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精用宏别开蹊径--评顾建国著《张九龄年谱》

2024年3月18日发(作者：龙应霖)

体精用宏别开蹊径--评顾建国著《张九龄年谱》

胡中山

【摘 要】@@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世称"张曲江",唐代开元年间的名相和著名文人,其为政和为文对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学界对张九龄的研究颇为关注,先后产生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尤其是对张九龄生平事迹和诗文创作的研究,收获颇丰.

【期刊名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6(028)003

【总页数】3页(P411-413)

【作 者】胡中山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2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世称“张曲江”，唐代开元年间的名相和著名文人，其为政和为文对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学界对张九龄的研究颇为关注，先后产生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尤其是对张九龄生平事迹和诗文创作的研究，收获颇丰。

作为一代名臣的张九龄，其生平事迹虽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然亦颇多舛误，即使两唐书本传也不例外，故厘清张九龄的生平事迹和交游轨迹对于研究作为政治家

的张九龄的文学创作至关重要。张九龄年谱的编撰始于元代，惜之不存，今存最早之谱为清嘉庆间温汝适所编《张九龄年谱》，因是附录于《曲江集考证》之中，而过于简略。其后颇见功力且有创见的，是上世纪初何格恩的“张九龄年谱系列”研究。何氏先后发表了《张九龄年谱》、《曲江年谱拾遗》、《张九龄年谱补正》以及《张曲江诗文事迹编年考》，多所创获，不仅纠正了新旧唐书本传中张九龄的生卒年问题，而且对张九龄的诗文系年进行了梳理。至上世纪80年代又先后出现三种新年谱，分别是台湾大学杨承祖的《唐张子寿先生九龄年谱》(简称《杨谱》)、李世亮的《张九龄年谱》(简称《李谱》)和刘斯翰校注《曲江集》所附之《张九龄年谱简编》(简称《刘谱》)。《杨谱》是在其早年的《张九龄年谱》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篇幅颇宏，五万余字，也是诸谱中较为详善的。《李谱》虽简，亦确有可观之处，作者充分利用了地域优势，借助张氏族谱及方志等资料深化了诸如张氏籍贯、科第等问题的研究。《刘谱》则类似大事年表，但在诗文系年上亦具新见。本世纪，随着张九龄研究的升温，新成果迭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顾建国先生的《张九龄年谱》(简称《顾谱》)就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该谱长达30万字，篇幅之宏，体例之精，超过以往任何一部张九龄年谱，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用力最勤的一部张九龄研究专著。笔者有幸及时得观此著，故不揣鄙陋，谈谈读后的粗浅认识。

建国先生从事张九龄研究有年，发表张九龄研究的系列文章即多达十数篇。其《张九龄年谱》，就是在此基础上，殚近20年之力而研磨出的一部成果。正因《顾谱》晚出，故能充分吸纳前人诸谱之长，后出转精。作者的精心考稽和创获新见，每每见于字里行间。概言之，《顾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体例精善，富于创新。谱牒之学在中国由来久远，然其体例尚需不断完善。就张九龄年谱而论，自清代温汝适以来，诸谱体例大都类似于大事记年，偏于资料的罗列，缺乏总体上的把握整合，因而给读者留下的是一种松散零碎和见木不见林

的感觉。在这方面《顾谱》显然经过精心的比照和谋划，体例架构上力避琐碎罗列的平面叠加。全谱一方面沿用了传统的按谱主生年为序的编年，同时又规划出了先时事，次行状，次注释，次诗文系年的基本体例。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取精用宏，点面结合。其时代脉络和谱主行状的明晰程度，远远胜出其它诸谱。《顾谱》于体例上还有许多创新之处，如谱首，作者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精心绘制了反映张九龄家族关系的《始兴张氏世系简表》，使读者对张九龄家族的传承衍生情况一目了然。其次，谱中间或出现的“备考”，则从横向上提供了研究张九龄的参照物。如“周武则天长寿三年、延载元年甲午(公元694年)”条，因为缺乏材料，故没有列“行状”，但是有“备考”三条：“宋庆礼为广东采访使。本年左右，张说在太子校书任。本年或稍后，杨炯卒。”[1]19张说和张九龄是初盛唐间著名的“文儒”集团的先后领袖，他们之间交往密切，谱文旨在通过张说的行状来间接地观照张九龄。再如，宋庆礼亦是后来与九龄同朝共事的人物。从“开元七年”的谱文中可知，张九龄由左补阙迁转礼部员外郎任上，曾有驳工部尚书宋庆礼谥议。作为“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卒年的列出，旨在使人们明晰九龄之前著名文学家活动的场域。再次，“注释”中采用“按”或“顾按”的形式辨析前人的观点材料，阐明自己的见解或说明某个问题，这也是谱文中最精彩和最值得关注之处。此外，《顾谱》对体例处理比较灵活，每条之下没有千篇一律把各项都列出，而是根据材料和实际需要列项，简至寥寥数言，繁则洋洋数千语，可谓按需设项，详略得当。

其二，材料宏富，视野开阔。《顾谱》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年谱，全书30万言，为张九龄年谱之冠，特出地表现在作者研究视野的开阔，征引资料的宏富。全书共征引各种参考图书近500种，涉及到金石子史、典籍文物、天文地理多个门类。凡所资考，必欲搜罗；凡有涉及，必欲穷究。首先，作者并不拘泥于常见的资料，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范围。比如张九龄是岭南人，因而有关岭南地区的各种方志和地理著作，作者皆不放过。书中征引了诸如《岭表录异》([唐]刘恂)、《岭外代

答》([宋]周去非)、《岭南丛书》([清]吴兰修)、《广东通志》([清]郝玉麟等)等多种著作，以厘清张九龄的家世籍贯和成长环境等问题；书中还运用了诸如：《三辅黄图》、《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元丰九域志》([宋]王存)、《太平寰宇记》([宋]乐史)、《方舆胜览》([宋]祝穆)、《水经注疏》([北魏]郦道元著，[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舆地纪胜》([宋]王象之)、《关中胜迹图志》([清]毕沅)《湘水记》([清]王文清)、《唐两京驿路考》、《唐代交通图考》、《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古代交通地理文献研究》等若干种古今地理交通著作来加以佐证，解决悬疑。如谱文“周武则天神龙元年、唐中宗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年)”条“【注释1】”中，在考证张九龄本年与沈佺期交往时，即引用《元和郡县图志》，通过交通途程远近的计算推定沈佺期到达韶州的时间[1]35；还借助于书画类、医学类典籍，如《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唐]张彦远)、《书史会要》([元]陶宗仪)、《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淳化秘阁法帖考》([清]王澎)、《千金月令》([唐]孙思邈)以及宗教类、字典类典籍等，来阐释有关的问题。其次，作者不仅运用文本文献，还充分利用考古发掘的文物和金石碑铭材料，如《金石录》([宋]赵明诚)、《宝刻丛编》([宋]陈思)、《金石萃编》([清]王昶)、《金石文学记》([清]顾炎武)、《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等，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前人存疑的一些张九龄研究问题。第三，作者富有创见地运用了张九龄同时代的其它人物资料，特别是与张氏有交游的人物资料作为参考，提供旁证，形成了张九龄生活时代的一个坐标系，从而立体地反映了张九龄所处的时代氛围和其行动轨迹。

其三，考证缜密，见解独到。《顾谱》篇幅之宏，主要在于其对过往诸谱不同观点的辨析和对新的发现的缜密考证上，所以在谱中唯“注释”一项内容最为宏富，这不仅是全书的主干，也是最见作者功力和心血的地方。首先，作者用力唯勤，于细微处见精神。凡是前人所做的研究和得出的结论，作者绝不拿来就用，总是细心求证之后再下断语。如“唐玄宗开元七年己未(公元719年)”条“【注释5】”，在

对《故徐州刺史赠吏部侍郎苏公挽歌词三首》中苏公的考证中，引用何格恩的《张曲江诗文事迹编年考》(以下简称《何考》)，指出了《何考》中所引“《金石录》卷五第九百四十三：‘唐徐州刺史苏诜碑：张耀卿撰，刘升八分书，开元七年八月’”“张耀卿”当为“裴耀卿”之误，而《刘谱》却照旧转录未加辨证[1]94。又如“唐玄宗开元八年庚申(公元720年)”条“【注释1】”考证《奉和圣制瑞雪篇》诗作时间时，也指出了《何考》“《全唐诗》卷四”为“卷一百十”之误，“刘庭珂”为“刘庭琦”之误[1]97。其次是作者实事求是、宁缺毋滥的治学态度。谱中对张九龄诗文的编年，采取审慎的态度，既不人云亦云，也不武断结论，确凿可信则编之，存疑则阙如。如，“唐玄宗开元十二年甲子(公元724年)”【注释13】对《奉和圣制途次陕州作》一诗的系年考，著者有按：“陕州为唐东西两都间必经之处，既是一方重镇，又多古迹名胜(详参《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六)。开元年间，玄宗曾多次行次于此。考诸史籍，玄宗自登位以来，首次幸东都是在开元五年正月，而九龄于开元四年秋因触忤时相怫然南归。至开元六年始奉诏自岭上赴东都，是年十一月随驾还京。《张燕公集》卷三附明皇御制《途次陕州》诗云：‘树古棠阴在，耕余让畔空。鸣笳从此去，行见洛阳宫’。其所描述的时节为秋播之后，行幸方向是自西而东。九龄应制诗亦可相印证：‘后殿函关尽，前旌塞路通。行看洛阳陌，光景丽天中’。由此可证，诗作既不是写于开元五年玄宗东幸时，因其时九龄已南归。又不是写于开元六年十一月随驾还京时，因诗中所写的方向是自西而东。又因为，写于同时的还有张说和苏颋的同题奉和之作，苏、张先后卒于开元十五年、开元十八年。而张九龄于开元十五年三月就已外放洪州刺史，至开元十九年才诏还入京。那末，以上诗作只能是写于开元七年至开元十五年间。这几年间，玄宗先后有过两次东幸：一次是在开元十年正月，另一次是在开元十二年十一月。能与诗中所写的时节和方向这二者吻合的，唯有开元十二年这一次。故系诗于是年。”通过外部相关人物行踪的追寻与诗中所写内容的详细参照排比，著者才明确地得出

了可信的结论。又如，《曲江集》卷二有《和崔黄门寓直夜听蝉之作》，“崔黄门”或言是“崔泰之”，或言为“崔日用”。但是，二人存世之作中均未见“听蝉诗”。《顾谱》认为“九龄究竟和谁之作，尚难确考”[1]71，而不妄下断言。再如《曲江集》卷二有《奉和圣制谒元皇帝庙斋》一诗，作者虽对相关之事进行了考证，但无法确定其准确写作时间，故审慎地表示采用《何考》的观点：“姑从之，系于本年驾还西京前。”[1]257第三是依情据理，前后文互相参证，这是《顾谱》在行文上的巧妙之处。有些作品的编年光靠实证材料还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是可以借助对作品内容和所表达的感情的分析，来合理判断出创作动机，再结合相关考证，推断出正确的创作时间。如对于《曲江集》卷三《高斋闲望言怀》一诗，作者通过对作品内容的分析，结合张氏的生平经历，系于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而不从《何考》系于开元十五年至开元十八年[1]47。《晨坐斋中偶而成咏》一诗亦“联系全诗内容和情调”，从“刘著”系于开元十五年，进而否定了《何考》开元二十五年的无据系年[1]150。为了行文简洁，而又条理清晰，《顾谱》在考证时遇到相关问题，采取了前后互参的办法。如“唐玄宗开元十六年戊辰(公元728年)”“【注释3】”考证《在洪州答綦毋学士》的创作时间时，便联系到《同綦毋学士月夜闻雁》一诗，提示“余于开元十五年注【14】曾有所考”[1]158云云，既节省了笔墨，又打通了全谱的内在逻辑联系。

当然作为大型的考据类的专著，在校对印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讹误。《顾谱》也同样存在这方面的微瑕。如书中“序例”第1页“举凡经、史、子、集縻不博洽”之“縻”字是为“靡”之误。第31页“清人翁方刚《粤东金石略》”之“刚”为“纲”之误(谱后征引书目不误)。第75页“《张九龄诗歌年新考》”，当是“《张九龄诗歌系年新考》”之讹。此外，谱中注释部分有些条目的考证嫌琐细。这些瑕疵，想建国先生早已发现，望在将来再版时加以完善。总之，顾建国先生的《张九龄年谱》，体精用宏，蹊径别开，堪称张九龄生平事迹研究的集成性著作。

《顾谱》的出版，必将给张九龄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者们提供很大的帮助，也将会给中国古代文史研究者们以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顾建国．张九龄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