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劼人的大河小说_三部曲_

2024年2月20日发(作者：邓志谟)

论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卢晓蓉内容提要：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三部曲”，以史实为蓝本构建了小说的框架与主脉，开创了全景式描绘时代风云和社会生活的先河，恰当处理了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人物的心理及性格特征也有非常独到的刻划和富于人性深度的描写。《大波》是迄今为止惟一正面描写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文学巨著，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和史学价值，而《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则为《大波》作了很好的铺垫。关键词：李劼人 大河小说 辛亥革命 《大波》一李劼人（1891—1962）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绕过的重要作家，他在现代作家中最早勤工俭学，由此而阅读、翻译、引进了一批法国重要的作品，并在创作中融入了西方文学的创作经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的，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中西影响相融合的一个范例” 1。早在20年代，李劼人就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 2，这便是他在30年代中期创作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由来。“三部曲”中的《大波》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据樊骏回忆，历史学家黎澍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座谈会上专门指出“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希望我们的文学史能够给予充分的评价。” 3“三部曲”以成都和四川为背景，写到了自1894年甲午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的若干次重大历史事件，生动再现了我国从封建专制迈向现代文明这一历史巨变的艰难过程。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世纪之变，鲁迅生前曾遗憾地说：“即·11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戍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 4所幸的是，李劼人的“三部曲”填补了这一空白。郭沫若在1937年曾兴奋地称，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整整使他陶醉了四五天”。郭沫若当年的评价，至今读来还相当到位：

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着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 5写作历史小说当然离不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环境这三大要素。李劼人的“三部曲”恰到好处地把这三大要素融合在一起，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真实、细腻、动人而又浸润着浓郁地方风土人情的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对此，巴金也曾盛赞：“过去的成都活在他（李劼人）笔下”，“也可以说，他是成都的历史家，他的小说岂止是成都的风俗志……”。 6 二以史实为蓝本，构建大河小说的框架与主脉是“三部曲”的显著特点。与李劼人同时代的鲁迅、郭沫若、施蛰存等作家，也曾写过历史小说，但是他们并不注重史实本身，多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以突出现代人的体验和认知为主。“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 7

。李劼人却不畏艰难，力图真实地反映历史。这也是他学习和借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左拉的《鲁贡·玛卡尔家族》等大河小说的一个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三部曲”中，浓墨重彩正面描写历史事件的当数第三部《大波》。《大波》是迄今为止唯一正面描写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小说作品。它如实记载了1911年前后发生在四川成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更以保路运动的由来、发展乃至激化，最后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四川独立及其流产的经过等为全书的主线。而前两部《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则为之作了很好的铺垫，因为李劼人认为，“直接从辛亥革命入手太仓猝了些，这个革命并不是突然而来的，它有历史·116·

论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渊源。历史上积累了很多因素，积之既久才结下这个大瓜。要写，就必须追根溯源，从最早的时候写起”。 8

三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借鉴法国长篇小说的写法，各以一个典型的家庭为叙事的中心，联系和反观纷繁复杂、波谲云诡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死水微澜》以1894到1901年，即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到辛丑条约的订定为时代背景，以成都郊外一个小乡镇为主要场景，重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正像作品所描写的：当义和团、红灯教、董福祥，攻打使馆的消息，潮到成都来时，这座古城不过如清风拂过水面，微微起了一点涟漪，做官的照样做官，做生意的照样做生意，居家、行乐、吃鸦片烟的，照样居他的家，行他的乐，吃他的鸦片烟，各处人心依然是微澜以下的死水，没有一点动象。在这部小说中，李劼人塑造了袍哥头目罗歪嘴、小镇妇人蔡大嫂和粮户（即地主）顾天成等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并以他们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作为故事情节，“描写当时之社会生活，洋货势力逐渐浸入，教会之侵掠，人民对西人之盲目，官绅之昏庸腐败，礼教之无聊，哥老之横行，官与民之隔膜，以及民国伟人之出身，咸以侧笔出之，绝不讥讽，亦绝不将现代思想强古人有之” 9。小说深刻剖析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循守旧，自私保守的本性。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的发展当然是出乎他们所料的。《暴风雨前》的时代背景是1901到1909年，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西方科学民主的思潮也随着洋枪、洋炮、洋货、洋药不断涌入，民智渐开，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已在内地勃兴，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容忍腐败官僚压制，纷纷出国留学，开始睁眼看世界。李劼人以成都一个半官半绅的地主郝达生的家庭为窗口，通过几位“志士”的形成和变化，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往来，讲述了内地正在萌生的诸多新生事物，如宣扬维新思想的文明合作社的成立，开启民智、纯化民风的申报、沪报到成都落户，东渡日本的留学热潮，咨议局的诞生，川汉铁路的建造，省城第一届运动会以及孙中山等人开展的革命活动等；同时也记述了当时发生在四川郫县三道堰的“打毁教堂，殴毙教民数人”的大案，以及红灯教进城、廖观音被杀、江安事件、逮捕革命党人等史实，预示着暴风雨必然到来。如果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对李劼人而言，是“写所闻，写所见”，是将历史事件作为故事的背景来叙述，那么《大波》则是写他“身所经历的”事情10，所以他才有了写“《大波》下卷奔腾胸中不能自已”11的冲动。作者以黄澜生这个比较新潮的半官半绅家庭为载体，采取正面描述历史事件的写法，以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律动来构建整个故事。《大波》涉及了保路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的经过以及最后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11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运动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当时参加这运动的人，也往往蔽于它那光怪陆离的外貌，而不容易说明它的本质”12，“只有用文学作品才能有血有肉的、极尽纤微的、把它极其难测度的所表现出的外貌与隐伏着的错综复杂的内蕴形象化地反映出来”13。李劼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以自己烂熟于胸的历史知识、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和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将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清晰形象地再现出来，将枯燥沉寂的历史档案加工成曲折跌宕的精彩故事，编制出脍炙人口的龙门阵。在《大波》第一部中，对于铁路国有化的真实原因，李劼人主要是通过人物对话的形式进行回顾和倒叙的。但是保路运动的产生、由小到大的发展，后来的流血冲突，辛亥革命爆发，重庆独立，四川大汉军政府的成立和流产，以及贯穿于全过程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与“钦差查办大臣”端方之间的角逐较量、明争暗斗，则基本上是按照事件经过的时间顺序诸线并进地正面叙述的。对此，李劼人曾做过这样解释：“我在‘大波’第一部中，用过一些取巧手法（也可说是偷懒手法），把某种应该描写的比较有关系的事件，或情节，都借用一个人的口，将其扼要叙说一番，便交代过了。这手法，也是一种艺术，偶一为之，未始不可。但我多用了几次，因就引起了朋友的批评。在写‘大波’第二部，我已改正了，把有些可以从一个人口中叙述的事情，改为正面描写，例如第七章前三节，陈锦江和一百多名陆军士兵血染三江口一事，就是从头到尾，具体的将其描写出来，而不光借彭家骐的口来说。”14李劼人非常重视原始资料。有时为了查证一句话，他要查阅上百万字的材料，要拜访数十个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史学价值，以至于《四川保路运动史》都要参考他的作品。公文函电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原始材料，在历史著作中照搬引用不足为奇。但是对于文学作品而言，直接引用原文便会有枯燥乏味之虞。李劼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在作品中大量引用公文函电，使之成为自己这部“信史”的有力证据，而且还巧妙地利用它们来烘托人物性格，铺设故事悬念，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仅《大波》一书所选用的公文函电就近三十宗之多，包括清廷谕旨、官府奏折、电报、公告、宣言、檄文等等，其中有不少是全文引述。最长的一份有2500余字，即革命党人发布的《川人自保商榷书》；最短的一份只有59个字，即端方兄弟被处死的告示。难得的是，被李劼人选用的这些公文函电，大都具有个性色彩。比如，清廷起用前任总督岑春煊入川接任赵尔丰总督职务（后来因故未遂），岑在自上海启程前，先给四川城乡发来一张《告蜀民书》，开头是：“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春煊则固·118·

论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结尾曰：“春煊生性拙直，言必由衷，苟有欺饰，神明殛之！……吾父老子弟幸听吾言乎？企予望之！”说是公文，读来却更像一封家书。李劼人在书中通过市民围观阅读和互相传诵的方式，全文转载了这篇看似充满人情味，实为收买人心的告示，怎样“无异于在一塘静止的臭腐的水中，投下了一块大石，虽不石破天惊，却也水花四溅。”也让出场不多的岑春煊令人过目不忘。在如何做到“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充分利用历史知识、历史文献来创作历史小说方面，李劼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三“三部曲”开创了全景式描绘时代风云和社会生活的先河。李劼人曾经说过：“你写政治上的变革，你能不写生活上、思想上的变革么？你写生活上、思想上的脉动，你又能不写当时政治、经济的脉动么？必须尽力写出时代的全貌，别人也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当时历史的真实。”15李劼人不仅通过对当地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细致描写，交待了小说中诸次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烘托出小说人物的性格命运，而且用“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写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读来犹如身临其境，无时不沉浸在民俗文化的审美享受中。成都平原经历了明末张献忠入川屠戮和土著官军的几番内乱而由此衰落、破败，但到19世纪后期又走向了繁荣兴盛，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以地主官宦阶级为代表的封建经济文化色彩，其主要特征就是：消闲、保守、注重享受、攀比奢华、讲究传统规矩程式，并由此而带来因循守旧和腐化落后等等。李劼人以下这段文字，相当精准地道出了当时成都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也为小说营造了真实可信的时代氛围：至于成都府属十六州县的人民，顶早都是清朝康熙、雍正时代，从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处，招募而来。其后凡到四川来做官的，行商的，日子一久，有了钱，陆行有褒、斜之险，水行有三峡之阻，既打断了衣锦还乡之念，而又因成都平原，寒燠适中，风物清华，彼此都是外籍，又无聚族而居的排外恶习，自然不会发生嫉视异乡人的心理，加之，锦城荣乐，且住为佳。只要你买有田地，建有居宅，坟墓再一封树于此，自然就算你是某一县的本籍。还有好处，就是不问你的家世出身，只须你房子造得大，便称公馆，能读几句书，在面子上走动，自然而然就名列缙绅。这种人，又大都是只能做官，而又只以做官为职志，既可以拿钱捐官，不必一定从寒窗苦读而来，那吗，又何乐而不做官呢？于是捐一个倒大不小之官，在官场中走动走动，倒不一定想得差事，想拿印把子，只是能够不失官味，可以夸耀于乡党，也就心满·11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意足地世代相传下去，直至于式微，直至于讨口叫化。

郝达三这个在《死水微澜》中出现、在《暴风雨前》成为主角的人物，就是这种官宦阶级的代表。他是郝公馆的主人，祖籍扬州，三代之前入川，捐了一个候补同知。初一十五，也去站站香班；各衙门的号房里，也偶尔拿手本去挂个号，辕门抄上偶尔露一露他的官衔名字；官场中也有几个同寅往来……日复一日地打发着死水一潭的日子。浸淫在这样的文化中，渗透入骨髓的便是忠君又怨君无能，喜洋又恐洋惹乱的矛盾心理。当听说端王带领义和团攻打北京外国使馆，他兴奋莫名：“洋人可杀，但也不必杀完，只须给他们一个杀着，叫他们知道我们中国还是很不好惹的，以后不准那样横豪！不准传教！不准包庇教民！不准欺压官府！生意哩，只管做，只要有好东西，我们还是公平交易。”几天之后听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出逃，郝达三又吓得犹如大祸临头：“愚民之愚，令人恨杀！他们难道没有耳朵，一点都不晓得现在是啥子世道吗？拳匪已经把一座锦绣的北京城弄丢了，这般愚民还想把成都城也送给外国人去吗？”在“三部曲”中，这样一种被动的没落意识，程度不一地渗透到当时的家庭生活和社会风俗之中，包括婚庆、丧葬、祭祀、灯会、集市、博采、节日、农事、工艺、文物、建筑、戏剧、服饰、餐饮和茶馆等领域。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一切陈腐的东西只能“直至于式微，直至于讨口叫化”；而一切载有文化印记的劳动创造，又随着李劼人的不朽文字走进了历史，为今人所享用。在《死水微澜》第二部分《在天回镇》一开头，李劼人写了一条从成都出发，经四川广元连接陕西、甘肃等省并与北京相通的川北大道，勾画出当时当地贸易往来的状况，显示出贫富之间的等差，也传递着时代正在发生“渐变”的信息：路是如此重要，所以每时每刻，无论晴雨，你都可以看见有成群的驼畜，载着各种货物，掺杂在四人官轿、三人丁拐轿、二人对班轿、以及载运行李的杠担挑子之间，一连串来，一连串去。在这人流当中，间或一匹瘦马，在项下摇着一串很响的铃铛，载着一个背包袱、跨雨伞的急装少年，飞驰而过，你就知道这是驿站上送文书的人。不过近年因为有了电报，文书马已逐渐逐渐的少了。

在《死水微澜》第三部分《交流》中，李劼人专辟一节写了天回镇的集市。他对集市中的猪市、米市、家禽市、杂货摊、布市以及妇女们喜爱转游的小商品市场等，都如工笔描画般作了详尽描述。在这个19世纪末川西农村的集市上，不仅有传统的土特产交流，还有了洋货的交流，更有了人心的交流：·120·

论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而千数的赶场男女，则如群山中的野壑之水样，无数道由四面八方的田塍上，野径上，大路上，灌注到这条长约里许，宽不及丈的、长江似的镇街上来。你们尽可以想像到齐场时，是如何的挤！赶场是货物的流动，钱的流动，人的流动，同时也是声音的流动。声音，完全是人的，虽然家禽、家畜，也会发声，但在赶场时，你们却一点听不见，所能到耳的，全是人声！……似乎是一片声的水银，无一处不流到。

这些描写不仅为罗歪嘴和蔡大嫂之间建立“情爱关系”作了环境的铺垫，同时也传出了时代的讯号，透出了微澜的声息。《暴风雨前》中的“劝业会”，更显示了现代文明的色彩：劝业会虽然是以前青羊宫神会的后身，但有大大不同的两点。第一点，是全省一百四十多州县，竟有八十几州县的劝工局将货品运来赛会……第二点，是容许女的前来了。若干多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在前绝对不许抛头露面的，而在劝业会上，竟可以得到警察和巡兵的弹压保护，而大胆地游玩观赏，并且只在进会场处分了一下男女，一到会场中，便不分了。类似这样的对现代集市的细致描绘，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如“东门灯会”，“青羊宫庙会”，等等，李劼人都写得精彩纷呈、情趣盎然，各具特色、绝不雷同，对再现当时的时代潮流，起到了绝好的辅助作用。坐茶馆，是成都人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李劼人在小说中多处写到茶馆文化。尤其在《暴风雨前》第一部分《新潮和旧浪》中，有一段对茶馆文化的精彩描述，写的是被父母命定成婚、几次留学受挫、失意潦倒的郝又三，邂逅旧日讲新学的朋友田伯行，乃邀其到茶馆叙旧的故事。李劼人总结出，茶馆在成都人生活中有三种作用：一是“各业交易的市场”；二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三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和休息室”。李劼人利用郝又三请田伯行到茶馆喝茶的情节，颇为形象地说明一向过着上等人生活、今天却落到进茶馆会朋友的郝又三及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式微”变化。而李劼人对于成都茶馆文化见解之精辟，恐怕至今也无人能够超越。对四川的饮食文化，李劼人也作了详尽的描述。他本人就是个美食家，常下厨烹饪各种美食佳肴，为了生活所需还开过餐馆“小雅”，曾写过专著《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其中关于“食”的部分就有37节。“三部曲”中，无论是豪门家宴，还是路边小酌，无不显示着作家对美食文化，特别是川菜研究的浓厚兴趣，读来令人垂涎。例如，在《死水微澜》天回镇赶集一段，李劼人介绍了川西坝子的猪：“它的肉，比任何地方的猪肉都要来得·12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嫩些，香些，脆些，假如你将它白煮到刚好，切成薄片，少蘸一点白酱油，放入口中细嚼，你就察得出它带有一种胡桃仁的滋味，因此，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独步。” 李劼人对川菜真是如数家珍般的熟和爱。川人的幽默风趣，在“三部曲”中也随处可见，令读者在捧腹嘻笑之中，阅尽人间世事。《暴风雨前》第一部分《新潮和旧浪》中，田伯行动员郝又三投考高等学堂时，批评当时片面求洋求新的考试制度便是一例：

不管啥子题，你只顾说下些大话，搬用些新名词，总之，要做得蓬勃，打着“新民丛报”的调子，开头给他一个：登喜马拉亚最高之顶，蒿目而东望曰：呜呼！噫嘻！悲哉！中间再来几句复笔，比如说：不幸而生于东亚！不幸而生于东亚之中国！不幸而生于东亚今日之中国！不幸而生于东亚今日之中国之啥子！再随便引几句英儒某某有言曰，法儒某某有言曰，哪怕你就不通，就狗屁胡说，也够把看卷子的先生们麻着了！……李劼人写人物的对话，不止一次地使用省略号，不仅起到精简内容的作用，还能烘托说话人的语气、节奏、心情、表情、动作以及与听话者之间的情绪交流。吴凤梧原本是性格暴躁的一介武夫，在赵尔丰手下落难后回到成都。当他在黄澜生家见到中学生楚用，却假装斯文地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久仰，久仰。……兄弟贱姓吴，口天吴。草字凤梧，凤凰的凤，梧桐的梧。……兄弟和黄澜翁是多年知交。……现在么？算是在川滇边务大臣赵大人那里当差，昨天才由关外回省。老哥尊姓楚，是楚霸王的楚字么？那是大姓呀！敢问尊章是哪两个字？……哦！子才！……是的，清楚了，孔夫子的子，三才者的才。……高雅！高雅！现在高就在哪里？……什么？读中学堂？好极了！兄弟早前就说过，做官该做文官，读书该读文学堂。像老哥这盛年就读到中学，毕了业，不是廪贡，也是秀才；若是叙官，不是知县，也是县丞。羡慕！羡慕！……同时，李劼人也是写景的高手。如《大波》第二部写到顾三奶奶进城替受伤的楚用报信，有一段景色描写就特别出色：今天也是一个难逢难遇的大好晴天。早晨起过一阵蒙蒙薄雾。雾未散尽，一个小斗筐大的太阳便红冬冬的跳了出来。不多一刻，天边虽也生了云，而且朵朵云花虽也像平常一样，总想挤拢来结成一道灰色天幔，把太阳包起来。但今天到底不行，天空中有风。云幔刚一展开，风便把它撕出许多破孔，太阳的发光金箭立即从破孔中射出。早饭之后，到行人上路时，那片·122·

论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千疮百孔的云幔已被微风吹裂成一片片，一缕缕，像棉花，像轻绡的东西。太阳得了势，不惜把半月以来蕴藏在云层上面的热，尽情尽量向川西平原放下来。就这样，李劼人将历史事件与日常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穿到吃，从行到住，从农至商，从民至官，无一不精确，无一不生动，在那样重大的历史背景上，如此广阔的社会画幅上，口若悬河而不逾矩，任意涂抹而不变色，历半个世纪而不失真，从整体到细部都显示出无比的价值。”16 四恰当处理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之间的关系，注重刻画人物心理及性格特征，为“三部曲”注入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三部曲”全书将近140万字，其中“有名有姓的出场人物总计265人，此外为交代情节提到姓名但未露面的还有133人”17

，这些人物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他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三部曲”中，还有不少真名真姓的真实人物。从李劼人拟写的《大波》第一章第一节的提纲，就可以看出其中涉及的真实历史人物就有盛宣怀、赵尔巽、赵尔丰、玉昆、周孝怀、蒲伯英、罗梓青、杨沧白等24位。以如此大的规模，让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同台演出”，并且相互配合得惟妙惟肖的小说作品，不仅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即使在世界近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李劼人曾指出，我国许多古典长篇具有“正面描写每一个人的形象与其活动（包括语言、行为、思想、心情等等），而又把他写得活灵活现，而又把他写得恰如其份，（尽管夸张，但夸张得也恰如其份）”的优点，为此“对于一个人物与其活动，首先要储备资料，储备丰富的资料；其次研究、探讨、分析、综合，使其如实地复活在脑子里，其人其事，差不多跃跃欲出了，而后加工剪裁，形象化出。这样，写出的人，才是典型人，也才能活，也才能想；每个人也才有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性格。他们成为作者的伙伴，他们不致成为作者的傀儡。”18他自己的“三部曲”无疑达到了这样的艺术水准。为了处理好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可谓良工苦心。如对周善培这个历史人物的描写就独具匠心。周善培是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标志性人物。一方面，他赞同康梁的维新思想，在出任四川商务局总办、劝业道等职期间，开办警察局，移风易俗，整顿社会治安；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动蚕桑业的发展；经营蜀通轮，开辟重庆至宜昌间的客货轮航线。另一方面，他又左瞻右顾，行事骑墙。在保路运动中，身为四川提法使的他，一方面支持蒲伯英、罗梓青等人反对铁路收归·123·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国有的主张，为他们出谋划策；一方面又与总督赵尔丰往来密切，给他通风报信。结果是赵尔丰骂他“方方讨好，是小人之尤”。端方则向朝廷参奏要罢他的官，老百姓也不满他。由于他害怕端方报复，建议赵尔丰让出权利，以阻止端方进成都，反而导致四川大汉军政府的产生、赵尔丰下台、端方被杀的结局。为写好这样一个多面人，李劼人采用了“分身法”，即用一个塑造人物葛寰中作为真实人物周善培的陪衬和补充。葛寰中是贯穿“三部曲”的重要人物，几乎每发生一件重要事情他都在场。“谁也看得出有一部分就是周善培的影子”19。他是郝达三家的座上宾，也是黄澜生的好朋友，还与比他小一辈的郝又三有不少共同语言。同时他和周善培也往来密切，观点一致，当在众人指责周善培“两面讨好”时，他公开为之辩护。正因为如此，当立宪派人士和端方秘密派来的要员，在郝达三家商量罢免赵尔丰职务的时候，恰恰被葛寰中无意撞见，他泄漏给了周善培。这样才有了周善培说服赵尔丰主动让权，阻止端方夺权的历史转捩点。李劼人曾说：“我写《大波》，因为一半是真人，真人局限性大，的确不大好写。为了要写得透彻，写得全面，有时必须要创造几个人来，从旁发挥，笔在于此，而意却在于彼，分而观之，是两人或数人，合而观之，固一人也。”20李劼人笔下的人物不是简单化、脸谱化、符号化，他在人物的个性和心理描写上下了功夫。例如对清末地方重臣赵尔丰和端方两人的刻划便是可圈可点的范例。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保路风潮兴起后被朝廷任命为四川总督，负责平息成都及各地的抗议行动，从而成为被钉上耻辱柱的人物。这位大员刚愎自用、刻薄寡恩、狭隘多疑的复杂性格，在他发出的公文函告中也表露无遗。小说中，赵尔丰的出场很富戏剧性。他接到调任四川总督的圣旨后，并未立即赶回成都，而是步步为营迟迟不见踪影。直至到了成都附近，才开始分批接见赶到半路上迎接他的官员，做出一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姿态，引致疑团密布、悬念迭出。待他到任之后，这位曾怒斥“民气？什么东西叫民气？民气值几个钱一斤？如其真有什么民气的话，那也不在四川！”的朝廷命官，面对已发展为罢市罢课的保路风潮，摇身一变，给朝廷发了一封由全省文武官员联名签署的支持收回路权的奏电，指称由于邮传部擅定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带来诸多隐患，因而造成“现在民气甚固，事机危迫万状”，恳请“准予暂归商办”。这样就把四川时局的动荡归罪于邮传部所为。可也正是这个“为民请命”的赵尔丰，时隔不久又亲手制造了农历七月十五日的流血事件，并且逮捕了保路会几位为首的士绅。在清王朝摇摇欲坠，下令端方速到四川整肃乱局；岑春煊前往四川，准备接任总督之职时，赵尔丰又向全省发出通告，将责任推到保路人士身上。在《大波》接近尾声，都督蒲伯英举行阅兵式演变成一场暴乱，成立才十二天的大汉军政府名存实·124·

论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亡，尹昌衡取代蒲伯英出任新都督之时，赵尔丰以为重新掌权的时机到了，于是又发出一通六言韵示，令所有叛军速到他的制台衙门报到受抚，哪知等待他的将是被处死的命运。和赵尔丰一样，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端方是另一个兴风作浪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人物。大清王朝已风雨飘摇之际，奉命入川的端方还利令智昏地以为，只要制服了赵尔丰，成都和四川便是他的了。没想到，机关算尽的端方“壮志未酬”，就与他的弟弟端锦一起，被他亲自扶持起来的鄂军将士杀了头。要写好这样一个性格复杂、诡计多端的历史人物，李劼人显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他在《〈大波〉第三部书后》里写道：“对于那个风云人物端方，我便没有放松过一笔，从他的形象，到他的内心，差不多没有借重另一个人的口，和另一个人的眼，叙述他，描绘他。”21《大波》第二章《端方来了》既借用重庆官员对他的盛大欢迎，道出端方的野心勃勃、不可一世，又利用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他内心的极度空虚：

他那圆而红润的脸上，两天来所笼罩的一种忧郁之色，这时显得更浓了些。两道淡得几乎看不清楚的眉毛，在眉心中间蹙成一个八字。平时那么灵活、那么能够使人心安、使人胆怯的眼睛，也变得呆滞了；微微浮起的眼囊似乎更为肿胀，也比往常更带一些青色。而且好几分钟时间，一直垂视着那双青缎的单梁、长靿、厚底、方头靴尖；偶尔抬起头来，把放在帽筒上的一顶大红珊瑚顶戴、并在翡翠翎管中插了一支花翎的大帽瞥一眼，也不大注意的样子。最后，眼光依然落到坐在签押桌侧的他的五弟端锦身上。“眼睛是心灵的眼睛”。正如抓住端方的眼睛透视他的心灵一样，李劼人也多次利用书中人物的眼睛、眼神来刻划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这方面，特别出色的是描写那些女性角色的眼睛。在初堕情网的罗歪嘴眼中，蔡大嫂的眼睛“与以前顶不同的，就是以前未当妈妈和刚当了妈妈不久时，同你说起话来，只管大方，只管不像一般的乡间妇女，然而总不免带点怯生生的模样；如今，则顾瞻起来，很是大胆，敢于定睛看着你，一眼不眨，并且笑得也有力，眼珠流动时，又自然又有情趣。”在黄澜生眼里，他的太太“两只银杏型的眼睛黑白分明，本来就已呼灵的了，现在叫拱刘海一陪衬，顾盼之间更觉得眼波欲流”，以至于使他甘拜妻子下风戴了绿帽子还浑然不觉；而在黄太太的“小情人”、中学生楚用看来，“那眼啊，还藏有两枚乌珠似的瞳仁，并且是浸在清水中间的乌珠，并且是滴溜转的乌珠；它能放光，它能说话，它还能笑哩！”因而甘愿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能自拔。评论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死水微澜》中的蔡大·12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嫂是李劼人写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取名为《狂》的电视剧，更使蔡大嫂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实，在《暴风雨前》亮相、在《大波》中得以充分展现的“黄太太”龙兰君，绝不比蔡大嫂逊色。李劼人对“黄太太”在心理和个性方面的剖析和描写相当成功。她是龙家三个姑娘中的老二，长得最漂亮，也最精明能干。嫁给黄澜生当了官太太后，她很快便主持了家中大小事务，待人接客、内政外交，都不让须眉。在传闻军攻城和阅兵式引发暴乱的险要关头，她沉着机智，度全家于危难之外。同时她又骄横霸道，风骚刁钻，有着极强的占有欲。一方面，“她认定女人从十四岁到二十岁，算是一朵花，这时节，才应该风流放荡，才应该得到男子的迷恋，和享受男子的奉承。过此到二十八岁，算是花已盛开，只有一些狂蜂浪蝶，偶来照顾，如其女人本身还存什么妄念，那就该鄙薄了。”另一方面，她又使出种种手段一个比她小八岁的夫家侄子楚用，却又令其不能轻易得手，只能“留点余味在口里，有时吮一吮，倒有趣得多。”在楚用收到家信，要他回乡下完婚时，黄太太约他谈话。“她脸上挂着笑。但是从她那肌肉紧张的嘴角偶尔掣动一下的样子，从她那弯幽幽的细眉偶尔紧蹙一处的样子，从她那两片翡翠耳坠摇摇不停的样子，更从她那确似十根春葱的手指在鬓边、在肩头、在身上不住摸来摸去的样子看来，她的笑是装出来的。她心里不惟不想笑，反而比猫儿抓的还难受。”用人物的外在动作来表现其内心活动是李劼人的拿手绝技，更绝的是他也深明人物表里不一的复杂心性。即如面对将要回家成婚的小情人楚用，黄太太心中是既激动又吃醋，可是不管楚用如何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愿遵从父母之命与她分离，黄太太却作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你决定明天就请假回去。顺从父母的调摆，到日子，规规矩矩同那姓姚的女娃子拜堂，夜晚上床成亲。”同时又给楚用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不许泄漏他们之间的秘密，二是必须尽快回到省城她的身边来。这就清楚表明支配黄太太的是占有欲而不是爱情。李劼人在“三部曲”中，多次写到情爱和性爱，甚至还写到了同性恋，但从未有过淫秽、低俗的描写，却同样达到了文学审美的效果，而其挖掘体察人性、人情之深广却远胜于一般作品。李劼人笔下的人物何以如此鲜活，如此灵动？他在《谈创作经验》一文中有所披露，还提到了蔡大嫂和罗歪嘴这两个典型人物的来历：“这两个主角，早在心中构成了，不但闭起眼睛想得到，睁起眼睛也看得到——我看见过这样的人。有这两个人物，小说的架子就立起了，然后通过他们的思想、行为的发展，把故事串连起来。”22李劼人的女儿李眉也撰文介绍过《死水微澜》中的罗歪嘴、蔡大嫂、蔡傻子、刘三金和钟幺嫂等几位人物的原型。对人性与生活的洞察入微，对文学创作的严肃认真，使李劼人的思考自然地·126·

论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贴近了时代跃动的脉搏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他的作品具有了现代精神和超越时空的魅力。五李劼人是在新文学运动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科学、民主、开放的现代精神在他的作品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李劼人的作品中，没有简单地把人和事分为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大波》虽然是50年代重写的，“极左”路线已经开始干扰文学艺术创作，但他仍然坚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在他的笔下，历史和人性都保持了复杂矛盾的本色：出自封建组织的袍哥亦能踊跃参加反封建的军；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红灯教却大搞迷信活动；具有民主意识的保路运动在群情激昂罢市罢课的时候，竟到处祭起先皇牌位；在一片排满声中，满人聚居的满城却安然无恙，并成为汉族官绅富豪的藏身之地；以收回铁路路权为目的的保路运动，却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争相拉拢保路绅士争取民心的赵尔丰和端方却落了个被砍头的下场。即使是正面人物，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和短处，比如新一代地主知识分子郝又三，他思想开明，要求进步，加入了保路会，不满父亲的封建保守，也曾有过投身革命的冲动，但事到临头又产生动摇：“大概也由于缘法未到罢！……缘法未到，不惟下流事干不成，连上流事也干不成！……算了罢，也不下流，也不上流，依然还我的中庸之道好了。”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成都的官宦绅士阶层中很有代表性。革命者尤铁民是李劼人在《暴风雨前》中着笔较多的同盟会在四川的代表人物。他既富于理想，勇于牺牲，顽强执著，但也常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颗炸弹，把制台衙门炸平，省城就是我们的了。立刻建立起军政府来，招兵买马，延揽豪杰，浩浩荡荡，杀到重庆。重庆已有我们的人，里应外合，取之不费吹灰之力。这下，四川便落在我们掌中……东南半壁，自非满人所有！”这预示着辛亥革命的浮躁、盲动和不彻底性。袍哥组织亦正亦反的特性，在“三部曲”中有相当充分的展现。袍哥，又称哥老会，是四川的一种民间组织，来自明末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一脉相承的排满复汉的秘密结社，不少都有自己的武装。《死水微澜》的主角之一罗歪嘴便是袍哥组织的一个小头目。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考虑到四川比较偏远，同盟会力量比较薄弱，尤其是缺乏武器弹药等，曾表示四川各地的袍哥势力都不小，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便是军中有袍哥成分的由来。在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袍哥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其纪律比较涣散，成员也比较复杂，有流寇习气；既有打富济贫、行侠仗义的一面，·12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也有目无法纪，杀人越货的劣行。前文提到的“血染三江口”事件便是其中一例。在保路运动接连发生了流血事件和捕人事件之后，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民愤高涨。革命党人伺机进行活动，串联保路会成员、袍哥组织以及学生组建了军，拿起武器进城声援。陈锦江原是潜伏在陆军中的革命党人，奉命押运武器弹药支援驻守崇庆洲城的官军，实际上是准备乘机连人带武器归顺军。不料刚到三江口，就碰上袍哥孙泽沛的队伍。孙泽沛无视军事先给他打过的招呼，为了把这批武器弹药全部据为己有而野性大发，不仅将一百多位陆军士兵全部干掉，还将五十多名挑夫全部杀绝，甚至连陈锦江也没放过：“一群杀得眼红的弟兄，提着敞刀，蜂涌朝农民家去杀陈锦江时，竟自把飞跑出去的冯继祖，也不由分说，两刀斫死在栊门子边……陈锦江死得很豪爽，一点不拉稀。当他被几个人挽住他两膀时，（可惜把一个土碗打得粉碎！）他毫不抵抗，只是鼓着两只大眼，恶狠狠地瞪着冯时雨叫道：‘你们这样对待朋友么！……’”这段故事的血腥残暴，令人读来不寒而栗。对于辛亥革命的缺乏准备以及封建体制的顽固性，李劼人在书中还有多处写到，安岳县的独立也是一例。革命党人夏之时带领军，在开明绅士王孟兰率众反正的配合下，让安岳县不费一枪一弹就和平独立了。但是人们对现状却一片茫然，不知道“什么叫独立？什么叫反正？反正独立之后，本县的事如何办？还纳不纳粮？还上不上税？还做不做生意？还兴不兴打官司？还分不分上下等级？还办不办学，读不读书？最重要的是，从这个时候起，大家该怎样过日子？”就连被大家推选为县司令的王孟兰也是一本糊涂账：“所谓反正，不过是一种新名词，其实官还是官，幕友还是幕友，绅士还是绅士，平民百姓还是平民百姓。一切照旧，只不过把知县改称为司令，不再由藩台札委外省人来充当，而由本地方绅士出来担任而已！”这也就不难理解，四川宣布独立后，费了不少心血成立起来的大汉军政府为什么才十二天就被夺了权。但是历史毕竟在波浪似地向前推进，大清帝国的倒台和各省的独立，催生了新生事物的不断成长。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复杂，而在揭示历史的复杂真实方面上，李劼人的“三部曲”所到的深度和广度，是迄今仍未被超越的现代文学经典。注释： 1 温晋仪：《〈死水微澜〉法译本前言》，转引自李旦初《李劼人评传简编》，李劼人研究学会编《李劼人研究》，四 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286页。 212

李劼人：《死水微澜·前记》，《李劼人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3、5页。 3 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按，《大波》初由上海中华书局

于1937年1月出版上册、4月出版中册、7月出版下册，这三册也被称为《大波》“三部曲”，解放后又改写为四部重新 出版。本文所引用的《李劼人选集》本依据的是改写版。黎澍所谓“‘大波’三部曲”究竟是单指《大波》的三部曲还·128·

论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 是概指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现在已难考知。 4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月11月版，第295 页。 5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5页。 6 李致：《故友情深——巴金与李劼人的友谊》，《李劼人研究》，第7、8页。 7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月11月版，第354页。 810

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539页。 9 李劼人：致舒新城信（1935年6月14日），《李劼人研究》，第201页。11 李劼人：致舒新城信（1936年5月23日），《李劼人研究》，第210页。13 张秀熟：《李劼人选集·序》，《李劼人选集》第1卷，第4页。1418192021

李劼人：《〈大波〉第三部书后》，《李劼人选集》第2卷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1440、

1441、1443、1443、1441页。15 《李劼人选集》第2卷中册，第953页。16

张大明：《写出了一部中国近代史》，《成都晚报》1991年6月21日。17 李旦初：《李劼人评传简编》，《李劼人研究》，第284页。22 《李劼人选集》第5卷下册，第540页。[卢晓蓉 退休，现居北京]

（接196页）而来个“差不多”。我也并不怨人家发稿费发得太少，因为书和刊物都销售不动，谁还能赔着钱干吗？我更不敢抱怨人们没有读书的习惯，和有好些个人根本不识字，不，我不敢抱怨，因为那么一来，就显着我有点小看人似的，实在不敢！为艺术而牺牲，真是句体面的话；不过，我可不敢这么说，我倒很愿意被称为拜金主义者，假若有地方拜去的话。注释： 1 本篇原刊《河南中华圣公会会刊》第5卷第5期（开封出版1932年版），署“舒舍予讲 单伦理笔记”。篇首有这样一段题记：“舒先生齐鲁大学之教授素以文学见长著有二马等书皆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于宗教尤有研究九月十八日礼拜爰于先生讲演斯题时记其概要以饗读者文中如有乖错讹误记者之过也不能归罪先生。”这段题记当出自记录者单伦理之手。篇末有原刊编者的按语云：“按单伦理君抛弃教师之职，悉心攻读神学，此等为主之牺牲精神，已堪钦佩。今到校未久，复于研究余暇，撰记至论名言，以光篇幅，尤所欣幸。亟为刊布，并志谢悃。” 2 “柢”现一般作“砥”。 3 本篇原刊1935年10月4日出版的《世界日报·明珠》，作者署名“老舍”。

4 本篇原刊1937年4月17日出版的《北平晨报·风雨谈》第15期，作者署名“老舍”。 5 “不”字后疑缺一“出”字。[刘涛 河南大学文学院 邮编 475001]·129·