田园诗派”，杜甫弃官入川之后诗艺精进至沉郁顿挫而被称为“诗圣”，苏轼一生屡屡遭贬竟至黄州惠州儋州而超越同时代诗人；如此等等。他们堪称同时代人的注脚，正是因为作为诗人，他们没有回避自己的时代，也没有鄙视自己的时代。
人生不能重来诗人与时代的距离不能太近以至于亲密无间，当然也不能太远。可在我们的时代，不少诗人与时代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以至于不愿正视时代、对时代满怀失望、对时代无法理解自己的写作自怨自艾，以至于自杀。诗人的这种自杀，我称之为“殉诗”。
当前时代的诗歌，似乎只有两条路径来换取大众的关注：一是诗人的自杀，一是诗人的悲惨经历，都是出售诗人的境遇作为话题。但相较而言，后者可以说是距离同时代人更近的诗人，他们在不幸中去创作，去书写时代及时代中的自我，有着非常大的勇气。而前者中的“殉诗”之举，则反映出他们对时代的极端化且畸形的认知（也是对自身认知的偏差），认为这个时代不再属于诗与诗人，认为这个时代对诗与诗人的无知越来越深，认为诗人的荣光在大众的媚俗中一去不返，认为自己写诗无法被社会与时代认同，认为自己是被时代遗忘的孤独而高贵的精灵，等等等等。“殉诗”之举看似勇敢实则懦弱，令人惋惜，更令人产生新的误解。诗未亡，何以殉！
也许我们已经进入荷尔德林所说的“贫困时代”，那么诗人何为？诗人如何给自己定位？诗人完全可以选择不被时代认可，甚至可以“可以鄙视他的时代”，但不是选择逃避时代。避无可避！一旦诗人与时代之间形成难平的沟壑，唯有导致当前时代自己的悲剧而一无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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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杜甫对格律诗的创新遭到了同代人的讥笑，心中有所忿然，借前贤王杨卢骆自比，自信诗作如“江河万古流”，却无形中提出诗人如何正确看待同代人创作的问题。所谓同代人，狭言之指同一个年代的人，广言之指同一个朝代/时期的人。由此回看上文的“殉诗”现象，是否可以说那些“殉诗”的诗人忘记了自己的同代人，或者不愿意与同代人进行交流？
一个致力于成为同代人的诗人面对同代人的创作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交流。伴随着互联网扩张成长起来的八零一代诗人，借助论坛、文学网站、博客等媒介，最先开始与同代人进行远远超出地域限制的密切交流。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评价同代诗人的创作？就同一年代的诗人而言，密切的交流带来了相互之间的熟悉，既包括诗歌创作的熟悉，也包括人际关系的熟悉。这种熟悉，在带来丰富而有效的诗歌史料之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一种诗歌批评形式的回归，将诗与诗人再次联系起来，进而扩展到对整个时代或一个时代的批评，突破了新批评以来对文本的过度关注。这样以来，中国的现代诗就被至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
换届纪律以陈家坪批评王辰龙长诗《工人村与影子》的文章《一首中国的诗》为例，开篇就对“直接谈论一首诗就已经足够，不必去关注一个诗人”的说法提出质疑，指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这个人指的是一个整体的人，他由个人成长、家庭环境、社会生活和时代命运所共同构成。”因为作为一个当代的诗人，作为一个同时代人，“当代生活的碎片化需要个体写作者去整合公共资源，以形成其作品可供参照的价值共同体。”尽管自T.S.艾略特开始就认为“将兴趣由诗人身上转移到诗上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企图：因为这样一来，批评真正的诗，不论好坏，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可对诗人的关注仍是分析一首诗的必需程序，它使得一首诗具有更为丰富的解读可能，这远远超出“公正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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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一年代诗人的评价，还有一个方面，即对那些写作尚未成熟的诗歌学徒，是以激励为主还是以批评为宜？也许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那么下个问题呢，即年轻的诗人如何评价年长的诗人或曰前一/前几年代的诗人？又如杜甫《戏为六绝句》借维护王杨卢骆而为自己辩护，这已经不是一个“文人相轻”的问题，更是如何看待对诗体的改造的问题，譬如近几年出现的“梨花体”“羊羔体”“忠秧体”乃至“口水诗”。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严肃的诗体改造很容易被简化为一个个标签化的词语，以至于形成二元对立的解读；同时，“异军突起”的各色诗观，先立出一个标签化的概念，而后注入看似丰富的内涵，借互联网、新媒体
为自己造势，企图一分当代诗学之羹。如何看待？如何评价？也许老杜的建议仍旧新鲜：“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持一种包容的态度，持一种“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态度，但前提是自己对诗歌写作有明确的方向。
同时，由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特殊国情，对同代人的评价还包括如何看待中共掌权后的诗歌发展与诗人创作。其源头可上溯至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实质上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文学思潮的反动，其影响在中共掌权后日益加重。在诗歌界，近体诗创作一度回潮、出现了“新民歌运动”、政治抒情诗日趋一统天下，歌颂逐渐取代了对现实的关注。许多新诗发展的重要诗人，如冯至、卞之琳、艾青、穆旦等，或转入翻译，或转向研究，或相应号召，现代诗的创作出现了重大的危机。中国当代诗人，如欲成为同时代人，如欲自己的创作走上正途，不得不审视中共全面掌权后现代诗发展的这段消寂时期。当然也包括朦胧诗。因为朦胧诗虽被视为对此前三十年诗歌的反叛，却仍有一脉相承的内容，即受到政策而非政治的深刻影响。更为致命的是，朦胧诗的功绩被过分夸大，朦胧诗的创作已成为制约现代诗发展的最大障碍与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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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无论当代诗人多么不情愿，多么想极力否认，都无法改变“十七年诗歌”乃至朦胧诗已然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传统的一部分，哪怕是反动的传统。它们时刻警醒今天的诗人勿蹈覆辙，即个人的创作切勿贴近那时常变化的“政策”的影响（顾彬曾指出：十七年文学是在政策而非政治影响下的创作）。
正确的反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