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电影观后感

2024年3月9日发(作者：简春雷)

1942电影观后感

一九四二年，河南省发生大旱灾。灾民们纷纷离家逃荒。因为日本的入侵，救济的缺失，这一场灾难，夺走了河南三百万人的生命。本文是品才网小编精心收集的1942电影影评观后感，仅供参考！

1942电影观后感 那是一个为了生存而不顾一切的年代。

那是一个一条人命值两块饼干的年代。

那是一个人尸只能为狼狗所食的年代。

一九四二。一个可怕而又可悲的年代。——题记

一九四二年，河南省发生大旱灾。灾民们纷纷离家逃荒。因为日本的入侵，救济的缺失，这一场灾难，夺走了河南三百万人的生命。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些大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这是电影中的独白，现在读来觉得颇为讽刺。在那个时代，与那些“国际时事”相比，死三百万人算什么?更何况，这三百万人不是打仗的士兵，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已。腐败的政府官员都尽可能远离灾区，将兵力撤出河南，蒋介石忙于战争的前线，决定甩开河南这个“包袱”，而日本侵略者，只因灾民中混有军队士兵，便驾驶轰炸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黑烟滚滚，沙石四溅。在这个战火四起的年代，灾民们无处可逃。他们

只能在心里怀着一点渺茫的希望，在那不知通往生还是死的无尽道路上不断前行。每天都会有无数人倒在逃荒的道路上，然而又有谁去关心呢?当活着已经成了一种奢望，当食物已经变成衡量生命价值的唯一计量单位，在日军轰炸机的阴影下，所有人都自身难保。人尸为狼狗所食的惨烈可怖的情景，见证了那个时代人命的卑微和人性的泯灭。

然而，我们庆幸，在那个时代，总还有那么几个闪光的片段能深深地感动我们。花枝，一个普通平凡的逃荒者，一个母亲，她坚强、现实，把孩子看得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在逃荒的路途中，她凭借自己护犊的本能，一路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白修德，一个美国的记者，作为“局外人”，他大可不必卷入这场灾难之中，然而他有作为人的本性的善良和作为记者的责任感。他随着灾民们历经了种种苦难，突破重重阻碍，将河南大旱的现实和真像告诉全世界，让河南的灾情得到了重视，获得了救济。在大灾大难之中，终究还是有那些温暖我们的存在。

《一九四二》是一部讲述那个年代灾难的电影，它既体现了当时人们深深的苦难，又体现了灾难之中那些感动我们的一次次闪光。它讲述的那些故事，在今天，带给了我们最强大的震撼，和最深刻的思考。

1942电影观后感 倒在电影院的椅子里直到听完《1942》最后的片尾曲，才眉头紧锁，步履沉重地走出了电影院，内

心感受就像某些人说的一样——“虐心”。

而上一部电影能让我在电影院这个“娱乐”场所“眉头紧锁，步履沉重”地走出去的，是三年前的《十月围城》。它们都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甚至一遍一遍地回忆电影中的每个细节，每个细节表现出来的某种隐喻，某种内涵，又让人进入沉思，所以，回来的路上，我人是呆滞的，迟钝的。

当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吃”不能被满足，于是，我们看到了1942年中原大地上的种种罪恶，种种扭曲，种种我们无法想象，也无法体会的感受。感谢刘震云先生完成的这一部调查体小说，也感谢筹拍这部电影19年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我觉得和在三尺讲台上的历史老师一样崇高，让我们铭记和正视历史。

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人心都是丑恶的，当你能吃饱别人都吃不饱时人心更丑恶，因为人都有欲望。冯小刚最近的两部“灾难片”里开头都有“你懂的”场景，《唐山大地震》我觉得那完全就是个俗套，而这一次，在我们感觉到“虐心”的同时，已经说明了它更加真实，更加赤裸地还原了人性。每个人，在基本需求都满足不了的时候，心都是丑恶和扭曲的。而这个场景，莫言的小说里有几乎一模一样直击人心的描写。我想这不是巧合。

电影中很多卖自家小孩只为换两斗米的场景，每个人都是眉头紧锁摇摇头，而狗吃死人的场景，更是让很多女生“哎呀”一声转过了头。可是在那个“饿疯了”的年代，更多的是人牛逼人吃狗，狗牛逼狗吃人，人吃人，大人吃小孩，甚至奶奶吃孙子这种说出来心都要一抽抽的故事。我们无法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到底是文明时代，还是蛮荒时代，究竟是新社会，还是奴隶社会。 说出来都有一股血腥味。影片中日本军官想出来的狠招给灾民发吃的让他们为日本人做事，理由太过充分也太简单：“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首先是人。”而我说，人是人，但人首先是兽。当日本飞机编队向雪原中已经不是“手里有没有寸铁”而是还有没有力气站着往前迈步子的中国人投炸弹，扫机枪时，成批成片的中国灾民倒下，当雪原已经变成“血原”，我相信那些在空中的日本兵体内有某种原始的性能被唤醒，某种蛮荒时代的欲望被满足。人是人，人首先是兽。兽有兽性。

时刻自诩为“硬汉”，但当张涵予饰演的传教者逃到一所小教堂，慈爱的神父边帮他包扎边和他对话，信仰坚定的传教者眼神已经开始变得迷茫，直至最后迷惑不已地大喊了一句：“既然上帝赢不了魔鬼，那还信他个求!”;当迫不得已的地主老范的女儿自愿“卖身”换米，用“再也不见”来换取父女俩人的活路时，老范噙着泪水，仰天长叹：“我老范辱没祖先!”;当栓柱没能在火车上“拴住”自己的俩孩子，

毅然跳下火车找孩子，却把用老婆换来的粮食落在了火车上，他精疲力尽地追着火车，声嘶力竭地骂了一句：“火车，我日你亲娘!”时，我再也忍不住，我紧握着扶手，转过头，紧闭双眼，深呼吸，极力不让眼泪流出。

整个电影的基调低沉压抑，对白简单真实，可我无法忍受在故事发生地域的一座影院的观众时不时传来的零星笑声，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看着自己爷爷奶奶们真实经历过的事在笑什么?我记得“优酷”做过一组“口述历史”的视频，里面有一段血红的大字，“当我们民族自己的历史，只能由别的民族，甚至过去敌对的国家来讲述的话，我们就都成为了历史的罪人。”而最为可悲的是，当我们面对着自己记录的最真实最悲壮甚至最赤裸裸的历史时，却又局外人似的笑出了声。

一部“虐心”的电影，又让我敲下了这些“虐心”的文字，我也想大喊一声，用三个字跟这种低沉的心情做个了断，然后呼呼大睡进入梦乡。毕竟，我们今天活得好，老祖宗们也就瞑目了。

这三个字，在高二的时候一篇语文课文里出现过，觉得余秋雨这三个字用的那么好，那么贴近“被虐”后的心脏：

我好恨!

1942电影观后感 看完《一九四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冯小刚这个级别的导演还对影片能否过审战战兢兢。它的

过审是一次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对民族性反思的胜利。

《一九四二》是这样一部特别的电影：在抗战和民族灾难之时，我们的党和我军将领完全缺席，而忙前忙后的主角变成了国民党极其及其军队。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这在以前内地的主流电影中绝少出现的。记忆中，这种我党我军在重大历史面前缺席而把主角让位于国民党的电影，还算是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建国大业》在这方面也做了历史性的进步，国共有了平分银幕的机会，并难能可贵地对蒋介石进行了人性化处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抗战的也只是国民党军官和战士，但却在身份上做了模糊处理，且只作为电影的时代背景。在《一九四二》中，虽然也表现了蒋鼎文等国民党将领的麻木不仁，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但同时，你可以感受到蒋介石在内政外交上的无奈，他也需要向国际力量寻求庇护，也需要向地方财团寻求帮助，影片施与了这个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中的异端分子以同情。这种表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正在逐步软化，很多创作禁区正在被逐步打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这些正是在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逐步争取下实现的。

这是一部“在路上”的电影，灾民因饥荒而流徙。冯小刚和编剧刘震云采取了灾民、军队、政府、宗教、记者五条

线索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让这五类人面对饥荒，从而做出反应。从剧作的角度来说，19个主角，50个次要角色，这不论在戏剧，还是电影中都是大忌，何况各方面人物又互不交叉，这对影片的戏剧性提出了巨大的考验，风险性极高。事实也确实如此，多线叙事必然会分散角色的情感力量，让习惯于追随几个人物命运的观众无所适从，而且从成片来看，张涵予和蒂姆。罗宾斯饰演的两个神父的线索是可以被砍掉的，太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我想，冯小刚在最初的故事设计中应该有更多的想法，但碍于整体结构，无奈剪掉了很多的戏份。

多线并进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是会形成一种大气的格局。而这种格局对历史题材来说是提升水准的一个要求。一位传媒学者曾如此描述过理想化的传媒品格：“一种仰天俯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我无意用这种品格去对应任何一个导演或者是作品，因为那是一种理想。在《一九四二》中，冯小刚反其道而行，他的立意不在于追求这种理想，更多的是暴露丑恶。他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知耻”。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

自私都呈现出来。这种批判跟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犹太人的批判有着相似之处，在那部影片中，犹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依旧不忘记贪财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