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实验与人类的公平感
陈叶烽*
【摘 要】作为行为博弈的代表性实验之一，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公平分配方案的提议行为和响应者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行为表明人们具有超越经济人自利的公平感。本文围绕最后通牒实验，简要梳理了最后通牒实验的渊源、争议及其相应发展，同时对最后通牒实验中的公平感及其神经基础做了简单介绍，最后针对公平感背后的经济学解释介绍了一个实验研究。
【期刊名称】南方经济
【年(卷),期】2014(000)006
【总页数】6
【关键词】最后通牒博弈实验 公平感 社会偏好
一、引言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最近十几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进展，已成为目前经济学前沿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而行为博弈论是行为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支，它摒弃了“经济人”这一新古典经济学最核心的假设，把经典博弈论中完全同质的博弈个体还原为多样化行为的个体，也把标准化的最优策略选择过程还原为生活现实中人类多样化行为交往和互动的过程。因此，行为博弈论本质上是应用心理学规律，从而提出弱化理性定理并相应扩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Camerer，2003)。实验经济学则是行为博弈论的重要研究工具，因为其具备的可控性和可复制性两大优势已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目前也已发展成为与理论建模和计量实证并列的第三大经济学研究范式。行为博弈论依托严谨的实验设计和定量的实验数据，从而使得在行为博弈实验中展现出来的诸多超越经济人的人性特征比如利他，公平，互惠，信任和合作等有了一个规范化的分析框架，行为经济学也相应实现了对新古典经济学从单纯批判走向合理重构的跨越。
本文试图以行为博弈中的代表性实验之一最后王婆卖瓜
通牒实验为例，来阐述行为博弈论如何研究人类的公平感——这一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最重要的人性心理特征。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公平分配方案的提议行为和响应者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行为表明人们具有超越经济人自利的公平感。我们围绕最后通牒实验，简要梳理了最后通牒实验的渊源、争议及
其相应发展，同时对最后通牒实验中的公平感及其神经基础做了简单介绍，最后针对公平感背后的经济学解释介绍了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所做的一个实验研究。
二、最后通牒实验的源流及其争议
最早的最后通牒实验由德国洪堡大学经济学系的温纳古斯教授于1982年完成，在该实验中被试两两随机分在一组并从实验员处获得一笔金钱，被试分别扮演提议者(Propor白头发的原因
)和响应者(Responder)两种角色，共同完成对这笔金钱的分配。其中由提议者对于给定的金钱进行分配，响应者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拒绝，如果接受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则双方按照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各自获得报酬；如果响应者拒绝这种分配方案，则双方收益均为零。按照标准的博弈论分析方法，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一次性博弈的子博弈纳什均衡是提议人给对方任意一个非常小的正的单位收益，响应者将接受这一提议。共有21对被试参与了该实验，初始金额为4到10马克之间，实验进行了两次，两次实验前后隔两周时间。实验结果显示，第一次的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的平均分配额高达37%，分配比例接近零的被试个数只占总数的12%，而且如果提议者的分配比例低于30%，则有50%的响应者将拒绝这一
方案。而在时隔两周之后的第二次实验中，提议者的平均分配比例仍然达到32%。因此，无论是提议者的相对公平的分配行为还是响应者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行为都无法用传统的经济人理论模型来解释，古斯教授在实验后总结到，“很明显，受试者是依赖公平观念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来决定其行为的。”
最后通牒实验规则简单，操作方便，实验结果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为经济学分析公平行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框架，显然，经济人假设无法解释这一实验结果。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却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提出的第一个争议性的批评是，提议者提出一个公平的分配方案并非出于自己本身具有公平感，而是可能害怕遭到对方的拒绝从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提议者仍然是出于自利目的策略性考虑。对此，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在1986年设计了一个新的最后通牒博弈。在该博弈中，回应者被剥夺了拒绝权，成了一个单纯的接受者(Recipient)，即他必须无条件接受提议者的任何分配方案，而提议者则成了一个独断专行的“独裁者”(Dictator)。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独裁者博弈实验”的雏形。在最初的独裁者博弈中，卡尼曼给提议者两种选择：(1)与对方平分20美元；(2)自己留18美元，给对方2美元。实验结果显示，75%的被试选择了公平的分配方案。由此表明，最起码对大部分被试来说，他们做出的公平分配方案并非出于策略性的考虑。1994年，Fo
rsythe等人设计了第一个标准的更一般的独裁者博弈，在这个实验中提议者可以自由选择给予对方的份额，而不是在两种分配方案中进行选择。在世界各地所进行的独裁者实验中，作为提议者的被试仍然会把初始禀赋20%左右的份额留给对方。卡尼曼认为，在没有任何强制条件的情境中，作为独裁者的被试仍然会与对方分享禀赋，只能用人类的纯粹利他或者公平偏好来加以解释。不过，Forsythe等人也发现提议者在独裁者实验中的分配额要少于最后通牒实验中的分配额。这一结果表明，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的行为部分还是可以用策略性行为来解释。但即便如此永久雷诺怎么开
，独裁者博弈实验中一个非零的给予额仍然对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自利假设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而且需要强调的是，提议者的行为虽然可以部分用策略性考虑来解释，但这恰恰因为提议者认为响应者会因为公平感拒绝他提供的不公平分配方案，才会有这种策略性的考虑，也就是说提议者本身认为响应者是追求公平的，公平感也就影响到了提议者本身的分配行为。
在Forsythe等人发表第一个标准的独裁者实验结果的一同年，Hoffman et al.(1994)提出了对最后通牒实验中提议者分给响应者不少比例可能是因为实验者在不匿名下的偏误结果，也就是说由于提议者可能是取悦实验员(实验员可能就是被试的老师)故意表现出自己具有公平感。对匿名和非匿名的独裁者实验结果对比发现，匿名情况下提议者的自私比例显著
增加。对此，Bolton和Zwick于1995年进行了一个最后通牒实验以及一个修正型的最后通牒实验即免惩罚博弈实验，并对两种相对立的假说即“匿名假说”和“惩罚假说”进行了检验。前一假说是指提议者是因为实临沂科技学校
验者不匿名所以提议分不少比例的资金给响应者；后一假说则把原因归为提议者是怕遭到回应者以拒绝作为惩罚。“免惩罚实验”的特征在于其中的响应者如果拒绝提议者的提议，提议者仍然可以“免惩罚”按其提议获得相应筹码，而回应者依然回报为零。Bolton和Zwick(1995)按照实验者匿名和不匿名进行了两种实验，并比较对照了最后通牒实验和免惩罚的实验数据，结果发现，实验者匿名与否，虽然对免惩罚实验局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果影响有限，即“匿名假说”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并不成立，也就是说即使在匿名条件下，公平行为依然显著存在。
对最后通牒实验结果的另外一个争议是，即使在实验室中发现人们在最后通牒实验中拒绝了一个正的分配方案，很有可能是实验者本身给被试的初始禀赋较小导致被试认为拒绝提案之后所受的损失很小，而如果实验禀赋足够大，则人们的拒绝比例则可能会呈现降低的走势。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纳为人们的公平观念是否受到禀赋大小的影响。对此，Cameron(1999)在印度尼西亚做了初始禀赋分别为2.5美元，20美元和100美元的最后通牒实验，而100美金平均相当于当地实验参与者3个月的收入，意味着这个初始禀赋对被试而
言足够大。结果发现320个被试中随着初始禀赋的增加，人们的分配率没有显著性变化，说明提议者的公平倾向在不同禀赋的情况下保持一致，而从响应者的拒绝行为来看，虽然20元美元和100美元实验局下的拒绝率比2.5美元的拒绝率要低，但是100美元实验局中的拒绝率反而比20美元实验局中的拒绝率高，这说明随着禀赋的增加拒绝率下降并不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