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芊：唐宋“子书入文集”考论

王芊：唐宋“子书入文集”考论

摘要

唐宋别集在各体单篇文章之外，有的还收录一定数量的整体论著。

这些论著由系列论体文构成，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较为整体化，在著

述形态上继承汉魏子书，又体现出很多新变特点，是伴随唐宋“古文

运动”而复兴的“新子书”著述。这些“新子书”收入别集的编纂过

程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初版文集中已收录；二是原于集外别行，后在

重编文集中收录。唐宋“子书入文集”现象不仅是一个文献史问题，

而且在子书发展史、别集性质、唐宋“古文运动”、文本阐释方法等

方面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唐宋“子书入文集”考论撰文｜王芊

王芊，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子书”通常指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较为整体化的论著，“文集”

则是专收一家（别集）或兼选众家（总集）的作品汇编。这两种著述

形式是中国古代私人著述的代表形态。子书盛行于周秦汉魏，别集兴

起于汉魏六朝。到唐宋阶段，已鲜有“子书”之说，别集成为主流著

述形态。然而，细绎唐宋别集，会发现有的别集在各体单篇诗文之外，

还收录相当数量的整体论著。这些整体论著由系列论体文构成，在著

述形态上与汉魏子书专著具有直接渊源，实际性质为伴随唐宋“古文

运动”而复兴的“新子书”。唐宋“新子书”收入作者别集的编纂现

象，可概括为“子书入文集”。唐宋“子书入文集”不仅是一个文献

编纂现象，而且牵涉到诸多文学史、著述史或文本阐释问题。

一、先唐子书概念与文集体例

“子书”最初是先秦诸子创述一家学说的著作。汉代刘向、刘歆

父子在校理群书时，将战国学术条分为十家，汇总于《七略》“诸子

略”，《汉书艺文志》继而提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故除去“小说家”的九家学派著作，便成为通常意义上的先秦子书。

汉魏时期出现大量个人论著，撰述目的在于“立言”，思想绍述先秦

诸子，亦被目为子家。西晋荀勖在《中经新簿》乙部的“古诸子家”

之外另设“近世子家”著录汉魏子书，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亦述及

汉魏：“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银行本票 刘向

《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

求》，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汉魏子书与

先秦子书相比，主要有三点变化。一是先秦子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而是一家学派的集体撰述，这样的撰述方式到汉初仍有遗留，但此后

汉魏子书成为具有明确作者的个人著述。二是先秦子书原初的创作与

流传方式为“单篇别行”，后来的成书体例得于刘氏父子的校雠整理。

汉魏子书则具有作者手定的编次体例，并往往附带“自叙”加以说明。

这样的系统编排，体现出作者对全书的篇章布置、思想宗旨德川家光 具有整体

规划。三是先秦子书的九流学派到西汉大多衰落，汉魏子书的思想主

要体现为儒家，如余嘉锡称：“古之诸子号称'九流’者，东汉以后，

惟有儒家耳。”唐宋“新子书”的出现与此三项特征关系密切。

为明确“子书”范围，有必要对“子部”与“子书”的关系略作

辨析。《隋书经籍志》子部大序云：“《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

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过去有学者将“子

书”等同于“子部”，这种做法并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子部的著

录范围横跨文史、科技、医学等多学科领域，倘若全归于子书，易造

成研究对象的不明确。同时，子部的著录标准伴随学象棋杀招 术礼貌图片 升降而不断变

化，掺杂了书目作者的个人识见，有时并不完全合理。诚如民国学者

江瑔所言：“古人著书，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一家言，而

后可以名曰'子书’。唐宋以后，诸子道衰，类书繁起，钞胥是务，剿

袭相因，亦褒然列名于'子部’之中。”总体而言，“子部”是以“子

书”为基础创立而成，但所收范围并不仅限于“子书”。因此，需对

“子书”概念加以限定，才能有效展开讨论。

综合参考周秦汉魏子书的著述形态来看，“子书”是指编排体例

与思想宗旨较为整体化的议论专著。在这一定义下，“小说家”等志

人、志怪故事在大类文体上属于“叙事”，而非“议论”，不在本文

讨论范围。汉儒对先秦子书的注，以章句训诂为主，亦非“议论”。

唐代以后兴起的类书、丛谈、笔记等著作，虽具体例，但或钞撮而成，

或体系零散，同样不在本文的“子书”范围。

汉魏以后，著述史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即清人章学诚所谓“子

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降及齐梁，子书创作呈

骤减之势，文集编撰日臻鼎盛。文集的产生，与汉代诗、辞、赋等文

章创作的发展兴盛有关。子书与文集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系统著

述的书籍，而后者是单篇文章的集结。章太炎将文章划分为“著作之

文”与“独行之文”两大类：“著作之文云者，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

系者也；独行之文云者，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也。”诸子、

史书属于前者，而文集属于后者。这两种著述形式的编辑体例也差异

较大。子书各篇文体均为“论”体，篇章布置整饬，意脉贯通。文集

则兼备众体，各体类之间并无逻辑关联。在先唐阶段，别集通常按文

体分类，《三国志》记载曹丕为曹植编辑文集：“撰录植前后所著赋、

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当一位作者分别撰有子书

与文集时，并不合编，《隋志》子部著曹丕《典论》五卷、徐干《中

论》六卷，集部另著《魏文帝集》十卷、《徐干集》五卷。总集亦如

是，南朝萧统编《文选》，依文体分为39类，《文选序》明确不采子

书入集，因“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对教师的评价语 以能文为本”，

反映出以单篇散作为主的文章观念。

进入唐宋后，文集成为主流著述形式，学界鲜有“唐宋子书”的

相关范畴。这果真是唐宋著述的实际情况吗？

二、唐宋别集中的“新子书”

唐宋时期，多数文集依然按文体分类。中唐李汉编韩愈《昌黎先

生集》，依文体分为11类，北宋欧阳修自编《居士集》按16类文体

编次。然而，从中唐开始，一些别集在文体分类之外，还收录个别难

以归类的论著。中唐刘禹锡编柳宗元《柳河东集》，在29类文体之后，

收录了两卷不以文体命名的《非〈国语〉》。刘禹锡自编《刘宾客文

集》的“论”类，在单篇论体文之外，收录了一卷自成系列、附有序

言的《因论》七篇。北宋苏洵自编《嘉祐集》，开卷为《几策》《权

书》《衡论》这样带有特殊卷名的系列论文，后按不同文体收录单篇

诗文。

这些唐宋别集中的“异类”，与常规分卷有三点不同。一是这些

特殊分卷中的文章在文体上皆为议论，但并不以文体名称命名，而是

带有特别的卷名；其余分卷皆以文体命名。二是特殊分卷的卷名设定，

往往传达出特定的创作意图或思想主张，大多附带序言加以说明，故

所收文章均是围绕该意旨的系列论文；其余分卷中按文体汇集的单篇

文章，并无序言，非为统一宗旨而作。柳宗元《非〈国语〉》为辨疑

《国语》而作，其序提出《国语》“多诬淫，不槩于圣”，故“余惧

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

作《非〈国语〉》”。《因论》序言说明“因”义乃“言有所自也”，

故其旨为“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匪立匪寓，以因为目”。《衡

论》引文说明“衡”义在于“今夫衡之有刻也，于此为铢，于此为石。

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权罪者非也”。三是特殊分卷中

的系列论文，具有一致的书写体例与整饬的篇名；其余分卷中的单篇

文章体例不一、篇名各异。《非〈国语〉》67篇，每篇例行引述《国

语》原文，后以“非曰”二字领起议论。《因论》七篇依次名为《鉴

药》《讯甿》《叹牛》《儆舟》《原力》《说骥》《述病》，均为二

字动宾结构，而《刘宾客文集》中“论”类的其余篇目如《辩迹论》

《华佗论》《天论》，并不具备整齐划一的特点。《几策》《权书》

《衡论》中各篇亦皆为二字题目。

不难看出，这些特殊分卷区别于按文体汇集的单篇文章，实为统

一、集中著述的个人论著，其特殊卷名即为书名。唐宋别集中的类似

分卷不一而足，择要胪列如下（见表1）：

上表共涉及作者20人，著作40部，尚未囊括唐宋别集中的全部

部。这些个人论著具有整体化的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在著述形态上

非常接近汉魏子书。民国学者刘咸炘关注到这一问题，其目录著作

《旧书别录》将多部唐宋别集中的论著析出别裁，著于子部，认为当

论著。据笔者初步统计，唐宋时期收入作者别集的论著，至少有173

属子书，提要将各书著述形态溯源至汉魏子书。刘宁《汉语思想的文

体形式》一书亦提出，宋代由系列论文构成的著作“从形式上看很接

近汉唐时期的专论式子学'论著’”，同时指出宋代这些专论式子学论

著具有实用化特点，已与汉唐子学论著有较大差别。实际上，唐宋别

集中从中唐时期开始出现的这些议论专著，用散文语体写作，作者为

古文大家，承载了古文家的载道理想，著述形态继承汉魏子书，其著

述性质，实为伴随“古文运动”而复兴的唐宋子书专著。诚如刘宁等

学者所指出的，这些论著在内容领域与议论方式上，都与汉魏子书差

别较大，这是伴随社会文化制度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现象。因此，这些

唐宋子书专著，又可名为“新子书”。

正如上表备注栏所示，这些“新子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曾在历

史上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刊刻。这些单行本有很多在历代簿录中著于

“子部”，体现出古人对其子书专著性质的认可。它们有着怎样的流

传经过？又为何会被收录进文集？

三、唐宋“子书入文集”的编纂现象

子书作为整体论著，著述与成书过程往往比较集中，而别集的汇

编较为滞后。这两种著述形式的成书时间差，为二者之互动提供了空

间。“新子书”收入别集的编纂过程颇为复杂，据其入于文集的时代

早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初版文集中已收录；二是原于集外别

行，后在重编文集中收录。

先看第一种情况。在自编或他编的初版文集中收录“新子书”现

象，早在中唐时期已出现。白居易将其与元稹为应制举准备的75篇策

目编成《策林》四卷，收录在自编文集《白氏长庆集》中。刘禹锡为

柳宗元编辑的《柳河东集》收录《非〈国语〉》。入宋以后，这种做

法更加普遍。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80卷乃其生前手定，其中卷

七十三《疑孟》、卷七十四《史剡》《迂书》均系“新子书”。苏洵

《嘉祐集》、秦观《淮海集》等自编文集亦收录论著。尽管这些“新

子书”在初版文集中已收录，但宋代刻书业繁盛，一些“新子书”在

收入文集之前便被单独刊刻，抑或入于文集后又被析出单刻，于是产

生“单行本”与“集本”同时并行的现象，这些单行本又有很大一部

分在历代书目中著于“子部”。苏辙《栾城后集》乃其晚年自辑的后

期诗文集，其中《孟子解》有自注云：“予少作此解，后失其本，近

得之，故录于此。”苏辙在53岁时曾将前期作品结集为《栾城集》，

很显然，当他编辑《栾城集》时，并未收录此书，而是采取将其于集

外别行的做法，不料散失，失而复得后方收入《后集》。但此书单行

本已传播于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子部”即著录“颖滨

《孟子解》一卷”。司马光《疑孟》、释契嵩《辅教编》、晁说之

《儒言》等，都有单行本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著于“子部”。

再看第二种情况。一些“新子书”在初版文集中并未收录，直接

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后在层累式的文集编纂中，被裒辑进重编文集。

欧阳修晚年自编《居士集》，按文体汇总单篇文章，而奏议等专集，

或经、史、子书著述均于集外别行，如吴充《行状》述云：“尝著

《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归荣

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

《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述十九卷，诸子集以为

家书，总目八卷。”到南宋，周必大将以上全部著述统编为《欧阳文

忠公集》153卷。自南宋后，这种做法广泛存在于明清人对唐宋别集

的续编、重编中。张九成在门人郎昱编《横浦文集》外，另有《心传

录》《日新录》行世，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于“子部”儒家类，

明万历年间吴惟明刻《横浦文集》，将此二书也附刻于后。辛弃疾

《美芹十论》久以单行本传世，在《四库总目》中著于“子部”兵家

类，清嘉庆年间辛启泰编《稼轩集钞存》，将之收录进文集。当代的

古籍编印中，亦有类似做法。胡宏在《五峰集》外另有《胡子知言》

一卷，历来单行并著于“子部”儒家类，而1987年中华书局整理本将

此书与别集合编，取名为《胡宏集》。

通过上述例证可知，“子书入文集”的编纂现象肇端于中唐，两

宋进一步发展，明清愈趋普遍。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一现象伴随时

代发展呈扩大化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形成某种统一的观念潮流，相反，

几乎每个时代都存在厘清“子书”与“文集”界限的声音，反映出中

国古代学术观念的复杂性。北宋在司马光、三苏等收录“新子书”的

编集方式外，还有欧阳修《居士集》、王安石《临川集》等专收单篇

散作、著述单行的编集方式。明代一方面有将唐宋“新子书”附刻进

作者别集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有明确捍卫经、史、子部著述的独立性，

拒绝将“文集”概念无限放大的做法，张燮编辑《七十二家集》说明：

“集中所载，皆诗赋文章，若经翼史裁、子书稗说，其别为单行，不

敢混收。盖四部元自分途，不宜以铁路专业 经、史、子而入集也。”清代更呈

现出复杂性。《四库全书》将多部附于文集的“新子书”析出另著于

子部，如附刻于《横浦文集》的《心传录》《日新录》被另置子部，

提要云：“原本附刻《心传》《日新》二录，本皆各自为书，今以已

存目于子部，故并从删削，不更复出焉。”然而另一方面，馆臣依然

保留了一些“子书入文集”的编纂形态，陆九渊本有《语录》四卷于

《象山集》外别行，明正德年间李茂元将之附刻于文集，馆臣并未矫

正，反而认为“其说与集中论学诸书互相发明，合而观之，益足勘证，

今亦仍附于末，不别著录焉”。可见，四库馆臣对此并没有统一的标

准和做法。

“子书入文集”编纂方式的直接目的，显然是为了保全文献。正

如苏辙将《孟子解》在失而复得后收入文集，周必大将欧阳修著述统

编为全集，亦出于欧氏各书流传版本复杂而欲保全传世。但若究其深

层原因，实蕴含着学术与文章观念的变迁。文集收录“新子书”现象

的产生，首先以子书专著创作的复兴为前提。唐宋“新子书”的作者

大多是兼具文人、官僚与学者多重身份的复合型人才，并不仅以诗赋

名家。相对于单篇诗文，这些“新子书”创作的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

及，如叶适为陈亮《龙川文集》作序云：“同甫文字行于世者，《酌

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四书》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为四十卷

以授予。”故在整理个人文集时，自然不会失收，甚或置于诗赋等单

篇文章之前。其次，对于一些作者来说，“成一家之言”的子书专著

相对于“辞赋小道”的个人文集，处于更高的价值序列上。因此，将

子书专著与单篇诗文同收别集，隐含着文士对作品的谦卑态度以及对

著述传统的敬畏。晁说之《景迂生集》设置“别著”类收录经论专著，

其中《易规》序云：“若著书则不敢，而又未能忘言于斯世也，作

《易规》十有一篇。”再者，将“新子书”作为“文章”收入别集，

根本原因在于文章观念的变化。汉魏六朝时期的文章概念主要指单篇

散作，故子、史著述不入文集，但唐宋“新子书”从复兴伊始，很多

便被作为“文章”收入别集。刘禹锡将《因论》收入“论”类，说明

他在观念上已将整体论著与单篇论体文划归一类文章。刘蜕《文泉子

集》集序云：“盖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义曰'泉’”，将

先秦九流子书的精神意旨注入文脉源流。可见从中晚唐开始，“文章”

观念已从单篇散作扩大到整体专著，对于文章传统的体认亦容纳先秦

子书，在这一观念变化下，“新子书”便与单篇诗文一同收入别集。

当别集开始收录“子部”的专书著述，“文集”的性质便不可避

免地发生变化。从作为文集雏形的《七略》“诗赋略”开始，先唐集

部的收录范围是以诗赋为主体的单篇文章，然而唐宋别集收录“新子

书”，导致“文集”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实际性质已不再局限于目录学

意义上的“集部”。这一文献性质与目录学意义的分离，正是历代之

所以会产生厘清“文集”界限声音的缘由所在。

四、唐宋“子书入文集”的学术史意义

唐宋“子书入文集”的编纂现象，不仅是一个文献史问题，而且

对若干学术史、文学史问题都造成影响。

第一，对子书发展史的认识。近现代以来，学界如蒋伯潜《诸子

通考》等著作，对子书发展史的描述通常截止于汉魏阶段。唐宋阶段

的子书专著创作，尚缺乏清晰认识或系统梳理。章太炎认为“唐人子

部绝少”，“自宋至今，载笔之士，率留意独行之文，不尚著作。理

学之士，创为语录，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余皆单篇孤行，未有巨

制”。实际上，唐宋子书专著之所以不被重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

被“文集”这一载体遮蔽了。通过上文对唐宋别集中“新子书”的稽

考，可知唐宋阶段的子书专著数量可观，作者皆为古文名宿，具备相

当程度上的重视价值。伴随时代迁流、社会发展，这些子书专著固然

会与周秦汉魏子书产生较大差别，然其差别，亦是新变之处。中晚唐

的杂论专著是古文家自觉复兴子书传统与子学精神的产物，其在著述

形态、文体特点上与先唐子书的差别，密切关系到唐宋“新古文”文

体风貌的形成。宋代的史论专著、经论专著等“新子书”著述形态，

与汉魏子书专著具有渊源关系，同时体现出新变特点，彰显宋学精神。

唐宋很多政论专著的作者，较汉魏子书作者具有更高层次的仕宦经历，

所著亦展现出更高思想价值。唐宋“新子书”的各类著述形态，构成

了从汉魏子书到明清专著的著述发展史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对其进行

专门研究，无疑将加深学界对子书发展史、中国著述史的认识。

第二，对别集性质的辨析。收录单篇作品是学界对别集的传统认

识，实际上，至迟从中唐阶段开始，别集中已出现收录整体子书专著

的现象，这一现象到两宋、明清日益扩大化。因此，收录单篇作品的

别集定义实则仅适用于先唐，从中唐开始，别集的收录范围便已超越

了单篇作品。文集编纂体例的变化，反映出学术观念的变迁。这一现

象也说明“文集”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其实际性质并不完全等同于作

为目录学分类的“集部”。实际上，宋人编集不仅收录“新子书”，

也收录史书。韩愈《顺宗实录》原未收入唐本《昌黎先生集》，

“《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书，不在集中”，而北宋蜀本将此书补

辑入韩氏《外集》。尹洙《五代春秋》、李纲《靖康传信录》等史著

亦入别集。到周必大编辑欧阳修全集，更说明别集的性质已超越“集

部”，发展成为可包含经、史、子、集四部在内的个人著述统称，甚

或带有个人丛书的意味。这种个人丛书式的“全集”编纂，直至今日

依然具有广泛性。作为四部分类法的“集部”，是对文章著述性质的

指称；作为个人著述统称的“别集”，是以作者主体为中心，对个人

作品的指称。对这两种“集”的实际性质及其适用语境进行区分，是

探讨文集相关问题的必要基础。

第三，对唐宋“古文运动”的认识。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

一文认为，八代以来，散文语体经历了从专书著述到短篇散作的代兴，

而唐宋所复兴的古文，是经过韩、柳改造的短篇散作。学界对于唐宋

古文的关注重点，在于记、书、序、杂文等“纯文学”性较强的单篇

散作式文体。实际上，“新子书”用散文语体写作，作者群体为唐宋

古文大家，内容以经世载道为主，实为“古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从复兴伊始的中唐时期，即与单篇古文同收别集的编纂方式，亦说

明在唐宋人的观念中，“文章”概念并不局限于单篇作品，亦容纳子

书专著。因此，唐宋“古文运动”并不仅仅是单篇古文的复兴，亦是

子书专著的复兴。学界对于唐宋古文的考察，理应将这些专著纳入视

野。相对于单篇古文，“新子书”往往耗费作者更多心血，其整体性、

系统化的著述形式，有利于古文家思想志趣、创作能力的充分展现。

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将加深对唐宋古文家思想体系与创作方式的认识。

在近现代以来的人文学科分类下，以经论、政论、史论内容为主的论

著，往往被排除在“纯文学”视野之外，仅被作为考察时代背景或作

者观念的文献材料。将其作为文学作品进行直接研究，有助于拓宽唐

宋古文的研究面向，同时意味着从古代文章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对

中国文脉及中国文学主体性的一种深度把握。

第四，对文本阐释造成的影响。著述形态是思想内容的反映，反

之也影响到思想内容的呈现。先唐时代，子书于集外别行的独立成书

体例，自然有利于承载并展现系统化的思想内容。唐宋“子书入文集”

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子书专著作为整体“书籍”的独立性。很

多唐宋别集在明清经历了重编再版，一些别集中的“新子书”被按文

体与单篇论体文混编重排，不仅破坏了子书专著的整体形态，而且直

接影响到文章逻辑结构与思想宗旨的呈现。苏轼文集即为典型代表。

历代的苏集版本有“分集编辑本”与“分类合编本”两种系统，前者

以明成化本《东坡七集》为代表，保留苏轼手定文集原貌，将各类著

述分集编纂；后者以明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为代表，是苏集补编

本所普遍采取的形式，将苏文统一按照文体分类合编。从明成化本

《东坡七集》可见，苏轼早年参加制科考试所上进卷《应诏集》，与

晚年所著史论专著《志林》分别是两种整体性的子书专著，各自内部

具备一致的书写体例、逻辑结构与思想宗旨。然而在茅本《苏文忠公

全集》中，这两种“新子书”中的文章按“论”体混编重排，原有的

书籍形态被打破，一些具备前后联系的文章分隔两卷，直接影响到苏

轼思想的整体化呈现。随着分类合编本成为当今通行本苏集，《应诏

集》与《志林》日益掩埋于“论”体，其内部思想宗旨亦湮没不彰。

因此，“新子书”不仅是文章的著述形态，更是思想内容的展现

形式。对唐宋别集所收“新子书”进行考证、揭橥，密切关系到对文

章思想内容的理解与阐释。学界目前的文章研究主要采取“文体”视

角切入，关于某类文体的“著述形态”，或由某几类文体共同构成的

“著述形态”，尚重视不足。在具体的文本阐释上，往往逐篇分析，

而对著述整体的逻辑联系与思想宗旨阐发有限。“著述形态”与“文

体形态”是文本存在的两种基本要素，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辨

析唐宋“新子书”著述形态的最终目的，在于将“著述形态”作为一

种文本阐释方法。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

研究》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