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何炳贤回忆汪精卫

2024年3月18日发(作者：刁包)

我的父亲何炳贤回忆汪精卫

何弢

何炳贤，又名何仪，广东番禺人，清光绪二十七年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他是我国第一位受命为全国对外贸易作系统化研究的学人，并撰写了第一本国际商贸的教科书。当年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何氏受汪重托主管经济贸易。抗战爆发后，汪在日本扶植下组成“汪伪政权”，何氏有感于昔日知遇之恩，即追随汪，从此背负了“汉奸”之名，抗战胜利后，被关入南京老虎桥监狱。五十多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递嬗，这一段历史印记却不曾磨灭。何氏于八十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去世，因此促成了其子何弢撰写此文，为其父备受争议的身份处境及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提出自己的另一种诠释。今适逢何炳贤先生逝世二周年，又值百岁，本刊征得何弢先生的同意，重刊此文。（编者）

九十八岁老人何炳贤，今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在家里安祥地告别了世间。他是一个见证了富有争议的大时代的平凡人物，在平凡中却尽显不凡。何老先生毕生做到了“无我”。他为国家民族、为朋友妻儿，奉献了一切。

他的脉搏停下来时我紧紧握著他的手，轻吻他苍白仍然温暖脸

颊：“爸爸，您不枉此生，辛苦您了，安息吧。”

加入汪精卫政府

何炳贤是我的父亲，他自少博学多才，二十多岁时，由祖母供他去美国加州大学留学，成绩过人，四年就考取了政治经济硕士学位。毕业后立即被召回国，在上海为中美贸易工作。他是第一位受任命为全国对外贸易作系统化的科学调查的学者。他撰写的中国国际贸易著作，是我国第一本大学的商贸教科书，目前一套仍在史丹佛大学，另一套在哥伦比亚大学。

早在上海的时候，父亲为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先生工作。汪先生对父亲十分欣赏，要他主管更重要的经济贸易，父亲成了汪先生的亲信。我是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出生的，翌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全家搬到香港，和祖母同住。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加入了汪政府，命运选择了我降生在这个时代和家族，而历史也选择了他，接受不平凡的使命。

中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总裁蒋介石之间，为如何应付日军势如破竹的攻势，起了很大的争执。一九三九年三月，汪的好朋友、才子曾仲鸣先生，在河内被蒋介石派去的特务误杀。特务本来的目标是汪精卫。那一夜，汪与曾仲鸣交换了房间，曾无辜枉死，汪精卫极度伤心，气愤之余，与蒋介石全面决裂，决心与日本谈和，在南京另组一“和平政府”。

后来父亲告诉我们三兄妹汪精卫另组政府决裂的经过，汪先生把父亲和几位亲信陈公博、林柏生、大儿子汪孟晋等叫去会面。汪先生对他们解释当时的政治局面，认为如果再没有人出来拯救沦陷区的老百姓，同胞将活得更惨，死得更多，他要跳进这个火坑去救中国人。他明知道这样做，在历史上必会遗臭万年，但已决定跳进这个火坑。汪先生强调，他并不要求在座的人跟他一起跳，结果，他所有的亲信们，连我父亲在内，都愿意跟着汪精卫去南京参加和平运动。父亲当了经理总监，处理民生问题，汪先生并叫他的儿子孟晋跟随父亲。

老虎桥系狱四年

父亲常说，他知道在国家而论，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是一错，其他人参加南京政府是二错，但他仍然决定跟随。汪先生是他的朋友和上司，对上司忠贞，为朋友担当，义之所至，视死不畏。父亲认为，参加南京政府，虽在国家当时掌权的政府立场来说是错，但为了保护民族生命的一丝命脉生机，却是正确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对汪政权的时代，许多资料到现在还没好好地整理，还欠缺一个公正客观的评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跟汪精卫的人都被标签为“汉奸”。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南京的局面一片混乱。为此，当时和平政府的一些要员，包括父亲在内，一同飞到日本暂住。父亲栖身于京都的金阁寺，结识了寺祖的一位方丈。七十年代，我曾和父亲重游金阁寺。当年照顾父亲的老方丈见到我们，痛说往事。当老方丈和我们送

别时，他紧握我和父亲的手，虽然出家人不应露凡情，可是老方丈与父亲眼底深处，早已充满了流不出来的真情的热泪，互相祝祷：“世事无常，愿来生有缘。”那情景是我一生最难忘最感动的一个

2 珍贵回忆资料之一——我的父亲何炳贤

当时由汪政府主席陈公博带领去日本暂避的要员，承认组织政府是错误的，他们愿意为这个决定付出代价，决定返国受审。

抵返南京，一干人马上被捕入狱。那段时期，母亲和我们三兄妹沦为“汉奸”家属，住在无水无电的小泥茅舍，我每天上学，都被小朋友耻笑。与父亲唯一的联络，只是每个月和母亲去见他一面。每次去，母亲都带些食物给父亲。最记得母亲在送汤的热水壶下，加了一个暗盖，内藏了妈妈写的新闻和情信。父亲要求以后稍送多一些食物，分给他同狱房的一位好朋友周作人先生。这段日子过了近四年。

以官职和地位，本来父亲必会和其他同伴如陈公博、林柏生等一样，以叛国罪判处死刑。但因为父亲在南京政府的工作是负责筹建医院，救护已沦为亡国奴的老百姓，为他们做衣服，到处张罗粮食供应给饥饿的同胞。他受审时，场面令人感动，不少受过父亲恩惠的老百姓，连同检查官的家属，都涌到法庭争相作证，为父亲求情。结果，法官也被群众的呼声感动了，只判了父亲八年有期徒刑。他属虎，却在南京老虎桥关了近四年，直到一九四八年，南京解放前夕，父亲释放出狱。那时的南京又面对另一场大混乱，我们一家五口，身无一文，逃到上海栖身在伯父家。

寒窗暖灯铭记一生

那时上海的学校早已以英文为主课，我只懂ABC，父亲每天在家和我们加班补习英文到半夜。那段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苦，但在泪眼之中，我们建立了亲切的父子之情。

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解放前夕，我们一家经广州重回香港祖母的家。父亲因多年的劳累，得了肺病。幸好在南京政府时期由父亲支助开办医院的内科主任林开弟医生当了香港广华医院的院长。林医生对父亲十分敬仰，多年来照顾不辍，父亲的病好了，两家人成了世交。

我们在香港的时期虽头上有片瓦之荫，生活却十分艰苦。父亲靠翻译为生，但他仍不忘照顾在大陆不幸的朋友，和他在南京任军校主任时教过的学生。历年来他自己虽没有钱，仍然不忘买药物与衣服寄给在北京的老朋友、曾与父亲有四年监狱同“窗”之谊的周作人先生，直到周老去世。

四九年到港后，香港中小学的英文程度又比上海高一些，父亲继续为我们补习英文。此外，他认为哥哥和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必不可荒废，特别请了一位北京的老学者到家来，教我们古典文学，一字一句地为我们兄弟俩解诵《古文观止》。那时我忙着恶补英文，还要死记古文，苦不堪言。今天我能说标准的北京话，还略可引经据典，在大陆工作时，方便多了。于今想起父亲一番寒窗暖灯之情，使我热泪满襟。

人生恍如一梦

以五十年代家庭的经济状况，哥哥和我完成了培正中学的学业，却没有条件出国，更无法在香港上大学，父亲写信给当年他在美国加大的同学卜而顿先生请问他的高见，卜先生当时为匹兹堡城梅农基金会的总裁，他大力推荐哥哥申请入读麻省的名校威廉斯大学（Williams

College)。

哥哥在培正的成绩优秀，加上威廉斯大学多年没有收过中国学生，录取了他，并颁给他四年奖学金。三年后，当我申请时，威廉斯大学看见我的成绩虽然平平，但看到我的画，认为“孺子可教”，也把四年奖学金颁给我。如今我最小的女儿何荧也刚进了威廉斯大学，父亲在天也可告慰了。人生恍如一梦，半世纪的家国恨、父子情，俯仰之间，尽成传奇。父亲一生慈爱清廉，忠义守节，为国家不容不谅，却为后代积了福。目前在史家上的评价，父亲仍背负“汉奸”的污名，我们是“汉奸”的后代，但在我心中，父亲是清白的、伟大的，在历史上他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

我开始习画，也有一段掌故。父亲对艺术尊敬，但不是很内行。他知道我自幼喜爱艺术，但没有机会也没有金钱给我好好学画。五十年代初期，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离开巴黎到香港暂居。她是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胞妹，也是中国第一位在法国国家画院毕业的女画家，还是徐悲鸿的同学。她是家中多年亲友。我们后辈称她为十一姑。我

请她让我跟随她外出一起写生，从中师习画艺。她很愿意收我当第一个学生。她说，南京时代就喜欢我，因为我的眼睛很明亮，像小兔子的眼睛。汪精卫对我也十分喜爱，我在七岁那年，在南京骑马时不慎摔下，被马踢伤了头，因为那时还没有盘尼西林，自忖必死。父亲马上把我送到他刚建好的医院急救。汪先生知道后，立刻下令无论如何也要救活我。他下令从日本和德国，用飞机和潜艇把最新的药运到南京，把我这条小命救活过来。我之有今天的痴寿，要感谢汪先生在天之灵。

3 珍贵回忆资料之一——我的父亲何炳贤

我在美国留学八年，不像当前一辈之幸运。我无法常打电话回家，八年之中和父母的联络是写每星期成了习惯的家书。父亲更把所有儿女的家信编号保存。更伟大的是他将每天的新闻摘要写下来，寄给我们。父亲对儿女关怀的爱心，令人感动，我对自己的儿女也未能做到。我在美国时期，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一文钱经济资助，我有时一贫如洗，但在父爱的仁光之下，我的心灵充实而丰足。

父子间的亲密接触

父亲晚年，当义务顾问，其中有兴趣所在。六七十年代世界各地的历史学者开始研究汪精卫和南京政府的历史，他们常到家来找父亲。他被视为见证这个时代、口述历史的最佳人选。外加母亲身历其

境的经验，深得外史的闲趣，来访的专家和研究生，对当时南京政府的第一手资料都大有收获。我曾多次请父亲把那段历史写下来，父亲总觉自己不是历史学家，谦辞不动笔。很多那段历史的内情，也许只有和他一起消失了。我总坚信，这段可泣可悲的中国近代史，过一百年、过一千年，必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晚年使父亲得到安慰的，便是有很多他以前的军校学生们来信造访。学生来自大陆、台湾和国外。他们对父亲的尊敬爱戴，使父亲一生矛盾痛苦的心情，得到无穷的安慰，灌注了顽强的生命力。

他的好朋友除了多年知己，便是一些普通百姓，像卖金鱼的小贩和替他理发挖耳朵的师傅。我最记得当父亲不便出家门后，师傅到家来为他服务，都成了好朋友。直至师傅也老了，无法再上门为父亲服务，按时为父亲做他最享受的习惯——挖耳朵，便由我接掌代劳。这是父子之间最亲密的接触。最后一次只不过是他逝世前不久。

快乐的家庭记忆

以中国迷信的习俗，父亲与母亲的生肖并不协调：父亲属虎，母亲属猴。他们一生中虽常因琐碎的事争论，但母亲将大事情都留给父亲决定，父亲完全不理家务，父亲是一位标准的好丈夫，毕生只忠于母亲一人，毫无婚外的风流。母亲历年照顾父亲无微不至，今天母亲九十二岁，已浑不清醒，父亲去世时，母亲虽在身旁，竟不知老伴离世，此情此境，我们做子女的在悲哀之余，也有一丝安慰。

父亲最快乐的日子便是和孙儿女，也就是我的四个小孩度过的一段时光，总爱带他们爬山到处跑。父亲走路快，孙儿女给他起了一个“飞毛腿”的美誉。他又喜欢带他们去做些我妈妈认为冒险的运动，小的一辈却很欣赏爷爷给他们有刺激和有表现勇气的机会。

最近，曾仲鸣的二公子曾仲鲁路过香港，我们是南京政府的第二代了，多年阔别，共话儿时眼中的一代历史人物。曾仲鲁说，汪先生和我们父亲那辈人，是中国近代史中最有理想、最不为己、最浪漫、最不现实的知识份子。除了为了一颗抽象的爱国爱民之心，把自己的生命危险地捐给了没有肯定的历史，一切是义无反顾，近乎天真。在南京时期，汪先生曾建议父亲管理沦陷区的香港，父亲推卸了，宁愿留在南京，跟随汪先生工作。

父亲不为名、不为利、更不为权，到底他为的是什么?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个“为人”的意念。也许像父亲这类人的表现，是累积了中国几千年忠孝仁义、伦理道德的传统酝酿出来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气质。是对是错，并不一定非要追求答案不可。这是民族、历史、文化昙花一现地塑造而成的性格精神。这种无名的气质与文天祥流芳百世的“正气”当然有所不同，可悲或可喜，在今天或未来的中国，这种精神也许不会再出现了。我们都说“时穷节乃现”，但“节”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父亲的路走错了，为时代背上了十字架。他或许有负于政府，但绝无负于良知。在他背负十字架的人生路上，妻子与三个子女陪伴着他，看见的是一个苦难的侧影。无论世俗的眼光怎样看他，他是我平

凡而伟大的父亲，他没有属世的遗产留给他的子孙，留给我们的是无我而为人的宗旨，与一颗仁慈为国的热血之心。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深夜于香港

录自《传记文学》第78卷第一期

何炳贤，相信所有看过《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朋友都会知道他。这是他逝世后，他的儿子何弢（香港著名建筑师）写的纪念文章。我初知此文还是在网上搜索时看到一个叫张文达的大义者针对它的痛骂。找到该文看完后，我深深感到张文达是一个大义神经病患者。

在文中，给我最深印象的是曾仲鸣的儿子曾仲鲁说的那番话——“汪先生和我们父亲那辈人，是中国近代史中最有理想、最不为己、最浪漫、最不现实的知识份子。除了为了一颗抽象的爱国爱民之心，把自己的生命危险地捐给了没有肯定的历史，一切是义无反顾，近乎天真。”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确乎如此确乎如此!今天中国的知识份子，这主义者那主义者，左派右派，其实什么主义也没有，既不真左也不真右。他们在信仰的真诚上，在行动的勇气上，在道德的无私上，在学识的渊博上，在组织的自觉上，哪一点也比不上汪精卫、陈公博、何炳贤那一代人。而那一代人真挚地渴望拯救中国的赤子之心，

牺牲自己的一切付出一切代价也要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赤子之心，今天的这帮人完全不具有。这是五十年来民族智识与道德退化的最明显的标志!在这个世界，不管多么混乱，只要还能有这些天真的赤子，就永远不会真的沉沦!唐德刚之流无数次地骂过汪精卫天真，可是这正是我所喜欢的!天真的人也许永远不会在现实的龌龊中成功，但是他们是黑暗中不可磨灭的光芒，给人以希望与温暖，是这个世间纯真与善良的具像，是反抗黑暗为黑暗所忌惮的永恒力量。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理想与天真，那可真是令人完全绝望了!何弢说得没错，他们那样的人在今天与未来的中国再也不会有了!!

有人大概又要骂汉奸了，骂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