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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 书法三作考辨之二
作者：肖燕翼
来源：《中国收藏》2017年第02期
明末书法家莫是龙为赵孟《行书千字文》卷题跋道：“昔横断研究
人谓方圆一万里，上下数千年，
绝无承旨（赵孟）书法，观此本信然。”而此卷书法果真如此超迈古今人吗？莫是龙此跋是应
此卷收藏者郭衢阶所书，他是因“捧场”而故作此“溢美之言”，还是真以为该书“神韵精能”而由
衷感叹呢？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这一卷自明末以来皆以为真迹行业风险类别
无疑的赵氏书法名作。
赵孟《行书千字文》卷，绢本，乌丝栏直栏，行书《千字文》全篇，款署：“子昂书”并前
后钤印“赵”、“大雅”、“赵子昂”三印。卷前引首有明徐霖篆书“松雪千文”四字。卷后幅有元明
人二十一家题跋或观款。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一》、清缪曰藻《寓意录卷二》、《石渠
宝笈初编》、《故宫已佚书画目》等书著录。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一书记该卷：“真迹。长
春刘万兆送交原东北博物馆。上调故宫博物院。”影印于《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元代书
法》。迄今研究，该卷有些问题需要再作鉴考。
| 元明人题记的错简 |
卷后元明人二十一家题跋、观款，分别书在尾纸的五接纸上，每接纸的接缝处钤有“合同”
白文长方印。但二十一家的题跋、观款，以书者的时代、书写时间，大都错简混乱，毫无时
代、时间的顺序，让人匪夷所思。分别序列如下：第一接纸有元张雨、明万历年间人莫是龙二
家书题。第二接纸有元至正六年丙戌（1346年）一年内玄览道人（王寿衍），赵孟之子赵
奕、赵雍三人的观款；赵孟之婿王国器、元郑元祐二人题。第三接纸有元黄公望于至正七年
（1347年）书题，明张湘于嘉靖庚子（1540年）书观款，明万历间人詹景凤书题。第四接纸
有明万历间人郭衢阶书题，苏雨于万历甲申（1584年）书题，徐霖于正德己卯（1519年）书
观款，明关大道书观款。第五接纸有廖守初于正德己卯（1519年）书观款，沈绍文于丁亥、
应为嘉靖六年（1527年）书题，袁袠、王守、苏术三人于嘉靖辛丑（1541年）年书题或观
款，明邹守益、王畿二人观款。按照这样的书题顺序，则元张雨、郑元祐、黄公望三题，分别
书在第一、二、三接纸上；明徐霖、廖守初同书于正德己卯（1519年）的观款，分别在第
四、五接纸上；且在徐霖之前，又有明万历间人郭衢阶、苏雨跋，而在廖守初观款之后，则有
嘉靖辛丑一年中的三人观款或跋。
按一般规律，在一件书画尾纸上书写题记，会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依次书写，书写时间也就
有早晚之别。当然，也会有后来者在诸书跋间插空。无论如何，总不会如此卷书跋的错简，让
人弄不清这二十一家书题起始是怎样的。比如明莫是龙一题，还可看作插在元张雨题的一处空
纸上；徐霖的观款书在第四接纸中部，如果没有后来者郭衢阶、苏雨二题，此接纸前半部则是
空白；而与徐霖同年所书的廖守初观款，又到最后一接纸处，早于郭衢阶等二人的嘉靖辛丑
（1541年）三人观题，却成了诸书跋的殿尾。假如我们依诸跋的时间，还原到他们各自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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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纸原状时，不难看出是多么奇怪而不合常规了。依书画鉴定常识，只能表明这诸人书跋有着
拆配、伪配之嫌了。
| 著录与文献中的揭示 |
此卷最早的著录应是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一》：“亨之藏赵承旨（孟頫）绢本《千
文》，真带行，字约七分许大，学沈馥。但绢缕粗，墨不甚入绢，却是佳书。后有张雨、郑元
祐题。”亨之即郭衢阶，号亨父，四川富顺人，万历年间的书画收藏家。北京故宫藏唐阎立本
（传）《步辇图》、韩滉（传）《文苑图》等著名画迹曾为其所藏，钤有多方收藏印记。此卷
亦想象作文评语
有其书跋一则，并钤多方收藏印记。明莫是龙跋称：“郭亨父善八法，故得藏之。”此是为其
所书跋。在詹景凤的著录文字中有两点鼻子朝天
揭示：其一，詹氏记此卷有张雨、郑元祐题。《东图玄
览编》一书著录书画，一般只是简记，不做全文式著录，故题记等往往会有所省略。但不论如
何省略，詹氏也不会省去元黄公望的书题，须知在詹景凤的时代，黄公望的名声要远远大于张
雨诸人。况且，该卷上有詹景凤一段书跋，恰与黄公望在同一接纸上。黄公望题云：“经进 仁
皇全五体千文，篆隶草真行，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黄公望稽首谨题。”题书时
间为至正七年夏五，黄公望七十九岁。这应是黄公望曾师学赵孟书画的重要文献，也是黄公望
晚年重要的书法作品之一。詹景凤若真的见过莫是龙，决不会省略不题，除非詹跋为伪跋。郭
衢阶跋中亦称此卷：“张雨、郑元祐辈当时已甚秘之。”也没有提到黄公望的诗题。可见其书跋
时并没有见到黄题。
其二，那么詹跋是否为伪书，可以从跋书文字的辨析得出。詹景凤提到赵氏此卷书法“学
沈馥”，可能是针对莫是龙跋中称赵孟书法“吾不辨其师匠何代”而发。詹氏所说赵孟书学沈
馥，是因为他见到过赵孟的又一卷《行书千字文》。《东图玄览编 卷一》记：“松雪《行书千
文》，后有鲜于太常（枢）题云，学沈馥。而松雪又自题云：‘沈馥，吴兴人，仕元魏，书
《受禅碑》，笔法古雅，人多未识而太常识之，故喜而自题。’” 这就是说，詹景凤知道是鲜于
枢指出，又被赵孟自己认定其书法曾师沈馥。詹景凤为人好胜，他见到莫是龙不知赵孟书法师
何人，故特意点出，以示其博学多识。如此，我们再看此卷中的詹氏跋语：“赵承旨（孟）此
卷《千文》，盖学沈馨元（馥）魏《受禅碑》，沈书世人罕见，余故表而出之，假承旨有灵，
当必莞尔而笑，且服詹生知公源委于三百年后也。”明明是他见到过赵孟、鲜于枢二人相关题
记中说赵氏书学沈馥，怎么会是他“表而出之”，还设想赵孟“有灵”，“且服詹生知公源委”。虽
詹氏为人好胜，恐怕还不至作此欺世之语，更何况他的书中还有相关的著录，难道不怕被人拆
穿吗？综上分析，詹氏一跋当为伪跋，与其同在一纸上的黄公望书跋应是拆配而来。
| 五家元人观款、题跋辨伪 |
在第二接纸上的玄览道人等元五家观款、题跋，似应为伪书。其一，五家元人书似出一
手，尤其是玄览道人、赵雍、赵奕三人的观款更为相像。其二，赵雍、赵奕二人为赵孟之子，
其观款梦见自己给自己剪头发是什么意思
仅作“拜观”、“谨观”，一字不提其父，仿佛在看他人书作。其后的王国器题，尚还有
“呜呼公今往矣”的哀叹，似是子不如婿的怪事。且赵雍观款下钤“仲穆”朱文方印为仿刻之印。
北京故宫藏赵雍《松溪钓艇图》的名款下钤此印（影印于2005年6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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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元代绘画》），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下》一书亦
有采自赵雍《竹枝图》的此印。对比之下，真印中“穆”字的篆法有呈两个圆圈的形态，仿刻印
右侧的圆圈明显趋扁且不圆，是仿刻中显出的毛病。其三，王国器、郑元祐的书法存世不止一
件，其题跋的仿书，尤以郑元祐书题最劣。郑元祐（1292年至1364年），字明德，自号尚左
生，遂昌（今属浙江）人，擅书法，因病臂，改左手书。“能左手作楷书，规矩备至，世称一
绝。”（见中华书局1987年1月出版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庚集》郑元祐小传）。北京故宫藏
元顾安《风雨竹石图》后有其右手书题。又，元王绎、倪瓒《杨竹西小像卷》后有其左手书
跋。其右手书笔法圆浑，左手书字形稍瘦，每行书偏向右侧，笔法依然圆健。如此对比郑元祐
跋书，虽字形亦偏瘦，但行气并不偏右，应为右手书，笔法却明显尖薄，甚至不如左手书有
力。该题下钤“郑氏明德”朱文方印，以此印对比郑元祐题顾安《风雨竹石图》所钤该印，及
《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所收该印，印文“明”字最后一笔向下左方向几乎倾侧到左侧印的
边框，而真印则距边框仍有较大距离，故该印亦应为仿刻。其实，赵奕观款下钤的“赵奕”朱文
长方印，与赵奕题赵孟《人骑图》所钤该印，虽然看不出明显笔画差距，也仍能感到笔画安排
死板僵硬，依然是摹刻而易出的毛病。总之，第二接纸五家元人观款、书跋，其书法、钤印均
为仿书、仿刻。
| 《千字文》书法本身 |
对此卷后元明人书跋、观款，其时代的前后错简、部分书跋的辨伪，表明这二十一家书
跋、观款决不是自然、有序地形成的，而是被人为最美教师事迹
的动过手的真伪杂配，自然牵涉到对赵氏
《行书千字文》书法本身的看法。此卷赵孟书法如何呢？先看似乎难以解释的现象，即该卷千
字文中的“玄”、“郎”字的缺笔避讳现象。按此卷应是临书隋智永《千字文》的宋刻本，才会有
避宋代皇帝名讳的避讳现象。宋董逌《广川书跋卷六》记：“杨文公谓‘敕’字当为‘梁’字。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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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笔划转折误耳。陈时朝廷命令未加敕字。”但据宋大观年间薛嗣昌石刻本实为“敕”
字。姑不论董说有否道理，此卷书“梁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一行，其书“梁”字，应当是临
写宋政和年间以后的刻本。那么，假如要如实临写，则不仅是上述二字避讳，还应该避宋徽宗
赵佶及此前的几代皇帝的名讳。北京故宫藏赵孟《二体千文》一册，同样书“梁”而不书“敕”，
《千文》无一字避讳；又，《草书千文》一卷，“玄”字避讳；上海博物馆藏赵孟《真草千字
文》“玄”字避讳。这种避与不避，避多避少，究竟该怎样解释。同藏于上博的赵氏《秋兴诗
卷》书“匡衡抗疏功名薄”一句中“匡”字缺笔，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该诗卷首句“玉露凋伤枫
树林”中“樹”字，细察该字结构，其实也属缺笔字，应避宋英宗赵曙的嫌名讳。该卷有赵氏书
于至治二年正月十七日的补书一跋，即其六十九岁时的补书。书跋称：“此诗是吾四十年前所
书”，则此卷应是赵氏三十岁左右的早年书作，其时尚未应诏仕元。这说明，赵氏书法作品中
避讳，应该有出仕前后的区别。也就是说，若其仕元之后，仍在书写文字中有避讳现象，则提
醒我们要注意了。最后再看书法本身。徐邦达先生以为此卷书法“因绢粗不甚入墨，不称合
作。”（参见2006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徐邦达集五》）也就是说书法尚不太好。启功先
生在《启功丛稿》一书有“赵松雪行书千文”短文一篇，称此卷书法：“其书作乍看平正无奇，
细观之，精深厚重，于赵书诸迹中，允推巨擘。”这一有些不同看法的评论，可谓书画鉴考中
的见仁见智。该卷所书《千文》，虽定名《行书千文》，却是由楷书而溢为行书的。若以起首
数行楷书，来比对北京故宫藏赵孟《六体千文》中的楷书，不难看出二者的相像。也许是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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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智永《千字文》的缘故，但不能与被鉴为非赵氏真迹的《六体千文》那样相像。正如徐邦达
先生评《六体千文》书法：“草楷诸体，结构既不稳，用笔更见轻弱光嫩，全无赵氏晚年书风
气。”（参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卷》中“赵孟《六体千字文》的
考证）如此，徐先生评此卷书法“不称合作”，虽未否定，似也看出此书与赵氏书法真实水平有
所差距。如果将此卷的行书部分，来比对《六体千文》中的草书，虽行、草书间略有区别，但
会发现许多结构、笔法一致的书字，同时体会徐先生对《六体千文》的评鉴文字，对该卷同样
是非常合适的。上文中曾提到《六体千文》拟为陆士仁所伪。倘如此，则此卷《行书梦见老领导
千文》亦
应为陆氏所伪。也可用陆氏《四体千文》比较此卷，虽陆氏《四体千文》笔法“轻弱光嫩”之中
更见尖薄，但它们之间基本特点、特征并无根本区别。若此卷为赵孟书法真迹，何以会水平降
低至如此呢？
儿童节的诗句
书画作品的题跋，是研究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鉴定书画的重要辅证。书画鉴定实践
表明，如果题跋有拆配、伪配现象，虽不能据此否定书画作品本身，但从概率上看，被题、被
跋的书画大多是有所问题的。此卷《行书千文》历经明清诸人递藏，所以被信为真迹，与卷后
二十余家元明人题跋不无关系，而本文正是从这里发现了一些问题，引出辨伪的讨论，请有识
方家正之。
（作者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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