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平面图

中国古代都城的样貌和演变

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中，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演变⼗分引⼈注⽬。包括宫殿、市坊、园苑与寺庙在内

的这⼏个部分，成为中国古代都城中的基本构成要素。中国古代都城的演进史，正可体现在这⼏个部分的消长、更新、

融汇与变化上海底两万里读后感1000字左右 。本⽂不揣浅陋，拟就这⼏个⽅⾯的问题作⼀点初步的探讨，以就正于识者。

宫殿区的⽇渐缩⼩——宫城位置的⽇益重要

宫殿部分在中国古代都城中往往独⽴成为⼀个⼩城，⼜称宫城。古代都城中的宫城，⼤约经历了由外向内的嵌⼊，由⼤

向⼩的收缩，与城市中轴线的重合，由北向南的推移，前导空间序列的加强3月份星座 等过程，由此形成了⼀条有迹可循的都城规

划演变史（图1）。

图1历代都城演进⽰意图

01

城与郭的分⽴，宫城独⽴于外

由于阶级的对⽴，统治者居住的宫城与普通市民居住的市郭之间的分离现象，很早就已经出现。史载“鲧筑城以卫君，

造郭以居⼈”（《吴越春秋》），反映了远古传说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分离。根据记载与考古发掘，周代时，曾在

洛阳建⽴王城与成周两座城市，成周城内居住着被征服的殷商“顽民”，城内划分为闾⾥。王城位于成周城西30⾥，为东

周时的都城所在，为周代天⼦所居。若鲧筑城郭⼀说为后⼈简单的小手工 臆断，则王城与成周之设，很可能是⾸开统治者居住

的“城”与普通市民居住的“郭”分⽴⽽设之滥觞。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乎都分为城与郭两部分。城内多⾼⼤的夯⼟台，为当时宫殿的遗址；郭内则多有⼿⼯

业作坊遗址。这时的城与郭，虽仍各⾃独⽴，却多已呈相互毗连、嵌接之势。如燕下都（图2）、齐临淄（图3）与韩故城皆然。这时的都城还不⼗分规整，也⽆城市的中轴线可⾔。

图2战国燕下都城平⾯图

图3战国齐临淄城平⾯图

02

城与郭融汇，宫殿弥散于全城

秦汉时代，海内⼀统，统治者雄⼼勃勃。宫殿在都城中的数量、规模与地位骤增。⼀座秦咸阳城，⼏乎就是⼀座宫殿之

城。秦始皇建信宫于渭⽔之南，建朝宫于上林苑，写仿六国宫新的起点 室于咸阳北阪，“南临渭，⾃雍门以东⾄泾、渭，殿屋复

道周阁相属”（《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咸阳城外建造了⼤量的离宫别馆。“咸阳之旁⼆百⾥内宫观⼆百七⼗，复道

甬道相连，钟⿎、美⼈充之”（同上注）。

既然这时宫殿已突破了“城”的界限⽽⼤规模膨胀，则“郭”也不再是独⽴于城之外的部分，城与郭终于混⽽为⼀，郭以都城

之外城的城垣形式出现，外城之中的每⼀组宫殿⼜有⾃⼰独⽴的墙垣，形成城中怎么快速记忆 之城，普通市民居住的闾⾥、市肆、作

坊，则夹杂在⼀座座宫城的间隙之中，造成所谓“官民杂处”的局⾯。

史料记载中秦咸阳城那种城郭混⼀、宫城林⽴、复道相通、官民杂处的情况，可以由汉长安城得到证实（图4）。汉长

安城内，⼤部分为宫殿所占，仅长乐、未央⼆宫，就约占全城⾯积的1/2。此外，还有桂宫、北宫与明光宫。汉武帝

时，⼜在城外未央宫西侧建建章宫。每座宫城之间，还有架空的阁道相通。普通市民居住的闾⾥，夹杂于宫城之间。由

于宫殿的规模很⼤，数量亦多，调。城市的中轴线也不⼗分明显和突出。东汉洛阳城的情形（图5），与长安城相似，只是宫殿的规模⼩了⼀些。

图4西汉长安城平⾯图

图5东汉洛阳城平⾯图

03

宫城集中⽽为⼀，宫殿中轴线与城市

中轴线重合汉末三国时代的曹魏邺城（图6），⼀改秦汉都城官民杂处、宫殿四布的格局，在规整的城墙以内，将都城

分划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宫殿、苑囿、官署与王室贵族居住的戚⾥，南部为规整统⼀的⾥坊。主要宫殿居于北部正

中，⾯对⼀条宽阔的南北向街道，与外城南垣中门雍阳门遥相对应，形成⼀条明显的城市中轴线，宫城中轴线与城市中轴线的北段完全重合。显然，由于宫城规模的缩⼩，宫殿部分在都城中的地位，已经开始引起城市规划者的注意。

图6曹魏邺城平⾯图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择中⽽⽴”的思想，“择天下之中⽽⽴国，择国之中⽽⽴宫”（《吕⽒春秋》）。《周礼冬

官考⼯记》中提出的“⽅九⾥，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朝后市”的王城规划思想，似乎也暗⽰

出宫城（朝），应当居于“左祖”与“右社”之中，假定祖与社在城内呈左右对称布置，似亦暗⽰着城内应有⼀条南北向的中

轴线，⽽宫城应当位于这条南北中轴线上。但《周礼冬官考⼯记》对于宫城在这条南北中轴线上，究竟位于什么位置，

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仅以“⾯朝后市”⼀语⽽⼀笔带过，这就使后世宫城多在都城的南北中轴线上推移不定，⽽以由北向南推移，直⾄推临都城之南垣为主要发展趋势。

事实上，“择中⽽⽴”最初只是⼀种理想⽽已，战国诸侯的都城多随地形之宜，秦汉都城，⼏为宫殿之城，“普天之下，莫

⾮王⼟”，对称与否，居中与否，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正是曹魏邺城，⾸启将都城划整，将宫殿集中，并置于城市南北中轴线上之开端。

随曹魏邺城之后建⽴的北魏洛阳城（图7）与南朝建康城（图8），虽然是在旧城的基础上改建⽽成，却都已经形成明显

的城市中轴线，宫城居于中轴线上略偏北处。洛阳宫城以北还设置有北宫与御苑。不同于曹魏邺城将宫城、御苑、官署

与戚⾥与普通⾥坊南北对峙的布置，北魏洛阳与南朝建康在宫城两翼也已开始布置市民⾥坊，这反映了宫城及其附属的官署、苑囿的更加集中和城市中轴线的更加突出。

图7北魏洛阳城平⾯图

南朝建康城平⾯图

隋代⼤兴城（图9），是汉魏数百年来都城规划的⼀个总结。⼤兴城的规划中，将宫城、皇城与市民⾥坊严格区别开

来。因为“⾃两汉以后⾄于晋齐梁陈，并有⼈家在宫阙之间，隋⽂帝以为不便事，于是接皇城以内，惟列府寺，不使杂

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之新意也”（《唐两京城坊考》）。⼤兴城中的宫城位于城市中轴线的最北端，太

庙、社稷坛与各种官署分列在宫城南侧的御道两边，外⾯周以围墙，形成皇城。宫城与皇城的东、南、西三侧，均布置

了规划整齐的⾥坊，东西两市对称⽽⽴。南北向的中⼼⼤街——朱雀⼤街，为城内除宫城前具有⼴场性质的横街⽽外的

最宽的⼀条街，⼜称“天街”。朱雀⼤街南通外郭明德门，北穿皇城朱雀门，直达宫城承天门，形成⼀条贯通南北的中轴

线。宫城内的主要建筑，亦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朱雀⼤街两侧对称种植的两⾏槐树，使这条中轴线与其北端的宫城更

为突出。时⼈所描述的“青槐夹驰道，宫观何玲珑”，正可体现这种效果。

唐代长安城在隋⼤兴城的基础上，⼜增加了⼤明宫与兴庆官，这两座宫城都不在城市的中轴线上，说明在唐代时，宫城

择中⽽⽴的思想仍然不⼗分浓重，除沿袭前代将主要宫殿置于城市中轴线北端之外，还有⼀些随意的处理，并不⼗分拘

泥。隋唐洛阳，作为陪都，将宫城置于城西北⾓的⾼地上，并形成⼀条偏轴线。更是都城规划中随宜处理的佳作（图

9）。

图9（隋⼤兴）唐长安城平⾯图

隋唐都城中这种将宫城布置在城市中轴线的北端，周围布置规整⾥坊的做法，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渤海政权与⽇本。⽇本

的平城京、平安京与渤海政权的上京龙泉府城规划，⼏乎就是隋唐长安城的翻版。04

三套⽅城制度，宫城居中

如同宫城与郭城之间，经历了分⽴、毗邻，⽽后括⼊郭城之内⼀样，宫城与皇城之间，也渐由相互毗连、并列，⽽变为

皇城围绕宫城⽽设，最终形成了由宫城、皇城与外郭城层层环绕的三套⽅城式的都城规划形式。北宋汴梁城（图10）与⾦代中都城是这种规划形式的典型。

图10北宋汴梁城平⾯图

由于五代数⼗年的战乱造成的财⼒匮乏，⼈⼝的不断增加与商业的⽇渐繁庶，造成的居民区与商业区对城市空间的挤

压，北宋统治者不再有可能建造如汉唐般规模宏巨的宫殿建筑群。宋代汴梁城内的宫城⼤内，只是在唐代节度使的衙署

范围内稍加扩建⽽成。⼤内之外⼜设⼀道城墙，是唐代节度使李勉所修的府城城垣，宋代时相当于皇城城墙。皇城外所绕的外郭城城垣，为五代末与北宋初扩建⽽成。

由于宫城规模的⼤⼤缩⼩，其在城内的位置就显得⼗分重要了。宋代都域中宫城的位置，可以说是在沿袭隋唐长安城将

宫城置于南北中轴线的基础上，将宫城沿中轴线向南推移，使规模远⽐隋唐宫城为⼩的⼤内，位于整座都城的中⼼部

位，⼤内之外裹建三重城墙。直到这时，《吕⽒春秋》中所提出的“择国之中⽽⽴宫”的思想，才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并

成为后世仿效的都城规划原则。北宋灭亡之后建⽴起来的⾦中都城，基本上沿袭了北宋汴梁城的规划格局。05

宫城继续向南推移，千步廊直抵外城南垣

元代⼤都城的规划，使宫城沿城市南北中轴线向南推移的演化步骤得以继续。这种继续，⼀⽅⾯反映了统治者试图进⼀

步突出代表皇权象征的宫城在整座都城规划中的地位，另⼀⽅⾯也可能在很⼤程度上受到固有的蒙古民族风俗习惯的影

响。这⼀点由历来的明清北京城，通过建造外城的⽅式，再⼀次将宫城置于城市中⼼部位的做法中，可以得到⼀些反证。

图11元⼤都城平⾯图

元⼤都城为⼀南北稍长⽽东西略狭的长⽅形（图11），⼤都城内亦有皇城与宫城之分，宫城在皇城内偏东，位于整座城

市的中轴线上。对应于宫城部分的皇城南垣向外凸出，使宫城南门与皇城之间形成⼀个横长形⼴场，⼴场内有⽔⼀道，

上设⽩⽯桥三座。由于宫城与皇城南垣的距离远⽐前代缩短，宋⾦时代都城中设于宫城与皇城之间的千步廊，这时被推

⾄皇城南门灵星门与外战南门丽正门之间。千步廊两侧对称布置官署，⽓氛⼗分整肃。这样处理的结果，使宫城以南，

通过⼴场与千步廊，直抵⼤都南垣正门丽正门，⽽⽆任何居民商肆位于宫城之前，使宫城的地位突出于整座城市中轴线

的最南端。城市的⼏何中⼼处，则放⼀中⼼台，并建⼀中⼼阁以为标志。由丽正门、千步廊，穿过宫城中轴线，直达中⼼台、中⼼阁，适成⼤都城的南北中轴线。

由于宫城与皇城的南移，⼤都城的商肆多位于皇城以北中⼼阁、钟⿎楼以及沿什刹海的斜街⼀带，因此，元⼤都的规划

被认为是严格遵循《周礼考⼯记》“左祖右社，⾯朝后市”的结果。但若仔细深究，却⼜不尽然。⼤都城的这⼀特点，究其⽂化的渊源，似是漠北蒙古民族的固有⽂化，在封建都城规划中的⼀个反映。

在蒙古早期的军帐⽣活中，蒙古⼤汗作为宫殿⽤的⾦帐，称为“斡⽿朵”，⽽斡⽿朵的原意即为“中央”。显然，蒙古民族也

同样认为⼤汗应该居于整个军帐部落的中央，只是这个“中央”，在蒙古⼈的概念中似乎是位于前部的正中，其后与两侧

呈簇拥之势。据《鲁不鲁克东⾏记》的记载，蒙古⼤汗的军帐部落，“看来像⼀座伸延在他驻地四周的巨⼤城池”，“⽤他

们的语⾔说，⼀座宫廷叫斡⽿朵，它的意思是‘中央’，因为它总是在百姓的当中，不过，例外的是，没有⼈把⾃⼰安置

在正南，因为宫廷的门是朝正南开的，但是按照地形，他们可以随意向左右伸延”。⼤都城的规划恰好与上述风俗相合，其间恐怕不会绝⽆关系。

但⽆论怎样，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中，将宫城由外部嵌⼊外郭城内，并将之逐渐缩⼩，⽽置于城市的南北中轴线

上，然后再沿着这条中轴线，由北向南逐渐推移，⼏乎⼀直推到城市的最南端，使宫城在城市中的地位得到最⼤限度的

突出，这⼀演进过程，到元代时可以说达到了⼀个极限，继之⽽起的明清北京城，则通过将元⼤都北垣的收缩，及向城

市南部拓展这⼀步骤，⼜出现了向将宫城置于城市中⼼的回归（图12）。这⼀有趣的过程反映了宫殿在城市中的位置，确实是形成中国古代城市平⾯基本格局的主要动因之⼀。

图12从元⼤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变迁（刘敦桢主编《中国建筑史》）

06

宫城再次居中，前导空间序列的加强

明初建中都城与南京城时，已将宫城与皇城置于外城中部稍偏南的位置，与宋汴梁和⾦中都的布局⽅式颇相似。明永乐

帝营北京城，最初只是因元⼤都之旧⽽改建之，格局上与元⼤都还⽐较相近。明嘉靖年间，由于加修了外城，将城南⼤

⽚的市肆、街坊，与天坛、先农坛括进城内，使宫城再次位于整座城市的中央部位，其格局⼜与宋汴梁和⾦中都相似了。因此，明清北京城很有些复宋⾦之旧的意味。但这种复旧，⼜使宫城地位在新的意义上得到了突出。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除了偏安⼀隅的⼩王朝都城如六朝建康与南宋临安⽽外，都城内宫城的规模，从汉唐经宋元⽽

⾄明清，是由⼤到⼩逐渐递减的。明清北京紫禁城，作为全国性的统治中⼼，可以说是历史上规模最⼩的⼀座宫城。清

代学者顾炎武云：“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

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知录》卷12）从此说中可以对这⼀变化趋势略窥⼀斑。

为了使这样⼀个规模较⼩的宫城，在城市布局中得以充分突出，明清北京城在总结历代都城规划经验的基础上，⼀⽅⾯

使宫城居于城市的中⼼部位，另⼀⽅⾯⼜通过⼀系列空间处理⼿法，使宫城的前导空间序列得以充分加强。这样处理的结果，同样使宫城在整座城市中的地位得到了最⼤限度的突出。

明清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由永定门、正阳门，通过千步廊、天安门、午门，穿过宫城中轴线，越过景⼭万春亭，直抵

接近城北垣的钟⿎楼，长达8公⾥之多。在这条中轴线上，门殿起伏跌宕，空间抑扬顿挫，成为中国古代都城中最为突

出、最为强烈、最为壮观，同时也⼏乎是最长的⼀条南北中轴线。在前导空间的序列组织上，北京城的规划者在继承元

⼤都城将千步廊置于皇城以外，郭城以⾥的基础上，⼜将皇城城门天安门与宫城城门午门之间的距离⼤⼤加长，并在中

间加了⼀道端门。端门与午门之间，⼜⽤⼀狭长形空间，使由正阳门穿千步廊，过天安门前横长形⼴场与端门前的⽅形⼴场⽽形成的⼀系列铺垫，在这⼀⽓氛肃穆的狭长空间中得以进⼀步加强。

此外，由南城永定门，经永定门箭楼、永定门、正阳门箭楼、正阳门、⼤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与太和门，恰好布

置了九道门阙，作为宫城⼤朝之所的太和殿前的门禁；由正阳门以⾥，从⼤清门，经天安门、端门、午门，过太和门⾄

太和殿，⼜恰好为五座门殿。这些门殿数⽬，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是当时的规划家有意这样处理，以将太和殿置

于古代《易》经哲学中所谓“九五之尊”的贵位。并利⽤这重重门阙所造成的空间上的起承转合，以造成⼀种九重宫阙的

深远肃穆的⽓氛。中轴线两侧，由天坛与先农坛，太庙与社稷坛，⽇坛与⽉坛等重要坛庙形成的拱卫之势，⼜使这条城

市中轴线与位于中轴线上的宫城前导空间序列得到了进⼀步的强化（图13）。从历史的⾓度看，这样⼀种发展趋势的结

果，正与《周礼冬官考⼯记》中的以宫殿为中⼼，在宫殿前设“左祖右社”的王城规划思想（图14）相吻合。换句话说，

与《周礼冬官考⼯记》中的王城规划思想最为接近的都城，除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座以宫殿为中⼼的城市之外，则属明清北京城了，尽管这不是⼀座⼀次建造⽽成的城市。

图13明清北京城平⾯图

图13明清北京城平⾯图

图14《周礼冬官考⼯记》中的王城平⾯图

《三礼图》中的周王城图

诚然，明清两代竭⼒突出宫城在城市中的地位，除了因为宫城的规模⽇渐缩⼩，不得不⽤上述城市规划与建筑艺术⼿段

加以烘托⽽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越到封建社会晚期，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越得到加强的缘故。

城市由中古向近古转化的契机——市的突破与坊的⽡解

随着宫殿规模的⽇渐缩⼩与所处位置的⽇渐重要，⼀种相反的⼒量在中国古代都城内酝酿、发展，并逐渐挣脱了封建强

权的束缚⽽⼏乎弥布于城市内部的各个⾓落。这种⼒量就是市易活动。市易活动的⽇益扩⼤，不仅打破了统治者⼈为限

定的市场范围，也使中古式城市的组成单元—封闭的⾥坊逐渐⽡解，使古代都城渐渐具有了近古商业街道式的组成格局。这⼀由中古向近古转变的关节点，⼤约在中晚唐时期⾄北宋初年。

如前所述，早在周秦时代，已有了城与郭的分⽴。郭是⼿⼯业者与商贾的居住之所，内有⼿⼯业作坊与市肆。随着城与

郭的相互嵌接、融合，宫城散布于外城之内的各个部分，普通市民居住的闾⾥与进⾏交易的市肆，被挤压、夹杂在宫殿

衙署之间。⾄迟在汉代时，已出现集中设置的市。集中设市反映了当时商业已经⽐较发达，需要有较为集中的市易之所以便管理。

魏晋以后，城市中出现了规整的、围绕着宫城设置⽽⼜互不掺杂的⾥坊，并在适当的位置划出个别⾥坊，作为集中的市

易之所—“市”。市也是⼀个坊，不过是⽤于交易的坊⽽已。如北魏洛阳已有⼤市、⼩市及与外国商⼈交易的四通市。

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这⼀规划格局得以进⼀步完善。长安城内，在宫城与皇城之外，设有108个坊，坊内除皇城正南

诸坊，因不欲开北门以防⽓泄冲宫阙，⽽设东西向的⼀字街外，⼀般⾥坊均设⼗字街；⼗字街内再分为⼩⼗字街。使⼀

座封闭的坊内，分为16个⼩的分区。与⼗字街对应的坊墙上设有坊门，坊内居民皆须从坊门出⼊，严禁私⾃向坊外街道

开门。并对此作了明⽂规定：“禁游⾷，抑⼯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隋书》卷五⼗六）夜间，则实⾏宵禁制

度，街⿎⼀响，坊门关闭，军卒在街上巡⾏，普通⼈不得出坊门之外（图15）。

图15封闭的唐代长安城内⾥坊（局部）

长安城内设有两个集中的市，称为东市与西市，两市分列于皇城以南的东西两侧。市的规模约相当于⼀个较⼤规模的

坊。不同于坊的是，市内不是按⼗字街道划分，⽽是按井字街道划分，以增加市内临街的商肆店⾯。市周围亦设有坊

墙，墙上设门，夜间必须关闭市门，并禁⽌进⾏市易活动。这说明，当时的市易活动是受到统治者的严格控制的。这⼀

点从隋代统治者直⾔不讳地声称“抑⼯商”中，已可略知。

图16隋唐洛阳城平⾯图

还有⼀个有趣的例⼦，说明统治者对市易活动⼲预与控制的程度。如隋炀帝时的洛阳丰都市（唐洛阳南市）（图16），

按照统⼀的规划，建造的“甍宇齐平，遥望如⼀，……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来⾃西域等地的外国

商⼈请求到丰都市内进⾏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饬店肆，檐宇如⼀；盛设帷帐，珍货充积。⼈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

龙须席。胡客或过酒⾷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散，不取其值。绍之⽈：中国丰饶，酒⾷例不取值。胡客皆惊叹，其

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中国亦有贫者，⾐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惭不能答”。（《资治

通鉴》卷181）

整肃如⼀的规划布置，对⾥坊与市肆的严格控制，对⼯商业的抑制，宵禁制度的实⾏，坊传统中国象棋 与市各⾃呈封闭形态⽽独⽴存

在等，均构成了中古时期中国都城⾯貌的基本特征。但是，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与束缚之下，却酝酿着⼀种突破性的⼒量

—经济发展与商业贸易扩⼤的不可抗拒。

美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书中曾经指出：“中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到后期的转折。它以两税法的国家财政改

⾰为法律标志，世俗地主取代门阀地主，⽇益占据主要地位。中唐的这⼀转折，是由经济的发展所致，也为经济的进⼀

步发展与社会风⽓的进⼀步世俗化奠定了基础。中唐以后，社会上层的风尚⽇趋奢华、安闲与享乐，“京城贵游尚牡丹

三⼗余矣，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国史补》，转引⾃《美的历程》）。这种情况⼜从另⼀个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业的发展。

唐代长安城内，随着⼯商业的⽇益繁盛，强制性的限制市易活动集中在东西两市的规定逐渐松弛。初唐⾼宗以来，与东

西两市毗邻的各坊及位于城内主要街通上的城门附近与⼤明宫前各坊的内廊，沿着坊内的⼗字街道，已经开始出现⼀些

临街开设的商肆，时⼈称这种商肆为“临路店”。盛唐以后，这种发展趋势加快，⾄中晚唐时，东市西北的崇仁坊，已经

是“⼀街辐辏，遂倾两市”；西市东北的延寿坊，也被“推为繁华之最”（《杜阳杂编》卷下）。随着临路店的出现与迅速发

展，在⾥坊的内部已渐形成临街开设店⾯的商业性街道。由此可知，在唐代长安城的⾥坊与两市内部，已经孕育着近古商业街道式城市模式的原始雏形。

中晚唐时，在东西两市与⼀些⼯商业较为发展的⾥坊内部，渐渐突破了宵禁制度的限制⽽出现夜市，如崇仁坊内，已

是“昼夜喧呼，灯⽕不绝”（《长安志》卷⼋）。夜市的发展，使封建统治者极为恐慌，唐⽂宗开成五年（840年），曾

下诏⽈：“两京夜市宜令禁断。”（《唐会要》卷86）其实，帝王的强权，是不可能征服经济⾃⾝的发展规律的，晚唐以

来，虽有⼈屡上奏折，要求禁断夜不健康的食物 市，但夜市的发展却⾮但禁⽽不⽌，竟最后突破了⾼⼤的坊市围墙的限制⽽弥散于全

城。到北宋初年，⼯商业的发展已经从空间上与时间上突破了中古时期都城中集中的市肆、封闭的⾥坊与严格的宵禁制度的束缚。宋代都城展现出与隋唐时代截然不同的崭新风貌。

北宋京都汴梁城内，商业与⼿⼯业已⼗分繁盛，⼈⼝不断增加，⼀般市民与商品市场也发⽣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商业活

动已经成为⼀种早晚不息的经常性活动。像隋唐时期那种集市中的市场，已经远不能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汴梁

城内没有明确规定的“市”，市易活动散布于城内各个⾓落，坊墙围护的封闭⾥坊已不复存在，沿街布满了⾼低错落的商

业建筑，商店、酒楼、饭馆、药铺、浴堂、勾栏、⽡肆等，鳞次栉⽐。除⼀般性商业街道外，还出现⼀些商店密集的商

业街区，如州桥⼤街与相国寺⼀带，旧曹门外、旧封丘门外等地，均为店铺云集、熙来攘往的繁华之所。由于汴梁城内

⼈⼝密集，店铺民宅多向空中发展，城内建筑“三楼相⾼，五楼相向”（《东京梦华录》），⾼低起伏，参差错落，与隋

唐两京街道上坊墙壁⽴、坊市内檐宇齐平的整肃⽓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图17）。

图17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街道景象

由于建筑物的过分密集，城市防⽕问题也⽇益突出，因此，在汴梁城内还出现了相当完备的城市防⽕体系，“于⾼处砖

砌望⽕楼，楼上有⼈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及有救⽕家事，谓如⼤⼩桶、洒⼦、⿇搭、斧锯、梯⼦、

⽕叉、⼤索、铁猫⼉之类，每遇有遗⽕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

姓”（《东京梦华录》）。

南宋临安城的繁华程度，较之北宋汴梁⼜有过之。临安城“城郭⼴阔，户⼝繁伙，民居屋宇⾼森，接栋连檐，⼨尺⽆

空”（《梦粱录》）。城内商肆交易⼏乎通宵达旦，“杭城⼤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三四⿎，游⼈始稀，五⿎钟鸣，卖早

市者⼜开店矣”（《梦粱录》）。

图18清末民初的北京前门⼤街

图18清末民初的北京前门⼤街

这种以纵横交错的商业街道为主的具有近古特点的城市格局，⾃北宋⾄于⾦元明清各代，⼀直延续下来，并得到了进⼀

步的发展。明清北京城内的街道，与北宋汴梁城或南宋临安城⼀样，也是这样⼀种拥塞着临街商业店铺的格局（图

18），完全没有了中古时代⾥坊式的肃杀景象。正是在这种城市格局下，⽇益增长的城市⼈⼝与⽇益发展的⼯商业经

济，及由此产⽣的密集的市民居住区与商业街区，占据了城市中的⼤部分空间，才使得封建统治者的宫殿区被压缩在⼀

个居于中央的相对狭⼩的范围之内。⾃此，像汉唐时期那种巨⼤的宫殿建筑群，不会也不可能会再次出现，被压缩了的

宫殿区，只有靠其所处的显赫的位置⽽逞王者的威风了。这⼀点也为前⾯所说的越到封建社会后期精子像果冻 ，都域中宫殿所占的

⽐重越⼩，⽽位置也越重要的演变规律，找到了⼀点似可依据的原因。城市内宫殿区与市街区这两种相互对⽴的⼒量的消长变化，实在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种耐⼈寻味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