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8日发(作者:荆山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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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
关于《离骚》的篇题之意,自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以来,众说纷纭。本文考校诸说得失,在分析《离骚》全篇意旨的基础上,申抒己见,其说或与前贤今人互有异同,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一
据现存文献,最早对《离骚》进行解题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列传》详细分析了《离骚》的创作契机,肯定其为发愤之作。其以“离忧”释“离骚”,是对《离骚》题意的最早解说,为《离骚》题解定下了“忧”“怨”的基调。但司马迁对“离”“忧”二字的具体内涵未作进一步的明确指陈,为理解“离骚”一语的的内涵留下了巨大的空间,造成后世异说纷纭。我们将其中影响较大者归为以下六类:
1.“遭忧”说
班固《离骚赞序》云:
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班说影响颇广,古人颜师古、朱熹、钱澄之,今人朱季海、聂石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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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书阁、金开诚等多赞同之。《汉书·贾谊传》颜师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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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遭也。忧动曰骚。遭忧而作此辞。
清人钱澄之曰:
离为遭,骚为扰动。扰者,屈原以忠被谗,志不忘君,心烦意乱,去住不宁,故曰骚也
将“离”训为“遭”,在屈作中多有其例,如“离尤”、“离殃”等,且《离骚》实为遭忧后而作,故赞同此说者甚众。但班氏此说于《离骚》文本的独特意旨尚有未得,故于其篇题的解说不能十分服帖。正如明人汪瑗所论:
若谓明己遭忧而作此辞,则二十五篇为遭忧之所作者多矣,而总称之曰《离骚》可矣,又奚必篇各有题名乎?
2.“别愁”说
王逸《楚辞章句》云:
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
此解与“遭忧”说分庭抗礼。宋项安世,明汪瑗,清蒋骥、屈复,今人陈子展、熊任望等多宗之。项安世根据《国语·楚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及韦昭注,指出“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汪瑗、蒋骥等据篇内“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一句,首肯王逸的训解。顾成天发挥孝子忠臣之义,述《离骚》命名之因:“惟其不忍离而不得不离,无所控诉,作此以告天下后世,明臣道之变,故以离名篇。”另外,钱钟书先生认为:“‘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钱说是在认同“离骚”训为“别愁”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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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论,姑且归为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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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别”释“离”,从字义训诂来说,本为正解。然王逸又以“放逐离别”引申其义,反有画蛇添足之嫌,其说并不契合《离骚》抒情主人公在对待去留问题中所表现的主动取舍精神和内心挣扎状态。钱钟书先生之说虽新颖独特,但“别愁”连言传统上已有固定的内涵,又其以汉晋以下文人心理拟测先秦士人心态,与屈原之人格、《离骚》之旨不甚相合。
3.“隔骚”说
戴震《屈赋音义》曰:
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谗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
刘永济先生力尊此说,并结合对《离骚》创作时间的考定,将戴氏“遭谗放逐”改为“遭谗间阻”[4]。文怀沙先生也认为“离”即“离间”,《离骚》是写谗邪离间的忧愁幽思。此说实际上糅合了“遭忧”、“别愁”二说,似是实非。谗邪离间而怀王疏屈原,的确是造成屈原生存困境的重要因素,但以“隔”释“遭谗放逐”,似属勉强,而“离间”乃合成词,古人多以“间”字表此意,如《左传·桓公六年》斗伯比向楚子陈述伐随战术曰:“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杨伯峻注:“间,今言离间。”
4.“抒忧”说
今人杨柳桥先生力主此说,他根据司马迁《屈原列传》相关记载,断定“屈原作《离骚》是发抒忧国之思的”。他结合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大戴记·公冠篇》“陛下离显先帝之光耀”等句及其注释的分析,认为“离”是“摛”字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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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训为“舒”,“离骚”即是“抒忧”。此说为杨氏独创,可与《哀郢》篇中“聊以舒吾忧心”相应合。此说为龚维英、李星、张玉玲等发挥申述。但“离”假借为“摛”在屈原作品中缺乏内证,且无法用来解释相似语境下的“骚离”一语中的“离”字。另外,此说在对《离骚》文意独特性表述方面的缺陷与“遭忧”说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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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说主要分歧在对“离”字的训诂和理解上。游国恩先生则以“古曲”说为解,提出“离骚”二字不应该拆字析义,他说:
我以为《离骚》可能本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声而异名。西汉末年,赋家扬雄曾模仿屈原《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迭韵字,韦昭解为“牢骚”。……所以“牢愁”“牢骚”和“离骚”三个名词在音韵上是双声迭韵的关系,可以互相通转。……“离骚”二字是不应该拆开来讲的。
游氏此论影响甚大,当代学者马茂元、袁梅等多奉此解,而姜亮夫、黄灵庚等皆由此各持一论并加以发挥。
5.“牢骚”说
姜亮夫据《汉书》对扬雄《畔牢愁》的记载及韦昭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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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亦即离骚声转,今常语也,谓心中不平之意。声转为落索,……古复辅之声,后世或有遗夺,故迭韵之变忧陶,骚陶同浊声之迭韵也,……萧豪与尤幽相邻,故声转为忧愁,为懊丧,皆今常语,而以训诂字书之者也。
詹安泰亦以楚语方言为说,认为“离骚”是后来一般意义上的“牢骚”。
“离骚”与“牢骚”虽在音理上有音转的可能,但从声转、迭韵关系推衍出“离骚”即“牢骚”,变转极繁。且此解与《离骚》文本所表现的主要思想倾向不相吻合。其持论所据之扬雄《畔牢愁》,实依《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而非《离骚》而作,“牢愁”亦非扬雄对《离骚》题意的概括。
6.“古曲”说
游国恩先生关于“离骚”即“劳商”转音的臆测,今人多不认同。但“古曲”说本身却得到不少人的信从,后学者纷纷从方言、民俗、神话等角度切入,对“离骚”进行曲名定位,而对其曲意则莫衷一是。何国治先生以“骚”为楚方言语词,意为“歌曲”,其根据是“今苗语中仍称歌曲为骚”。又据《尔雅·释乐》“大琴谓之离”句及邢昺注,结合对《离骚》音乐体制的分析,断定“离骚是用大琴伴奏的楚国长篇声乐套曲”。萧兵先生从楚俗图腾崇拜入手,考证“离”即《山海经》中“离朱”———楚人崇拜的太阳神鸟,认为“《离骚》的最古义便可能是太阳神鸟的悲歌”。黄灵庚先生由此说出发,论证“骚”“箫”通用,“离骚”即“离箫”,是咏颂大舜功德之乐,是有虞氏的图腾之歌。
以上三论注重从音乐、民俗等角度对《离骚》题意进行探索。但在文字训诂上,释“骚”为“歌曲”,缺乏足够的故训依据,苗语与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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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渊源关系也无可靠的证明。以“大琴”“离朱”解“离”字,所持均为孤证,难成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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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以上诸家对《离骚》题意的解说,或有所据,亦间有所得,但整体上皆未能密合《离骚》文意,文字训诂亦皆有一定的窒碍。我们认为:要探寻《离骚》命题本意所在,必须立足于文本分析,结合对书面楚语性质的剖析,对“离骚”一词进行正确训诂,以求索得《离骚》题意的正解。
二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子横议的文化氛围为“发愤以抒情”的文学自觉的到来提供了契机。南楚巫风文化孕育的独特的原始艺术思维,是自觉艺术创造萌生的沃土。屈原以其才华和人格成为实践这一艺术史上历史性飞跃的第一人。《离骚》作为屈原的代表作,它显示了抒情主人公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执著以及与溷浊现实之间的格格不入而产生的悲剧情怀,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凸现了完整的独立人格。解析其意旨是理解《离骚》篇题的前提。
从文本分析来看,《离骚》全篇始终凸现抒情主人公决计去留之际动荡不安的心理状态。全文可以女媭之詈界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在骚体特定的象征体系中娓娓叙其现实境遇:显赫的世系,高洁的品行,追步前王的远大抱负,思君忧国的忠诚。由此铸造的理想人格却在现实中陷入种种困顿:灵修“数化”“浩荡”,党人纷争构难,众芳污秽从俗,时光易逝难再。在溷浊现世与理想人格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中,抒情主人公毅然选择了“退将复修吾初服”,以退隐来保持人格独立。“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足见其保守节操意志之坚定。至此,正如汪瑗所评:“篇首至此,当一气讲下,……而所谓‘离骚’之意已略尽矣。下文不过设为女媭之詈、重华之陈、灵氛巫咸之占,而反复推衍其好修之美、远游之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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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半部分以铺叙现实困境来说明抒情主人公“离”意之初定,那么后半部分就在历史追问、神话漫游中展示其“骚”心之忡忡。这集中表现在抒情主人公两次心理失衡上。下半部分“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开端,乃幻设之笔,托言女媭来表现屈原的内心矛盾:是坚持操守(好修)还是与世浮沉(从俗)。这是第一次心理失衡。于是抒情主人公“依前圣以节中”、“就重华而陈辞”。世俗对自己独立操守的责难,使他内心纷动不平,故以超时空的艺术方式向神明和先王倾诉,在抒情中回顾历史上的兴衰治乱,得出“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的结论,即只有以“义”“善”为准则进行人格修养,才会得到圣王的“服”“用”。这实际上是依照历史理性来坚定自己好修的信念———“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在历史回顾中通古今之变后,抒情主人公“得此中正”,既而“溘埃风余上征”。朱熹《楚辞集注》曰:“此言跪而敷衽,以陈如上之词于舜,而耿然自觉,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与天通,无所间隔,所以埃风忽起,而余遂乘龙跨凤以上征也。”[2](P250)于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抒情主人公开始了“究天人之际”的精神漫游。
然而,叩阊阖遭拒,求下女未成,“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诗人内心在“前人不可及,今人不可与”的现实困顿中再一次失衡,唯一的选择只有“远逝以自疏”。在排场煊赫的飞升中,“神高驰之邈邈”,痛苦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娱乐”。尽管“临睨夫旧乡”的一瞥,曾勾起了抒情主人公深沉的眷恋之情,但在“国无人莫我知”、“既莫足与为美政”的情况下,诗篇的抒情主人公最终选择了“从彭咸之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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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彭咸之所居”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这正是治《骚》者争论不已的疑难之一。绝大多数论者都倾向于王逸注“将自沉汨渊,从彭咸而居处也”,亦即认为屈原决计以死殉国。至宋代始有异议,明汪瑗则独标彭咸遁隐之说,以证《离骚》非屈原之绝命辞。今人持论,从材料及论证方面都未超出前人成说。我们认为将论屈原之志,必考彭咸其人。彭咸不见于先秦其他典籍,只有结合彭咸在楚辞作品中出现的具体语境,考察其意象所指才能进行,这一点我们将撰专文论述。在这里我们愿意指出:彭咸作为与“三五”并提的圣人仪象,在屈原心中已经被神化,具有超越现实苦难并追求人格认同的精神指向。具体到本文“从彭咸之所居”的意旨,从文势上说它应该是之前“神游”的最终落脚点。关于这一点,闻一多先生援引《九章·悲回风》中相关语句,有所论述:
上言“托彭咸之所居”,下即继以上高岩,据霓巅,摅虹扪天,吸露漱霜,与夫依风穴,冯昆仑云云,是彭咸所居乃在天上。本篇“从彭咸之所居”当承上文“陟升(大)皇”而言,大皇即天也。那么,“从彭咸之所居”与“神游”一脉相承,具有象征意义,仍然表示着屈原“适彼乐土”之“离”的意向。
《离骚》在历史回顾与神话幻象交织叙事的框架中展开戏剧性情境,铺叙心路历程,其语境多重交错,情节跌宕起伏,可称得上是一首宏丽奇谲的心灵史诗。因此,对其意象的理解就不能简单地比附于屈原的生平事迹,而应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剖析其文学象征意义。《离骚》之“离”也应作如是观。综论《离骚》意旨,可知它并非是王逸辈所指实的“放逐离别”。因为放逐离别是由客观情势所定,没有主观选择的可能,也没有内心挣扎的必要,这显然与《离骚》全篇所展现的屈原缱绻难安的心灵波动不合。《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之时,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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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治《骚》者的共识。其时,面对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他对自己的进退之计应该有过一番彷徨与反省。《离骚》抒情主人公在“适彼乐土”与“怀乎故宇”之间徘徊犹豫的心灵悸动正是这一时期屈原进退维谷矛盾思想的曲折反映。另外,《离骚》之“离”意又与屈原“好修”的人格理想相联系,“从彭咸之所居”就是要保持其“好修”的独立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离”不等于消极避世,而是中国早期士人面临社会价值判断紊乱所能选择的价值取向,这正是《离骚》震撼历代士人之心并引起他们长久喟叹效仿的原因所在。而其缠绵悱恻又在于它艺术地反映了抒情主人公歧路彷徨之际动荡不安的心理状态:郁结、扰动、犹豫……正所谓“志不忘君,心烦意乱,去住不宁,故曰‘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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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学术史上关于《离骚》的题解,有部分学者据扬雄《方言》,认为“离骚”系楚方言语词。这种认识导源于宋人的楚辞观念,黄伯思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项安世、王应麟皆以《国语·楚语》伍举之言(已见上引)为证,认为“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伍举所谓骚离,屈原所谓离骚,皆楚言也”。他们勾稽出与“离骚”使用语境相近、语素相同的“骚离”一词,对“离骚”一语的训释很有启发意义。但笼统地断之以楚言,忽略了“离骚”与“骚离”两词的内涵差异。后学者又从楚语方言中迂曲求解,其结论往往令人难以置信。这些都是对战国时期楚语方言与中原雅言关系缺乏正确认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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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语与中原雅言的确存在差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军“以车六百乘伐郑”,已攻入外城,郑人内城门大开,楚人恐有埋伏,急“楚言而出”。《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举“齐傅楚咻”为例,证齐楚之语大异。而楚言语词也屡屡出现在先秦文献中。据张正明先生统计,经传所载春秋时期楚语的词汇,有“莫敖”、“荆尸”、“垤皇”、“梦”、“谷”、“于菟”、“班”等不足十数。经张先生考证,其中还掺杂着楚地土著巴语、近邻扬越语的影响。李翘《屈宋方言考》共考释楚方言语词68个,分为名物字(34个)、形容字(12个)、动作字(15个)、状况字(5个)、语词(2个)。尽管这些楚言语词与相应的中原雅言语词并不存在字面意义对应关系,仅从字面上难以理解,但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又可以明晓其所指,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的使用是在雅言语法规范下与雅言语词共同进行的。楚辞作品虽是地域文学的典范,但其大意粲然,莫不归因于此。足见书面楚语与中原雅言关系相当接近,这一点和同一时期的越语与中原雅言关系相比则更明显,《说苑·善说》篇中关于“越人歌”的记载就是最好的例证。该篇载,楚大夫庄辛引“越人歌”说襄成君,其歌辞为:
滥兮抃草滥予昌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这篇歌辞译为楚国通用语为:“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越人歌》“歌辞是用通行文字记越语之音”,类似的情况还见诸春秋战国之际的越器“能原鎛”和“之利”残片铭文中。而同篇中“楚说”之后的《越人歌》,除了语词的点缀、声调的悠长外,其与雅言创作并没有实质性差异。这一事实对我们分析楚辞的语言特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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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言书面语何以与中原雅言无本质区别?其中原因,必须从楚人的族属渊源及春秋战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探寻。从族系来看,据《史记·楚世家》、《国语·郑语》等史料记载,楚人是祝融的后裔,其先祖季连是祝融八姓之一。经今人考证,楚人曾活动于中原地区。楚语与中原语系存在着渊源关系,尽管以后楚世居南蛮之域,但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相关记载足以证明当时楚国贵族阶层精通雅言。
从特定的时代背景来看,春秋时楚国开始逐鹿中原,其势力范围逐渐扩大,楚文化流布更广。李学勤先生指出:“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这样,“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联系东西南北以及融合华夏蛮夷的作用”。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经典文化的载体,周王室衰落以后,雅言在书面创作中的规范作用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中曾有所论及,在该书中我们曾经指出:“作为华夏民族特征之一存在并作为华夏民族成员间的重要系连手段,雅言在先秦时期的权威性并不因周王室的衰落而消失。……而在王权衰落以至逐渐消亡的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经典文献的诵读解说标准和传统文体的创作规范,雅言将各方言统系于同一民族共同语言体系之中,从而在文化上发挥其对华夏民族的重要维系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楚语在战国时代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方言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楚国与中原地区的历史渊源以及长期密切交流,在楚国的书面语言中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与中原雅言语系迥异的语法规范和词汇系统。随着楚文化圈的扩大,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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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与中原地区的主流方言加深融合,并最终对汉代中原地区的主流方言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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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离骚”一语,我们还要结合战国时期语言的发展状况来分析。尽管其时语言中的词汇有很大发展,双音词的增多甚为明显。但是此时同义或近义单音词的合成才是产生双音词(专有名词除外)124文史哲·2007年第4期的主要方式,从《左传》到《孟子》等传世文献中皆有明证,如“道路”、“商贾”、“寇雠”、“树艺”、“周旋”等。以此核之,又鉴于“离骚”不二见于同时代其他典籍,且另有“骚离”一语,我们认为“离骚”在战国时并不是一个具有固定内涵的双音词,而是由“离”“骚”两个单音词组合成的篇名,如“哀郢”“抽思”之类。对它的解释,既要考虑“离”“骚”两字的单独含义,又要联系具体语境。即如“骚离”一词,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中已有辨析:
“骚离”与“距违”对文,则“骚”如《诗·大雅·常武》“绎骚”之“骚”,谓扰动耳。伍举承言之曰:“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而忘其安乐而有远心。”是“骚”即“不安”,“骚离”即动荡涣散。
钱先生对“骚”字的释义同样适于对“离骚”一语的解说。
对“离骚”中的“离”字,历史上不少学者倾向于王逸说。清屈复《楚辞新注》:“此篇有‘余既不难乎离别兮’,则‘离骚’者,离别之忧也。”今人董运庭又加以说明:“所谓‘离别之忧’,并不是说已经去国离乡,而是面临离别的前景发愁生忧,是写欲去不忍,欲去不能的内心苦闷与挣扎。”可见,“离”字应训为“别”,意为离去远逝。至于“骚”字,司马迁、班固训为“忧”,实为统言之。其中原由,颜师古、钱澄之相关训释中已有提及,《说文》“骚”字条下段玉裁注则直接析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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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列传》曰:“离骚者,犹离忧也。”此于“骚”古音与“忧”同部得之。“骚”本不训“忧”,而扰动则生忧,故曰犹。
可见,“忧”并非“骚”字本义。《说文》:“骚,摩马也。”段注:“人曰搔,马曰骚,其意一也。摩马,如今人之刷马,引申之义为骚动。”“骚”字在经典文献中多训此引申义。《诗经·大雅·常武》中“徐方绎骚”,毛传:“骚,动也。”又《礼记·檀弓上》“故骚骚尔则野”,郑玄注:“骚骚,谓大疾。”敬而不中礼谓之野,举止急遽过度便流于野,“骚骚尔”即纷动不止之貌,可用来形容人们内心混乱郁结的不平衡状态。刘向《九叹》中的“骚”字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内涵: 欲酌醴以娱忧兮,蹇骚骚而不释。(《九叹·远逝》)
聊假日以须臾兮,何骚骚而自故。(《九叹·远游》)
“离骚”之“骚”亦当作如是解。这一点前代学者早有所论:
然则曷骚也?曰:衷不平也。([明]陆时雍《楚辞疏·自序》)
骚之言骚屑,骚扰也。绪不可断,势不可静,百端交集于其间,则《离骚》之所以为名也。([明]黄文焕《楚辞听直》)
三论可谓深得“骚”旨。
需要补充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骚”字可训为“懮”。此“懮”即《抽思》中“伤余心之懮懮”之“懮”。“懮”字又见于《诗经·陈风·月出》:“舒懮受兮,劳心慅兮”,《毛传》:“懮,于久切,舒貌。”此训于文意难通,朱熹《诗集传》改释为“忧也”,似稍贴文意,而与其联绵字之本质尚有未达。《九章·抽思》“伤余心之懮懮”,王逸注:“懮,痛貌也。”大致不误,然犹未尽意。我们联系所引诗句的上下文意,试析言之。《月出》共三章,反复吟咏倾慕月下美人之幽思。“窈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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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懮受”“夭绍”与“窈窕”为同族联绵字。本为描写人外貌,但其不同变体的用字,说明诗篇兼以之摹状人内心郁结、盘曲之忧思,与下文所言“劳心悄兮”、“劳心慅兮”、“劳心惨兮”正相映照。“慅”字实为“骚”字之正体。联系《抽思》篇则体现得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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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兮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懮懮。
“余心之懮懮”所表达的形象就是“心郁郁之忧思”。可见,内心思绪纷郁、诘曲为“懮”,亦即“忧”之愤郁貌。而在刘向《九叹·远逝》“欲酌醴以娱忧兮,蹇骚骚而不释”中“骚”亦有忧思郁结之意。“懮”音从“憂”,古音也在三部,故可与“骚”音近为训。另外,“懮”与“忧”意义亦有关联,此“忧”实为古“懮”之假借。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的解释,也确有所本。
总之,结合《离骚》文本分析,汲取历代学者的训诂成果,我们可以为“离骚”作这样的解释:离,别也,即远逝;骚,懮也,即悸动。“离骚”描述了屈原决计远逝自疏、即将离别故国时的心灵悸痛,简言则为“离别之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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