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寺修禊图》的流传因缘

2024年3月18日发(作者：郑之文)

赏鉴. All Rights Rerved.《长寿寺修禊图》的流传因缘文、图：李若晴广州长寿寺由盛转衰直至消亡，是清末民初佛教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该寺收藏的《曾宾谷长寿寺修禊图》在民国时期聚散离合的流传过程，呈现了近代岭南佛教史上的悲壮一页。本文以图后的题记、诗跋为切入点，考证题跋诸人生平并分析其对广东佛教社会变革的立场，阐述寺院收藏的特殊意义。在中国古代书画收藏序列中，寺院是皇家、文人士大夫之外，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降，寺院收藏自身的兴衰，无疑是反映佛教社会变革的一个窗口。对其进行研究，除了收藏史的价值外，还有助于拓宽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化沧桑巨变的理解。现藏广东省清远市博物馆的《曾宾谷长寿寺修禊图》（以下简称《修禊图》），就是有代表性的案例。该图纸本水墨设色，纵1200厘米，横36厘米，描绘时任广东布政使的曾燠及其幕僚在广州长寿寺雅集的场景。精心的刻画，众多著名文人的题跋，使之成为岭南文化史上富于历史意义的经典作品之一。然而，由于地处较为偏僻的清远，此图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其收藏价值和社会功用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为此，本文以民国时期所作的题记、诗跋为切入点，考证此图在广东佛教社会变革中聚散离合的流传过程，从而揭示寺院藏画的特殊意义。062

.. All Rights Rerved.从长寿寺到飞来寺，《修禊图》的“前世今生”长寿寺自晚明创建以来，便为广东佛教社会变革的中心之一，这也导致它成为一座命运多舛的禅宇。康熙年间，经过大汕和尚的苦心经营，长寿寺成为当时广州最佳的苏州式园林，深得文人墨客的赞赏，并以一后起小刹而名列清代广州府城五大丛林。但大汕在寺内宴请宾客、观演昆曲的出格举动，终致引来官府的打压。随着大汕下狱，流放而死，长寿寺曾一度沉寂。不过，它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光彩。嘉庆二十年（1815），曾燠及其幕僚在此举办的一次修禊雅集，证明它仍是清代广州的文化中心之一。按照惯例，雅集主人将收藏纪念雅集活动的图画及诗跋，但是此次雅集不久，朝廷的调令到达，曾燠数日后便北上述职，临行没有带走此图，而是将其赠予长寿寺。在此后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修禊图》一直收藏于长寿寺，因而与该寺的兴衰息息相关。光绪三十二年（1906），长寿寺受到第二次打击，而且这次打击是致命的。当时朝野上下兴起“寺产兴学”运动，两广总督岑春煊最为积极，广州成为这次佛教社会变革的中心，长寿寺则不幸成为第一所被充公的寺院。本地士绅虽极力反对，但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在这一次变故中，长寿寺遭到灭顶之灾，寺产充公，所藏书画只能移贮下院峡山寺（飞来寺）。《修褉图》即于此时期由长寿寺移至峡山寺收藏，汪兆镛《谈屑四》曾记此事：广州变卖寺观，始自光绪三十二年，龙门刘某献议于大府，毁长寿寺，开作街市。今片椽无存，一泓荒水，则昔日半帆亭下遗址也。寺旧藏黎二樵书《金刚经》、曾宾谷布政《修禊图长卷》、僧大汕画《罗汉册》，余犹及见之，后移置清远峡山寺。王渔洋有长寿寺英石诗赠石濂和尚，今石不知流落何许矣（长寿寺后池修禊图，曾宾谷撰骈体序，汤贞愍公同游赋诗，相传图亦贞愍公所作，特假借他名耳。同治初元，总督劳文毅公崇光设局于寺中，修补学海堂图1. 赵藩题画名063

经解，卷尾有东塾先生诗纪其事）。长寿寺与飞来寺的因缘，始于清初。飞来寺本为一千年古刹，但至清初已衰落，为免其废圮，故拨为长寿寺下院而得以维持。二百年后，长寿寺毁，此其一例耶？务兼雷琼镇守使方始离开。在此期间，他对当地历史遗址颇加爱护，出资修缮南华寺，又重修了曲江张九龄墓。民国八年，他游峡山寺，遂有这段题记《修禊图》的因缘。《清远县志》也记载了此事。同行七人之中，赵藩既是地位仅次于李根源的驻粤滇军代表，也是李根源私交甚笃的乡贤前辈。赵藩（1851-1927）字樾村，一字介庵，晚号石禅老人，云南剑川人，晚清时曾官至四川布政使。武昌首义后，赵藩受蔡锷、李根源等人的电请，行抵大理，任 “迤西自治机关部”总理。1918年7月，军政府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唐继尧被选为总裁，电请赵藩为代表到广州列席政务会议，军政府特任以交通部总长职。赵藩致力于学术，时人推为儒宗。其书颇得颜鲁公笔意，脍炙人口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即出自其手笔。他在粤北也留下不少碑作，颇值一记。《清远县志》记：“赵藩淙碧亭碑（石高一尺一寸，阔三尺二寸，横楷书三字，高七寸，阔五寸五分，题识三行十二字，大一寸五分）。”又有“李根源题名碑”，亦赵藩代书：“民国八年己未秋月，腾冲李根源、顺德蔡守、东莞邓尔疋、南海潘和、信宜李怀霜、慈利黎民镇同来，剑川赵蕃书（右在飞泉涧）。”李赵二人对广东文物的保护，也含有争取地方支持以扩大势力范围的动机，如他们安排云南人张鉴藻任清远县长便是一例。《清远县志》“鉴藻，云南昆明人，时任县长，尝倡修飞来寺。”赵藩除了在引首题写画名并记观画因缘外，还赋七律一首。诗的尾联作：“我亦半帆天际去，峡山烟树雨模糊。”似是离别广州前夕所作，赵氏任军政寺中文物移至飞来寺亦幸得保存。佛家说轮回报应，.. All Rights Rerved.从后来的题跋可知，《修禊图》藏于峡山寺带玉堂。带玉堂在峡山寺旧为大雄宝殿，康熙时平南王改建而成，背山临流，槛外短垣，俯视风帆，朝晖夕阴，波光螺黛，天然入画，足称名胜大观（《清远县志》卷十六，胜迹上）。在《修禊图》画心的左侧，有一行小字：“民国八年己未八月，李根源、卢铸、蔡守、潘和、邓尔疋、赵蕃暨子宗翰同观。”这是《修稧图》庋藏峡山寺后，我们看到的第一次题记。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曲石，别署高黎贡山人，腾越(今云南腾冲)人，近代名士，国民党元老。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回国，任云南讲武堂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后参加“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1923年后退出政坛，隐居吴中。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雪生年录》。李根源早年厌恶神佛，曾于云南毁寺杀僧，后得民国著名高僧虚云当头棒喝，始皈依佛法，成为一名护法居士。民国七年2月，李根源被桂系的广东督派为粤赣湘边防督办，出师讨伐龙济光，驻军韶关，直至民国九年率驻粤滇军移驻琼崖，就任广东海疆防064

府交通部长期间提出西南铁路方案，力促南北议和，但因滇桂分家，他只好于1920年辞职回滇，此后掌云南图书馆，不复过问政治。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作《赵樾村先生回滇序》赠别，称赞他：“既权枢轴，兼典也透露了几分实情。图2（上图）.《曾宾谷长寿寺修禊图》图3（下图）.《曾宾谷长寿寺修禊图》局部，李根源等人题记交通。风生满席，一言决军国之疑”，政治客套话中.. All Rights Rerved.题记的其余五人，除赵宗翰为赵藩长子外，其余四人均为李根源幕僚。卢铸，江西南康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为李根源旧部，后随政学系领袖杨永泰转投蒋介石，历任军政府秘书长、湖北省政府委员代理省政府主席，卢氏亦信教居士，曾任中华佛教协会理事。蔡守（1879-1941），广东顺德人，原名珣，字哲夫。南社社友，嗜古董，对于书画篆刻有广泛研究。他于民国八年十月一日曾为李根源代笔作《祭湘粤桂护国军阵亡将士文》。潘和（1873-1929），广东南海人，字致中，号抱残，博览群书，家有藏书处名万卷楼。善画山水，其画从宋、元入手，敷彩设色，独臻精妙。1925年与李凤廷、温其球等改癸亥合作画社为国画研究会。精于文物鉴别，深于金石研究。邓尔疋（雅）（1883-1954），广东东莞人。原名溥，别署东官万岁，字季雨，号尔雅。民国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追悼滇军南雄讨龙两役阵亡将士，他代李根源作《祭滇军阵亡将士文》。以上四人都有收藏古物的癖好，卢蔡等人曾一起题跋《汉孟孝琚碑清拓本》一轴。驻军粤北期间，他们还在南华寺拓印金石。（见上海敬华拍卖，2006秋拍，《南华禅院记》裱本一轴，130 cm×32.5cm，065

.. All Rights Rerved.图4. 陈子钰、赵藩诗跋编号：1184，钤印：己未孟秋蔡守拓南华寺金石，赵藩、卢铸、潘和、蔡守、邓尔雅同时审定）在李根源等人的题签左侧，又有一行小字“丙寅初秋信宜陆焕、李卓立同观”。陆焕（1894-1964），广东信宜人，号曾陶、陶庵。早年加入同盟会，曾被推为同盟会信宜分会会长。1927年后历任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广州绥靖公署政务处长、民事处长、省政府委员、“国大代表”等职，后去台湾。（骆超平主偏：《广东地方名人录》）丙寅年即民国十五年（1926），陆焕时任清远县长（民国十四年8月至十六年1月在任）。《清远县志》录有《民国严禁花会碑》，为陆氏禁赌特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所立。他也在峡山寺留下一方题名碑：“白练长飞（行左）乙丑重阳后八日集苏东坡字（右）信宜陆焕题。”李卓立（1881—1953），字平宇，十六岁中秀才，后随县人李怀霜游学京沪，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1921—1924年，在广州先后任总统府、国民政府职员，主要从事文墨工作。1926年随陆焕到清远，任县政府秘书。翌年任广东省防城县禁烟局局长，得款30万元，悉数送陆焕上交省政府。后历任广雅中学国文教员，信宜县政府咨询员。（《信宜县志》）应峡山寺僧人之请，伍铨萃于民国廿年（1931）为《修禊图》题跋。伍铨萃(1863-1932)，字荣健，号叔葆。广东新会人，肄业广雅书院，为梁鼎芬高弟。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湖北郧阳知府。民国后，任职于广东全省修志局。又精通医学，创办广东广汉专门学校，任校长。曾寄迹罗浮山酥醪观为住持，道号永跫。在岑春煊封灭长寿寺时，他是带头反对的士绅，后来的粤路事件，他又是挑头对抗岑春煊的士绅之一。铁禅和尚的“一梦黄粱”《修禊图》在1932年之后归六榕寺铁禅和尚拥有，此后的题跋均注明受其请托。早在20年代，铁禅便与赵藩等人相识(赵藩：“六榕寺建东坡精舍记”，

余庆绵主编《六榕寺志》，内部出版，1999年，197页)，还借六榕寺为国画研究会的活动场所，当日他可能已耳闻此画，但一直到1932年，他才巧取豪夺，将此图据为己有。066

.. All Rights Rerved.铁禅曾在黑旗军刘永福部下做过幕友。回粤后削发为僧，入六榕寺友石堂做了当家（六榕先有六房子孙堂，友石堂是六房之一）。此后六榕寺六房子孙堂逐渐消殒，归并铁禅一手掌握。光绪三十年（1904），两广总督岑春煊大兴“佛产兴学”，铁禅为保寺产，将储蓄私囊和六榕房产收入及租田240亩捐献朝廷，又千方百计地凑成十万元，由岑春煊转呈清廷，允作国家办学经费，清廷赐以“清修忠悃”横额，岑春煊也赠以“乐善急公”横额。铁禅既得岑春煊欢心，又得各界人士赞扬，故六榕寺得以高枕无忧。民国十年，孙科执政广州时，变卖公产及广开马路，破坏寺庵和民房不在少数，唯六榕寺安然无恙，实乃铁禅善于酬应官绅的缘故。民国元年，广州六榕寺设立广东省佛教会，推举铁禅为会长。孙中山先生辞大总统回粤时，铁禅召开佛教徒欢迎大会，孙中山赠以“平等博爱自由”题额。其后中华佛教总会于北京成立，改广东为佛教支部，仍选铁禅为广东佛教支部部长。铁禅对六榕寺文化古迹的保护颇下功夫，民国十九年曾募捐重修六榕花塔。日军侵占广州时，铁禅投敌任伪“日华佛教会会长”。抗战胜利后，铁禅以汉奸罪囚于狱中，不久病死。1932年，铁禅利用各种关系，兼管飞来寺古物字画。《修禊图》由是落入铁禅之手，再次成为广州府城士绅与僧侣联结的纽带。这一年，著名将领陈可钰应铁禅之请，在《修禊图》留下题记。陈可钰（1882-1944），广东清远人。广东弁学堂毕业，后加入同盟会。历任粤军第1师参谋长、大元帅府参军、国民革命军第4军副军长。1927年任广州国民党临时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后痛心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加上痼疾缠身，遂不问军政事务，避居广州。他在落款时特地写上“里人”二字，表明对家乡文物的珍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修禊图》在法理上仍归清远峡山寺所有。民国初年士绅事佛的代表人物江孔殷在1934年农历上巳日，为《修禊图》题诗六首。江氏(1864-1952)乃晚清最后一科进士，别名江虾，字韶选，又字少泉，号霞公，南海人，曾参加公车上书，官至江苏候补道，旋返粤，充清乡总办。民国后，仍与粤当道多所往还，尤精于饮食，江厨传誉岭南。晚年居香港，著有《兰斋诗词存》。擅长书法，穗港澳诸地的公私多有庋藏。图5. 伍铨萃跋文067

.. All Rights Rerved.图6（上图）. 江孔殷、黄荣康诗跋图7（下图）. 黎佩诗及佚名诗跋068

江孔殷曾任广东佛教协会理事，与铁禅相从甚密。继江孔殷诗跋十日后，黄荣康题词一首。黄荣康（1877-1945）字祝蕖，号凹园，晚号蕨庵，以别字行，三水人。1920年赴广州办“祝蕖国文专修学校”。1924年重开学海堂，担任学长。1938年为避战火返回家乡。他从事教育工作五十余年，桃李遍及各地。著有《三水艺文略》、《凹园诗抄》。1936年上巳日，黎佩诗为《修禊图》题诗一首。黎氏时为《安雅报》主笔，桂系占据广州时因误载陆荣廷死耗而下狱。他与铁禅为密友，黄荣康就说他“黎老（佩诗）无事事，花塔时参禅”。

画卷最后一跋作于1936年春季，题跋人姓名已被剜去，可能系此人后来投身日寇，为人不齿的缘故。这种实例在书画收藏史上并不罕见。此后，铁禅失身投贼，死于狱中。老辈风流何处寻在民国期间的题跋者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革命新派，二是编织逊清残梦的遗老，三是周旋新旧之间的中间派。第一类可以李根源为例，李氏作为留洋归来的辛亥革命元老，中岁政治失意，淡出政界，以居士自处。第二类可以黄荣康为例，黄氏虽曾入读学海堂，但没有功名，且获得学海堂课生身份时，正值学海堂停办前夕，当为有名无实。但正如程美宝教授指出的，“这最后的荣誉还是足以让他们在民国年间用复学海堂课的方式去重现他们理想中的广东文化事业。”第三类可以江孔殷、伍铨萃为例，江伍二人并非顽固忠诚清室的遗老，但作为曾经掌握社会权力的前清官员，在革命的洪流中失去权势，其失落之情可想而知。伍铨萃在记下自己与长寿寺的种种因缘后，感慨道：“乙巳岁，大吏以寺产入丰，借寺僧毁学名籍没之。铨出游遍览江淮南北河洛嵩高诸胜，服阙北还，而长寿寺已为墟矣。寺僧以藏物移庋峡山寺中。国变后华林、大佛、海幢、光孝亦将不保，独一长寿乎哉？今秋游峡山寺，宿带玉堂，僧出半帆图焉，相示如逢故人，其欷嘘感慨当何如也！”而江孔殷则连作七绝六首极道其落寞之感：“欷歔数说承平事，老辈风流不可寻”，甚至表示要仿效晋亡后不事新朝的陶渊明：“每从栗里景前贤，輓近题诗不纪年。”长寿寺被官府拆卖后，原地辟为长寿大街、长寿东街等，其大雄宝殿改成乐善戏院，旁边则是自来水塔。一代名刹，前辈风流，都犹如一梦黄粱，惟剩《修禊图卷》，供人唏嘘而已。盛景不再，江氏只能慨叹：“当作楚亭耆旧史”了（题跋作“不少楚亭耆旧在”）。“楚亭”是岭南的别称，江氏触景生情，由画及人，一方面是感慨前朝耆老的承平时光已不能复返，一方面则是感慨自己在事事趋新的时代潮流中，竟成为无用的耆旧了。长寿寺的由盛转衰直至消亡，正是清末民初佛教式微的一个缩影。然而，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式微中也孕育着某些“复兴”的因子。不少寺院在传统经济濒临崩溃之际得以重建，居士佛教运动蓬勃发展，而这种复兴是地方士绅努力的结果。正是他们捐助寺院，供养僧侣，使佛教信仰出现一定程度的“复兴”。加拿大学者卜正民曾详细分析了佛教复兴与士绅社会形成的关系。他认为晚明时期，地方乡绅已经成长，并且以一个世纪前料想不到的方式发展，获取功名的人数日益增长，仅靠国家功名已不足把真正的精英区分出来。晚明士绅需要一个他们能公共交往，并被整个社会看成代表了社会最高利益的活动场所。寺院的捐赠则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卜正民总结的情况，虽然不一定适合晚清民初这一历史时期，但是对于身份的维护，却是不同时期知识分子卷入佛教复兴运动的出发点之一。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加剧了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不安全感。忠诚本土文化的士绅支持佛教，其背后是对中华文化的拥护。正如中国宗教史专家维慈先生所指出的：“在寻求宗教身份时选择佛教，就意味着选择做中国人。那是文化忠诚主义的一种表达，是对中国劣等论的一个抗议。选择佛教的许多人满足于让它保持现状。其他人则觉得有必要把它改变成将唤起外国人和同胞更大尊敬的宗教。这种文化忠诚主义引入了与维护身份的需要相冲突的境地，这是贯穿佛教复兴的又一主题。维护知识分子身份的需要，导致了应对科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基督教之挑战的必要。”正是这种文化忠诚，使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政客、士绅加入到复兴佛教的行列当中，借助这一合力，中国佛教在现代化过程中，方得以进行稳妥的调适并生存下来。而寺院收藏的书画，无疑成为安放这份忠诚情感的最佳容器。李根源等人为《修禊图》所作的题记、诗跋，表明他们对传统寺院文化的珍爱。正如卜正民指出的，撰写相关寺院的诗歌和散文，与捐献钱财一样，都是同等卓越的捐赠，其间蕴涵着一种保护。在近代广州寺院所经历的变故中，《修禊图》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因此，其奇特的收藏始末，向世人深刻地呈现了近代岭南文化史上的精彩一页。. All Rights R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