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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礼州遗存的反思
礼州遗址是20世纪70年代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唯一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也是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晚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存［1］，在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话语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关于礼州遗址的文化内涵、时代特征及文化属性等的诸多论述莫衷一是。学界对礼州遗址的认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发掘时至2000年，认为礼州遗址和大墩子遗址新石器遗存分别代表金沙江中游不同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二者既联系紧密，又有地区差异；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2009年，随着安德国留学条件和费用
宁河流域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深入，对礼州遗址的认识有所突破，但关于其文化属性和时代特征的讨论仍存在较大分歧；第三阶段即2009年至今，德昌董家坡遗址、西昌大厂遗址和盐源皈家堡遗址等周边地区新石器遗址的相关发现与研究，为深入认识礼州遗址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征提供了基础材料。
一 礼州遗址的发现与认识
礼州遗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礼州中学西北部，地处安宁河东岸的三级阶地。目前在该遗址发现的史前堆积均位于两个土台之上，A区位于校园北部，平面呈椭圆形；B区位于校园西北部，平面呈长方形。根据目前发布的资料，该遗址遗存以墓葬为主。遗址所有墓葬中均未发现人骨遗骸或
葬具，皆随葬陶器，但数量不一。随葬器物置于墓室两端，方向多数为南北向，少数为东西向［2］，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长期以来，礼州遗址一直被视为金沙江中游地区的典型新石器文化类型，自发布后，关于其文化内涵、时代特征和属性的讨论就从未中断。
目前对于礼州遗址的认识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报告执笔者赵殿增认为礼州遗址和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属同一文化类型，开模式
即新石器时代遗存，时代下限推测为战国吃粥
以前，上限为殷代晚 期［3］，又提出“礼州文化”［4］，因袭“大墩
子—礼州文化类型”的认识。马长舟认为大墩子遗址和礼州遗址分别代表龙川江流域和安宁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二者的文化面貌和内涵不属于同一文化类型［5］。
黄家祥依据层位和打破关系将礼州遗址的墓葬分为二期三段，认为礼州遗址以墓葬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并不能完整反映礼州遗址的新石器文化面貌，大墩子与礼州遗址文化面貌的差异性大于共性，“大墩子—礼州文化类型”命名欠妥，有必要将其分别命名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大墩子文化”和“礼州文化”或“礼州类型”。礼州遗址史前遗存整体文化属性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与大墩子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历时性变化［6］。
姜先杰将礼州遗址第4层及4层以下、晚期第3层和墓葬分为早、晚两期。他认为礼州遗址早于大洋堆
遗址，二者文化类型与时代不同，礼州文化与大石墓属于不同时代与不同文化类型，二者之间并无渊源关系［7］。
江章华将本文所指的礼州遗存依据层位关系分为“礼州中段遗存”和“礼州晚段遗存”。他认为礼州中段遗存与“横栏山文化”关系较为密切，是直接继承“横栏山文化”而来的土著文化；而“礼州晚段遗存”晚于“礼州中段遗存”，既有土著文化因素，也有外来文化因素；并在其分期里将“礼州中、晚段遗存”作为“横栏山文化”和“大石墓”之间的“过渡期”；又将“大洋堆下层遗存”也归入“过渡期”，与“礼州中段遗存”并行或同时，时代推测为商代至西周时期；礼州晚段遗存年代与大石墓年代接近［8］，礼州中、晚段遗存文化归属语焉不详。目前研究认为大洋堆早期遗存（即江文中的大洋堆下层遗存）属于安宁河流医保办
域商周时期高坡文化，时代大致距今3400～2900年［9］。陈苇将礼州遗址主要遗存分为不同时段，以礼州遗址一、二段遗存分别对应江章华的中、晚段遗存。一段遗存与横栏山文化相去不远，推测其年代为距今4000～3800 年；二段遗存可能在春秋中期或略早。他认为礼州遗址一、二段在文化性质上有所区别，可将礼州遗址一段称为“礼州遗存”，是
承袭当地横栏山文化的一类遗存
李奎的最新研究认同江章华礼州遗址先秦时期遗存三段论的观点，推测礼州晚段遗存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前后，将礼州晚段遗存视为在安宁河流域以齐家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因素融合为基础形成的一种独立的新文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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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礼州遗存的反思
组。碟在该墓地仅有两墓出土，除BM2外，仅在AM11中可见，二者共有文化因素还有坛、小口瓶，但AM11的随葬器物兼有A、B两区特殊器物的特征，组合较为特殊，将其纳入C组 讨论。
综上，依据叠压打破关系以及随葬器物组合差异，可将礼州遗存分为三组（图一）：A组以BM4、AM10为代表，随葬器物以壶、带流壶、坛、器盖或壶、钵、盏、尊、单耳罐、罐为组合，长颈壶和带流壶构成其基本组合，数量较多，不见小口瓶，纹饰以戳印为主，图案常见以点线纹组成的复合纹饰。BⅠ组以BM3、AM2为代表，随葬器物以杯、碗、钵、盏、豆、罐、单耳罐、双耳罐、双联罐、带把罐、坛、小口瓶、壶或带流壶为组合，钵、碗、带耳罐、小口瓶构成其基本组合，少见壶或带流壶，单耳罐、双耳罐或杯、带把罐等是该组遗存新出现的文化因素，纹饰多见网格划纹，但仍有少量由戳印点线组成的复合纹饰；BⅡ组以BM5为代表，该组墓葬数量最多，包括AM1、AM3～AM9、AM12、AM13、BM1、BM6～BM8，随葬器物组合为钵、碗、盏、尊、罐、小口瓶或杯、碗、钵、盏、罐、尊、豆、小口瓶（小口瓶是B区墓葬典型器物，在A区墓葬也属于基本组合），不见带耳罐、壶、带流壶，但坛、罐、尊多见，不同墓区间组合有差异，如尊仅见于A区，豆多见于A 区，坛则多见于B区，陶器几乎皆为素面，BⅠ组墓葬可能早于BⅡ组墓葬。C组以BM2、AM11为代表，随葬器物组
合为碟、椭圆盘、坛、小口瓶或碟、盏、碗、豆、钵、尊、罐、坛、小口瓶、桶形器，坛、尊、罐、小口瓶数量骤减，新出现碟、盘、桶形器等，AM11既有BⅡ组因素，也出现C组因素，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根据上述墓葬打破关系和陶器组合变化，这三组遗存可能分别代表礼州早、中、晚三个阶段。其中中段遗存又可分早、晚，晚段遗存是以AM11为代表的过渡性遗存，可能略早于以BM2为代表的墓葬遗存。总古典诗词鉴赏
而言之，礼州遗存器物组合虽有阶段性差异，但不同阶段遗存文化面貌之
间的延续性特征也较明显，其应是同一文化传统下不同阶段的产物，以葬俗为表征的丧葬文化传统未发生突兀的断裂或受到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丧葬习俗在任何一个文化传统中无疑都是传统和保守的重要标识，这种现象在史前时期更为明显。尽管A、B两区随葬器物组合有所差异，但葬俗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如墓葬集中埋葬于土台中（可能为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流行长条形竖穴土坑墓、方向盛行南北向、随葬器物集中堆置在墓室两端等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清楚地表明该墓地有着稳定的丧葬习俗［19］。稳定的丧葬传统是礼州遗存的一个重要特质。
三 礼州遗存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属性
礼州遗存究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还是青铜时代遗存？它来源于何处？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诸多争议。近年，凉山地区先秦考古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为礼州遗存文化属性和时代的讨论提供了空间。
2016年在地处安宁河西岸二级阶地的大厂遗址发掘清理出两座土坑墓［20］，墓葬均为土坑竖穴，未见人骨、葬具，葬式、葬具不明，方向近南北向。随葬器物均为陶器，分别置于墓室两端。M1随葬器物组合为壶、杯、带流壶、残陶器。M2随葬器物组合为壶、敛口罐、侈口罐、杯、盏、碗、钵、器底。
大厂土坑墓的埋葬习俗同礼州遗存存在诸多相似点，如墓室方向、随葬器物摆放方式与位置、器物组合等。碗和盏二者相对接近。大厂墓葬出土陶壶的肩部饰有以弦纹和戳印点线纹组成的复合纹饰，其中肩部复合纹饰中留出一周未施纹饰的波浪形空白带（图二∶12、13），与礼州遗存出土壶肩部的纹样和纹饰风格非常接近（图二∶14），陶器装饰均具有明显“衬花工艺”的特征。但二者之间仍有差异，如“衬花工艺”的施法，礼州陶壶是在地纹基础之上直接勾勒，而非在光面上刻划之后再饰以地纹；大厂墓葬出土器物中少见带流壶，且出土的少数带流壶流口形制和位置也与礼州遗址带流壶不同。礼州遗址
组别
1.钵
2.带流壶
3.带流壶
4.单耳罐
5.壶
AM10∶97 AM10∶103 AM10∶109 AM10∶108 AM10∶102
6.壶
7.壶
8.壶
9.壶 10.器盖
BM4∶24 AM10∶104 AM10∶99 AM10∶101 BM4∶12
1.杯
2.带把罐
3.双耳罐
4.双耳罐
BM3∶2 &n蔬菜的英语单词
bsp; BM3∶1 BM3∶23 BM3∶25
5.双耳罐
6.双联罐
7.碗
BM3∶27 BM3∶13 BM3∶11
1.杯
2.罐
3.瓶
4.钵
5.豆
BM5∶7 BM5∶8 BM5∶5 BM5∶9 AM9∶70
1.碟
2.盘
3.坛
4.桶形器
5.尊
BM2∶3 BM2∶4 AM11∶155 AM11∶125 AM11∶140
图一 礼州遗存陶器组合示意图
（采自《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